leaf

索罗斯投资理论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犹太裔，1930 年生于匈牙利，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1956 年前往美国发展，1969 年成立量子基金，取得成功。后续成立了系列基金会，致力于开放社会和慈善事业。简评：Soros 是一名传奇人物，幼时有逃难经历，生存本能刻进他的对冲操作；求学中受波普尔的影响，变得喜爱哲学，得以从整体上认识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交易中利用对手的错误来挣钱；他的交易，不可以模仿，只可以学习和欣赏，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简评：Soros 是一名传奇人物，幼时有逃难经历，生存本能刻进他的对冲操作；求学中受波普尔的影响，变得喜爱哲学，得以从整体上认识市场经济（机制）的不足，交易中利用对手的错误来挣钱；他的交易，不可以模仿，只可以学习和欣赏，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1、（《金融炼金术》）我确定地写道：“这本书代表了我一生的奋斗。”

2、反身性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在任何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中，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3、传统的符合真理的理论认为，知识是用真命题表达的：当且仅当 x 所描述的事实会真实发生时，x 命题才是真的。这样的事实必须独立于该命题，才能构成真实可信的判断。

评：更准确的说法是，事实至少不会受该命题影响。

又评：在社会领域，又恰恰相反，命题和事实始终相互影响。且，影响了事实的命题才是好命题。而，好命题不一定为真。

4、参与者对于事实认知的不完善导致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无法预期的后果。

5、这本书中会详细地列举很多具体实例来讨论流行倾向是如何证明其自身的有效性的。一旦超过了某一个极限，这种不断自我证明的反馈循环就变得难以维持了。

6、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 我们是参与者。

7、“人类不确定性原则”。此原则认为，人们对于他们生活的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和连贯性的。

8、我认为平衡理论适用于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种错觉。这个理论来源于它在自然科学中的成功，所以经济学理论试图模仿牛顿力学。它试图在平衡状态下建立普遍有效的范式，只要确保其分析是限定在物质世界，没有其他的干扰参与，它在广义上就是成功的。

9、信贷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反映底层的供求关系，因为它是塑造供求关系的活跃因素。

10、在纯交换中，平衡有着确定的定义，即明确的市场价格。当它运用于金融市场时，平衡更加变成了一个理论中的概念。

评：现实并不总平衡，金融市场常常极端。这不妨碍有平衡感、平衡观、平衡思维。

在社会学中，社会化（现代英语；或socialisation - 参见拼写差异）是内化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的过程。社会化包括学习和教学，因此是 “实现社会和文化连续性的手段”。 [ 1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Clausen-1) : 5  [ 2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2)[](https://en.m.wikipedia.org/wiki/Norm_(social) "规范（社会）")

社会化与发展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密切相关。[ 3 ]人类需要社会经验来学习其文化并生存下去。[ 4 ]

社会化本质上代表了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学习过程，对成人和儿童的行为、信仰和行动有着核心影响。[ 5 ] [ 6 ]

社会化可能导致理想的结果 —— 有时被称为 “道德”—— 就其发生的社会而言。[ 7 ]个人观点受到社会共识的影响，通常倾向于社会认为可接受或 “正常” 的观点。社会化只能部分解释人类的信仰和行为，认为主体不是由其环境预先决定的白板 ；[ 8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8)[科学研究提供证据表明，人们受到社会影响和基因](https://en.m.wikipedia.org/wiki/Genetics "Genetics") 的双重塑造。[ 9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9) [ 10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Carlson-10) [ 11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11) [ 12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ocialization#cite_note-12)[](https://en.m.wikipedia.org/wiki/Nature_versus_nurture "自然与培育")

遗传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环境会与其基因型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其行为结果。[ 13 ]

这是个人学习其自身社会文化的过程。

在认识论中，更具体地说，在知识社会学中，反身性是指因果之间的循环关系，尤其是人类信仰结构中嵌入的因果关系。当原因和结果在分层或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影响反身主体时，反身关系是多向的。当认识论包含宗教时，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会进一步增加。

在更广泛的社会学（起源领域）中，反身性是指一种自我参照的行为，其中存在引发了审视，通过这种审视，思维行为 “转向”、指代并影响引发行动或审视的实体。它通常指主体识别社会化力量并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能力。低水平的反身性会导致个体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环境（或 “社会”）的影响。高水平的社会反身性将由个体塑造自己的规范、品味、政治、欲望等来定义。这类似于自主性的概念。（另请参阅结构和机构和社会流动性。）

在经济学中，反身性是指市场情绪的自我强化效应，即价格上涨会吸引买家，而买家的行为又会进一步推高价格，直到这一过程变得不可持续。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的例子。同样的过程可以反向运行，导致价格灾难性暴跌。
反身性
反思性通常指在研究过程中审视自己的信念、判断和实践，以及这些信念、判断和实践如何影响研究。如果立场性指的是我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东西，那么反思性则指的是我们利用这些知识做什么。反思性涉及质疑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本质上，它涉及引起人们对研究人员的关注，而不是 “掩盖” 研究人员并假装研究人员没有产生影响。它需要开放态度，并接受研究人员是研究的一部分（Finlay 1998）。

反身性与 “反思性” 不同：所有研究人员都会思考并判断他​​们的数据（例如，“数据是否表明可以得出某个结论？”）；而反身性则退后一步，审视做出判断的人（“我是否是那种倾向于相信数据表明这个结论的人？”）。不同的研究传统对反身性和立场性有不同的看法。实证主义在试图模仿自然科学方法时，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创造了价值中立研究的神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实证主义研究人员未能反思数据或他们缺乏反身性；他们可能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但接受了不谈论它的惯例。在更具解释性的方法中，可能会鼓励讨论反身性，特别是在论文等较长的、更个人化的文件中，尽管对于这种讨论应采取的形式尚无一致意见。

反思性带来了困境和挑战。这些问题通常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背景知识、行为和基本信念方面存在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得到明确解决，但应该成为所有研究的普遍考虑。个人立场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即社会身份中，因此，在与不同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的人的访谈中建立融洽关系比表现出自己思想开放和不带偏见的态度更为重要；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决定你的互动。反思性检查应该超越研究项目中的行为，并考虑更广泛研究学科的立场。这可以涵盖在问题定义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哪些研究问题往往被包括或排除，是否存在限制性的主导范式，甚至是自由主义正统或文化相对主义，其中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和位置性一样，对反思性的讨论被批评为自恋和自我放纵，重要的是要记住，读者对研究者的兴趣可能远不如研究者。对反思性的讨论还可能导致一种麻痹（Johnson and Duberley 2003），因为每个判断都嵌套在层层的个人和学科参考框架中。解决这些困难的一种方法是将反思性的讨论带回到研究中的特定问题上，研究者可能希望举例说明解释模式，而不是描述每一个反思性判断。反思性应该被视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种恶习。Winter（1989）将研究比作侦探故事，侦探通过破案来了解自己。这个比喻是在行动研究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无疑是对反思性判断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更广泛评论。

1、彻底可错性思想#

人类对置身其中的世界的认识，与生俱来就是不完整的，亦即人们的思维与客观实在之间永远存在着扭曲，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掌握了终极真理。

所有人类心灵的建构，不论建构局限在我们思维深处或表现为各种学科、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体制，都是有缺陷的。这里的有缺陷不是可能 “可错”，而是肯定 “可错”。

如果承认客观实在与我们对实在的认识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扭曲），那么对这种差距及影响的认识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观念表明，即使在自然科学中，要绝对把思维和实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来说尤其如此。进而应该认识到，人们的思考一般具有双重作用：

• 一方面总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反映了思考活动所要寻求理解的实在
• 而另一方面，思考的结果也会或多或少成为实在本身的组成成分

因此，对于人的认识来说，绝对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彻底可错性观念有非常积极和启示性的一面，它打开了我们批判理性思维的大门，隐喻了我么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有无限的空间，我们的思维或社会有无限改善和发展的余地。而在实际行动中，可错性观念鼓励我们寻找每一个情境的缺陷，找到缺陷之后从中受益。

尽管金融投资家们无数次试图使用模型、理论来推演市场的发展，但是 “为了能把接触到的信息减少到能够处理的程度，不得不需要借助各种技巧，这些技巧扭曲了所要处理的信息，甚至会把现实变得更为复杂，认识的难度也加大了”。因此，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再经典的定价理论、再有力的指标，在实际投资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充当 “参考值” 的角色，它们无法与最终的事实完全契合，这就是可错性思想的现实之处。

因此，彻底可错性理论的第一要义在于，勇敢承认了错误发生的常态性，错误是一种常态，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人的认识天生就不完美，因为人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而局部是无法完全认识整体的。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实际上需要处理的信息却是无限的。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同时，人们对世界错误的认知也同样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两者并非完全独立。

回到顶部 (go to top)

2、反射性理论#

反射性理论指的是投资者与金融市场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的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

可以说，在人们活动的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领域中，都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反射性的关联。 

具体来说，反射性有两层含义：

• 其一，目前的偏向会影响价格
• 其二，在某种情况下，目前的偏向也会影响基本面，使得市场价格变化进而导致市场价格的进一步变化

市场并非永远都是正确的，从市场价格对未来趋势的反映这个角度而言，市场往往总是错的。这种错误所起的作用是双向的，

• 一方面，导致市场参与者对市场预期的认识产生了偏差
• 另一方面，这种偏差也影响了他们的投资活动，从而造成了他们对市场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

也就是说，不是现在的预期符合将来的情况，而是现在的预期造成了今后发生的事情。

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认识天生具有某种缺陷性，这种缺陷性的认识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联系，二者没有完全的独立性，而是相互作用、互为决定的，不存在任何对应和对称。

通过这种双向联系，参与者的思想与他们所处的境况、所经历的事件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一种变幻莫测的动态关系。

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资讯，且投资者会因个别问题影响其对市场的认知，令投资者对市场预期产生不同的意见，这种不用的意见即为 “投资偏见”，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零散的时候，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 “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人们一旦开始参与到对某种现象的思考中，这种现象的决定性因素就不仅仅是现象本身了，还包含了人们的观点。所以，现象的发展过程不是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直接跳跃，而是从事实到观点，再从观点到事实。

认识和现实的双向回馈造成了一种过程的发生：

• 先是自我强化、不断发展
• 然后出现鼎盛时期
• 接着是情况恶化，呈帅跌之势
• 最后是大奔溃

关于反射性原理，举两个工作和生活中的例子。

假如现在有一个水杯，由于刮了一阵强风，杯子摇摇晃晃即将掉下桌子，这时候你预见到了这个杯子掉落的趋势，过段伸出手扶助了杯子，阻止了可能发生的杯子掉落事件。从结果上，因为你的预期改变了事件的最终结果。因此可以这么说，是杯子即将要掉落的这个预期，阻止了杯子掉落这件事。

3、不确定性原理#

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确定性的关系，确定性完全成了判断科学和真理标准的特征。在哲学意义上，这一思想则表现为：只有能够判断为真或假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真或不假（不确定）的陈述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投资、生活中，不确定现象处处可见，它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新现象，本来就根植于常理之中。

传统的真理体系只是强调陈述的真或假两类范畴，但对于一个包含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参与的世界来说，这个体系是不够的。必须承认另一类真理范畴，这就是真实价值要视其影响而定的不确定性陈述或反射陈述。即所谓的第三类真理，反射现象构成真理概念的重要意义是：事实未必构成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

传统看法认为，陈述与事实是否相符是判断真假的依据，但如果了解反射意义上的真理观，则可认识到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可以有两种方式达到：

• 既可以是提出真确的陈述
• 但也可以通过陈述去影响事实

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述，经验性的认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完全没有一丝疑义地被证实，而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了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够完全证实。科学原理的特征是假定性，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

人的思想是最容易变化的，因此，凡有人参与的一切事件都具有一种因为人的易变性而不确定。简单的确定性系统（一大堆理性的人）可以产生看起来是随机的过程（变幻莫测的投机市场）。

4、盛衰理论#

• 1、初始阶段：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还没有完全确定。流行趋势和流行偏见彼此作用，互相补充
• 2、自我强化阶段：此时的趋势已经确定。随后大家纷纷跟风，于是这种确定后的趋势会被加强，并开始自我强化。随着流行趋势和人们偏见的彼此促进，偏见对趋势的影响力日益加强。由此，偏见的作用力俞来夸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平衡状态就产生了
• 3、考验阶段：偏见和实际情况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市场发展趋势和人们的偏见可能会受到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这一时期就是对趋势和偏见的考验阶段
• 4、加速阶段：如果这些考验过后，趋势和偏见依然和开始一样存在，那就表明它们能经受住外界的冲击，从而加强了它的可信度
• 5、高潮阶段：随着事态的发展，事实真相逐渐显现出来，认识和现实之间开始出现差距，裂缝也在拉大。此时，人们的偏见也越来越明显了。这段时间是真相大白时期，事态的发展基本达到的顶峰
• 6、衰落阶段：顶峰时期过后，就像反射一般，由于自我强化的作用，必定会促成趋势的反转。事态开始走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出现连续上涨或连续下跌的态势

5、大起大落（荣枯相生）理论#

荣枯相生就是开始是自我推进，继而难以维持，最终走向对立面。观念有缺陷的个体投资者使市场对他们的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投资者使自己陷入了某种盲目的狂躁或类似于兽性的情绪之中，这就是羊群效应。

市场的不确定因素越多，随波逐流于市场趋势的人也就越多。而这种瞬时而动的投机行为影响越大，局面也就越不可确定。投资之道其实就是在不稳定状态上押注，搜寻超出预期的发展趋势。

• 一、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即易错性
• 二、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即反射性

偏见持续一段时间后，会形成一种市场的主流力量，因而令走势与现实差距愈来愈大，从而造成更大的羊群效应。以此模式反复膨胀一段时间后，当偏差大得过分明显时，泡沫将会破灭并回归现实。

全文：可错性、反身性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我很荣幸《经济方法论》杂志的编辑们创办了这个特刊......

介绍#

_我很荣幸《经济学方法论》_的编辑们创作了这个关于反身性的专题，并邀请我和一群杰出的学者来投稿。

当然，我不是反身性的发现者。早期的观察引用家们已经认识到它，或者至少是它的某些方面，但通常使用不同的名称。奈特（1921 年）探讨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凯恩斯（引用 1936 年，第 12 期）章）将金融市场比作选美比赛，参赛者必须猜出谁是最受欢迎的选择。社会学家默顿（引用 1949）年）撰写了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见、意外后果和来自大众效应的文章波普尔在_《历史主义的贫困_》（1957 年，第 5 章）中谈到了 “俄狄浦斯效应”。

我自己的概念框架起源于 1950 年代末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提前参加了一年的期末考试，所以在获得学位之前我还有一年的时间。我选择我的导师，我选择了波普尔，他的著作是_《_公开其社会敌人》（引用 1945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波普尔的另一部巨著_《科学发现的逻辑_》（1935 年）以英文出版，名为_《科学发现的逻辑》_（1959 年），他认为经验真理的可能性被确定为绝对相等。即使是科学逻辑也不能怀疑地被证实：它们只能通过测试来伪证。一次失败的就证明伪证，但再多测试的符合情况也验证被证实。科学动机总是假设性的，其有效性无仍然可能被证明是假的。

在阅读波普尔的同时，我也在研究经济理论。波普尔强调不完美理解，而经济学中完全竞争理论则假设完美知识，两者之间的矛盾让我深感震撼。这让我开始质疑经济理论的假设。我用自己的可错性和反身性原则取代了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的假设。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从事金融市场概念工作，在那里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经济理论用处不大。奇怪的是，我在波普尔影响下发展的框架为我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建议。当我忙于赚钱的时候，我并没有失去对哲学的兴趣。

1987 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_《金融炼金术》。_在那本书中，我试图解释我对金融市场看法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对冲基金行业的许多人都读过这本书，商学院也教授这本书。但是和后来的书籍（索罗斯、引用 1998 年，引用 2000 年）年）年发表的我的理论并没有给大学经济学留下什么印象。人们普遍认为我的理论只是一个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的自负，因此诩为的。由于我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模拟器被学术界重视，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一次失败的越野 —— 我什至做了一个题为 “失败的越野再次尝试” 的演讲。

2008 年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我对反身性的理解使我能够预见危机，并在危机来临最终时应对临时危机（索罗斯，引用 2008 年、2009 年）。当危机的余波从美国传播到欧洲在世界各地时，它使我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索罗斯，引用 2012 年）。捍卫危机凸显了正统经济理论的缺陷（索罗斯，引用 2010 年）随着人们了解传统经济学的失败程度，人们对反身性的兴趣强烈。

因此，本期《_经济方法论》_恰逢其时。在经济学正变革时期，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会坚持市场效率和理性的理念拯救生命的最后，但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渴望寻求其他方法。

在本文中，我将阐述我目前的想法。在第二部分中，我一般性地解释了可错性和反身性的概念。在第三部分中，我将讨论我的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尤其是经济学的影响。在第四部分中，我将描述如何评估金融市场的概念框架，特别是提到的金融泡沫和正在发生的欧元危机。然后，我将总结一些关于社会科学需要新范式的内容想法。

可错且反身性#

我在阐述我的概念框架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框架处理的是思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参与者的思考是他们必须思考现实的一部分，这使得这种陷入循环复往。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所以我必须在各自其中一点投入。这使得当我用语言表达我的想法时，它们不如在我的思想中发出声音。我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这种困难影响的人，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这一部分将比它应该更复杂、更不优雅；本文的其余部分不旅行。

我的概念框架建立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之上。第一，在有思考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不会与实际情况完全对应。人们可以获得普遍事实的知识，但在制定理论或形成整体观点时，他们的观点必然存在偏见或不一致，或两者兼而有之 **。** 这就是_可错性原则_。

第二个命题是，这些不完美的观点可以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影响相关的情况。例如，如果投资者相信市场是有效的，那么这种信念将改变他们的投资方式，进而改变他们的参与程度市场的产权（尽管不一定能让它们提高效率）。这就是_反身性原则_。

这原则就像连体布局一样割裂，但可错性是第一个：没有可错性就不会有身体性。这两个原则在现实世界中都可以观察到。所以，当批评我的时候人们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的时候，他们说的是 —— 但只是在一定的编程是对的。我选择的那么有趣，是因为它们与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相矛盾。我值得关注的概念框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余项新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体性这样的常识性的东西却被经济学家敏锐地重视了。经济学领域没有忽视物理学家的力量来消除反身性的相关不确定性，以形成牛顿的普遍有效的同时，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性与反身性相关的不确定性是人类所固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这两个概念统称为_人类自愿原则_。

易錯性#

我们生活的世界非常复杂，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现实极其复杂，迫使我们诉诸各种简化方法：努力、二分法、隐喻、决策规则和道德准则，仅举了几个例子。心理构造具有自身的（优势）存在，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

大脑的结构是另一个容易犯错误的根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开始于大脑如何运作提供一些看法，并证实了大卫休谟的看法，即理性是热情的奴隶。切除肉体的脊髓或理性的想法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大脑受到数百万种感官暗示许多轰炸，但有意识地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主题。这些突发需要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进行压缩、排序和解释；错误和扭曲是不可避免的。脑科学为我的论点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我们对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本质上是不完美的。

在我们试图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提示，但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区别并不一定会出现错误。相反，正如第 3 节将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这种情况区别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系统中，可能出错的人类不仅是科学观察者，而且是系统本身的积极参与者。这就是社会系统具有反身性的原因。

反身性#

反身性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它只适用于有思考参与者的情况。参与者的思考有两个功能。一是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我称之为_认知功能_。二是影响世界并促进参与者的利益；我称之为_操纵功能_。我使用 “操纵” 一词来强调意向性。

这两种功能将参与者的思维（主观现实）和实际情况（客观现实）以相反的方向联系起来。在认知功能中，参与者扮演被动观察者的角色：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世界到思想。在操纵功能中，参与者扮演主动角色：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世界。这两种功能都容易出错。

当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同时运行时，它们可能会互相干扰。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功能所需的独立变量来确定因变量的值。一个功能的独立变量是另一个功能的因变量，因此两个功能都没有_真正独立的变量_—— 这种关系是循环的或递归的。这就像一种伙伴关系，每个合作伙伴对对方的看法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反之亦然。

缺乏独立的真理标准#

如果认知功能独立运作，不受操纵功能的干扰，它就能产生知识。知识由真实的陈述来表示。如果陈述与事实相符，则陈述为真 —— 这就是真理对应论告诉我们的。但如果有操纵功能的干扰，事实就不再是独立的标准，因为陈述可能是操纵功能的产物。

考虑 “正在下雨” 这个陈述。该陈述的真假取决于是否真的在下雨。无论人们是否相信正在下雨，都无法改变事实。代理可以在不受操纵函数干扰的情况下评估该陈述，从而获得知识。

现在考虑 “我爱你” 这句话。这句话是反身性的。它会对说出这句话的人的感情对象产生影响，而接受者的反应可能会影响说出这句话的人的感受，从而改变他或她的原始陈述的真实性。

自我参照#

反身性与说谎者悖论有某种相似性，说谎者悖论是一种自指性陈述。“这句话是假的” 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它是假的，但如果它是假的，那就意味着它是真的。伯特兰・罗素通过将自指性陈述放入单独的类别并宣布它们毫无意义来解决这一悖论。

逻辑实证主义是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它继承了罗素的思想，禁止使用自指性陈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_《逻辑哲学论》_中将这一纲领推向了逻辑结论，最后他得出结论，他开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实践中，不可能避免使用自指性或反身性陈述。因此，认知功能无法产生代理做出决策所需的所有知识；他们必须在不完善的理解基础上采取行动。虽然操纵功能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但结果不太可能符合预期。意图和行动之间必然存在一些偏差，行动和结果之间也存在进一步的偏差。由于代理根据不充分的知识做出决策，他们的行动很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意味着反身性给代理的世界观和他们所参与的世界都带来了不确定性。

虽然波普尔所属的维也纳学派对自我指涉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反身性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这很奇怪，因为反身性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而自我指涉则局限于陈述领域。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维不仅体现在陈述中，当然也体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行为中。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种比自我指涉更广泛的现象：它将思想领域与事件领域联系起来。伯特兰・罗素以永恒的方式分析了说谎者悖论。但反身系统是动态的，随着认知和操纵功能不断相互追逐而展开。一旦引入时间，反身性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悖论。

认知和操纵功能之间的反身反馈回路将信念和事件领域联系起来。参与者的观点影响但不决定事件的进程，事件的进程影响但不决定参与者的观点。影响是连续和循环的；这就是将其变成反馈回路的原因。由于认知和操纵功能都容易出错，因此信念和事件领域都存在不确定性。该过程可以从任一方向启动，从观点的改变或环境的变化开始。

现实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

反射性反馈回路_尚未_得到严格分析，当我最初遇到并试图研究它们时，我遇到了各种困难。麻烦的主要根源在于思维是现实的一部分，而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很难描述。思维不是直接可观察的这一事实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因此，反射性的定义将比概念本身复杂得多。这个想法是存在一个连接思维和现实的双向反馈回路。主要反馈是在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但是，如果是不同参与者的观点之间的直接双向互动呢？如果一个孤独的个体问自己是谁，她代表什么，并根据自己的内部反思改变自己的行为，那又如何呢？

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建议区分现实的_客观方面_和_主观_方面。思考构成了主观方面。它发生在参与者的私人头脑中，无法直接观察到；只有它的物质表现才是可观察的。客观方面由可观察的事件组成。换句话说，主观方面涵盖了参与者的思考，而客观方面则表示所有可观察到的事实，无论是在外部世界还是在大脑内部。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客观现实只有一个，但主观观点的数量与思考参与者的数量一样多。观点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如怀疑者和信徒、潮流追随者和反对者、笛卡尔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 —— 但这些都是简化，类别并不固定。主体可能持有不易分类的观点；此外，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类别，也可以自由切换。这就是自由意志的通常含义，但我认为自由意志是一个误称。人们的观点受到他人观点、遗传、成长经历和先前经验等外部因素的极大影响，但并非由这些因素决定。因此，现实介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

反身性可以连接现实的任意两个或多个方面，在它们之间建立双向反馈回路。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反身性：反身性_关系_，如婚姻或政治，连接现实的主观方面；反身性_事件_，如财政悬崖或欧元危机，连接主观和客观方面。在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可能发生在现实的单个主观方面，例如一个孤独的个体反思自己的身份。这可以被描述为_自我反身性_。

当现实没有主观性时，就没有反身性。换言之，反身性的有无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分界标准 —— 这一点我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让我用一张图来说明分析思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困难。图描述了认知和操纵功能、易错性和意向性的作用。总之，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_反身系统_。

图 1 一个反身系统。

我已经指出了存在多个参与者，因此存在多个主观现实。然而，该图并不充分，因为它需要三个维度来显示多个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与现实的客观方面的相互作用。

人类不确定性原理#

Knight（引文 1921）介绍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重要区别。风险是指存在多种可能的未来状态，并且已知这些不同未来状态发生的概率。概率和统计定律很好地描述了风险。当未来状态的概率，甚至可能的未来状态的性质未知时，就会出现 Knight 不确定性。

此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易错性是奈特式的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是的，反身性确实给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其他形式的易错性具有相同的效果。例如，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目标，其中一些目标可能相互冲突。此外，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参与者可能受到多种价值观的指导，而这些价值观可能不自洽。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比与反身性具体相关的不确定性更为广泛。

我们还必须记住，并非所有形式的易错性都会产生奈特不确定性。有些易错性形式需要进行统计分析，例如导致交通事故的人为错误，或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众多偏见和错误。易错性的其他方面则属于奈特不确定性，例如，概率分析对于理解欧元危机核心的错误观念没有多大帮助。

人类面临着可量化的风险以及奈特不确定性。许多活动是可以预测的，或者至少可以计算出它们的概率。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列出了人类行为的许多规律。但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实验并不涉及反身性。大多数行为实验评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例如，试图记住数字、猜测不同事件的概率等等），因此实际上是对认知功能易错性的衡量。操纵功能很少得到研究。因此，人类事务中既有不确定性，也有规律性。反身性只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尽管它是一种强大的来源。

之前，我将反身性和可错性相结合称为_人类不确定性原理_。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笛卡尔哲学中普遍存在的主观怀疑论更加具体和严格。它给我们提供了客观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参与者所持有的理论（不同于具体事实的陈述）容易出现偏见、不完整或两者兼而有之。

社会科学哲学#

科学应该统一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从那时起一直是哲学界争论的话题。波普尔（引文 1935/1959，引文 1957）认为，科学可以通过可证伪假设的概念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此外，可证伪假设也可以为科学提供方法论的统一性。

虽然我从波普尔那里获得了很多启发，但这是我与导师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我认为反身性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统一的想法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我相信社会科学仍然可以成为一项有价值的人类事业，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

波普尔的科学方法理论#

我的论证基于波普尔（引文 1935/1959）的科学方法理论。首先，让我总结一下他简洁而优雅的方案。它由三个要素和三个操作组成。这三个要素是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有效性的科学定律和两组奇异条件，波普尔称之为原因和结果。这三个操作是预测、解释和测试。当科学定律与原因相结合时，它会提供预测。当科学定律与结果相结合时，它会提供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并且通过演绎逻辑是可逆的。剩下的就是测试。

关于最后一点，波普尔有一个关键的见解。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定律本质上是假设性的；它们无法被证实，但可以通过经验测试来证伪。科学方法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可以借助单一观察来检验普遍有效性的概括。一次失败的测试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确认实例也不足以证实它。无法测试的概括不属于科学。

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它使科学既是经验性的又是理性的。根据波普尔的说法，它是经验性的，因为我们通过观察从中得出的预测是否正确_来检验_我们的理论，它是理性的，因为我们在这样做时使用演绎逻辑。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他认为归纳逻辑是无效的，而是让测试发挥了核心作用。他还通过断言科学定律只是暂时有效的，并且仍然可以重新审视，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波普尔方案的三个显着特征是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验证和证伪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测试的核心作用。这三个特征使科学得以发展、改进和创新。

社会科学问题#

波普尔的方案在研究自然现象方面发挥了非凡的作用，但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却破坏了波普尔方案的极致简洁和优雅。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因为未来确实是不确定的，因此无法以事后解释的同样确定性程度进行预测。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不确定性存在于科学的所有领域。但是，虽然沃纳・海森堡的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受概率和统计定律的制约，但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关的人类事务的深层奈特不确定性却不受制约。

更重要的是，测试的核心作用受到威胁。初始和最终条件应该包括还是排除参与者的思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测试需要复制这些条件。如果包括参与者的思维，则很难确定初始和最终条件是什么，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陈述或行动中推断出来。如果排除参与者的思维，初始和最终条件就不构成单一观察，因为相同的客观条件可能与非常不同的主观观点相关。无论哪种情况，测试都无法满足波普尔方案的要求。这种限制并不妨碍社会科学产生有价值的概括，但它们不太可能与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相匹配。实证测试也应该在社会科学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不应期望它产生具有对称和可逆解释和预测能力的普遍和永恒的概括。这一点将在第 4 节末尾详细阐述。

事件的结构#

我认为，有思考参与者的情况与自然现象的结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思考所起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考不起_因果_作用。事件的展开与观察者的观点无关。自然事件的结构可以描述为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一系列客观事实，不受现实主观方面的干扰（见图）。

图 2 自然现象。

在自然科学中，外部观察者只参与认知功能，事实提供了判断观察者理论真实性的可靠标准。因此，外部观察者可以获得有关她所观察的自然现象的知识。基于这些知识，可以成功地操纵自然。这种操纵可能会改变物理世界的状态，但不会改变支配这个世界的规律。我们可以利用对物理世界的理解来制造飞机，但飞机的发明并没有改变空气动力学定律。

相反，在人类事务中，思考是主题_的一部分_，事件的进程不仅从事实到事实，而且从事实到参与者的看法（认知功能），从参与者的决定到事实（操纵功能）。

图表是社会事件结构的简化表示。它表明现实只有一个客观方面，但主观方面的数量与思考参与者的数量一样多。现实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之间的反射反馈回路形成了一种花边状图案，它叠加在从一组事实到下一组事实的直线上，并使它偏离了没有反馈回路时的情况。反馈有时会使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更接近，有时会使它们进一步分离。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但只是松散的 —— 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意味着完美的一致是例外，而不是规则。

图 3 社会现象。

物理学羡慕#

波普尔的方案要求社会科学家得出普遍和永恒有效性的概括，以确定现实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一致性。如果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有效，那么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就如此诱人，以至于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都竭尽全力建立这样的概括。他们遭受了我称之为 “物理学嫉妒” 的痛苦。为了实现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发明或假设了参与者的思维和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某种固定关系。卡尔・马克思断言，生产的物质条件决定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则认为人们的行为是由潜意识决定的。两人都声称他们的理论具有科学地位，但波普尔正确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无法通过测试来证伪。

然而，波普尔走得还不够远。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目前大学里教授的主流经济理论。它是一种基于演绎逻辑而非经验证据的公理系统。如果公理是正确的，那么数学推论也是正确的。在这方面，经济理论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但欧几里得的公设是以现实世界的普遍情况为模型的，而经济学的至少一些公设，尤其是理性选择和理性预期，是由模仿牛顿物理学的愿望而不是现实世界的证据决定的。

经济学家这种盲目模仿物理学的注定失败的尝试由来已久。这个过程始于完全竞争理论，它假定了完美的知识。这个假设后来被修改为普遍可用的完美信息。当这个假设被证明不充分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将经济学的任务定义为将有限的手段分配给无限的可选目的（Robbins，引文 1932）。他明确排除了对手段和目的本身的研究。通过将普遍的价值观和生产方法视为既定事实，他排除了反身性作为经济学可能的研究主题。随后，这种方法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随着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而达到了顶峰。

诚然，物理学家的嫉妒并非毫无道理。自然科学的成就是人类运用理性能力的有力证明。不幸的是，这些成就并不能确保人类行为始终受理性支配。

人类的不确定性是科学方法的障碍#

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不仅阻碍了社会科学产生与物理学相当的成果，而且还以其他方式干扰了科学方法。我仅举其中之一。

正如我们所见，自然现象为判断概括的有效性提供了真正独立的标准，但社会过程产生的事实却不能提供这样的标准，因为它们受到参与者所持理论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理论本身受到反身性的支配。换句话说，它们不仅具有认知功能，还具有操纵功能。

可以肯定的是，自然科学家的概括和观察也带有理论色彩，它们影响事实的选择，但不影响事实本身。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观察行为会影响量子系统。但不确定性原理本身的发现并没有改变量子粒子的行为。该原理在海森堡发现之前就已适用，并且在人类观察者消失后仍将继续适用。但社会理论 ——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反身性理论 —— 可以影响它们所指的主题。

科学方法应该致力于追求真理。但是，既然社会科学可以用来积极改变事态，为什么它只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呢？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更倾向于用社会理论来改变现实，而不是去理解现实。事实上，经济学家通常谈论的是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但规范物理学并不存在。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需要认识到的一个根本区别。

物理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范围#

在我的论证中，我明确区分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这种二分法在现实中通常并不存在；相反，我们引入它们是为了努力从原本混乱的现实中找出一些意义。事实上，虽然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似乎很明确，但还有其他科学，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处于中间位置。

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在于，是否存在有自己意志的 “有思想的参与者”。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构成了 “有思想的参与者”。人们可能会合理地问，黑猩猩、海豚或计算机化的股票交易程序是否是具有思想的参与者。在某些领域，卓越的数据处理能力可能胜过人类的想象力，正如蓝色巨人和加里・卡斯帕罗夫之间的国际象棋比赛所表明的那样。而自动交易系统目前的表现似乎优于人类管理的对冲基金。然而，我想指出，人类有一些独特的特征，特别是语言、情感和文化。我们个人和共同的主观现实都比任何其他生物都更加丰富和复杂。

我认为有些问题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我把反身性作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领域来关注。它既存在于主题内容中，也存在于其科学研究中，因此可以方便地将其视为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人类是思维主体，他们的思维具有两种功能：认知和操纵。在主题内容中，问题表现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也称为奈特不确定性。自然科学中没有这种原理。对于科学方法，问题更加复杂，因为科学家也是人，他们的思维也具有两种功能。这个问题既存在于自然科学中，也存在于社会科学中，但对各种可能解决方案的分析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科学是一门通过人为地将自己与操纵功能隔离开来，力求完善认知功能的学科。它通过遵守许多惯例来实现这一点，例如坚持进行可以被复制和 / 或被他人观察到的经验测试。波普尔的方案表明，自然科学通过遵守这些规则和惯例可以取得什么成就。正如我所表明的，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阻碍了社会科学取得这些成就。但也有另一面需要考虑：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和惯例会发生什么？请记住，我划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标准是后者是反身性的，前者不是。换句话说，社会科学可以通过影响参与者的观点来改变客观现实，但自然科学不能，因为它的主题没有有思想的参与者。这就是我在_《金融炼金术》_中所说的意思，炼金术士试图通过咒语改变贱金属的性质是一个错误。相反，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市场上，在那里他们可能会取得成功。现在我需要进一步分析。

自然科学只要遵循波普尔的方案就能创造奇迹，因为它有一个纯粹客观的标准，即事实，通过事实可以判断其定律的真实性或有效性，但它不能通过在测试过程中作弊而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遵守物理定律的汽车不会移动；飞机不会飞。

那么社会科学呢？我们已经看到，波普尔的方案不可能产生类似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理论也发挥着操纵作用，从其支持者的角度来看，它们对客观现实的影响可能相当令人满意 ——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直到客观现实重新确立，结果不符合预期。有许多说法符合这种模式。奥巴马总统通过断言经济基本面良好并承诺迅速复苏，成功地缩短了 2008 年后的经济衰退，但当现实未能兑现他的承诺时，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做法大致相同，但他的德尔菲言论更难被证明是错误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试图通过宣称其理论具有科学地位来获得认可。最有趣的案例之一是有效市场假说及其政治同伴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将看到，为市场总是正确的主张提供一定程度的依据的机制是反身性，而不是理性预期。然而，从主观上来说，错误的解释可能比我认为的正确解释更有吸引力。有效市场假说让经济理论可以宣称自己是物理学等硬科学。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让经济成功人士可以宣称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是为了服务公众利益。这是一个强大的组合，在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巨大损失之前，它一直主导着该领域。令人惊讶的是，它在那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共和党保守派设法将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政府，而不是私营部门。为了纠正将经济学视为硬科学的错误，我将提出一种方法论惯例。

方法论惯例#

我建议放弃波普尔的科学统一论，承认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区别 —— 这不是经验真理，而是方法论惯例。惯例主张，社会科学不可能使用相同的方法产生与物理学相当的结果；但是，它没有限制社会科学使用不同方法可能取得的成就。惯例将通过防止社会科学借用外衣来炫耀，保护科学方法。然而，它不应被视为对社会科学的贬低或贬值。相反，它应该通过将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盲目模仿中解放出来并保护它免受错误标准的评判来开辟新的前景。

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前景#

有趣的是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经济学》（波普尔，引文 1944） ）中著名的交流中都承认，社会科学无法产生相当大的结果。哈耶克强烈反对机械，并且不加批评地应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他称之为 “科学主义”。波普尔写了_《历史主义的贫困_》（1957）年），他在书中指出，历史并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决策决定的。尽管如此，波普尔还是提出了他所谓的 “方法统一学说”，他的意思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应该使用相同的方法的方法，并按照相同的标准进行评判。

波普尔通过宣扬这一学说，试图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人的科学伪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区分开来。 正如前文所述，波普尔并没有走得足够远：选择理性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一样，都是伪科学。

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内涵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它们发展不同的方法，并应遵循不同的标准。不希望经济理论达到牛顿物理学所确立的标准。事实上，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普遍有效的策略，正如奈特（引文 1921，第 28 页）指出的那样，经济利润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所有的变化都遵循不变的、普遍已知的规律发生，并且能够在它们发生之前无限期地预见到，…… 就不会产生利润或损失。

我认为，波普尔的方案在人类领域无法产生与物理学家的辉煌成就相媲美的成果。对自然科学的盲目模仿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结果，有时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另外社会科学不适用于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和标准的方法论似乎可以解决我所发现的弊病。但看看莱昂内尔・罗宾斯强加给经济学的束缚：它阻止经济科学家认识到反主体性，鼓励发展忽视不确定性的合成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最终找到了修复的办法。

我承认，所提议的方法论只是一个起点，它引发了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_应_该做什么、应该使用什么方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判他们。本期刊的其他作者可能有具体的答案，而我只有部分答案。任何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都必须明确承认它们的可错性和反身性以及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经验检验应该仍然是判断一种理论是是否符合科学性的决策性标准，但由于社会系统中的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并不总是像波普尔方案所要求的那样严格。也不能指望普遍和永恒有效的理论产生确定的预测，因为未来的事件取决于未来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基于不完善的知识的。与永恒和普遍的百年相比，受时间和环境限制的百年可能会产生更具体的解释和预测。脚注 1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为检验我在前几节中提出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实验室。与大多数其他领域相比，金融市场更容易观察事件的进程。许多事实都以量化的形式呈现，数据记录良好，保存完好。之所以有检验的机会，是因为我对金融市场的解读直接与有效市场假说相悖，而有效假市场说一直是主流范式。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趋向于均衡，偏差随机发生，可归因于外部冲击。，认为有效市场假说和我的反身性理论哪个更能解释和预测事件是一个可检验的命题。我，我的反筹性理论更胜一，即使它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解释和预测金融市场总体情况，尤其是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元危机等历史事件方面，它仍然更胜一筹。

我的概念框架#

让我来阐述一下我的方法中的三个关键概念，即可错性、反身性和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因为它们适用于金融市场。首先，可错性。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并不能准确反映其基本价值，因为它们甚至没有这样做的目的。价格反映了市场场参与者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是错误的。此外，市场参与者容易犯错；因此，他们对未来收益流折现值的预期可能与现实不相符。这种差异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非常显着。这与有效市场假说直接矛盾，因为有效市场假说不承认可错性。

第二，反身性。金融市场在反映基本现实方面不仅扮演着纯粹被动者的角色，而且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们可以_影响_它们本应反映的未来收益流。这是行为经济学家关注的一点行为经济学只关注反身体性过程的减少：认知错误导致资产定价错误；他们不关心错误定价对基本面的影响。

金融资产定价错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所谓的基本面。最广泛使用的方式是使用杠杆 —— 包括债务杠杆和股权杠杆。例如，公司可以通过以高价发行股票来提高会计收益 —— 至少在一段时期如此。市场可能给人一种它们总是正确的印象，但其运作机制与主流范式所暗示的机制不同。

第三，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将经济理论视为永恒的毁灭变成了一个受时间限制的历史过程。如果主体根据其完美的理解采取行动，均衡就远非金融市场普遍和永恒的普遍条件。市场可能很容易倾向于预期的均衡，也可能很容易倾向于预期的均衡。均衡不是普遍性和永恒的普遍性条件，而是成为一种极端条件，其中导致市场预期与现实勘探相对应。 ，这种对应关系可以由认知功能或学习功能本身实现 —— 或者认知可以改变认知的行为，或者认知可以导致改变认知的行为。但在实践中，这种对应关系更可能是反身体应答之间的两种功能的产物。虽然经济学将均衡视为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状态，但我认为这种稳定时期是例外。相反，我关注金融市场特有的反身反馈回路，这些回路导致金融市场随之而来时间的同时而发生的变化。

负反馈回路与正反馈回路#

反身反馈回路既可以是正反馈，也可以是负反馈。负反馈使自我的观点和实际情况更加接近；正反馈使两者更加疏远。换句话说，负反馈过程是修正的。它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如果外部现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可能会达到一种平衡，参与者的观点与实际情况相符。

这就是理性预期理论金融市场将发生的情况。它假设存在一组的，预期人们的观点正确将围绕着预期收敛，偏差是随机的 —— 参与者的预测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不系统性它是真空吸尘器。这个假设与现实没什么相似之处，但它是经济学的核心原理，因为目前在大学中教授，甚至在中央银行的模型中使用。在实战践中，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矩阵或少地现实，他们的错误可能相互关联且存在显着偏差。这是价格扭曲的普遍原因。因此，均衡是主流经济理论的_核心_案例，结果却是负数反馈的极端情况，是我概念框架中的_极端_情况。由于均衡如此极端，以至于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实现，所以我更喜欢讨论近均衡条件。

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最终参与者的观点会与侦查现实甚远，参与者承认这些观点是不切实际的。迭代过程也不是可能在实际事态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因为正反馈会强化现实世界中盛行的任何趋势。我们面临的不是不平衡，而是动态的不平衡，或者可以说是_远离不平衡的_情况。

金融市场在任何时间点都存在无数反馈回路。其中一些是正反馈，另一些是负反馈。只要它们或多或少保持平衡，它们就会相互抵消，市场波动没有明确的方向。我将这些波动比作游泳池中翻腾的波浪，而不是正反馈占主导地位时可能出现的潮汐和潮流。由于正反馈具有自我强化作用，因此它们有时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掩盖了市场上的所有其他事件。

负反馈循环往往更为普遍，但正反馈循环更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和基本面发生巨大波动。一个完整的正反馈过程最初会在一个方向上自我强化，但最终它可能会达到高潮或逆转点，之后它会在相反的方向上自我强化。但正反馈过程不一定会完全完成；它们可能随时因负反馈而中止。

繁荣与萧条的过程#

基于这些想法，我发展了一套关于兴衰过程或泡沫的理论（索罗斯，引文 1987，引文 2008）。每个泡沫都有两个要素：现实中盛行的潜在趋势，以及与该趋势相关的误解（见图）。当趋势和误解相互促进时，兴衰过程就开始了。这个过程很容易受到沿途负面反馈的考验，并产生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的高潮。如果一种趋势强大到经受住考验，那么这种趋势和误解都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最终，市场预期与现实相差甚远，人们被迫认识到其中存在误解。随后出现了一个黄昏期，疑虑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信心，但主流趋势却因惯性而得以维持。正如花旗集团前总裁查克・普林斯在超级泡沫的黄昏时期所说：“只要音乐还在响，你就得起身跳舞。我们还在跳舞。” 最终，趋势会逆转，然后它会在相反的方向上自我强化。繁荣与萧条的过程往往是不对称的：繁荣发展缓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不可持续，萧条往往来得更突然，因为不可持续的头寸会被强制清算，杠杆也会造成不对称。

图 4 典型的市场繁荣与萧条。在初始阶段 (AB)，新的积极盈利趋势尚未被认可。随后是加速期 (BC)，趋势被认可并得到预期的强化。当盈利或预期放弃时，可能会出现测试期 (CD)。如果积极趋势和偏见经受住了测试，两者都会变得更加强大。信念逐渐形成，不再因盈利受挫而动摇 (DE)。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EF)，直到真相大白的时刻到来，现实不再能维持夸大的预期，偏见被认可 (F)。随后是黄昏时期，人们继续玩这个游戏，尽管他们不再相信它 (FG)。最终，当趋势下降并且价格失去最后的支撑时，就会达到交叉点 (G)。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向下加速 (GH)，通常称为崩盘。悲观情绪变得过度，盈利趋于稳定，价格有所回升 (HI)。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繁荣。促成这一繁荣的趋势是信贷宽松；人们误以为抵押品的价值与信贷的可获得性无关。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反身性的。当信贷变得更便宜、更容易获得时，活动就会增加，房地产价值就会上升。违约的情况会减少，信贷表现会改善，贷款标准也会放宽。因此，在繁荣的顶峰时期，所涉及的信贷量达到最大值，而逆转会导致强制清算，从而压低房地产价值。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误解继续以各种形式重现。

其他泡沫则基于不同的误解。例如，1982 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围绕着主权债务，当时没有涉及任何抵押品。主权借款人的信誉通过各种债务比率来衡量，例如债务与 GDP 或债务偿还与出口的比率。这些比率被认为是客观标准，但实际上它们是反射性的。当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美元的循环利用增加了流向巴西等国家的信贷时，这些国家的债务比率得到改善，这鼓励了进一步的资金流入并引发了泡沫。1980 年，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提高美国的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主权债务泡沫于 1982 年破灭。

泡沫并不是反身性的唯一表现形式。泡沫只是最具戏剧性、与有效市场假说最直接矛盾的一种，因此确实值得特别关注。但反身性可以有许多其他形式。例如，在货币市场中，上行和下行是对称的，因此没有繁荣与萧条之间不对称的迹象。但也没有均衡的迹象。自由浮动汇率往往会在数年内出现大幅波动。

市场与监管机构#

最重要和最有趣的反身性互动之一发生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由于市场不趋向于均衡，因此容易产生周期性危机。金融危机导致监管改革。这就是中央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发展方式。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都基于不完善的理解采取行动，这使得它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反身性。

虽然泡沫只是间歇性出现，但当局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双方的误解通常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因为市场反应为当局提供了有用的反馈，使他们能够纠正错误。但有时错误被证明是自我验证的，从而引发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这种反馈循环类似于泡沫，因为它们最初是自我强化的，但最终会自我毁灭。事实上，当局为应对周期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在 2007-2008 年破灭的 “超级泡沫” 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Soros，引文 2008，引文 2009）。市场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欧元危机的核心。

欧元危机#

自从欧元危机爆发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它。我写过很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一本书中（索罗斯，引文 2012 年）。我不可能在本文中总结我的所有论点；因此，我将只关注市场和当局之间的反身性互动。两者都是基于不完善的理解而采取行动的。

共同货币的设计存在许多缺陷。其中一些缺陷在欧元推出时就已为人所知。例如，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中央银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国库。然而，2008 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许多其他缺陷。回想起来，最重要的是，通过将印钞权转让给独立的中央银行，成员国面临着政府债券违约的风险。在拥有自己货币的发达国家，违约风险不存在，因为它总是可以印钞。但是，通过将这一权利割让或转让给一个不受任何成员国实际控制的独立中央银行，成员国将自己置于借入外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地。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市场和当局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这证明了他们的不可靠性。当欧元推出时，当局实际上宣布政府债券是无风险的。商业银行无需为其持有的政府债券留出任何资本储备。欧洲中央银行 (ECB) 在贴现窗口以平等的条件接受所有政府债券。这为商业银行设置了一个不正当的激励，促使他们购买较弱政府的债务，以赚取最终仅几个基点的收益，因为政府债券的利率几乎趋近于零。这种利率趋近导致了经济表现的分化。较弱的国家享受着房地产和消费繁荣，而正在应对统一负担的德国则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

雷曼破产后，欧洲财政部长宣布，不会允许任何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破产；默克尔总理则坚持认为，责任应由每个国家承担，而不是欧盟或欧元区集体承担。欧元危机由此爆发。市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对此作出反应。直到希腊公布的财政赤字远超预期时，市场才意识到希腊可能真的会违约 —— 他们不仅大幅提高了希腊债券的风险溢价，还提高了所有负债累累的成员国债券的风险溢价。

希腊违约将引发比雷曼破产更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救助计划，但总是为时已晚，行动太少；因此希腊的情况继续恶化。这也为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其他负债累累的国家树立了榜样。尽管欧洲央行的行动已经平息了市场，但危机仍远未解决。欧元区不再是一个平等的联盟，而是被分成了两个阶层：债权人和债务人。在金融危机中，债权人说了算。他们实施的政策使这种分裂持续下去，因为债务人必须支付风险溢价，不仅是政府债券，还有银行信贷。信贷的额外成本是一个经常性的负担，使负债累累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恢复竞争力。

这不是邪恶阴谋的结果，而是因为对极其复杂的现实缺乏了解。我曾在文章中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当时可能有效，但很快就变得不够了。相反，如果当局早些采取一些他们愿意在后来采取的措施，他们本可以阻止下滑趋势，然后通过采取进一步措施扭转这种趋势。事实上，他们设法平息了危机，但未能扭转趋势。

这一分析强调了易错性在塑造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没有易错性就不会发生危机。它还表明，在远非均衡条件下，正常规则不适用。危机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欧元区受为近均衡条件设计的条约的约束。显然，依赖现行范式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

肥尾#

超级泡沫和欧元危机都是远离均衡情况的例子。我的方法和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区别在于，我的框架可以容纳和解释这种现象。我不会将均衡宣布为结果，而是区分以随机波动为特征的近均衡条件和产生最初自我强化但最终自我挫败趋势的远离均衡情况。近均衡会产生单调乏味的日常事件，这些事件重复出现，并易于进行统计概括。相反，远离均衡条件会产生独特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结果不确定，但有能力破坏基于日常事件的统计概括。在近均衡条件下可以有效指导决策的规则在远离均衡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误导。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所有基于价格偏离假定均衡点的假设的风险管理工具和合成金融产品都失效了，那些依赖在近均衡条件下表现良好的数学模型的人遭受了重创。

20 世纪 60 年代，数学家曼德布洛 ( Mandelbrot, 1963 ) 发现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动有时表现出 “肥尾” 现象 —— 极端事件比正态高斯分布所能预测的要多。此后，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我相信我的概念框架至少可以部分解释肥尾现象。现实为参与者提供了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他们需要引入二分法和其他简化手段来理解这些信息。最简单的秩序引入方式是二分法，因此就有了使用二分法的倾向。当市场从二分法的一边转向另一边时，转变可能非常剧烈。临界点很难预测，但它与波动性的急剧增加有关，而波动性则表现为肥尾现象。

迈向新范式#

为了简化，最有力的概念之一是变化的概念。在我的第一篇受卡尔・波普尔影响的哲学论文（索罗斯，1962 年，2006 年）中，我使用变化的概念来构建社会系统模型，并将它们反身地与思维方式联系起来。我将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将开放社会与批判模式联系起来，将封闭社会与教条模式联系起来。

可以看出，我的概念框架比经济理论涵盖的领域要广泛得多。但金融市场为研究远非均衡情况提供了最好的实验室，因为它们表现为数据中可以清晰观察到的肥尾现象。它们也可以在其他领域进行研究，但只能以历史叙述的形式进行，就像我在分析欧元危机时所做的那样，它将政治与金融经济交织在一起。

直到最近，反身性才被广泛忽视，因为它将不同学科研究的不同领域联系起来。这同样适用于我的整个概念框架：它将思想与现实联系起来。现实被分解为狭隘的专业领域。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处理现实整体的哲学已经失宠。它需要恢复。

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依赖与现实相去甚远的假设来使自己与现实隔绝。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续事件暴露了这种方法的弱点。雷曼兄弟的破产也是现行范式的破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范式。

本文表明，我对金融市场的解释 —— 基于我的反身性理论 —— 与基于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正统经济学截然不同。严格地说，按照波普尔的标准，这两种解释都是伪科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我的第一本书命名为《金融炼金术》。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在面对所有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为其辩护。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的解释比现行范式能提供更好的解释和预测。我如何才能将这一说法与我最初的论点相协调，即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通过诉诸波普尔的科学发现逻辑。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提出猜想并对其进行反驳。我还假设其他市场参与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预期被有效地汇总在市场价格中。因此，我可以将自己的预期与现行价格进行比较。当我看到分歧时，我就看到了获利机会。分歧越大，机会越大。波普尔对科学假设也做出了类似的断言。科学哲学家们严厉批评了他，理由是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无法量化。这可能不适用于科学理论，但我可以从个人经验中证明，它在金融市场的炼金术中确实有效。

当价格行为与我的预期相矛盾时，我必须重新审视我的假设。如果我发现自己错了，我就会亏损；如果我得出的结论是市场错了，我就会加大赌注，始终考虑到我有时肯定会出错的风险。这在交易成本最低的高效市场中很有效；但在难以上市的私募股权投资中则行不通。我的业绩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我在市场上很成功，但在私募股权投资中却不行。我的方法在制定政策建议方面也很有用，正如我关于欧元危机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索罗斯，引文 2012 年）。

结论#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家和公众普遍认识到经济理论已经失败。但对于失败的原因和程度，人们尚未达成共识。

我认为，失败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更为深刻。这可以追溯到经济理论的基础。经济学试图以牛顿物理学为模型。它试图建立普遍和永恒有效的现实规律。但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社会现象的参与者有思想，他们无法根据完美的知识做出决定；然而，他们无法避免做出决定，因为避免做出决定也算是一种决定。它们将不确定性因素引入人类事件的进程中，而无生命物体的行为则不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因素。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社会科学产生类似于牛顿物理学的定律。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差异，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开发研究社会现象的新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尚未完全开发出来，但它们前景广阔。

风险再高不过了。导致 “超级泡沫” 形成的错误理论、危机爆发后出现的政策失误以及欧元危机持续存在的处理不当，都凸显了对经济体系本质的根本误解可能导致的人类苦难。认识到我们的易错性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理解力。将经济解释为一个反身系统可能无法防止未来的泡沫、危机或政策失误。但它可能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并帮助人类更好地管理未来的事务。

我意识到我的方法还很初级。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展它。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受益于实质性的批评。我的概念框架能否发展成为一种新范式还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可以正确建模反射反馈回路。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奈特不确定性无法量化。但可以在不量化趋势的情况下识别趋势，在不指定趋势发生时间的情况下识别趋势变化。这就是我在繁荣 - 萧条模型中所做的（图）。我们还可以使用可量化的波动性来替代不确定性。可能还有其他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不完全知识经济学（Frydman & Goldberg，引文 2013）或尚未发明的新方法。

新范式必定与失败的范式截然不同。它不可能永恒不变；它必须认识到，有些变化是非重复性的，而另一些变化则表现出统计规律性。此外，经济理论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学科和现实隔离开来。它不能局限于研究有限手段在无限替代目标之间的分配；它必须考虑到这种分配可能对现行价值观和生产方式产生的影响。

显然，我无法独自发展我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_经济方法论杂志》_出版了这期特刊。

全文

索罗斯，一个懂得投资的哲学人士，还是一个懂得哲学的投资大师呢？

不管是什么，总之，他提出的反身性是个值得认真琢磨的好东西。

哲学讲，人与其他物不同。人有思维。
而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

现实投射到人的思维中，这是人的认识功能；
同时，思维也能改变现实，这是人的改造功能或称操纵、影响功能。
前者决定后者，即认识决定行动；
而行动又去改造现实。
而被改造的现实又投射到人的思维中。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0178X.2013.859415#d1e141

索罗斯自己说：在我成为一个成功的金融投机家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失败的哲学投机家。” 他的 “哲学投机” 是什么？就是对他的老师关于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对于 “根本” 这个词，索罗斯后来有所修正，认为太过了）。原因是：自然科学所面对的对象是无意识的。自然科学家可以忽略其思维主动性对实验所带来的影响。（我的理解是，在你研究一座山时，起码在你有生之年，你不用考虑你的研究活动会对山体造成何种影响，从而影响了实验结果。山体本身也不会因为你的研究而做出回应，故意配合或者捣乱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山体与山体之间，不会因此相互影响，不约而同的采取 “集体毁灭” 的方式对抗你的研究。好吧，有点太形象了。）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做到忽视主体的能动性。也就是说，主体会根据对环境的解释、理解，来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就是他的逻辑基础。而当他将其毕生的两大持久兴趣 —— 哲学思考与金融投机，相结合时，他创造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当然，他的哲学思考不仅局限于这一思考，在他早年所写的著作中他提到了一种自己创造的范式或系统。

反身性理论的概念解释：“参与者的思维影响了事件的进程，而事件的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参与者的思考。更糟的是，参与者之间还要相互影响。”；“参与者的决策并非基于客观的条件本身，而是基于对条件的解释。” 索罗斯也说明，他的这一理论引申自物理学中的 “测不准理论”。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用 “思维向量” 来解释。

A 与 B 的力量对抗大小，将决定直线的走向。
索罗斯有着更加深入的论述：他认为环境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两个层面：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基本趋势就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主流偏向那些出去相互抵消的偏向之后的主体偏向走势。这个趋势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即，它是自我强化的。（人类的从众心理）
写到这里，发现用一篇文章整理一本书，尤其是有点深奥的一本书，我的逻辑思维显然跟不上趟了，混乱中・・・・・・
那么，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事件发展的呢？在” 对均衡概念的批判 “中，索罗斯将事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事件（单调的事件），一种是特定历史事件。日常事件是指，总是能被参与者所正确预见，且不会激起他们变化反应的日常习惯。（比如我们每天吃饭）而独特的历史事件是指，影响了参与者的偏向，并导致进一步变化反应的历史事件。（比如革命事件）
而参与者理解情景的努力，称之为认识函数，或被动函数，y=f (x)；参与者的思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称之为参与函数或主动函数 x=f (y)。（二者容易颠倒。区别是，被动的反映世界，与主动的改变世界）
在这些事件中，人的思维是怎么样产生作用的呢？
首先，在日常事件中，y=f (x)，即认识函数是给定的，只有参与函数发生变化。；而在独特的历史事件中，两个函数，即认识函数与参与函数同时发生变化。（环境发生改变）
其次，正是参与者的偏向变化，才使得事件进程又资格成为历史。
由此，可以反过来理解索罗斯对” 均衡 “概念的批判：在均衡分析中，故意略去了认识函数，而否定（取消）了历史性的变化。（也就是否定了突然事件的发生）经济理论所采用的供求曲线仅仅是参与函数的曲线表达，认识函数被” 完备的知识 “假说 —— 即完全信息假说。而如果考虑到认识函数，（也就是承认人们不具备完全的信息），那么市场上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由于参与主体的认识函数作用）而改变供求曲线的形态，并且，永远不会达到经济学者” 信誓旦旦的均衡 “。
同时，索罗斯进一步指出：在微观经济分析中，这种” 失真 “可以忽略。而在金融市场中，这种失真会变得严重。（我相信，金融市场大部分依靠的是人类的直觉所运行的。）
在对反身性理论进行了大致充分的说明后，索罗斯分别说明了反身性理论在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信贷与管制周期中的原理。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主要是历史回顾。包括，国际债务问题，贷款的集团体制，里根的大循环，银行体系的演进，美国的公司大精简几个部分。在这里，索罗斯提出，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等组织，” 作为应急系统的集团贷款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能维持下去，而它本身的机构足以不断制造出维持其运行所必不可少的紧张状态。因此，自由浮动汇率机制，在自然地积聚着不稳定。“
第三部分为历时检验。为作者根据长期的投资观察，而验证这一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十分重要，因为，作为一个金融投机者的同时，他还是这个理论的坚定实施和检验者。这是一般的学术学者所做不到的 —— 他们只会发表不负责任的学术报告，至于可否与现实相符，可否预测未来，他们不会负责。而实践者却要为自己的理论买单。
第四部分，评述。关于这次实验的评判，索罗斯认为自己的理论虽然没有能够像凯恩斯一样架构出一个体系，投资中也有因为形势判断不正确而造成损失，但这个理论起码提供了一种方法、途径。另外，还延伸到了” 社会科学的窘境 “一章。这部分在开头就论述过了。我认为这才是他的思考基础。
第五部分，前瞻。纵观全书，我始终认为，索罗斯不是一个” 自由市场的极度信奉者 “。（这与我的主观猜测相反。）他认为应该对市场给与一定的管制。均衡无法达到，而不稳定并非必然有害。但是，” 如果任其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突然的逆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倾向于不稳定。“” 均衡是架设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而由于缺乏趋向均衡的内在动力，事件的金吃呢个不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反身性发挥巨大作用。“
摘录一段很赞同的句子：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是除了别的政府组织之外最糟糕的制度。市场机制也是如此，它是除其他所有资源配置形式之外最糟糕的资源配置体系。实际上，在选举机制同市场机制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似性。
但，管制的烦恼在于，管制当局也是人，也可能会犯错误。因此，必须预先规定周全的调理与规则。
在反对经济学或者市场经济的侵入方面，我觉得它与另外两本书遥相呼应。秋风的《寻找中道・当自由遭遇传统》，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对经济学的无限度扩张进行了反抗。迈克尔・桑德尔的《金钱不能买什么》，从道德、伦理体系的角度进行了反驳。而这本书，是从人的主体认识、主动性角度，反驳了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经济范式分析。
必须要说明一件事，直到读完整本书，我还对” 炼金术 “到底是什么而困惑不已。直到尝试写下总结时才明白：炼金术就是反身性。金融市场中的炼金术，就是说金融市场的反身性原理的应用。市场参与主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参与了市场的运行之中，并被作为索罗斯的研究对象而加以研究。
为什么叫” 炼金术 “？它本是一种古老的不切实际的实验，来自百度百科的解释：炼金术 (Alchemy) 是中世纪的一种化学哲学的思想和始祖，是化学的雏形。其目标是通过化学方法将一些基本金属转变为黄金，制造万灵药及制备长生不老药。反身性原理，通过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 “，对市场的走势进行了令人难以捉摸的改变。
最后，在《全面改革的悖论》一章中，索罗斯指出：作为事实的死亡同作为事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作为观念的死亡同作为观念的意识联系到一起，意识与死亡水火不容，但生活与死亡却不然。换言之，死亡作为事实并不像作为观念那样可怕。
这句话是我本书读到的哲学思考最深的句子。不好转过弯来。不过，还是惊叹他的哲学思考能力。
啰啰嗦嗦半天，终于完成第一份正式的读书笔记。逻辑比较混乱。争取画个思维导图出。

索罗斯讲演：人的不确定性原则索罗斯讲演：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作者：索罗斯

来源：本文为索罗斯 2009 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的第一讲，收录在《超越金融》这本小册子里。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 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波普尔作品珍藏版：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 1944 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 14 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 “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 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 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 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 “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 “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 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 “反身性” 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 “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 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 “易错性” 和 “反身性” 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 “开放社会” 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 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 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 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 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 cognitive function 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 function 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 - 译者）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 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 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 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 “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 “自我反身性”。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 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换言之，** 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 - 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 —— 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 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 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理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运营的初始和终结条件。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 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

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说，正经历着 “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卡尔马克思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

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

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 “统一方法学说” 的理论时，他是指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哈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西方思潮丛书：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三位大师经典作品中译本（精装珍藏版）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置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

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子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在这种精神下，我将在明天对金融市场做出阐释。

《不确定世界中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笔记#

阅读目录 (Content)

1、理性决策#

理性决策满足四个标准。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自身的所有条件和认知，能判断出所有结果和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且不同的选择可以适应哪些不同的情况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基于决策者目前的资产，包括金钱、生理状态、社会关系和感觉。
2. 基于选择可能的结果；
3. 当结果不确定时，可用概率论去评价结果的可能性；
4. 在与每一个选择的可能结果相联系的概率、价值和满意度约束下，理性的选择应具有适应性。

矛盾思维就是一种非理性思维，不能既对又错。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在自己有假设预判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在工作汇报的时候或者自己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候，纠结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思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然后对可能的决策路径及其后果进行精确的梳理，随后才能理性地进行决策。

举一个例子来说，当下很多职场人士经常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

• 是否要离职创业？
• 什么时候离职创业？
•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具备创业的条件？

按照理性决策的思维模型，可以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列出所有可能的决策路径，

1. 独立创建创业公司；
2. 作为早期公司合伙人加入创业公司；
3. 作为前期小合伙人加入初创公司；
4. 作为普通员工加入早期创业公司
5. 加入小公司作为技术负责人

然后，列出对应各个决策路径所需要的前置条件，例如，

1. 团队组织管理
2. 项目管理
3. 企业财务
4. 投融资决策
5. 总结概括及宣传能力
6. 人脉圈积累
7. 核心技术理解
8. 家庭可支配流动资产是否充足
9. ....

可以看到，不同的决策路径，对决策者目前的资产，包括金钱、生理状态、社会关系和感觉的要求是不同的。决策者这个时候要思考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自己想要走哪条路？

这一系列步骤都完成后，决策就基本完成 50% 了，接下来就是实施步骤，如果能力已经满足，则直接实施，如果条件还不成熟，则需要针对性地进行补足。

2、决策过程#

决策的过程，一般推荐决策树模型。
从理性角度看，沉没成本不应当影响我们未来的决策。
线性模型预测要好于临床专家，三个 “假设性” 原理可以解释：

• 数学原理：数学原理是指个体变量间的单调关系和单调（顺序的）交互作用都近似于线性模型。
• 自然原理：自然原理是指大多数交互作用都是单调的。
• 心理学原理：心理学原理是指人们很难同时注意到刺激或者情景中两个或者更多非可比的方面，常用的就是锚定 - 调整（比如先注意到一个线索测试分数，再看第二个 GPA 等等）

不论是随机的、系统的或者是自举引导式的模型，他们的预测力都普遍高于训练有素的专家。对如何选择的实用性建议：只有数字才是真实的，不管这些数字质量的好坏。—— 所以还是多用 MECE 来做决策，不要凭直觉。

3、锚定与调整效应#

人们做判断的基本策略：锚定与调整，但后面调整时的基本偏差有 “调整不足” 或者 “首因效应”。锚定策略的选择也会不一样，则会有 “随机一致性” 效应（给个随机数字，然后做出判断，判断受随机数字影响），即便非常专业的人士也会受到后者的影响。在谈判中，也可以设定锚定值范围，因为 “要的越多，得到的越多”。

在做判断的时候，还会有 “自我锚定”：也即人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推测他人；“今为古锚”：锚定和调整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记忆，尽管这种记忆是一种 “回忆” 实际发生什么的内省过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我们现有的信念和感受为 “锚” 的。—— 记忆是不可靠的。

在启发式判断中，人们会受到一系列的心理偏差的影响，例如：

• 记忆可得性
• 记忆中的偏差样本
• 记忆的抽样偏差
• 想象可得性
• 相似性思维（而非概率性思维）
• 代表性思维
• 比例规则所影响和主导。

要想逃离这种 “被现成性所主导”，并思考那些经验中并不明显的事物和关系时，意志力和训练必不可少。—— 再次说明记忆不可靠。

基于解释的判断：人类都喜欢好的故事。想象力对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动起着决定作用。如果一个故事的内部情节能够构建出良好的整体框架，如果它与我们熟悉的叙事图式比较匹配，那这个故事就容易使我们相信。导致高估主要因为：组合时间被因为锚定 - 调整的判断策略高估；想象力促使高估；在很多领域，当一些戏剧性的巧合发生，人们倾向于去关注、重复和记忆它们，致使可得性增加，从而导致人们放大和高估联合事件发生的概率。所以在司法情景中，越好的故事胜诉概率越大。在针对自身时，心理治疗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心理学家和自身一起创造了一个生活故事。自传体记忆会受我们当前的态度、信念和情绪支配。人们倾向于认为 “接下来一年中，因为加利福尼亚地震引发洪水而造成 1000 人溺死的概率” 比 “接下来一年中，加利福尼亚州有洪水而造成 1000 人溺死的概率” 大，因为有因有果，更加具体的故事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合取概率谬误，但逻辑上，越是具体的事件发生的概率越小，但却通常被认为比范围更大、更抽象、更可能出现的事件发生的概率更大。

#后见之明 #，关于抑郁的研究挑战了成年后的心理问题是由于童年的不幸经历造成的这一论断。受到情绪的影响，记忆会产生偏差，那些痛苦的成人更倾向于回忆童年的痛苦事件。并且，如果一个人相信当前的问题可以在童年找到根源，那么这一信念本身将会作为一个组织原则，更大程度的歪曲记忆。后见之明的偏差记忆强化了 “三岁定终身” 这一生命发展理论。—— 这非常重要，成年人的问题，不要把锅甩给原生家庭。

4、偶然与因果#

世界是概率的或者随机的，而我们倾向于用因果关系将不同事物粘合在一起。

趋均数回归：成功和不成功的企业，最终都会走向平庸。我们不可避免的对回归效应视而不见，会带来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对解雇教练或 CEO 来获得成功的干预方式过度自信（表现太差，下次就不会表现这么差，所以并不一定是换人的原因，因为解雇一般是在表现最差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应对回归效应的理性方式，应该是比较预测值和实际值。

5、不确定性#

自我施加的外部约束实际上更能增加自由度，因为它能使我们从一些可以预见的，讨厌的内部限制中解脱出来。

如果做判断时能够退一步做外部观察，并从整体分布和概率的角度来思考，即便这一思考只是定性的，也能使判断更为准确。若能基于系统收集的数据和概率论中的定量规律来思考，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在做一些判断时，最好可以穷尽所有的选择及其概率，并根据我们所需要的情景进行判断，也即使用决策树和概率树。贝叶斯定律举例：肇事车辆如目击者所言是绿色的概率有多大？用 p（绿色 / 目击者说 “绿色”）计算。

很多时候，仔细思考我们重视什么，最想规避哪种错误，就能提高决策水平。

6、对后果的评价：基本偏好#

“好的事物会使人生腻而坏的事物会逐渐升级”

心理学证明实时判断中，评价性反应发生很快，通常在认知识别发生之前，甚至直接代替认知识别（我们的心有他自己的道理，而我们的理性对这种道理通常一无所知）。

情绪在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价值曲线的边际报酬递减定律：不仅适用于感觉强度，也适用于金钱和财产对个人的效用（包括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而且对价值函数来说，损失部分比收益部分更陡。相对于绝对数量，我们的感觉器官对变化或者数量差异更敏感，当我们对一种属性进行反应时，比如温度、亮度等，过去经验或者当前情景会使得我们寻找新的参照点（前面说的锚定 - 调整），根据新的参照点，可能就有不同的刺激结果，非感官的维度也一样，比如财富、健康和声望等。

此定律还造成这样一种情景：对负性结果来讲，任何赌博性选项都会相对没那么负性，用效用来衡量，都会比相应的确定选项更有价值。而对于正性结果来说，任何赌博性选项与的确定性选项相比，都会价值更低。

错误的预测自己在未来的行为，归因于 “热冷共情差距”，也即人们不知道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时，他们的感觉对他们自身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评价过程的伴随情绪会让我们的评价出现难以预想的偏差，伴随情绪是在决策时体验到的情绪，它和决策本身毫无关系，既不涉及到决策效用，也不涉及到体验效用。所以，情绪不仅给决策者传递 “好或者坏” 的信息，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 “指挥” 个体的行为。

7、从偏好到选择#

选择太多的时候，消费者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很费力，消耗了大量的认知资源，而且选择过程非常不愉快，所以他们干脆就不去选择。—— 在物质非常丰富的当代，给消费者的应该是减法而不是加法。
果的评价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 索罗斯的这篇演讲值得反复研究
本文为索罗斯 2009 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的第一讲，收录在《超越金融》这本小册子里。

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市场下，仍然充满借鉴性。文章比较长，看不完可以先收藏，等迷茫的时候，再拿出来慢慢看。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阅读原文，可以下载 George Soros 基金会的官方翻译，和这个翻译版本稍有出入。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2009 年 10 月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 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

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

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

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 1944 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 14 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

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 “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

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

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

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

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

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

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

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 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

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

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 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

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

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 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

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

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 “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 “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 进行模型化的尝试。

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

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 “反身性” 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

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

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

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

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198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

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

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

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

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

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

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 “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 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

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 “易错性” 和 “反身性” 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

这还将引入 “开放社会” 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

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

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

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

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

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

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

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

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

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

（译者：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 cognitive function 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 function 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

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

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

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

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

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

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

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

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

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 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

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 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 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

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

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

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

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 “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

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

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

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

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 “自我反身性”。

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

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 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

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

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

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

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

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

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 - 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

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

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

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 —— 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

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

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

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

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

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

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

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

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理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

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运营的初始和终结条件。

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

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

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

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

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

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

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

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

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

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

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

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说，正经历着 “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

卡尔马克思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

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

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

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

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

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

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 “统一方法学说” 的理论时，他是指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哈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

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

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

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

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置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

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子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

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

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

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

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

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

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索罗斯 2009 年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Soros: General Theory of Reflexivity》，论述了反身性原理的两个核心概念："I can state the core idea in two relatively simple propositions. One is that in situations that have thinking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view of the world is always partial and distorted.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fallibility. The other is that these distorted views can influence the situation to which they relate because false views lead to inappropriate actions. That is the principle of reflexivity."

索罗斯：论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以下为索罗斯演讲全文：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 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 1944 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 14 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 “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 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 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 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 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 “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 “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 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 “反身性” 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 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 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 “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 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 “易错性” 和 “反身性” 这两个概念。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这还将引入 “开放社会” 的概念。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 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主要原因是，** 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 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 cognitive function 和 manipulative function，其中 function 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比如一个人砍柴，输入是人、木头和斧头，输出是柴火，函数名称是砍柴。本文中，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习惯，既有翻译成函数的地方，也有翻译成功能的地方，但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 - 译者）这两个函数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思想和现实。在认知函数中，是现实决定了参与者的观点，其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现实到思想的。与此相反，在操纵函数中，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思想到现实的，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意图在对世界产生影响。当两个函数在同时起作用时，他们可以互相干扰。

如何干扰？通过剥夺每个函数中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同时是其他函数的因变量。因为，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就没有一个函数具有真正独立性。这意味着认知函数不能产生足够的知识来作为参与者决策的依据。同样，操纵函数可对改变世界的结果产生影响，但不能单独确定它。换言之，其结果容易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以及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会产生某种偏差。因此，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态的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了理解不确定性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探讨远一点。如果认知函数孤立地运作而完全不受操纵函数的影响，它可以产生知识。这些知识被表述为结果为真的断言，也就是说，这些断言如果和事实符合，就是真的（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操纵函数对事实产生了干扰，从而改变了事实，这时候事实已经不能再作为独立的标准去判断那些由认知函数产生的断言了，因为即便断言仍然与事实符合，但由于事实已经被改变，这样的符合也缺乏独立性了。

考虑这样的断言：“现在在下雨。” 这个断言是真是假依赖于天气的实际状况，实际上，现在在下雨。现在再考虑另一个断言：“这是一个革命的时刻。” 这个断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为真依赖于断言本身带去的影响能否鼓励起一批造反派来。

反身性陈述与说谎者悖论（即，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是个说谎者。- 译者）有一定的联系，后者在形式上也是一个自我参照的断言但虽然自我参照已经被广泛地分析过，反身性受到注意却要少得多。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反身性有对现实世界有影响，而自我参照纯粹是一种语言现象。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断言上，当然还表现在各种形式的行动和习惯上。这使得反身性成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而其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反馈回路。参与者的意见影响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影响参与者的意见该影响是持续和循环的，于是变成了反馈回路。

反身性反馈回路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当我最初遇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分析的时候，我闯入了问题的复杂性之中。我假定反馈回路是在参与者意见和事件实际进程之间的一个双向连接。但不同参与者意见之间的双向联系呢？如果一个孤立的个人问自己 “我是谁”“我主张什么”，作为对自己问题的反应而改变了行为习惯呢？试图解决这些困难时，我在众多的分类中越来越迷失，以至于一天早上，我已经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写下的东西了。也就是这时候我放弃了哲学开始一心一意赚钱。

为了避免这种陷阱，让我提出的下列术语。让我们把现实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思想构成主观方面，事件构成客观方面。换句话说，主观方面包括参加者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客观方面是指外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外部现实，但有许多不同的主观意见。反身性可以连接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现实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个主观方面），并在其之间设立双向反馈循环。特殊情况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也可能出现，这反映在一个孤立的个人对他自己身份的反应，可以说是 “自我反身性”。然后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反身关系（主观方面之间的连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观方面的连接）。婚姻是反身关系；2008 年的危机是反身事件。当现实中没有主观方面参与，就没有反身性

反馈回路可以是负反馈，也可以是正反馈负反馈将参与者的观点和实际情况之间越拉越近；正反馈则把他们越分越远。换言之，一个负反馈过程是自我纠正的，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现实中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导致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参与者的观点正好对应于实际情况。在金融市场一般认为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均衡这个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事例，只不过是负反馈中的一个极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过是一个受限制的特殊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将与客观事实相差越来越远，最终参与者也将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不现实的。两者间的交互过程也不会让事物的实际状态维持稳定，因为正反馈有这样的特性，它让现实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倾向都越来越严重。这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或者说，任何可以被描述为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在这种离均衡越来越远的情况下，通常参与者和现实之间的分歧会达到高潮，从而触发另一个相反方向的正反馈。这种看上去的自我强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式的繁荣 - 萧条过程，在金融市场中，就是积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过程，在其他领域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我把这称作创造性谬误，即，人们对现实的解释是有偏差的，根据这种偏差的观点产生的行动又导致现实真的出现偏差，并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这一切非常抽象，难以理解。如果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将更容易理解。但是，你们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个不同观点，抽象化反而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在处理类似现实和思想以及相互关系这类题目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犯晕做出错误的模拟。所以，曲解和误解可以在人类事务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机就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解释。我将在下一讲讨论这个问题。

• 第三讲，我会讨论两个创造性谬误 —— 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这些具体的例子将聚焦于讨论误解在历史进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讲座，我仍将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我主张，当有思想能力的参与者参与进社会现象时，情况与自然现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不同之处在于思维的作用。在自然现象中，思想没有发挥因果作用，只具有认知功能。在人类事务中，思想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既具有认知功能也具有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函数）可以互相干扰。这种干扰不是随时都发生（发生在日常活动中，像开车或者装修房子那样，这两种功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但一旦发生，就引入了自然现象中所没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两个函数内都有表现：参与者根据不完全的认知去行动，他们行动的结果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人类事务的重要特点。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现象的例子中，事态的发展不以观察者的看法为转移。外部观察者只与认知函数相联系，现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让观察者的理论可以明确判断真伪。因此，外部观察者能够获得的知识。基于这一知识可以成功地对自然界实施改造。在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分野。由于这样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类领域来，两个函数可以轻松地达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这里我必须强调，反身性不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是的，反身性的确将不确定因素引入参与者的观点和事件的实际过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参与者不知道其他参与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导致了偏差。这与反身性相当不同，可也是人类事务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兴趣，其中一些人自然会与其他人冲突，这也是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此外，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每个参与者遵循的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比反身性产生的更广泛。我将它们都放在一起提出人类不确定性原理，这是一个比反身性更广泛的概念。

我谈到的人类不确定性原理，比起贯穿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主观怀疑理论更具体，也更严格。它给了我们更客观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不确定性主要影响的是参与者，但对社会科学却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援引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理论，我可以清楚阐明这种影响。这是一个美丽、简单、优雅的理论。它由三个要素和三种行动组成。这三个要素是科学规律、规律运营的初始和终结条件。这三种行动是预测、解释和验证当科学规律与初始条件相结合，人们能提供预测。当它们再和的终结条件结合在一起，人们能提供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至于验证，则负责将通过科学规律得出的预测与实际结果相比较。

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规律是假设性质的，它们不能被证实，却可以通过验证来证伪。科学方法论成功的关键是，可以利用每个个体的参与，共同对一个理论进行验证，而所有个体的参与都会成为验证的一部分。一个个体失败的验证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但再多的成功案例却不足以证实它。

科学怎么能既是实证的又是理性的呢？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波普尔提供的是一个聪明的方法。根据波普尔的说法，之所以是经验的，是因为我们通过观察由理论产生的预测是否符合事实，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演绎逻辑来得到预测。波普尔摒弃了归纳逻辑，代之以验证。归纳是不可被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波普尔强调了科学方法论中验证的核心作用，并带有强烈批判性思维地断言科学规律只是暂时有效，并永远对重新验证开放。因此，波普尔理论的三个突出特点是：预测和解释的对称性，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性，以及验证的核心作用。验证让科学发展、改进和创新。

波普尔的理论对于自然现象研究效果良好，但人类不确定性原理却向这个极端简洁和优雅的理论中注入了不和谐。因为预测中引入了不确定因素，预测和解释之间的对称性被破坏了，验证的中心作用也处于危险之中。最初和终结的条件中是否要包括参与者的思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验证都需要复制这些条件。如果参与者的思想包括在内，就很难观察到它的初始和终结条件，因为参与者的观点只能从他们的讲话或行动中推断。如果它被排除在外，最初和终结条件不构成单独的观察目标，因为同样的客观条件可能由于参与者的不同，和截然不同的观点相联系起来。无论哪种情况，归纳都不能被恰当地进行验证。这种困难并不会排除社会科学家通过归纳获得有价值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满足波普尔理论的要求，也不符合物理定律的预测能力。

社会科学家发现了这一结论难以接受。而经济学家，借用弗洛伊德说，正经历着 “物理嫉妒”。

为了消除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相联系的上述困难，人们做过很多尝试，试图在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之间引入或者假设一些固定的关系。卡尔马克思断言，物质生产的基础决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弗洛伊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是冲动和潜意识的综合体。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波普尔指出，他们不能被证伪，所以只是伪科学。

但到目前为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展开的。它从假设完美知识开始，当这种假设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时候，又通过不断加大扭曲来维持这个声称行为是理性的神话。经济学结束于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有一个对未来乐观的预期，作为对这个预期的反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向这个预期趋同。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但在使经济理论在牛顿物理学基础上进行模型化方面却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当他们在《经济学》刊物上进行交流时，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发现社会科学不能产生和物理学相类比的结果。哈耶克猛烈抨击了机械和轻率地将自然科学中定量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尝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指出，历史不是由普遍有效的科学规律决定的。

然而，波普尔宣称他称之为 “统一方法学说” 的理论时，他是指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以同一标准来判断。哈耶克，当然，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使徒，那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但在我看来，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的含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标准。人们不能期望经济理论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的规律，可以用来逆向解释或者预测历史事件我主张，如果只是依样模仿自然科学，只会导致人类和社会现象的失真。物理学中可行的方法放到社会学中就失效了。

不过，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同，我也遇到了些麻烦。这种两分法通常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它们是由我们引入的，用来让这个充满了迷惑的现实好理解一点。事实上，即便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分看来是有道理的，但总是有其他学科，如生物学和动物社会研究等等，占据了中间的位置，无法严格区分。

但我不得搁置我的保留意见，首先承认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是需要二分的。因为社会科学遇到了另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自然科学可以避免的。

这个困难就是：社会科学是具有反身性的。海森堡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丝毫改变量子行为，但社会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是反身性理论，都可能会影响它们涉及的社会领域。科学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真理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并不与此假设矛盾，但反身性的社会理论却与此矛盾。为什么社会科学本可以积极改变社会，却只是被局限于被动地研究社会现象？正如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说的，炼金术士在试图用咒语改变基本金属性质时犯了错误。相反，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参与金融市场，这才有可能成功。

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排除这种干扰？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二分法。这将确保人们能正确对待社会理论的优点，而不会错误地用自然科学方法乱作诊断。我建议以此作为研究框架是在保护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也不意味着贬值。这个框架并没有对社会科学能够研究什么做出限制，相反，通过把社会科学从对自然科学的依样模仿中解放出来，可以防止它被错误的评判标准所左右，让它有可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在这种精神下，我将在明天对金融市场做出阐释。

附：反身性理论的应用

为什么是反身性理论

我们对索罗斯的研究兴趣并非量子基金去年大赚 55 亿美元，而是因为他打通了宏观到投资的隔阂，是 1970 年代兴起的对冲基金的先驱，也引过了广泛的货币冲击，更重要的是，对于经济学的批评来自方方面面，索罗斯的批判是最为有力的之一，理解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反身性理论对经济学的 “理性” 和 “均衡” 观念提出挑战，指出了脱离通常古典 “均衡” 意义下的非均衡状态的存在。

由于有思维参与的历史过程的非客观性，使经济学的科学性难以成立。因此，经济学除了框架，理论极少可以拿来直接套用的。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多年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而应对金融危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未来可能带来更多的失衡，非均衡的认识不光有助于认识经济中的失衡，金融市场上的异象，还有助于经济政策的协调，金融和管制也存在一个反身性的周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地关注和寻找失衡。

一、认知不完美导致的 “不确定性”

（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影响深远。根据波普尔的理论，科学原理是假设性的，不能被证实，但可以通过检验被证伪。这一科学方法成功的关键，是它可借助独特的观察，检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一个失败的验证即足以证伪，但是不论多少肯定的例子都不足以证实。人们只能在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中接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切判断都只是暂时有效的，并且都是证伪的对象。证伪主义哲学是基于人类认知活动所特有的、本质的不完备性，并且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也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证伪，但索罗斯并不认同这一点。他强调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件包含思维参与者，而自然现象则没有，这是二者根本的区别。

参与者不能够把思考局限于事实，他们必须考虑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参与者的思维，这样就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参与者的思维不等于事实，却在塑造事实方面担任一种角色，从而使事实成为一个移动靶。参与者的认识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几乎总是有差距，在参与者的意愿和实际结果方面也总是有差别，这种差别是了解历史过程的关键，更是了解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

（二）普尔的科学分析模式

波普尔提出了精密而高明的分析科学模式，这个模式由三种陈述构成：特定的初始条件、特定的终结条件以及应用性质广泛的通则。这三种陈述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结合，通则和初始条件结合产生预测（通则＋初始条件→预测），通则和终结条件结合产生解释（通则＋终结条件→解释），特定初始条件和特定终结条件结合产生通则的试验方法（初始条件＋终结条件→通则的试验方法），要使试验可行，通则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

在预测和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它们在逻辑上是可逆的。而检验则不同，因为无论多少数量的检验也不能证明一个普遍有效的概括。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而绝不可能被证实。证实与证伪间的不对称，和预言与解释之间的对称是波普尔模式的两个决定性的特征。

（三）济学理论的假说体系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是兴起于 1970 年代的新古典的 “理性预期” 假说。卢卡斯指出，由于人们在将来的事态做出预期时，不但要考虑过去，还要估计现在的事件对将来的影响，并且根据他们所得到的结果而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取得最大的利益。相比其它预期假设，理性预期不仅是强调内生性，更主要的是预期与将来的事件相符合，即存在唯一的对应。

参与者知识的不完备，一方面在于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参与者是他正试图理解的情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于他们影响了与之相关的情境。既然知识不完备是固有的，公正不偏就是不可实现的，参与者存在固有的偏向。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将参与者偏向视为给定，并且忽略它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仍可以产生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事件与人们预期取得一致大多是特例。哈耶克也曾强调人们知识和信息的 “有限理性”。正是由于参与者的认知的缺陷与生俱来，实际上不是目前的预期与将来的事件相符合，而是未来的事件由目前的预期所塑造。有缺陷的认知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联系，这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对应，这种双向联系被称为 “反身性”。只有当现实没有主观的一面时，才没有了反身性。

二、经济现象中存在广泛的反身性

（一）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的反身性

反身性是描述包括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参与其间的事件结构，也用它描述双向反馈机能破坏事件过程和参与者的认知，以致造成不均衡的特殊状况。反身性承认思考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双向互动。

在有思维参与者的情况中，参与者的思维有两个功能，认知功能和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将思维与现实从相反的方向连接起来。一方面，实际情况反映人的思想－这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做出影响实际情况的决定，这些决定并非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而是根据人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做出－这一点可以称作参与功能。认知基本上是被动的角色，参与是积极主动的角色，事实上两个角色彼此干扰，使参与者不可能根据纯粹或完全的知识做出任何决定。

两个功能从相反的方向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彼此会互相干扰，两者间的互动以双向反射反馈机能的形态表现出来认知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知识作为参与者决策的基础，同时，操纵功能不能决定结果是什么。即结果有可能偏离参与者的意图。在意图和行动之间肯定会有偏离，行动和结果之间又会有进一步的偏离。参与者的思想成为所要认识的事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事态的发展并不具有对思想的独立性。这样，就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都有了不确定的因素。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思维的各种形式的行为举止，使反身性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人际关系的反身性极为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恋爱。别人对你的感情，深受你自己的感情和行动的影响，一个人的感情不能传达到另一个人身上，其中有一种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这是知识性的问题，就不会有这种因素，但是这是互动性的问题。不适宜把爱当作事实处理相当，因为事实是和参与者的信念无关的东西。

我们对所处世界的理解注定天生就不完全，我们对于做成决定所需要了解的状况，其实是受这些决定影响。在参与其事者的期望和事件的实际结果之间，天生就有一种歧异。有的时候歧异小到可以不理会，但是有时候歧异太大，就会成为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

反身性可以将现实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方面联系起来，在它们之间形成双向反馈环**。** 例如在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判断总是有偏向的，在某些情形下（正反馈），偏向不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基本面一般被视为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这时反身性变得非常重要，市场价格变化趋势会遵循不同的模式。价格不仅反映所谓的基本面，它们本身也成为基本面之一而塑造价格的演化，这种递归关系使得价格的演化变得不确定，从而严重地偏离所谓的均衡价格。反身性理论对于理性预期的批判类似于卢卡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卢卡斯批判认为传统政策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政策变动对人们预期影响的观点。反身性过程不存在某种预定的结局，结局决定于过程。

（二）反身性中的反馈环

反身性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反馈环。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形成环状。这一过程可以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向启动，可以从看法的变化开始，或从事件的变化开始。反馈环可以是负面的或正面的。负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接近，正反馈使两者背道而驰。换言之，负反馈的过程是自我纠正的过程。它可以永远地进行下去，而且如果没有外部现实的重大变化，它可能最终达到均衡，这时参与者的看法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正是金融市场应该发生的现象。因此作为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均衡概念，是负反馈的极端情况，即反身性的理念架构中有局限性的情况。

与此相反，正反馈是自我强化的过程。它不可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因为参与者的看法终将远离客观现实，最终现实无法跟上预期，而使参与者不得不承认其看法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实情况没有变化，这一过程也不可能反复出现，因为正反馈的本性会强化现实世界中占主导的趋势，不论该趋势是什么。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均衡，而是动态的不均衡，且会导致远非均衡的状况。

通常在远非均衡的情况下，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达到极点，因而向相反方向启动正反馈的过程。这种起初是自我强化，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繁荣－衰退周期，或是泡沫，这正是金融市场的特性，但这种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发现。正反馈是自我强化，负反馈是自我纠正。正反馈的过程不一定能走完，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负反馈终止。有时价格扭曲会引发繁荣－衰退的过程，但更经常的是它们会被负反馈所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波动是没有规律的，这时是接近均衡的状态。对接近均衡和远离均衡的状态进行区别时，前者的特点是波动的随机性，后者的特点是泡沫占支配地位。接近均衡的状态是普通日常情况的重复，构成一般的统计概括。远离均衡的状态下会发生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其后果一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打破基于日常情况的统计概括。在接近均衡的情况下形成决策的原则，不适用于远离均衡的情况。即是说，任何事件序列的反身性互动，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当不明显。反身性互动只偶尔出现，而反身性结构是永久性的。

远离均衡的状态分为两类：一种是动态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偏见和流行趋势彼此会互相加强，直到差距太大，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为止；另一种是静态不均衡，不过这种情形在金融市场中很少发现，特征是十分僵化的独断思考模式，以及十分僵化的社会状态，这两种情形都不会改变，教条和现实状况差距很大。事实上，在实际状况改变时，不管改变的速度多么缓慢，如果教条不做调整来适应这些改变时，思想和实际状况的差异就越来越大，静态不均衡的情形可以持续非常久。

三、对经济学科的思考

（一）反身性与主流经济学

反身性之中最重要的双向反馈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十分微弱，所以可以安全地忽略它。可以将情况区分为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就前者来说，某种修正的机制可以防止认知与现实之间出现过度的背离，以后者而言，反身性的双重反馈机制处在运作中，除非既存的条件或制度出现显著的变化，否则认知与现实便不会趋于一致。在第一种情况下，古典经济理论是适用的，而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分歧可以视为噪声而加以忽略；在第二种情形下，均衡理论便毫无关联了。所以，并不能说均衡分析是完全错误的，只是间歇性地需要补充其它理论。

四、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反身性

（一）寻找失衡状态下趋势性的市场

在任何情况下反身性模型都不能取代基本分析，它的作用仅限于提供基本分析中所欠缺的成分原则上这两种方法可以调和，基本分析试图确立潜在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中，而反身性理论则表明了股票价格如何影响潜在价值，一幅是静态的图景，另一幅则是动态的。因此，投资的过程更多是动态的历史过程。有些人将索罗斯的理论视作投机的催化剂，从而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估值方法结合，进行投资判断。而实际上反身性理论是通过寻找处在失衡状态下，趋势性的市场而获利。

（二）信贷周期下的繁荣萧条过程

另外，金融市场有一个缺陷：它天生不稳定，金融市场需要主管当局某些监督，主管当局显然有维护或重建稳定的责任，历史已经显示，不受管理的市场可能崩溃，中央银行就是在一系列的银行危机之后，发展出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假设货币定价是真实世界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被动反映。古典经济学专注于真实的世界而忽略与货币和信贷有关的问题，甚至凯恩斯也用真实因素表达他的一般理论，货币主义者们则把这个关系倒置过来，宣称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看作完全的货币现象。

货币定价并不是真实世界中事件的简单反映，定价是对交易过程施加影响的一种积极的行为。货币现象与起初真实事件以一种反身性的方式相关联，即彼此相互影响，反身性关系在信贷的运用操作中最显著地表现出来。

贷款是以贷方对借方履行债务能力的评价为基础的，对抵押贷款的评估被设想为是独立于贷款行为的，但事实上贷款可以影响到抵押物的价值，无论对于个别经济领域还是作为整体的经济这一看法都适用。信贷扩张刺激了经济并提高了抵押品的估计价值，收回贷款或紧缩信贷的负面影响既不利于经济也不利于抵押品的估价。信贷与经济活动的联系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这一联系的主要困难在于信用无须涉及实物或货物及劳务的消费，它可以完全用于金融的目的。例如，用于建立新工厂的贷款与用于杠杆收购的贷款的经济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其结果是难以将信贷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定量化，然而忽视这一点无论如何总是错误的。

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应过多引起的，与信贷规模无关。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管制的对象就应该是货币供应而不是信贷的增长。只要中央银行能够管好自己的货币供应，市场也就能管好自己的活动。

反身性概念和信贷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缘分，这是不足为怪的：信贷取决于预期，预期涉及偏向，于是信贷成为偏向介入历史过程并发挥因果作用的主要渠道之一。信贷似乎与一种独特的繁荣 / 萧条的反身性模式相关联。这种模式是非对称的，繁荣是长期的、逐渐加速的，而萧条是突发的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

这种不对称源自于贷款与抵押之间的反身性联系。抵押是贷方认为有实际价值的对象。估价被假设为一种被动关系（原来价值是给定的），其中价值反映了潜在的资产，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牵涉到一个主动的行为，一笔贷款做成了，贷款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抵押品的价值：正是这种联系引起了反身性的过程。

贷款行为和抵押品估价之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启发设计出一种模式：一个时期的逐渐的、缓慢的加速增长的信贷扩张之后是一个短期的信贷紧缩－典型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萧条在时限上被压缩了，因为清偿贷款的努力引起抵押品估价的骤然下降。贷款行为通常会刺激经济活动，它使借方能够扩大消费，或投资于生产性资本。同样，还本付息会产生一种抑制的效应，因为本来可以用于消费或创造一笔未来收入的资金被撤回了。随着待偿债务总额的累积，还本付息的份额也增加了。由于只有新的净增贷款起到刺激作用，新贷款的总量也必须保持上升以保证净贷款流入，维持市场稳定。

强劲增长的经济倾向于增加资产价值和增加未来收入流量，两者都是评估信用时所依靠的指标。在信贷扩张反身性过程的早期阶段，所涉及的信用金额相对不大，对抵押品估价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过程在最初阶段显得很稳健的缘故。可是，随着负债总额的累积，信贷总额的权重日增并开始对抵押品价值产生了增值的效应。这个过程一再持续，直到总信贷的增加无法继续刺激经济的那一点为止。此时，抵押价值已经变得过度地依赖于新增贷款的刺激作用，而由于新贷款未能加速增长，抵押品价值就开始下降。

抵押品价值的侵蚀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抑制的作用，反过来又加强了对抵押品价值的侵蚀。到了那个阶段，抵押品已经用至极限了，轻微的下跌就可能引发清偿贷款的要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这就是对一个典型的繁荣萧条循环过程的剖析。

而繁荣和萧条又是不对称的。在繁荣的开端，信贷的额度和抵押品的价值都处于极小值，而在萧条时，它们都处于极大值，但起作用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清偿贷款是要花时间的，履行越快，对抵押品价值的影响就越大。在萧条阶段，贷款和抵押品价值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被压缩在一个很狭窄的时段内，故而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正是累积头寸的突然清算，导致了萧条的运动形态迥异于在先的繁荣。

全文完

☆ END ☆

全文完

金融炼金术#

混乱与扭曲：《金融炼金术》读书笔记本文 6100 字，阅读约 15 分钟。

本文 6100 字，阅读约 15 分钟。

本文是《金融炼金术》的读后感，主要截取了核心的反身性和金融实验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创心得；第二部分是反身性在两个典型资产中的总结归纳；第三部分回顾了书中的实验，介绍背景并予以评判，还附上了简要的里根大循环解释。

第一和第二部分中罗列了一些可供延伸的课题，请多批评指正。

一、索罗斯的启示#

1.1 反身性的元认知

反身性是一种元认知思维。简而言之，反身性就是认知和行为之间的不断相互反馈。认知和参与互为因果，两者既是对方的自变量，也是因变量。“反身性” 本身是个简洁的概念，在《炼金术》中索罗斯把他反复的穿插在各种现实中，在《超越金融》中又对这个概念做了向上的溯源。

对个体而言，事物的认知始终是扭曲的，因为个体总是有视觉盲点，而事物又不断处于反身性的动态发展。索罗斯强调人类认知的缺陷，以及由于这种缺陷，认知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的差距。于是，我们经历的是自我相关 (self-reference)，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迂回于认知和现实之间。

** 个体用 “有缺陷的视角” 观察着 “持续变换” 的画面来展开行动。** 仅仅脑补这个抽象的超现实画面，就能让我们将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作为自然的心态。

之所以说 “元认知”，是因为 “反身性” 难以被证实和证伪，而且难以被精确度量。这与自然科学的 “真理” 形成了对比。而这一点，也被索罗斯直接用于推翻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理想假设，因为这些理想状态的假设（e.g. 理性人，完美认知等）从一开始就是脱离现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不同，因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评论，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延伸课题：

在一个具体场景中如何度量反身性，能否量化？

1.2 重视 “边际”

在反身性的背景下，正向发展和负向发展有临界点，观察事物的变化要重视 “边际” 要素。这是一个常识概念，因为二级市场上的标的报价都是边际报价，但谁是冲进来的 “边际”？站在这个视角上的分析延伸了画面，边际资金就是定价力量。里根大循环中的 “边际” 是 “投机资本”，北向资金逐渐成了 A 股核心资产的主要 “边际”。看清楚 “边际” 来自何方，才能对市场的进退节奏做到有条不紊。

1.3 “共振” 场景

《炼金术》中并未展开 “共振” 这个话题。在此做一下不完整的延伸，也留个思考题。

宏观对冲中的共振场景能够带来 “高胜率 + 高赔率” 的交易机会。暂且归纳两种共振类型：

1）周期的共振（中 / 低频）

•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40-60 年，技术创新

• 库兹涅周期，15-25 年，地产和建筑业投资

• 朱格拉周期，8-10 年，设备和资本投资

• 基钦周期，2-4 年，库存投资

此前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先做一个假设（证实 / 证伪），后三种周期中，当处于两个或三个周期共振的时候会对一些大类资产产生明显趋势。尤其是后两种相对较短的周期，库存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叠加，会更频繁的出现。

2）反身性要素的共振（高频）

这种共振更像是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划定了几个主要的反身性要素后，针对这些要素来识别可能的共振场景。比如索罗斯在股价的反身性内容中简要提到了 “基本趋势” 和 “预期之间” 存在共振阶段。

延伸课题：

1）共振类别：除了这两种共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共振维度？

2）共振组合：哪些共振维度的结合能诞生最好的交易机会，尤其针对中国市场适用的共振组合是什么？形成这个组合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是否可持续？

1.4 无限游戏的正念

宏观对冲（FICC），在我看来是一场边界模糊的 “无限游戏”。“无限” 有两层含义：

1）资产轮动：资产轮动关系因为不同的外力场景，不断的变换反馈方向、反馈方式（速率）；

2）时间连续：若是全球宏观，尤其随着在管资产（AUM）的上升而更多的涉及美元定价的商品、外债和外汇市场，就成了全时段交易。

有限游戏是在边界之内的游戏，无限游戏玩的是边界本身。玩上乘游戏，需要上乘武功，持续的赢下去，除了武功，还得有相应的正念。索罗斯主要有三个正念：

1）** 客观严谨（对外）。** 虽然个体的认知总是存在谬误和盲点，偏差难以避免，但如果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框架，努力分析后给出尽可能精致的假设，再把周期拉长抓确定性更高的机会，那么还是很可能获得丰厚的收益。这要求参与者能够刻意的保持客观的视角和严谨的思维习惯，逻辑严密的分析并跟踪，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的与人性的谬误对抗，直至形成习惯。

2）** 理性坦诚（对内）。** 如果说客观严谨是用于对外界信息的冷酷分析，那 “理性坦诚” 这表现在索罗斯对自我的剖析上。整个金融实验部分的分析记录，都是很坦诚的陈述，里面包含了自己在面对具体场景时不确定的地方，坦承出现的错误。

书里有一段轻描淡写的描述：

即便是在 90 年代狙击英镑和泰铢之前，80 年代中期的索罗斯也算得上是有所成就。但他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优势（“能力圈”）有清醒的认识，坦诚自己的局限和弱点。索罗斯秉持 “无我” 的心态，最终成其 “大我”。

3）** 灵活应对，谦卑敏锐。** 在执行过程中，索罗斯能够与市场同频带入，处于高度意识状态，却又不代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常识和氧气类似，都是越往高处越稀薄。上了年纪的成功者保持灵活性的能力迅速下滑而丧失高质量决策的能力，反面案例有法国登基后的拿破仑和古希腊年迈后的伯利克里等等。

生于 1930 年的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的实验阶段已经 55 岁了，而此后狙击英镑和泰铢都是在他 60 岁之后的案例。智力因素决定了你能否抛出 “精致的假设”，而这种长期保持灵活性，对错误的敏锐及应对的能力，来源于谦卑、敏锐的特质。这保证了他能不下牌桌赢到最后。这一点虽跟 “理性坦诚” 相似但更为极致，因此单独罗列出来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反身性的领悟#

2.1 股票中的反身性

索罗斯先借用股票市场描述了 “微观经济” 中的反身性。

2.1.1 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的交互

索罗斯开篇就用两个假设代替了 “市场永远正确” 的传统观念：

1）市场总是展现出某种偏向

2）市场能够影响它预期的事件

分析 = 静态分析（基本面） + 动态分析（反身性）

以股票市场为例，假设：

• “参与”（行动）→ 基本趋势（每股收益）

• “认识”（认知）→ 主流偏向（股价）

就有了下面这张描述变化过程的图片：

延伸课题：

1）需要考虑的要素。如果我们把基本趋势理解为 “盈利”，股价变化理解（狭义）为 “估值”，那影响股价的因素其实还有 “流动性”。事实上还有政策的干预，但我们主要取上述的三方面，那么 “流动性” 这个因素暂时没有体现在图里。

2）要素的构成。基本趋势如果描述的是 “基本面要素”，那么可能基本趋势也可以是个多重指标，而不是单一要素（每股盈利 EPS），比如纳入资产周转率、杠杆率（ROE 维度），现金流等。而且在同一个框架内，不同行业的要素权重可能也会有不同侧重，比如地产行业的更偏重现金流，快消品行业更偏重周转率。

上述两个方面，无论选什么要素，还是要素进一步如何细分，如果要定量分析到决策，那也要尽量选择可 “定量” 的对象。如果加入定性因素的考量，那决策中就有一些 “模糊的正确” 判断存在。

定性和定量之间的边界及有效性，这也是本书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题，但此方面的思考不应该流于表面，而要放到具体问题场景中来考量。

3）识别多要素共振的场景条件。如何界定框架，假如就用上面提到的三要素，那么盈利、估值和流动性的共振是最理想的情况。那么这些要素共振的场景出现需要什么条件？

• 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内部和外部的结合条件，条件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制约；

• 历史上出现的场景是什么，e.g. 中国市场、美国市场的案例。

2.1.2 场景描述：集团并购类股票和 REITS 的投资机会

索罗斯在这里提供了 1970 年 2 月的抵押信托案例研究。这里值得借鉴的就是完整的场景脚本描述。所谓 “完整”，我的定义是：

1）** 准确识别交易中涉及的关键反身性要素。** 比如案例中（3 个）的信托回报率、增长率、投资者认可；

2）** 包含分阶段场景描述及场景临界点的讨论。** 索罗斯的场景描述是比较简洁的，从萌发到崩溃有 4 幕，但每一幕里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否存在某一幕被打破的可能，或者说在这一幕里要素的反馈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定量）可能会促使这个发展过程加速或减速？这些是在实践中继续深化的话题，并值得进行详细的思考记录。但分析也是有边界的，不然将陷入无穷的思考分析，边界的把握定性居多，或许依赖过往实践经验；

3）跟踪实际场景，不执著于初始假设，在关键条件和假设发生变化的时候，果断应对。

此外，索罗斯感叹自己在技术类股票的实践中没法做常胜将军，而且自己 “需要不断补充新的专业知识”。但相比之下的集团企业和信托中的成功投资案例，则仅需要了解反身性就足够。引申一下，最好能真正弄清一两个产业链条较长的行业，可以周期特征明显，然后让反身性反复的在产业链上下游发生。

2.2 外汇中的反身性

股票市场之后，索罗斯再用外汇市场描述了 “宏观经济” 中的反身性。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反身性” 在外汇市场上是更加 “连续的”。

外汇的需求主要来自三个基本面要素：

1）贸易

2）非投机资本交易（外国投资）

3）投机资本交易（外国投机）

投机资本是一种 “边际” 要素。投机资本受到上升的利率和上升的汇率吸引。其中，汇率因素明显强于利率因素。利率也重要，但利率对汇率有所影响，具体影响多大，也取决于参与者的认知。投机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占比越大，市场就越不稳定，类似于散户在市场中的占比较高，A 股相对美股不稳定。

投机资本主要考虑的三要素：

1）汇率价差

2）利率价差

3）资本升值

如果把外汇和股票市场做类比，汇率相当于 “股价预期”，仅次于总回报率的关注度。因此，汇率是外汇投机的主要动机。

虽然没有普遍有效的答案，也没有纯粹的反身性场景。我们还是关注一种主流偏向是如何确立起来的，以及更重要的，它们是如何反转过来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问题。

趋势一旦建立起来，就会自我加强、循环，重要的是提前识别能够打断反身性循环的因素。书中里根大循环的情况就是：

投机性资本流入 < 贸易逆差 + 待偿且增加的利息

（S↓ < T↓ + N↑）

这里又有两个可能因素，让场景不在一瞬间愈演愈烈：

1）参与者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意识到趋势的变化，并且采取类似的行动；

2）当局者也察觉到危险，并且采取措施避免市场崩溃。

因此决定了投机活动具有日渐增强的不稳定性。在局面转折之前，会有一段较长的 “发展期”。也正因为趋势难以逆转，参与者才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比较强的趋势依赖，以至于在真正扭转的调整中出现很多残酷的现实。

三、金融市场实验的评判#

3.1 实验评判

看待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历史分割成一个小片段，比如压缩成一部 2 小时的电影。但宏观是一副连续变化的，有前文铺垫、发展的画面，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才能理解上下文，并对参与者的表现做出评估和得到启发。也同时囿于时间、深度的局限，只能做恰如其分（略显粗糙）的回顾。

背景

《金融炼金术》中的实验阶段是从 1985 年 8 月 16 日至 1986 年 11 月 7 日（下图黄框区域）。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一路贬值，期间伴随了利率下行和国际信贷的膨胀。

70 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开始用控制货币供给的方式，间接促使利率开始上行。1981 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大力推行减税、扩大财政赤字（军费开支），具体情况在后文的 “里根大循环” 部分讨论。里根干了两届，1981-1985 年主要是大循环的正反馈（正向反馈，加剧 -- 收敛），1985 年至 1989 年主要是大循环的负向反馈（负向反馈，加剧 -- 收敛）。自 1980 年开始，从美元汇率的角度来说，1980-1984 和 1985-1989（里根的两个任期），分别是宏观层面的两个单边行情阶段，大类资产的趋势性相对明显的时间段，这是索罗斯实验阶段的大背景。从后来看这段时间，从反身性的角度来提供 “精心构造的模型” 是相对理想的。

实验阶段

美元（白色）、标普 500 指数（红色）和美债 10 年利率（蓝色），1977-1990，黄框是实验的区间

上述表格以美元指数为主要依据，划分了不同的阶段。布林顿体系崩溃后（1971-1981）、里根大循环正向反馈和大循环负向反馈，是三个趋势性较强的区间，大类资产的轮动趋势较清晰。量子基金的收益在大循环的负向反馈阶段的收益是很不错的，也正好就是书中的实验阶段（1985 年 8 月之后）。

高收益从 1985 年上半年就开始了，此前量子基金只有在 1980 年做到了年化超过 80% 的水平，当年 102.6%。索罗斯通过反身性构造模型来抄底摸顶，表现堪称优异。唯一的例外是，1981 年量子基金出现了 22.9% 的亏损，导致了大量赎回。

在 16 个月的实验过程中，事后能比较清楚的划分这几个阶段。但在事中亲历这些变化，索罗斯并不执着于最初的细节假设，在保持框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不断的对几个大类资产的外部变化引发的可能短期场景，在头寸上进行调整。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虽有预测，但赢在应对。

大师也是凡人，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饱受煎熬。在反向正反馈早期和中期阶段（1986 年 7 月前），明朗的趋势下取得了高收益且回撤较小。但到了 1986 年 7 月后，逐渐变成了趋势消减的负反馈，市场在经历了一些主要事件后开始犹豫（e.g. 广场事件等）。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量子基金交易的频率变高，回撤变大，曲线不稳定。索罗斯本人也在不断的反复判断后，出现了一些观点上的摇摆，虽然大框架不变，但有些分析和决策低效且充斥着焦虑。

大师的任性 —— 情绪化描述

大师也有需要诟病的问题，就是 “情绪化描述”。交易需要对场景进行假设推演，然后应对，这就是构建这个交易的逻辑场景。除非是对外沟通的需要，交易员不该对自己的逻辑赋予 “情绪化描述”。

 在第一阶段实验的末尾（1985 年 12 月 9 日），索罗斯突然抛出了 “百年不遇的牛市” 这个词来形容即将到来的股票市场，理由是：

 1）因为预算赤字即将到达拐点，利率（贴现率）将下行。伴随着大循环开始逆转，利率是强烈的单边下行预期；

2）消费在年底的爆发和投资在年内的确定（税筹考虑）。

 之后的市场表现算是差强人意，道琼斯指数（DJI）自上面这段笔记开始至 1986 年 6 月底和 12 月底，分别上涨 15.60% 和 35.19%。收益率数字客观，可是在加上了这种情绪化叙述后，无形中对自己初始交易逻辑出现了执念，对外界的变化观察有失偏颇。

 在对照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实验中，“百年不遇的牛市” 也出现过多次，不确定的扰动因素开始增多，业绩受到影响。在实验评估阶段，索罗斯也提到自己在第二阶段中的错误在于:

“不愿意承认 “百年不遇牛市市场” 已经终结，尽管它确实还没有完成应有的表现。”

 情绪化描述会导致静态视角，而宏观对冲本来就是复杂的动态游戏。第二阶段的 “疲于奔命” 也与此前两个阶段的 “有条不紊” 形成鲜明对比。置身于无限游戏的宏观交易者需要保持客观理性的视角与心态来提供稳定的业绩表现，这是需要不断不断提醒的问题。

3.2 实验背景：里根大循环

里根大循环分析案例的启示是，精心构筑假设和定义边界，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欲知何为多余，须知何为足够。

里根大循环简述：

以财政刺激带来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为基础（B↓），带动强势的经济（V↑）和利率上行（i↑）。利率上行带动了资本账户的流入（N↓+S↓），资本账户的流入大于巨大的贸易逆差（T↓）。结果是经济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大幅增长，美元坚挺。

临界点在于，资本账户的净流入小于经常账户的净流出的时刻，即投资和投机净流入小于贸易逆差。

N↑ + S↓ < T↓

随着投机资本的流入，滋生的利息和本金压力越来越大（N↑），直到令投机资本也出现净流出（S↑）。

N↑ + S↓ （资本商户） + T↓ （经常账户） → e↓ 美元汇率暴跌

这个循环从 70 年代末开始，到 80 年代中期结束。里根大循环以消耗国内实体经济为代价，维持经济发展和强势美元。

 如果人的视角不能够全面，信息始终不完整，那么每次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这个 “局限” 下抛出带有边界的假设和有缺陷的模型。目前比较同意 “先验视角”，选择视角就是选择了观察这个问题的 “滤镜”，难免有缺陷、扭曲。在跟踪的时候需要不断的调整和应对。这又回到了前言中的一句话：

 “一个成功的结局不会假设最初的决策是基于正确的理解的。”

 因为人和系统都有缺陷，而且还伴随场景的动态发展。

全文完

《金融炼金术》#

读索罗斯第二本书，也是最大名鼎鼎的一本儿。

全书结构有些杂乱，先是阐述反身性理念，然后以金融市场实战日志的形式，通过记录，来检验股市、汇市和信贷市场中存在的反身性，最后还有关于历史、市场和投资哲学等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每一章都是既精彩又枯燥。

在其中最为经典的投资日记部分，虽未明显感受到他是如何将反身性理论运用到金融投机中的，但那种对各个市场的融会贯通和信手拈来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书中内容太过丰富，已至于用了大半个月才完结，但也不敢说究竟吃透多少。

我想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我一定还会再次拾起本书，重新领会学习 Soros 思想的。

【70 年代石油美元 & 通胀】：
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攀升→产油国获得巨额资金并存入银行→刺激银行加大对欠发达国家放贷→1973 年到 1979 年国际信贷规模爆炸性增长→70 年代全球通货膨胀；

【里根大循环 & 隐忧】：
美国里根减税 + 增加国防开支→预算赤字 + 通货膨胀→Fed 收紧货币供应 + 放开利率浮动→利率升至创纪录水平→经济衰退→1982 年国际债务危机→Fed 放松了货币供应 + 庞大的预算赤字→美国经济起飞 + 利率达到历史高位→美元强劲 + 资本大量流入 + 进口增加平抑了物价→巨额的贸易赤字 + 还本付息压力增加→削弱经济 + 外国人不愿持有美国资产→美元面临下跌风险→资本流入无法抵偿预算赤字时问题将变得尖锐；

【笔记】：
【Soros 质疑波普尔 “方法论统一” 主张】：
1、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而绝不可能被证实，证实与证伪间的不对称和预言与解释之间的对称是波普尔图示的两个决定性的特征；
2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无论科学家多么能干，一般金属也绝无变成金子的可能；而社会科学作为炼金术倒有可能取得成功，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中，理论即使没有确凿证据也可以是有效的 ，参与者的思想， 正因为不受现实支配，反而很容易为形形色色的理论所左右
3、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件包含思维参与者，而自然现象则没有；由参与者的思维活动所引发的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则没有对应者；
4、在社会事件中，构成不确定要素的，是参与者的思维本身而不是外部观察者的干扰；在这里，因果链并不是直接从事实导向事实，而是

5、社会科学的提法本身就成为可疑的了，它成了社会炼金术士们手中的法宝，在用咒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象的戏剧性的时刻屡屡灵验；

【反身性理论】：
1、参与者的认知缺陷是与生俱来的，有缺陷的认知与事件的实际过程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联系，这导致两者之间缺乏对应，我将这种双向联系成为 “反身性”；
2、参与者是他正在试图理解的情景的一部分；
3、反身性过程不存在某种预定的结局，结局取决于过程；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会影响到结局；
4、反身性也可以被描述为辩证法，将参与者的思维同所参与的过程联系起来 —— 也就是说，在观念与物质之间发挥作用；
5、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描述并预测在过程中参与者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在客观而可观察的条件与参与者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影响：参与者的决策并非基于客观的条件本身，而是基于对条件的解释；
6、不是目前的预期与将来的事件相符合， 而是未来的事件由目前的预期所塑造

7、历史的进程是开放的，历史的主要驱动力是参与者的偏向，它不是起作用的唯一力量，但它是历史进程中所独有的力量；历史的进程是由参与者的错觉塑造的，塑造了历史面貌的思想无非是一些内涵丰富的谬误；
8、反身性的过程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加以预言；

【金融市场的反身性】：
1、我特意将历时实验命名为炼金术，指望能够获得所期望的目标状态；换一种说法，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真理 —— 而炼金术，则是操作上的成功；
2、金融市场上的成功秘诀在于具备能够预见到普遍预期心理的超凡能力，至于对现实世界的精确预言则并非必要；

3、因为市场价格总是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倾向，而自然科学却建立在客观的标准之上；科学理论依事实而定，金融市场中决策的评价则取决于参与者们歪曲了的见解，一旦成功地构造了一个确有价值的猜测，那么回报将是极为丰厚的；

• 4、在社会科学中，错误的观点也可能是有效的，只要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反之，理论或预言的成功也不能作为其有效性的结论性依据；

• 5、除了学术界之外，还有许多领域，参与者可以通过将自己的观点伪装成科学的，进而取得操作上的成功，政治则是又一个 —— 要阻止滥用科学的名义从事炼金术的勾当！

6、思维主体的介入使这个结构大大地复杂化了，参与者的思维影响了事件的进程，而事件的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参与者的思考；更糟的是参与者之间还要相互影响；
7、因果链条并非从一项事实联系到另一项，而是从事实到认知，又从认知到事实，中间经过各式各样的参与者之间其他的联系渠道；
8、时间的进程受到参与者偏见的影响， 那么就意味着观察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布未来，而在人力能够摆布对象时，参与者们感兴趣的将是如何影响事件的进程而不是怎样去理解它；
9、未来的事件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因为事件更多地取决于主观因素而不是事实，参与者们的思维是他们所参与过程的整体的一部分，将这种过程视为由单纯的事实所构成就会扰乱主题；
10、即令在分析金融市场的未来趋势时，我的方法也极少给出确定的预测结论，它的作用只限于在过程的开展中提供进行理解的框架；
11、对真理的追求同无条件的预言水火不容；

12、市场提供了鉴别投资决定的标准，此外，它们还影响着事件的因果联系，由于相关信息的获取比在现实世界中要容易得多，> [!TIP]

市场行为遂成为最便利的反馈机制，可以就此评价个人的预期；

13、市场机制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了参与者由此认识自身观念谬误的标准；

14、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市场只能兆示进程而不会构造过程，我的方法则揭示出，金融市场同样可以促进或抑制未来的进程；但是，只要金融市场能够不断地发出各种兆示危险的信号，我们就总可以一再地绕过去；
15、金融市场不断地预报各种情况的发生，可是恰恰是因为有了预报，所以往往不能实现；出于同样的原因，金融崩溃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

16、反潮流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不过同公认的预期对着干绝非安全，因此就更要做一个反反潮流者；

17、在社会现象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两类有效性：作为真理的有效性同作为操作效用的有效性；市场价格只是判别效用的标准，而不是判别真理的标准未来的价格只决定参与者的命运，却无法判定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是否正确 ，只有在市场价格走向均衡的条件下，两类标准之间的距离才可能弥合；

18、动态修正：市场机制中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 —— 内在不稳定性，它导源于思想与现实之间反身性的双向联系；

19、定价是对交易过程施加影响的一种积极的行为，货币现象与起初真实事件以一种反身性的方式相关联，即彼此相互影响；
20、参与者的偏向是确定价格的一个因素，寻求均衡价格的行为必然是徒劳无益的；

• 21、在某些情形下，偏向不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这种递归关系使得价格的演化变得不确定，从而与所谓的均衡价格毫不相关；

• 22、也只有在某种机制启动后，参与者的偏向才会影响市场价格，甚至于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基本面却被视为市场价格的决定性因素；

• 23、 > [!IMPORTANT]

  过度延伸反身性的概念也可能具有危险性，金融市场的走势可能会出现长期的休眠状态，行情似乎不呈现反身性的韵律，反而更像 “有效市场理论” 所主张的随即漫步，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探索反身性的假说，最好什么也不做；

• 24、反身性理论并非随时运作，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十分微弱；我们可以将情况区分为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
  （1）接近均衡的条件下，某种修正的机制可以防止认知与现实之间出现过度的背离；
  （2）远离均衡的条件下，反身性的双重反馈机制处在运作之中，除非既存的条件或制度出现显著的变化，否则认知与现实便不会趋于一致；
  25、对抵押贷款的评估被设想为是独立于贷款行为的，但事实上贷款可以影响到抵押物的价值，结果是难以将信贷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定量化，eg：负债比率会受到他们本身的贷款行为的影响；
  26、管制周期和贷款周期在时间上大致重叠，管制的下限倾向于和信贷扩张的上限相对应，反之亦然，这两个周期还存在着不断的相互作用；管制人员也是参与者，理解的不完备性也是他们所固有的，他们的行为往往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管制人员与作为管制对象的经济的之间关系是反身性的；
  27、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形状不能看作是独立给定的，因为它们二者都体现了参与者的预期，而供求形势的变化又取决于参与者自身的预期；将供求看成是独立于市场参与者预期的外部力量所决定的看法，无异于盲人指路；

【股市的反身性】：
1、在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基本状况的变化之间，难以建立起任何稳定的相关关系；

2、公司的经营状况决定了（存在滞后）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各种股票的相对价值，而股票市场的行情变化左右公司经营状况的可能在这一方法中却未予以考虑；股价可以影响一家公司的地位，更微妙的方式还有信用评级、消费者接受程度、管理者信誉等等；
3、我不相信股票价格是潜在价值的被动反应，更不相信这种反映倾向于符合潜在的价值，我坚决主张市场的估价总是失真的；不仅如此，这种失真具有左右潜在价值的力量；股票价格不是单纯的被动的反应，它在一个同时决定股票价格和个公司经营状况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4、用另外两个主张取代 “市场永远正确” 的迷信：①市场总是表现出某种偏向；②市场能够影响它预期的事件；
5、股票市场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参与者，他们的观点必定各不相同，其中许多偏向彼此抵消了，剩下的就是所谓的 “主流偏向”； 6、股票价格取决于两个因素 —— 基本趋势和主流偏向 —— 这两者又反过来受股票价格的影响；
7、股价一定会对基本因素产生影响，有时，这种联系是直接的，但多数情况下则是间接的，往往要通过诸如税收、管制或对储蓄和投资的态度的变化等政治程序才能被人们体会到；
8、任何情况下反身性模型都不能取代基本分析，它的作用仅限于提供基本分析中所欠缺的成分，两种方法可以调和；基本分析试图确立潜在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中，而反身性理论则表明了股价如何影响潜在价值 —— 一幅是静态的图景，另一幅则是动态的；

【外汇市场的反身性】：

1、反身性相互作用在股票市场中是间歇性的，而在货币（汇率）市场上却是连续的

2、自由汇率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并且，这种不稳定是累积的；不是基本因素确定汇率，倒是汇率找到了一条影响基本因素的途径，例如，坚挺的汇率抑制了通胀，工资保持稳定，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当出口商品中含有很大份额的（经过加工的）进口商品时，一个国家就能够几乎无限制地保持竞争力，哪怕其货币持续稳定升值，如 70 年代的德国；

3、国内通胀率与货币汇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循环作用的，一方的变化可能先于另一方，但是一方为因一方为果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他们是彼此影响、相互加强的；

4、参与者的偏向把一种不稳定因素引进了这一系统，当因果关系呈现出反身性特点时，参与者的偏向就可能产生、维持或破坏一个恶性的或良性的循环；它表现在作为贸易不平衡抵消因素的投机资本流动中，导致贸易顺差或逆差；
5、汇率是由外汇的供求所决定的，可以将供求因素归并于三个项目：贸易、非投机资本交易、投机资本交易，这三个交易项目内的货币交易总额决定了汇率的走向；另外投机交易和非投机交易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层次；
6、投机交易反映了参与者的偏向，投机资本为寻求最大的回报而不断流动，总回报有三个构成要素：利率差价、汇率差价和当地货币的资本升值，考虑到资本升值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提出的一般规律就是：投机资本为上升的利率和上升的汇率所吸引；其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这并不是说利率差价不重要的，但它们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对汇率的影响，而这又取决于参与者的认知；有些时候相对利率似乎是主要因素（但有关利率重要性的认识常常出错，即利率因素错误的被认为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它们几乎被完全忽略了；

7、“基本因素” 即使对于股票市场来说也是相当模糊的，但至少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股价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基本因素相关联的；就外汇市场而言，*贸易品平衡显然是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但其对价格趋势的决定作用比之股市更为模糊，答案就在于投机资本运动在外汇市场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投机交易只是决定汇率的因素之一，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8、对未来汇率变化的预期构成了外汇投机交易的主要动机，投机资本主要是由汇率预期所激发的；
9、汇率变化是一个纯粹的反身性的过程：预期之间相互影响，主流偏向自我强化畅行无阻，近乎为所欲为；市场高度不稳定，假如相反的偏向占了上风，也一样可以呼风唤雨；在一个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的体系中，反身性就成了普遍性；
10、卡特的恶性循环（均衡）& 里根的良性循环（非均衡）
（1）70 年代末卡特的恶性循环（德国马克坚挺，美元走势疲软）：起初，德国贸易顺差，货币坚挺有助于抑制物价，只要投机性资本流入占主导地位，良性循环就是自我加强的，汇率升值的比例超过了利差，持有德国马克变得有利可图，投机性资本流入既是自我加强的又是水到渠成的；德国的良性循环对于美国却成了恶性循环，汇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虽然名义利率上升了，但实际利率即令还没有跌成负数，也是低得可怜的；
（2）80 年代中期里根的良性循环，美元走势回升：罗纳德・里根上台执政，美元开始持续地升值，坚挺的美元引起了美国贸易平衡的急剧恶化（美国并不像 70 年代德国那样有贸易顺差作为货币升值的后盾），此外，升值也没有产生足够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效应，货币升值的幅度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对幅度不相匹配，结果就是利率飙升，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逆差；
（3）在 70 年代末的德国经济中，货币的升值以低通胀率为后盾，贸易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影响；里根良性循环则是依靠了利率差价 —— 而不是低通胀率 —— 来牵引资本流入的，因此出现了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和强劲的资本流入相伴随的奇观；前者还可以说成是某种均衡，后者则完全是非均衡的了：资本的流入有赖于坚挺的美元，坚挺的美元则又有赖于不断加快的资本流入，这必然导致利息和债务负担的节节上升，投机活动无助于重建均衡，相反，它加强了这个趋势，从而加剧了终将得到矫正的不均衡；
11、对自由汇率浮动制度的运行做出一些普遍有效的概括：
（1）外汇市场倾向于跨时段的大幅波动，一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可能持续若干年：

• ①在自我加强趋势的发展过程中，投机交易的权重趋向于增长；

• ②主流偏向是一种赶潮流的倾向，（自我加强的）趋势持续得越久，偏向也就越强；

• ③趋势一旦建立起来，就会自我保持、自我发展，直到转折点出现，此后，又向相反方向启动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

（2）最后，即使没有当局的干涉，市场也将达到一个转折点：

• ①当投机性资本流入无法补偿贸易逆差和上涨的待偿付利息时，这个趋势就会逆转，投机性资本将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 ②如果发了这种情况，逆向的运动就可能轻易地加速成为自由落体运动，原因很简单 ，投机和 “基本因素” 的流向是相同的；
• ③更重要的是，一旦投机商意识到趋势有变，市场将会出现交易量的巨幅增长；
• ④当然，情势有时也会相对缓和，一种情况是参与者并不是同时意识到趋势的变化，另一种情况是当局必然也会察觉到危险并采取一些措施以避免市场崩溃；
• ⑤事实上，正因为趋势难以逆转，参与者才会陷入对趋势的依赖，以至最终逆转的调整显得格外残酷；
  （3）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转折点在实际发生之前是无法确定的；
  （4）
• ①只要真实利率高企而实物投资的回报较低，“热钱” 就会持续累积，将资本转成升值的货币类别并保持其流动性，比投资于实物资产获利更大；
• ②实物资产则代表了硬币的反面，它们不能流动，无法利用趋势获利，出口商在货币升值时注定要遭殃；
• ③贬值货币给出口商带来了意外的收益，但由于从前吃过苦头，出口商们不敢追加投资，他们宁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持有利润，结果反而又促成了 “热钱” 数目的增加；
  （5）当一个长期的趋势渐成强弩之末时，将会出现短期的反复振荡，这种现象毫不奇怪，追赶潮流者如今辨不清方向了；

【信贷市场的反身性】：
1、繁荣 / 萧条的反身性模式是非对称的，繁荣是长期的、逐渐加速的，而萧条是突发的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这种不对称源自于贷款与抵押之间的反身性联系，贷款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抵押品的价值，正式这种联系引起了反身性的过程；
2、对着待偿债务总额的累积，还本付息的份额也增加了，由于只有新的净增贷款起到刺激作用，新贷款的总量也必须保持上升以保证净贷款流入，维持市场稳定；可是，随着负债总额的累积，信贷总额的权重日增并开始对抵押品价值产生了增值的效应，这一过程一再持续，直到总信贷的增加无法继续刺激经济的那一点为止；
3、抵押价值已经变得过度地依赖于新增贷款的刺激作用，而由于新贷款未能加速增长，抵押品价值就开始下降；抵押品的侵蚀对经济活动产生了抑制的作用，反过来又加强了对抵押品价值的侵蚀；到了那个阶段，抵押品已经用至极限了，轻微的下跌就可能引发清偿贷款的要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
4、在萧条阶段，贷款和抵押品价值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被压缩在一个很狭窄的时段内，故而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5、中央银行体制的演化就是一个为了防范突然的、灾难性的信贷紧缩而不懈努力的历史；
6、银行和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受到监控，这样一种体系比起股票市场要复杂得多：在那里，管制行为多少是固定的，是剧情展开的背景；在这里，管制者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管制措施通常是为了阻止上一次的灾难，而不是下一次的意外；

【70 年代信贷扩张催生通胀 & 拉债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
1、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巨额资金滚滚流向产油国，这些国家将钱存入银行，充裕的资金使银行成为大胆的放款人，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则借助迅速增加的庞大债务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而产油国则致力于经济扩张计划；
2、由于欧洲美元市场不受管制，银行不必为自己的海外分公司债务保持最低限额的储备金，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些分公司创造出几乎无穷无尽的信贷供应；尽管激烈的竞争将存贷款利差压缩到极低水平，但国际贷款还是成为了银行经营活动中最简便而利润最高的部分；同时银行控股公司形成新的潮流，使得银行得以在控股公司这一层次上进一步运用杠杆操作，使得资本与总资产比值进一步下降；
3、在国际竞技场上，管理当局自然无意妨碍本国银行取得公平的竞争地位，管制的解除使得市场迅速发展起来了，且为了获得交易机会，银行几乎很少挑剔条件，他们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资金数额比之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所愿意承担的要大得多的，但他们对债务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却少得多；
4、在 1973 年至 1979 年间，国际信贷规模的确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它成为 70 年代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根源，而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达到高潮；这一过程得以发展的要害在于 70 年代期间过低的、并且最终为负数的实际利率（说明虽然通胀很高，但还是名义利率不够高，导致实际利率为负），美国还在继续其放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开始贬值；信贷的扩张刺激了全球经济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欠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强劲需求令他们大喜过望；
5、下跌的实际利率、扩张的世界贸易、不断提高的商品价格，再加上贬值的美元，这一切都鼓励了债务国；

【第二次石油危机】：
1、消费仍然高涨，低利率或负利率打击了储蓄，廉价的贷款刺激了投资，货币摇身一变就转化为不动产；1979 年伊朗石油生产遭到破坏后，立刻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石油价格的再度剧烈上涨；
2、各国反应大不一样：日欧执行了较为严厉的货币政策以及允许本币升值，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的打击，尽管本币升值，他们的出口产品让然富于竞争力；美英则相反，他们积累了大量的预算和贸易赤字，通货膨胀成为其严重的问题；
3、货币主义开始成为指导经济政策的法则，在此之前，央行总是借助于控制利率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现在，重点转向了控制货币投放量，利率放开了，但利率一下子升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财政政策（受供给学派影响，认为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仍然保持扩张刺激，其与严厉的货币控制目标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利率的急剧上升，高利率也令减税带来的刺激效应华为乌有，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整个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

【里根大循环】：
1、供应学派学者们相信，减税可以同时对产出和缴税意愿产生刺激作用，由此则经济可以快速增长而不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实际税收的增加又可以使预算恢复平衡，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身性论证方式，罕有严重缺陷；
2、待里根总统上台时（1981 年至 1989 年担任第 40 任美国总统），利率早已升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他的第一个预算方案在减税的同时增加了国防开支，结果就是庞大的预算赤字；
3、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将通货膨胀置于控制之下，为此则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应，于是联邦储备局改变了它一贯的做法，由控制利率转向以控制货币供应为主要目标，一任联邦基金利率自由浮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对立导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
4、意料之外的高利率加上衰退，终于导致了 1982 年的国际债务危机，作为对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反应，联邦储备局于 1982 年 8 月放松了货币供应，预算赤字的增长早已按耐不住，经济就开始起飞了，复苏的劲头几乎同衰退一样有力；来自各方面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利率在经过了早期阶段的微幅下降之后稳定在了历史性的高位，并且最终又开始了新的攀升；
5、强势美元吸引了进口，而进口又起到了满足过热需求、平抑物价水平的作用，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开始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强势的货币，庞大的预算赤字，巨额的贸易逆差相互加强，共同创造了无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 —— 里根大循环，因为它从国外吸引来的商品和资本以支持强有力的军事态势；
6、美国的良性循环对于债务国家而言却无异于一场噩梦，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衬出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但市场的争夺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时债务国不得不承受高额实际利率以及苛刻的贸易条件的压力，当他们借入款项时，美元是廉价的，而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美元却又变得昂贵了，另外美元金融资产的吸引力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7、大循环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元攀升的越高，那么下跌的危险也越大，问题在于只要高利率还有能力吸引国外资金，问题就仍处于潜伏期，只有到了资本流入不再能抵偿预算赤字的时候，问题才开始变得尖锐，到时，偿债负担和投机资本的逃逸再加上贸易逆差，将引发灾难性的美元崩溃；
8、1982 年之前的高利率使得许多机构的股本流失殆尽，为了阻止一场全面崩溃的发生，大量的机构只得合并，许多清规戒律一下子被扫除净尽，储蓄与贷款公司的活动范围扩大，投资资产的种类也极大地拓宽了，合并热创造出自我激励的动量；
9、显然，大循环构成了信贷扩张期的人为延伸，是相互矛盾的经济政策的无意识的产物，而美国政府则扮演了 “最后借款人” 的角色；大循环在发展到过热和成熟以至于走向逆转之前是自律增长型的，它的逆转也是自我强化的，直到它被置于审慎的控制之下为止；控制的机制首先是汇率管制，第二步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10、新的贷款净额有助于加强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但随着待偿还债务的增加，新贷款中用于偿债的比例日益升高，要想保持刺激的效果，贷款的规模将不得不以指数形式增长，最终，贷款增长的步伐将被迫放慢，这对抵押品的价值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11、杠杆收购以及其他的诸多合并形式是信贷消费的大户，它们增加了债务余额却未能刺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现金不是用于购置有形资产而是用于偿还债务，财产的出让加剧抵押品的贬值，垃圾债券的兜售令收益曲线走势陡峭，总结来说其效果更多地体现了抑制而不是刺激；最后，股票价格的上涨使杠杆收购成为不经济的举措，合并行为也将渐趋消失（股票价格的上涨对于合并热潮无异釜底抽薪）；
12、1984 年大选之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联储局和财政部就此走向共识，对策是削减预算赤字，以及放松货币政策；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们被鼓励施行相反的经济政策：加强财政刺激同时维持利率不变；美国指望这些措施最终会使美元贬值；

【哲学 / 方法论】：
1、开掘全部的智力资源；
2、抽象的技能；
3、“完备知识” 的假设是令人怀疑的，在缺乏完备知识的世界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认识的局限性，要说服自己放弃最优化的幻想；
4、当认识问题被揭示出来以后，这种理论的倡导者们转而使用一个更有节制的字眼：信息，“完备的信息” 成为这一假设的当代表述；
5、必须将获利于金融市场与预言未来过程这两种能力加以区分，必须将金融市场中的事件同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加以区分，金融市场中的时间关系到投资上的成功，现实世界中的事件则只涉及对我的方法进行科学价值的评价；
6、涉及价值问题时根本就无所谓标准；
7、正因为个体价值标准如此混乱，我们才提出了以利润和物质财富作为标准的价值 —— 甚至上升为某种超级的价值尺度；
8、辩证法：绝不是要么思维要么物质各自独立地以辩证方式进化，与此相反，只有此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才产生一种辩证的过程；
9、思维较之存在更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是什么同我们自以为是什么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但在这两类概念之间却存在着双方的相互作用；我们自以为是什么同实际上我们究竟是什么，此二者之间的联系是能否获得幸福的关键 —— 换句话说，它规定了生活的主观意义；
10、生活方式的选择给人们的生活面貌带来根本性的差异；
11、生活的意义包含了思想上的以及在实践思想时的各种缺憾，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沃土；
12、美国和英国都是开放的社会，日本大致上仍是封闭的社会：个人利益从属于整个社会利益；
13、应当从采取一种预设的社会形式，还是应当允许社会成员自己决定他们的社会形态呢？前者即波普尔所说的封闭社会，后者即开放社会；
14、市场也好，选举也好，都不是客观的标准，它们只能反映流行的偏见；但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已经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经济 & 市场相关】：
1、自我支持的信贷扩张 —— 简写为通货膨胀；
2、债务人的信用水平是虚幻的；
3、债务比率反映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不可能由此看出这个国家的偿债意愿，衡量一个国家的偿债意愿最关键的变量不是还本付息而是净资金转移，只要债务国能够自由地贷款，他们的偿债意愿就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他们总可以借到偿还利息的钱，一旦信贷流入的渠道被截断，偿还意愿就成了关键问题；
4、中央银行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系列的危机继以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央银行体系的确立本来就是对各类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各个中央银行都是针对自己的问题而独立发展起来的；
5、情况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其中有些是不恰当的经济政策的产物，另一些则根源于当前体制的固有缺陷；
6、自由市场体系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所谓市场自律的信念只不过是头脑简单者的误解；
7、繁荣 / 萧条的序列并没有必然性，发展的方向几乎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8、基本趋势和投资商的认识之间的背离一直存在着，精明的投资商可以利用这一点；
9、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力地抑制了固定资产的形成；
10、作为金融市场的场内人士，强大的财务诱因将迫使他承认错误并勇于改过；
11、凯恩斯主义已经在 70 年代的通货膨胀中名誉扫地；供应学派经济学看来也只不过是将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需求赋予一种双关的含义；货币主义面对变动的汇率以及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也渐感力不从心；
12、联邦储备局在 1979 年接受了货币主义的立场；1981-1982 年度在联邦储备局为设法控制货币供应量而允许由市场力量自行确定利率；但到了 1982 年 8 月又放弃了； 
13、降低利率就意味着公开放弃货币主义；
14、试图在无法维系的水准上支撑货币，这将使国家陷入漫长的经济衰退中，1926 年的英国便是如此，当时它企图回归战前的金本位制；
15、集团企业将所谓的 “库存股票” 直接存放于投资商那里，最后，集团企业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控制股价和收益；
16、由于杠杆比例升高，即使实际收益下降，股权资本收益率仍然得以维持；
17、房价上涨的速度超过薪资，日本的工薪阶层有强烈的诱因增加其所得中储蓄的比率；

【索罗斯投资哲学】：
1、我平生的追求：反身性观念、金融市场以及献身于开放社会的理想；
2、将个人生活中的两大持久兴趣 —— 哲学思考与金融投机 —— 结合在一起的前景也令我兴奋不已；
3、我们涉足各类市场，本金一般投资于股票，而财务杠杆则用于商品（含股指期货、债券和外汇）投机；将绝大部分股本金投资于流动性相对较差的股票，可以避免在被迫追加保证金时遭遇灭顶之灾；
4、平衡操作：
（1）美元前景极不明朗，多空头各占一半的策略看来是最安全的；
（2）更多的情况下，我在同时运用两种至少在部分上相互对立的观点；
（3）作为一般原则，我从不更动那些在至今仍然有效的观点指导下所建立的头寸，而更倾向于在反方向建立新观点所支持的头寸，其结果就是一个脆弱的平衡，随时都要进行修正；
（4）如果平衡操作未能有力保护资产组合，我就只好砍掉多余的头寸以求生存；而如果平衡操作取得成功，那我就可以在不牺牲中意头寸的情况下赢得流动性；
（5）比如说，一开始就建立了充足的投资头寸，以后又建立了一个同样规模的空头头寸，一次 20% 的跌幅，即令对多头和空头产生的影响完全一样，但至少可以 把我在多头一方的投资额减少到 80%，如果我及时地轧平了空头头寸，就可以保持主动顺利出场；不过即使在轧平空头时遭受了损失，也总要比在不恰当的时机出售多头头寸好得多；
（6）但是，如果轧平美元头寸的操作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又会陷入疲于奔命的频繁操作，否则将坐视亏损；
（7）这种敞口方式存在着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倾向，我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地积极和灵活，直到 ****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得到解决为止；总的来说，调整的结果是全面削减了我的风险边际，并且将资产置于充分的套头保护之下；

5、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归根结底对市场所知有限，我准备为自己的无知付出高昂的代价；
6、我在预测方面无新的进展，我所能做的仅限于评估各种可能性的不同后果；
7、既然是不可预测的，我所能做的也仅限于加强警惕而已，适度的杠杆头寸有助于保持清醒；
8、人们也许期待一个成功的方法能够给出有力的预言，可是我所有的预言都完全是尝试性的，必须根据市场的发展时时进行修正；
9、一般的说，相对于近期赢利，我更关心基金资本的保全；在资本与赢利之间划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0、谨慎也许是要付出一点代价，但至少可以保证生存；我主要的还是着眼于限制亏损而不是牟取暴利；
11、市场理解中的模糊本来就是很平常的；
12、市场总是有偏见的，把市场作为有效的指示器，似乎不太一贯；
13、市场自然有办法实现自己的预言；
14、当所有的参与者都适应了的时候，游戏的规则又会发生新的改变；

15、错过一次大好机会毕竟令人心痛，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并没有错过行情，只是没能充分地把握住；
16、我保持着手中的美元空头没有进行调整，这并不表明我充满信心，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一定之见；
17、无名的市场波动是最具恐慌性的，我决定先行动起来，然后再去搞清原因；
18、尽管我在高得多的价位上重建头寸时表现出了勇气；
19、强迫自己保持开放性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