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权利游戏

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衬托下，中国的小县城给人们的印象大抵是落后晦暗的，甚至还给人几分远离城市喧嚣的纯朴错觉。
其实，这些远离权力的小县城长久以来都处于一种闭塞的黑暗之中。山高皇帝远的小县城里的官员完全是一副关起门来做山大王的姿态。当然，想要在片蕞尔之地攫取利益，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锁链在小县城里随处可见。
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充斥着高利贷与黄赌毒的身影，只是闭塞割裂的小县城里的权力阶层早已固化，想要寻得光明并非易事。
从目前县域治理中具有影响力的行为主体看，至少有以下几种类型能动者，他们是领导、普通干部、商人、混混、钉子户和普通民众。

县是要素齐全的治理场域。一个区或县的党政部门大体上会和地级、省级和国家层级的部门大致同构，其职能也大体上向上对应，惟权限有所差异。而且，在县层级，也有完整的人大和政协体系，所以说，一个县，就是微缩的 “国”，是一个要素最完备的基层治理场域。
其次，县级及其下才是政策执行的具体主体，中央出台的大多数政策，下发到省里，省再相应地转发到地级市，地级市则通常再相应转发到县级党政部门。到了县一级，基本没有了进一步下发当 “甩手掌柜” 的可能了，他们就成了落实政策的主体，当然，这些政策也会进一步转发到镇里，但是到了县一级，就已经需要进行具体的规划和指导，以统筹乡镇完成任务。
第三，在县级以下，研究者才能观察到上规模的政策受众，观察到党政部门和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有学者强调农村作为国家与农民互动的场域的重要性 [3]，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基层治理环境下，乡村场域中的村干部的个体差异性过大，过于微观以至于无法作为国家的分析单位。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乡镇是更具备国家与社会互动意义的，但是聚焦在乡镇场域的研究无法考察到科层制体系的正式的内部运作过程，所以，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问题上，县域或许才是更适当的空间。
因此，县（区）是一个综合的、有效的研究中国治理过程和特点的场域，县域治理对中国政治和行政所具备的独特意义确无法替代。

二、如何研究一个县：视角与方法
当下的一个县，往往涉及近百万之众，包括城市区域和乡村区域，包括数十个直属党政机关，十数个乡镇，不同乡镇之间，无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形态等各方面往往也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语言也相去甚远，那么，如何去调研一个县，如何去了解一个县的县治？在县域调查领域，定县调查一直是一个标杆，但其内容的边界是相对确定的，即以社会概况为内容，包括地理、历史、政府及社团、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习惯、信仰、赋税、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与兵灾 [4]，总体上是基本县情的资料记录，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但是在现在的信息承载、存储和传播的条件下，应该对县域调查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和定县调查更关注社会概况的旨趣形成区别，本系列的研究作品相应的特色和优势更多体现在下述的视角和方法上：

一是治理的视角。在中文的表达中，“治理” 一词的含义是模糊的，但经过多年的应用，学术界和实践界也对 “治理” 一词产生了一定的共识。首先，它更多指向的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即强调治理行动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它意味着对党政部门 [5] 的主体作用和主动意识的强调；其次，它更多指向的是一个多元参与的过程，意味着包含党政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不同的行动者在内的互动。在本系列作品中，从治理的视角出发，意味着我们会更多地去关注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即关注县域党政部门的行动，同时也关注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
二是从组织研究的视角。如上所述，县域政府，是县域治理中的重要的治理主体，对他们的了解是认识县域治理的根本所在。但已有的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大多仍接受整体性政府的基本假设，也即，以地方政府的某一部门或某一层级的研究来指代地方党政整体，例如，以乡镇政府的研究来推导到地方政府甚至国家，以对财政局或地税局的研究指代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意图和走向。在本研究系列中，我们希望能切入到县域党政体系中的多个部门和组织单元，从了解不同的党政部门的运作出发，考察政策的整体过程，分析这些组织的具体运作，以及这些运作是如何各自或整合起来共同影响治理的效果及民众的福祉。

三是从一个县委书记的视角。即便我们将研究的重点局限在县域治理中的党政部门，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研究对象，一个县涉及党政部门几十个，各自的机构构成、职能、岗位和政策过程都足以独自成书，如何适当地收缩范围？在调研过程中与县域治理的领导的深入访谈提醒我们，可以尝试代入到县委书记的角色中去，思考当一个县委书记到一县履新，作为一个县的最核心的决策者，他 / 她所关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去大体确定县域调研的有关内容。首先应该是所辖之县的基本县情，其空间和地理特征、人口数量和结构、社会的风俗和本土文化特性、经济发展和财税结构的基本状况等等，以了解治理对象，并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在充分了解基本县情之后，要了解的是县域治理的主要的抓手，大体上，可能会包括下述的内容：

1）组织。一个县委书记做好工作的保证就是有一支可用及高效的队伍，也即县域治理中的 “人” 的问题，这包括县域党政部门机构的构成、职能、岗位、编制及权力资源的配置及这些部门的合作与竞争等；

2）经济及财政。也即县域治理中 “钱” 的问题，包括地方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如何发展地方经济、如何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等问题，同时也包括怎么花钱、以什么方式开支，主要开支在哪些领域等；

3）执法或曰强制。县域治理中，众多的部门都具备执法权，包括公安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事实上，大部分的部门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执法权，这些执法权针对县域治理中的不同对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县委书记往往需要对自己下辖领域中的执法力量有充分地了解； 4）思想与文化或曰意识形态。这包括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学习、地方的文化和教育，也包括如何通过思想、文化、教育等手段来优化社会整合、实现县域的善治，这也是县域治理的重要抓手；

5）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与效果是县域治理绩效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县政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当前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的前提下，公共服务更成为一个县委书记所关心的内容；

6）技术治理。技术治理的广泛应用首先兴起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但是，在我国相当多的县，各种各样的技术也开始被采纳和应用，在一个行政资源和编制资源的刚性程度很高的行政结构里，技术治理往往被县域治理决策者寄以厚望，期待它能有助于打破刚性制约，实现管理模式和效率的升级，这些技术或用于监管、或用于经济、或用于服务，或仅出于政绩创新的需要而有意创设，但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县域治理中的新情况。

第四，结构、过程与事件的视角。对一个县整体的调研、甚至对县域某一部门的调研均涉及到繁杂的内容，这些内容应该如何被组织、被展现？在本系列的作品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用 “结构、过程与事件” 来概括我们的叙事方式。对一个县而言，我们尽可能地首先去描述其基本的县情，努力去为读者展现一个县作为一个行动者舞台的状态和特征，然后再去剖析在此舞台之上的主配角与事件。

对于组织、经济、执法等各内容维度，我们也尝试从结构（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基本的行政架构和主要的行动者的静态的介绍）、过程（一个任务，一项工作在前述结构中的流动轨迹，包括议程的设置、决策时的互动、执行的过程及其相应的后果）、事件（那些最具备显著性的、能体现上述的结构和过程的重要的、有显示度的故事）。我们希望借用这样的叙事方式，避免县域的调研作品仅仅成为一个 “流水账”。

（一）领导#

领导是指具有实权的县级、科级领导干部，也即基层干部通常所说的 “领导干部”，

具体包括县四套班子（县委、政府、人大、政协）中的县级领导和各乡镇、县直部门的正科级领导。
这些领导干部对县域政策和具体事务一般具有决策权和最终处置权。也就是说，这里的领导不包括县域中不具有实质性权力的副职和其他副科级干部。因为在一个县域的政府组织中，其层级化不显著，副职对具体事务几乎没有支配权，主要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和具体事务的操作者。所以，这里所说的领导不同于海贝勒等人所说的 “战略性群体”，因为 “战略性群体” 涵盖了所有的副科级干部。而是如樊红敏所说的 “领导，就是在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是运用各种影响力带领、引导或鼓励下属努力实现目标的人”。

领导是指具有实权的县级、科级领导干部，也即基层干部通常所说的 “领导干部”，

具体包括县四套班子（县委、政府、人大、政协）中的县级领导和各乡镇、县直部门的正科级领导。
这些领导干部对县域政策和具体事务一般具有决策权和最终处置权。也就是说，这里的领导不包括县域中不具有实质性权力的副职和其他副科级干部。因为在一个县域的政府组织中，其层级化不显著，副职对具体事务几乎没有支配权，主要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和具体事务的操作者。所以，这里所说的领导不同于海贝勒等人所说的 “战略性群体”，因为 “战略性群体” 涵盖了所有的副科级干部。而是如樊红敏所说的 “领导，就是在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是运用各种影响力带领、引导或鼓励下属努力实现目标的人”。
（二）普通干部

普通干部是指对县域政策和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和操作者，主要是那些对政策和事务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和处置权的一般副科级干部和普通公务人员。事实上，在县域的实际运作和具体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将领导和普通干部区分开来。

首先，领导对财政、人事和一般性事务具有支配权，往往具有一定的隐性收入，其生活水平比普通干部要高。

其次，领导和普通干部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自身职业目标的定位不同。

在我们访谈中，领导对自己的定位是 “干事业”，即在本地或本部门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以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同时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即使是对自上而下的政策，领导也比一般干部更为积极，总是琢磨着如何创造性地提前完成任务。普通干部则不同，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 “干工作”，即工作只是自己的饭碗，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可以，所以他们并没有像领导那样积极、主动。也正因此，那些想 “干事业” 的领导总是抱怨下属工作不积极，人浮于事，他们在推动工作时，主要依靠那些素质好、想进步的年轻人。
普通干部是指对县域政策和具体事务的执行者和操作者，主要是那些对政策和事务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和处置权的一般副科级干部和普通公务人员。事实上，在县域的实际运作和具体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将领导和普通干部区分开来。

首先，领导对财政、人事和一般性事务具有支配权，往往具有一定的隐性收入，其生活水平比普通干部要高。

其次，领导和普通干部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自身职业目标的定位不同。

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县域内的许多普通干部都有兼职，或是在外面做自己的生意；或是在网上炒股；或是经营自己的网店。根据我们的访谈和观察，在基层普通干部中，只有很少的人只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大多数人在正常的工作之外有点自己的 “小事业”，比如开设各类培训班、承包林场、山场、经营本地土特产、通过微信和网络经营某种商品。

县城干部#

上过去的大门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不让过去奴役我们的心灵，结束未来方向也基本明确过去的大门那些刻骨铭心的苦痛与困厄需要关上了生命需要以亮丽作底色。冯军旗
从关系与干部的仕途来看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并导致隐性台阶的强化和干部仕途 “过度竞争” 的格局。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有机结合这其中非正式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并成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关系理论框架在对关系的历史和演变梳理的基础上郭学志提出主要有四种类型工具型、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
工具型主要是得失算计和利益获得礼节型主要是人情考虑与和谐的关系道义型主要是忠和义感情型主要是感情和恩情。
精英的关系网络中礼节型、道义型和感情型关系的重要性远高于获利性的工具型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县乡政治精英。
对河南一些乡村的实地调查提供了中原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景纪录完整而又真实地提供了一段历史时期的乡村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干部晋升以及政绩工程等主题可以和本研究相互印证补充。
社会理论视角下运用叙事的表达方法通过检查、开发、征收、信访等故事的讲述细致刻画了乡村政治精英和农民的互动、博弈和共生以探求乡村底层社会治理的答案。
中家庭出身一般反映了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政治精英录用管道的开放程度。

家庭出身按照大的分类为农业和非农业农业一般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也就是农民家庭。非农业一般指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即干部、工人或者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
家庭出身按照身份和职业又可以分为干部 (13)、教师、医生、工人 (14)、商人、农民等等本研究采用身份和职业混合分类法。
年龄规范对于干部的新陈代谢对于干部的循环更替以及干部的退出机制的建立都厥功甚伟但也对各级干部都造成了压力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年轻者希望进步越快越好因为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年龄大的则容易丧失进步的动力当我问一位 50 岁的县领导提拔问题时他笑说 “我这都老球了提拔啥。” 同时在一些干部调整时当领导无法平衡或摆布时往往也在年龄上做文章。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标准而其它因素比如能力和政绩则往往主观性大不好评判所以年龄框框一划往往能使操盘的领导脱身使被调整对象即使有怨气也无可奈何。
从专业来看在职学习基本都是经济管理部分为法律这既说明 “注意选拔熟悉经济管理、外经外贸、财政金融、法律、城市建设管理和信息科技知识的干部” 的导向作用也说明了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出现的人文社科背景中 “经济官僚” 的崛。
‚这些都是老文化区都是沿河。城关镇好理解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庄镇是沿蓝河河套那几个地方教育都很好在以前还有北方镇也比较多现在李庄镇多历史上大门镇也多。沿河往往土地肥沃日子好过读书人也多是教育发达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把教育看的重出来的学生多年轻化、知识化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成批量的出干部。‛刘石田访从权力格局来看中县的县领导是经常流动的而正科级一把手则流动缓慢一些正科级一把手很年轻时就是一把手临近退休还是正科级一把手只不过变换一下单位。
这颇似中国历史上的 “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 瞿同祖
一方面避免了官久居一地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工作的开展和执行因为很多县直一把手往往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官员很有西方国家的政务官和事务官职业分殊的味道。
同时从地域格局来看县直一把手往往工作在县城较为稳定。
而各个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则较好的执行了地域回避一般不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乡镇担任领导加上实行地域回避的县领导从而形成了县乡独具特色的 “异地为官” 现象。
县是一个关系网络编织起来的社会中县人的基本行为逻辑之一就是遇事情要托关系找门路在涉及到就业这样的人生大事时更是如此。在我所在的西城乡通过访谈乡机关 80% 以上的干部在初职获得中都要托关系找人情都要动用关系资源。
现在的一位老局长曾在两个不同的局干过当他在第一个局的时候他的连襟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在局里工作当他在第二个局的时候他的连襟的妹夫军队转业被安置在局里工作。
对于这个连襟和其妹夫来说由于这位局长的关系和位置他们的工作其实事先已经被决定了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县是很普通的故事。而动用关系资源一些花费则是必然的。
五、单位人员构成工作获得的结果就是各单位的人员编制构成下面根据县直局的规模选择大局、中局和小局各人员构成来看有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单位系统自繁殖现象无论好的单位和差的单位系统内部子弟安排都比较普遍。
二是关系资源的运作无论自身人力资本如何都需要找关系、托门子以获得工作安排。
从这也可以看出阶层自繁殖是一种基本的本能而这必然会导致阶层的劣化和腐朽所以除非有制度设计改变这种自繁殖机制否则自繁殖会进入路径依赖状态很难改轨。而且自繁殖和关系安排极大损害了社会正义据我所在的西城乡一干部讲当年他们北山工校同班同学一共回中县 5 个人他和另外一个人因为有关系资源 44 被安排在乡镇上班而另外 3 个没有关系资源的由于安排不了工作则选择了出外打工。
单位间流动指个体的干部在单位间的转换。单位流动作为再分配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优化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活化的一种体现。
“单位社会” 来说单位流动可以释放能量提高效率增进活力。单位流动的有无和难易是一个社会开放或封闭的指标之一。
单位之间的落差是单位流动的根源之一。
而寻求发展、追求进步希望有一个好的待遇和好的工作环境则是一些干部流动的原动力所在。一些单位的拉力和一些单位的推力使得整个 “单位社会” 充满了张力。
同时单位的兴废特别是每次国家机构改革都会导致单位之间人员的大流动使得单位流动成为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指示器。
但是由于单位之间严重的不均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少往往决定了流动单位的好坏好的单位则往往成为干部子弟以及关系户的流动地和落脚地。
干部的单位交流主要表现为干部调配和干部交流干部调配是干部的调动和配备主要是面向一般干部干部交流则主要面向领导干部所以这一节主要是研究干部配备所导致的干部单位流动干部交流则放到下一章干部的轨迹中进行论述。
人员单位流动来看有这几个特点一是都拥有较为丰富的关系资源等社会资本这是他们得以流动到这个所的关键所在。
因为单位流动基本是 “零和博弈” 一个人进来就意味着另外一个人不能进来。
二是单位流动具有系统内流动的特点这个土地所职工有 3 名从别的所调动而来有 2 名是县土地局临时工转正。
三是破产倒闭企业释放了不少人力资源成为不少单位人员补进的重要来源。四是 “不落空” 现象突出。县油厂、县棉纺厂、城关轧花厂、县五交化公司都是计划经济时代不错的单位但后来基本都破产倒闭。
二、隐形台阶利弊
所谓隐性台阶，干部结构的四层金字塔来说根基是人员众多的股级干部。

一方大员和地方诸侯地位极为重要因为关乎几万人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而且直接面对群众需要处理很多棘手问题。
要求较高既需要有丰富的乡镇工作经验又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还要有相当的领导艺术。因此乡镇党委书记的人选县委很重视也很慎重需要县委书记的认可和信得过。

所说的 “大人手下长大人”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一方面领导会有意识的传授另一方面秘书在日常服务中也会不断学习和感悟。同时秘书和领导往往形成一种庇护性关系领导因为了解秘书同时感念其服务的辛苦往往会为秘书的提拔和晋升多多考虑和筹划这是很多秘书进步快的重要因素。

对于很多秘书来说这种庇护性关系会很长时间影响其政治生涯。政治文化中有荐举和提携后辈之传统很多领导也都负有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的职责对于很多领导来说其门生和秘书如果出类拔萃走上领导岗位对其也是添光加彩的行为对其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往往也有助益。而对于很多秘书来说往往领导的筹划和打招呼会加速其成长。
秘书在政治生态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的群体。其特殊地位主要体现在处于权力通道上往往是领导参阅信息和约见人员的把门者。

同时秘书在完成领导交办的事情时具有影子领导的性质加上秘书服务的领导往往是权力和资源丰富的一把手这些都赋予秘书特殊的地位往往在政治丛林中被高看。
这种隐性权力一方面取决于其服务领导的权力大小同时也看秘书如何行使这也就场所说的 “会不会干”。
秘书的隐性权力可以从我经历的一件事上得到体现我访谈卫生局某任党委书记县委书记秘书的岳父后他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主管交通的副县长。
信的大意是其老家位置偏僻道路泥泞村民出行很不便希望县里修路时能够把他们村规划进去。我转交给主管交通的副县长时顺便提到这是县委书记秘书的岳父让转交的。几个月后这位退休的党委书记专门找到我说非常感谢副县长亲自去他们村看了已经纳入规划不久就要开工了。

这个结果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因为修路是需要很大投资的。他说没有想到副县长会亲自去很多村民也说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而他不直接找副县长而让我转交也肯定有其匠心在里面。
“办公室主任” 现象。办公室主任的重要性来源于办公室的重要性。基本都有办公室设置作为综合协调部门办公室具有 “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联系各方” 的职能 “办公室作为党委、
智囊机构是沟通上下的咽喉是联系左右的纽带和传送信息的中枢是领导工作、决策的‘外脑’既是的‘联络部’、‘后勤部’、‘参谋部’又是‘作战部’”。
目标排名和经济指标排名来看只有相对的匹配性具体来说乡镇 GDP 排名和综合目标排名不是一一对应而是相对匹配匹配度约为 70% 以上。而财政收入排名和综合目标排名相对匹配性大约 50% 左右。而从 GDP 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这些相对经济绩效的排名与综合目标排名的比对来看相对匹配性也为 50% 左右。而且即使 GDP 排名、财政收入排名、GDP 增速排名和财政收入增速排名很靠前但如果综合目标排名不靠前不是重点乡镇的话其乡镇党委书记也很难获得提拔。西游镇的 GDP 排名和李庄镇财政收入排名连续几年都是第 2 名华生镇 GDP 增速和夏店乡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几年都是第 1 名和第 2 名它们的党委书记却没有一个获得提拔。

这说明

一、综合指标排名而不是经济指标排名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

二、政治经济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
三、绝对绩效为基础兼顾相对绩效更能解释干部的晋升。
凭政绩用干部的导向一定会带来政绩真伪的问题。而政绩真伪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为了晋升必须要有为要干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来。而这其中的实际内容却是真假都有这中间既有官员的智慧和手腕更有晋升竞争中的博弈。

要辩证看待假政绩的问题

一是威权型体制一级压一级有体制上的因素。
二是农业社会发展转型很多东西需要探索。
三是政绩工程都是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同时领导的出发点往往也是好的很多后果是预想不到的。
四是存在信息失真纠错机制滞后的问题很多领导不要说当时就是事后也不一定知道真实的损失情况。
五是经济环境的问题很多干部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中成长的接受私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完全转轨的过程肯定要付出代价。
六是盲目学习的结果很痛苦的思考就是为什么江苏和广东等省集体兴办企业就能成功而中县集体兴办企业全是失败为什么社会生活中 “关系” 极为紧要是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机制之一也是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一。

政治文化中对关系的谴责代表了制度化和普遍主义的理念。
政治体系充满了活力其充当了上下沟通和流动的桥梁是官僚体系的润滑剂是制度化的有益补充。
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良好结合两者互相缠绕不可或缺晋升中能力政绩、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几个关键因素一个干部的成长和晋升往往是这几个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官方话语 “德才兼备” 的具体表达。
在这几个因素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政治家族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政治现象遍布于各种政体。
政治家族对县乡政治生态的影响有利之处在于有时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对和谐政治也有助益。
但弊端也不少一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
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背后常常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也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二是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三是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极其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一、关系之种种
关系主要有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事、同学、战友等等。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而我挂职期间最不适应的就是喝酒。喝酒是中县官场的兴奋剂是干部交往最常用的媒介。
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场是软化僵硬官僚体系的化学剂是政治体系良好运行的润滑剂而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很多论文资料都是酒场上获得的。
从喝酒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干部的关系网因为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

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我说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而当我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 11 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不少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为什么行政费用如此之高这是重要的原因。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郑州在北京要么 “跑部钱进” 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比如为了争取高铁通过中县中县的县领导几次到重庆做工作而带的礼物之一就是北山市某县的化石当时县领导特意让家在某县的一副县长负责弄到这个礼物说是政治任务。而在中县送礼物的形式之一就是领导调动时一般都要送一些具有某种含义的礼物一些县领导办公室中常常会发现单位或者个人送的下列礼物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胸怀天下前途远大奔马象征事业奋进带角的铜牛象征稳健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等等。当然一些玉制品、好烟好酒和茶叶也很常见。对于货币、礼金除了晋升和办事送之外中县的惯例是春节前一些下属单位和乡镇要给领导送红包一般 1—2 千元。
三、关系运作
关系运作都是发生在 “有事” 的时候比如谋求晋升、办事或者看病、孩子上学等等。干部平时编织关系、维持关系目的就是一旦有事的时候动用关系。在当下的中国县乡干部仕途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 “过度竞争” 也就是位置少竞争者众这一方面使得组织可以优中选优把更有本事更有能力的干部选拔上来另外一方面则造成关系运作的盛行。下面通过竞争乡镇长和竞争局长的两个案例来透视具体的关系运作。
拉票行为其实是个多重博弈其开始是拉票的胜出而又没有受到惩罚从而引来更多的仿效直至现在的普遍化如果都拉票的话最后的投票结果应该和不拉票是一样的。但是拉票的范围和投入肯定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才真正决定投票结果所以拉票很考验一个干部的魄力和投入也就是拉了多少人有没有都送到。
拉票普遍化的一个结果是拉票成为一种追求进步的信号一个干部只有拉票大家才认为他在追求进步在为晋升而努力。而如果一个干部不拉票大家会认为他没有想法不追求晋升结果的发生出于不浪费一票的考虑大家也会投拉票的干部一票更不用说请客送红包一定可以带来感情的亲近和被尊重也就是感情是可以收买的这是人性基础。
那位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家付出的回报嘛。反之则是不合情理了。
民主推荐制度及票决制在中县运行中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是拉票行为的普遍化。
二是拉票行为导致的庞大资金消耗很多干部说为了拉票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一年需要消耗 30—50 万元所以如果一个乡镇连续几年产生处级干部那么这个乡镇一定有很大的财政窟窿中县的大门镇以及白阁镇就是例证现在都有很大的财政债务。

三是给干部仕途和身体带来了隐患拉票肯定是公款行为一旦查出干部仕途就会结束同时拉票需要不断的请客对身体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县一位拉了 3 年票的党委书记曾经说如果再不成功他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情社会是一个 “关系本位” 的社会。儒家政治文化讲人情讲和谐讲互惠鼓励提携后辈这是很多领导打招呼的重要原因也是关系盛行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五、制度和规则的实施问题。制度和关系悖论征求的意见时他说
揭示出投票制度带来的拉票行为并考察了拉票网的存在和运行。以上事实的发现填补了基层政治精英研究的若干空白。本研究还提出了以下概念和模式。精英集群概念。
四是使得一些公关型干部胜出使得一些善于拉关系的干部脱颖而出从而可能埋没一些实干的不会拉关系的干部。
晋升制度一旦付诸实施面对的就是无数干部挖空心思寻找对策。可以说任何周密的制度设计都难以应对这样的博弈这也是干部制度不断改革的内在逻辑。而从中县的干部制度实施看来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从而造成具有制度性困境和悖论。
总结
县政坛主要存在的两种政治博弈

1、流水的军官铁打的营盘，县官分两种，一种是空降书记，一种是资历辈县委。

2、前者是来锻炼，要得拿成绩回去看的，通常多数是空降县委副书记适应一段时间，然后才转县委书记。这样的人一来带着组织的培养期望，说话底气足。二来急切需要拿政绩回去看，所以作风强硬，大干快上者多。县里其他人多数不会惹他，熬个几年等他资历足了自然就上去了。
3、后者则是县里的某个科员啊教员啊农机员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处关系混单位搞联姻（搞联姻是最主要的重点）一步步上来的。属于地头蛇的一种，经常要和上面的那种人互相竞争或者搭班子，老油条，在本地经营多年树大根深。但也仅限于本县，出了这地头说话就不好使了。
4、能带着组织培养期望下来的人总共就那么些年青精干的，多数官僚都是老油条。年轻精干的官僚想能取得多大成绩，就要取决于他们能对老油条施压到什么程度。就拿我们江苏政坛打比方，最出名的一批政治明星（当然了，现在都落马了），都是通过自身的强势作风严肃打击赴任地内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从而让整个县的党政机构焕然一新，为自己所用（提高行政执行力）。
6、老油子不值得羡慕，没多大成就，确实比县里的小职员强，但强的有限。把你放回二十年前从小科员小干部干起来，混到他们这种程度的，都是很平庸几乎没进步的一批人（有本事的早上去了）。所以他们的特点是啥？——— 会混，混日子，混关系，混人情。
7、一个县里所有的老油子都是团结一致的，有的也搞搞副业，或者是亲戚搞搞副业，或者是和搞那种副业的人混成亲戚。乡绅治县，乡贤治乡，老油子就是乡绅或者乡绅的代言人。老油子既和同县的老油子联姻作亲，也和本县里在改革开放早期公改私富裕起来的那批人（其实也是老油子），那批乡绅联姻。你女嫁我儿，我妹嫁你，反正门当户对大家欢喜。
8、这叫什么？近亲繁殖，而且就越来越近亲，关系网编织的越来越紧密。他们上去的时候容易，也没人挡在他们上面。现在他们上了车，就把车门关上了。这就是为啥的小公务员各个都叫苦连天的原因，本来就是当劳力使的，还真把自己当个预备役官僚了？基层小科员再想出头的，除非有本事攀上正厅家的女儿，否则没指望。
9、你想要当官摸路子，别去摸什么县里盘根错节的利益。为啥？越盘根错节说明越落后，说明越不是现代化的政府团队，现代化政府团队应该是高效透明的，冗官冗员是管理和组织手段落后的产物。你去摸一个落后群体的利益关系，想打入进去，掉价，人还不理你。
10、你想当官，我给你指一条明路。过去有科举，踩了这条路子，就是怕你穷人出头。你考试没用，但可以举孝廉啊。当作家写书，当商人经商，好好学习在 C9 读博等地方政府调选，都比去从县里基础干起来强。官员这种东西很玄乎，不建议青年为官，中年凭借自身在社会上的资源转入官场是一种选择。（当然了也这不是好办法，但至少能让你做官。你去基层干小科员，巴结那些老油子，那不叫做官。我知道这么说很多公务员朋友心里有点不舒服，但确实体制是一个围城，不从里面出来，很多时候是当局者迷的。）

1. 有关吃吃喝喝#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 “速效救心丸” 和 “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 “官场必备良药”。

2. 这才有个 “官样”#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3000 轿车以及一套 100 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

3. 关系背景的较量#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更高领导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 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 N 种变化。

4. 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 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 9 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

5. 有关党员身份#

相比于年龄 “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 以上的县领导在 25 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 “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

6. 有关文凭#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 “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 “中专一代” 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 “扫除障碍”。

7. 管钱管物是实权#

冯军旗对中县近 10 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 “往死里整他”。管钱管物的位子，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 书记的权威#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 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 “没干成”。

9. 别惹 “一把手”#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 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 3 天内免掉张南国。

10. 送礼的学问#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 “常规动作” 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11. 血缘与姻缘构筑防火墙#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 1000 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 21 个政治 “大家族” 和 140 个政治 “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 “政治家族” 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 “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 “不落空” 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12. 反腐，只收不送？#

冯军旗在对 1993 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13. 有关风问题#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 1950~1978 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 2005 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 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4. 不得志的 “圣人蛋”#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 “明显被边缘化” 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 “圣人蛋”。

县城#

一、县委书记县领导班子的核心，正处级干部，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是决策的核心，引领着县域的发展方向。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等重大发展项目中，县委书记的决策往往决定了整个县的发展走向。而这样的决策，往往需要县委书记具备高度的 ZZ 敏锐性、全局观念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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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被称为地方 “一线总指挥”，地位特殊，岗位重要，责任重大，综合素质能力要求高。应当选什么样的人当县委书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县委书记的 21 件事，我把它分为四类，开会、见人、喝酒。其他请看下表。先说开会

二、县长作为县 ZF 的一把手，正处级干部。虽然与县委书记在行政级别上相同，但是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还是有所差距，一般来说，县长 < 县委书记。但在实际工作中，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主要负责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加百姓福祉。县长需要与县委书记密切配合，确保整个领导班子的决策得到有效执行。
三、县人大主任人大主任是县四套领导班子之一，同为正处级干部，其权力和影响力却不如县委书记和县长，但是在县域发展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人大主任主要代表人民发声，监督政府工作，以确保政府的决策符合人民的利益。
四、县政协主席政协主席同样是县四套领导班子之一，也同为正处级干部，其权力和影响力却不如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人大主任，但是在县域发展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协主席则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为县域发展建言献策。他们的工作，对于维护人民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五、县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处级干部，主要是作为县委的专职副书记，以协助书记和县长工作，同样是县领导班子中的重要一环。副书记需要具备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同时善于沟通协调，负责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推动县域发展，以确保领导班子的决策得到有效执行。

六、J 委书记 J 委书记是反腐倡廉的代表，副处级干部，肩负着维护 D 的纪律和纯洁性的重任，需要做到铁面无私，敢于动硬碰硬，对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纪委书记的工作对于保持 D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至关重要，是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力量。

七、县委办公室主任（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副处级干部，是县委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管理者。主要负责协助县委书记处理日常事务，以保证县委领导班子的工作顺利进行。县委办公室主任需要具备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服务意识，确保县委各项决策部署能够得到有效有序推进。

八、常务副县长（常委）常务副县长一般同时兼任县委常委，副处级干部，在财政、审计和人事管理等方面拥有实权，负责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确保政府的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常务副县长需要具备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经济知识，能够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局面，为推动县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九、组织部部长（常委）组织部部长同样也是副处级干部，兼任县委常委，主要负责干部选拔和管理，需要根据岗位需求和人才特长，选拔优秀人才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为县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十、宣传部部长（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处级干部。作为全县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主要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各单位的宣传工作，确保宣传内容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根据组织实际情况，制定健全的宣传制度和宣传方式。宣传部就是县委和 ZF 对外的发声器，是县委和 ZF 的喉舌。

十一、统战部部长（常委）虽然统战部部长看上去实权不大，但是同样为副处级干部。其工作接触面非常广，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等各类组织，企业家，宗教文艺界人士等都有接触，人脉资源十分丰富，也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总之，虽然县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小不同，但是他们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并组成一个团体，是县城 ZZ 中心的核心力量，是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历就是财富。经历和阅历是领导干部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是其成长进步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领导干部经历多样的部门和职位，就会视野开阔、阅历丰富、思维灵活，特别是有基层部门工作经历，以及基层重要领导岗位锻炼，才会遇事心中有数、心里有谱，才会真正了解基层、懂得实际、明白群众。本调查将经历设为县委书记胜任特征的指标之一，共设置部门经历和职位经历两个指标。

县委书记的行为特征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
一是自己的个性特点；
二是由县委书记的岗位特点决定的应具备的行为特征。本调查根据县委书记特殊岗位，把县委书记应该具备的行为特征设置了 10 个元素指标。根据被选频次和百分比数值，分析显示（见图 12）：善于沟通（88.9%）、善于表达（71.0%）、行事果断（85.8%）、做事执着（62.8%）、处事圆通（31.4%）、坚持原则（93.2%）、公道正派（91.2%）、求真务实（89.2%）、有凝聚力（85.8.%）、幽默风趣（41.7%）。
多数基层干部认为与决策、干事、创新等带有组织性方面的行为特征最重要，比如行动果断、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求真务实等方面。而对带有个人性特点的行为特征，如幽默、处事圆通等方面不是特别看重。可见，对县委书记来说，推动一个地区发展，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是基层干部最重视的。
在基层干部眼里，给县委书记的画像主要呈现以下特点：40—50 岁之间，既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有强烈的进取心；具备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德，同时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各方面的知识都懂一些，综合能力比较强；通常有乡镇主要领导职务的工作经历和中央省市一级领导机关党政部门正职的工作经验；懂政策，理论水平高，同时具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综合统筹能力；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自信心，敢于创新、行事果断、坚持原则、有凝聚力、严格自律。

一个好的县委书记造福一方百姓，一个弱的县委书记耽误一方百姓，一个坏的县委书记祸害一方百姓。当前我国正处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如何适应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必须严格贯彻落实好干部 “二十字标准”，立足县委书记的胜任特征，聚焦建设素质培养体系、知事识人体系、选拔任用体系、从严管理体系、正向激励体系，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着力造就高素质县委书记队伍。

一是要加强对县委书记的 “选拔”。基于 “人 — 职位 — 组织” 的思维框架，不仅要看提名县委书记人选的年龄、学历、经历、道德、心理、知识、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胜任特征，还要看其现实的工作实绩状况。不仅要考虑组织需求、岗位需要、群众期盼，还要坚持以德为先，结合考虑县委书记的岗位职责、不同地区的发展重点、群众期盼、组织要求等各方面的因素。

一。晋升至更高层级的领导岗位#

1. 市委常委

特点：市委常委是市级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通常由具有丰富地方治理经验和卓越领导才能的干部担任。晋升为市委常委不仅意味着职务级别的提升，更意味着在政治上得到组织的充分认可，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策权。
条件：县委书记需要在任期内表现出色，能够成功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在政治上保持高度敏感性和忠诚度。
2. 副市长或国家级开发区主任
特点：这些岗位虽然级别上可能仍属副厅，但工作范围更广，挑战性更大，需要更强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副市长通常负责分管某个或某几个具体领域的工作，如经济、教育、卫生等；国家级开发区主任则需要负责整个开发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条件：县委书记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胜任新的工作岗位，并在新的领域继续发挥领导才能。

二。平级调动至其他重要岗位#

1. 其他经济强县或中心城区的县委书记 / 区委书记

特点：这种调动看似是平级，但实际上往往是对县委书记的一种重用。经济强县或中心城区的工作更为复杂和重要，需要更强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
条件：县委书记需要在原岗位上表现出色，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并得到组织的认可。
2. 市政府秘书长、市级财政 / 发改等大局的局长
特点：这些岗位虽然不直接参与政府日常工作的决策和执行，但同样需要高超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秘书长作为市政府的 “大管家”，需要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而财政 / 发改等大局的局长则需要负责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条件：县委书记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迅速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

三。继续在原岗位或相似岗位上积累经验 —— 调至其他县任县委书记#

特点：对于一些年轻的县委书记来说，他们可能会被调至其他县继续担任县委书记，以积累更多的治理经验和资历。
条件：这通常取决于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和组织的需求。

四。特殊情况
1. 退休
条件：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县委书记在达到一定年龄或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申请退休。
2. 纪律处分或法律制裁
情况：对于因违法乱纪而受到查处的县委书记，他们将面临纪律处分甚至法律制裁。这是极少数情况，但提醒每位县委书记必须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县委书记的下一个岗位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每位县委书记都需要在任期内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以争取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同时，他们也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廉洁自律的作风，为地方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县委书记的思想现实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执政为民、造福百姓的理念，但也不能完全摆脱对个人利益的谋算及对声望名誉的追求。特别是对名声，一般更看重一些。如果对不同类型的县委书记加以区别的话，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分成四类:
第一类，情操高尚型。他们真正做到了躬身为民、淡泊名利，如焦裕禄、谷文昌、王伯祥。特别在物质生活上，他们不但自己崇尚简朴、甘愿清贫，而且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不利用职务为家人、亲属谋取私利。
第二类，公私兼顾型。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履职尽责、奉公守法，同时也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比常人过得好一些。他们把 “做好工作” 作为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能够较好地抑制享乐和发财的欲望。但也会接受下属在办公条件、出差住宿、家庭生活等方面有限度的特殊安排，或接受某些物质馈赠，从而使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体面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属、子女，可能会做一些照顾性安排。
第三类，重视名声型。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们具有比较强烈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他们很在意本地干部群众对自己的评价，每次讲话，都要精心准备。他们对政绩考核或各种评比的名次或可能获得的荣誉称号，都比较看重，对媒体报道，
第四类，追名逐利型。他们之中，有的人也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取得骄人的成绩，有的则作风漂浮，热衷于作表面文章。

县委书记们为什么热衷于利弊共存、喜忧参半的大拆大建呢？据笔者观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主观动机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为了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或者说是为了造福一方；
二是为了营造有利于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三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府收入，使自己主政期间的财政拮据状态有所好转，日子过得好一些；
四是为了取得立竿见影的政绩，以博取好的名声；五是应对上级检查考核，为职务升迁创造条件。
关系，是 “跑要” 项目、资金的关键性因素。人们都说，关系就是资源、关系就是生产力、关系就是财富，这在少数领域是符合我国现实的。“跑要” 资金中的关系，最得力的是 “乡友” 关系。中国官场，历来崇尚 “反哺家乡、报效桑梓” 的理念。家乡人当了大领导或在重要部门主管具体业务，一般都会寻找机会为家乡做贡献。如果 “县官” 们善于利用 “乡友” 关系，可以举重若轻、事半功倍地办成很多事，源源不断地得到国家或相关部门支持。

领导者个人的战友、同学、亲属，可以转化为公共关系，为县里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以上两类关系具有一定的先天性，还有很多朋友关系是在工作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有些善于经营关系的官员，通过一次会议、一次接待或一次饭局，就可以成功地实现 “攀高结贵”。

“县官” 们为保持和密切这些关系，通常比较重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做好相关方面的实际工作，并通过积极汇报，彰显业绩，取得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的好感

; 二是在上级领导和掌管项目、资金的实权人物到本县检查工作或考察调研的时候，精心接待、热情服务，以此密切联系、增进感情；三是利用各种机会，登门拜访或宴请；四是主动帮忙，帮助 “关系人” 办一些县里能办的事情。

关系，是 “跑要” 项目、资金的关键性因素。人们都说，关系就是资源、关系就是生产力、关系就是财富，这在少数领域是符合我国现实的.“跑要” 资金中的关系，最得力的是 “乡友” 关系。中国官场，历来崇尚 “反哺家乡、报效桑梓” 的理念。家乡人当了大领导或在重要部门主管具体业务，一般都会寻找机会为家乡做贡献。如果 “县官” 们善于利用 “乡友” 关系，可以举重若轻、事半功倍地办成很多事，源源不断地得到国家或相关部门支持。领导者个人的战友、同学、亲属，可以转化为公共关系，为县里提供多方面的帮助。以上两类关系具有一定的先天性，还有很多朋友关系是在工作交往中建立起来的。有些善于经营关系的官员，通过一次会议、一次接待或一次饭局，就可以成功地实现 “攀高结贵”。“县官” 们为保持和密切这些关系，通常比较重视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做好相关方面的实际工作，并通过积极汇报，彰显业绩，取得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的好感；
二是在上级领导和掌管项目、资金的实权人物到本县检查工作或考察调研的时候，精心接待、热情服务，以此密切联系、增进感情；
三是利用各种机会，登门拜访或宴请；
四是主动帮忙，帮助 “关系人” 办一些县里能办的事情.

“跑要” 项目、资金采用的策略和技巧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可谓因人、因时、因事而异，难以言说。据笔者观察和调查分析，县（市）“跑要” 项目、资金常见的技巧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即 “智”、“韧”、“情”、“勇”。
“智”，即跑要的智慧。这是技巧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技巧都是智慧、谋略的体现。从调查来看，县（市）“跑要” 项目的 “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上情吃得透。很多县（市）都责成发改局安排专人搜集信息，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市相关政策和资金投向，并研究本县条件，明确主攻方向，筛选合适项目，从而为 “争资” 工作奠定扎实基础。有的县委书记，特别关注新闻、文件和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项目论证，较好地把握了 “跑要” 的主动权。

县级领导干部的选任，存在着三套标准:

第一套标准，#

是文本规定的标准，即德、能、勤、绩、廉。组织部门对每个干部的考核，上级党委会议研究讨论具体人选，都使用并突出这套标准。有关干部工作的文件、书籍、文章、媒体宣传报道，也都大力宣传这套标准。

第二套标准，#

是领导掌握的标准，包括很多 “硬件”。

最主要的有两大项：一是年龄，在公务员法之外，各级党委都有不同类别干部选用的年龄杠，有的很严格，有的稍有灵活性。如县委书记人选，一般控制在 50 岁以下，30 多岁到 40 岁左右的，具有超强的竞争力。二是前一职务的任职时间。这是 “资历” 的主要标志。在组织部门和领导酝酿干部人选时，经常在不同的人选之间进行 “资历” 比较，并把 “资历” 作为取舍的重要依据。除了原职任职时间以外，拟提职 (或重用) 人员所在岗位，也经常成为 “资历” 的要素。
如，在拟提拔为副县级干部的人选中，县委、县政府 “两办” 主任优于其他部门负责人；农业、经贸、发改、财政、教育、公安等综合部门或实力雄厚的部门负责人优于其他部门负责人；经济发达的乡镇党委书记优于一般的县直部门负责人。
县委书记一般在县长中选拔；县长一般在位置靠前的副书记中选拔；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县（或县级市）书记出现空缺，一般由小县的书记递补。除了年龄和原有职位这两大主要因素外，女（女性)、少 (少数民族)、非（非中共）干部有时因领导班子结构的需要而成为起用的条件。
前些年，大专以上的 “文凭” 也是不可缺少的硬件，随着干部 “高等教育” 的普及，“文凭” 价值已经大大降低。如果把 “领导掌握” 和 “参考” 的这些标准统称为 “资历”，那么我们不难看出，“资历” 标准一般不公开宣传，但也不刻意隐蔽。

第三套标准，是秘而不宣的标准，即 “关系”。随着干部任用程序的复杂化，“关系” 也日益复杂。既包括被任命人选与主要决策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包括被任命人选与参与任命投票的领导成员、被选任人选与参与民主推荐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有些人还通过 “上级的上级” 给直接上级决策者打招呼的办法，达到任职升官的目的。在这些 “关系” 中，威力最大的当然是任命机关的主要决策者，即党委书记或主管干部工作的常委（一般情况下，重要职务特别是下级正职的人选主要由书记拿主意，下级副职一般由主管干部任免的副书记或组织部长拿主意，书记点头即可)。越级 “关系”，有时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

三套标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可缺少的。至于作用大小，则因时因人而异。由于 “关系” 标准是秘而不宣的，即使是当事人，有时也不说破，所以很难说清楚究竟有多大作用。但身在官场中的干部，都能真切感觉到 “关系” 的威力。县委书记职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在 “文本规定标准” 和 “领导掌握标准” 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关系” 往往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很多人不但注重你有没有背景，有没有靠山，与上级主要领导关系如何，而且看你是不是重要 “圈子” 里的成员。
“
圈子” 一词，与古代的 “朋党” 一样，在正式文本中，只能作为贬义词而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商界、文化娱乐界，还是在官场，都广泛存在。据说，“圈子” 现象已经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在那里，“圈子” 被称为 “非正式组织” 或者 “边缘化组织”。在官场，“圈子” 这个词是很少见到的，但 “谁是谁的人”，则是许多人常说的话。

第一种状态，书记专权、县长忍让。上级党委配备县级党政班子，一般都
选择资历深、能力强的干部担任书记，形成党政两个 “一把手” 之间事实上的 “老大” 和 “老二” 顺序。有的地方甚至在任职谈话时明确要求书记搞好对县长的 “传帮带”。还有的县长是通过书记积极向上建议推荐才提起来的。半数以上的县委书记是由县长 “升任” 的；县长的下一步，大部分要走上书记这个台阶；书记的下一步，大部分要继续升迁，给县长腾出位子。这些因素，使某些县委书记把自己当做大老板，不但 “大权独揽”，而且 “小权不放”。而县
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长，则信奉 “小不忍则乱大谋” 的古训，俯首帖耳，甘当配角。一位县委书记在省委党校演讲时，直言不讳地说:“书记和县长之间，既是同僚的关系，也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甚至是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大家听后愕然。

第二种状态，貌合神离、矛盾重重。
县委书记与县长要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一起参加重要公务活动。所以，即使两人之间隔阂很深，也不能在公开场合剑拔弩张，也要维持表面的团结。但是，有的地方，两人在出现意见分歧时不能很好沟通或协商，或不善于妥协退让，时间一长，便形成积怨；有的地方，两人在涉及人、钱、物等重要事项上争夺权力，互不相让；有的地方，一方背地散布对另一方的不满情绪，甚至互相诋毁、拉帮结派，关系日趋紧张。

第三种状态，互相妥协、和平相处。多数县（市) 的党政主帅处于人们常说的 “哥俩儿好” 的状态。他们未必没有隔阂和摩擦，但深谙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的道理，能够顾全大局，互相妥协，保持相对团结、和谐平衡的局面。
两个 “一把手” 和谐平衡关系的形成，固然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一般情况下，

县委书记的主导作用更大一些。县委书记保持与县长和谐相处的 “诀窍” 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胸襟开阔，磊落大气。尽量做到不专断、不揽权，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不背后议论县长的是非长短。有人说，县委书记要打造理论素养、综合能力、品德胸怀、自我要求 “四个高地”。这种说法虽然理想主义色彩过浓，但不能说没有道理。退一步说，即使道德修养和各方面实际水平不如同僚，没有形成那么多 “高地”，但因身居领导班子核心和一方主帅的 “高位”，比较聪明的人也会模仿 “大人物”，装出个虚怀若谷、宽宏大度的样子。

二是注重沟通，适度宽容。在现行体制下，县（市）一级的多数事务，党委、政府都要负责或过问，权力边界很难廓清，而且各种 “法定” 会议往往是对已经 “决定” 的事项履行形式上的审批程序，所以，会前会外的沟通协商，成为两个一把手合作共事的最主要渠道。有些事情，需要通过党政联席会议或有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但为避免会上发生明显分歧，会前一般都要通个气儿。还有很多事情，不需要经过有书记参加的会议研究，但只要涉及全局或人事安排、资金使用等敏感问题，书记都需要了解，县长都要以请示的口气向书记 “打招呼”。县委主管的组织、宣传、统战特别是干部工作，需要政府了解并给予支持，一般情况下，书记要责成主管常委向县长汇报。如果书记比较专断，不注重沟通，多数县长会忍气吞声，维护表面团结，但难以形成同心协力的良好局面；如果县长以政府首长自居，不注重沟通，善于统带班子的书记会区别具体情节，采取小事不问、顺势放权，大事迂回控制、及时听取汇报等策略，维护相对和谐的关系。

一位县委书记说:“县里的公益建设项目，我只定干什么，造价多少、由谁来干，都由政府按程序招标或议标。但我平时要留意市场行情，发现造价过高，要找县长沟通。工程进行过程中，我会经常和县长一起到现场看看，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私下和县长谈谈。这样，既不会丧失领导地位，又不会越俎代庖。关键是勤沟通，多商量。县长办什么事情，必须告诉我，不能瞒着，只要告诉了，即使不太适当，也要支持。另外，耳朵必须‘硬’，不能听些闲言碎语。有些干部，喜欢在你面前说三道四，以讨取你的喜欢，还有的想利用你手中的权力，找县长要钱。有的乡镇或科局领导对县长不满意到我这发牢骚，我一律批评。”

三是因人而异，收放有度。从常规理论上说，县委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县委书记仅仅是领导班子的班长，在决策中只有一票权，但也有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之说。实际上，无论大权小权，都不宜独揽，也不能过于分散。过分拢权，虽然能够得到一些眼前利益，但总体上肯定费力不讨好，而且势必造成班子内部的矛盾，影响其他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过分放权，则容易失职出岔，这里关键是把握好 “度”，还要因人而异。县长如果政治上比较成熟，能够自我约束，而且工作能力较强、经验较丰富，则书记放权越充分，

县长工作效率越高。但如果县长权力欲望大或工作经验少，书记放权过多，县长可能得寸进尺，胡作非为，也可能频频出现失误。这里很难说清楚分寸尺度，只能说该管的一定不能撒手，不该管的或可管可不管的不能随意插手，所有事情都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同风格的县委书记和不同的班子搭配，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同.

谋略#

1．藏锋掩愚，树立神秘莫测形象。县委书记的威望和尊严，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职位和权力；二是相对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光明磊落的品质；

三是韬光养晦、藏锋掩愚的谋略。他们虽然经常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但却不肯轻易袒露自己的心迹，特别是不肯袒露自己晋级谋位的打算。他们喜怒不形上照本宣科和处理具体问题上拍板足守，而口会说几句冠冕堂皇的原们既不会向同行的人请教询问，也不会错发议论，而只会说几句冠冕堂皇的原
则话。这样，周围的人既不会说他不懂装懂，也不敢说他孤陋寡闻，只能感到他神秘莫测，颇具威严。

给予提拔重用或向上推荐；对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干部给予适当补助；帮助交流任职的干部解伏豕润生的激励策略。但因为现实政治生活中，小们依然会笼络人心，培植一定意义上的 “个人势力”。这就使得他们在满足干部某些利益需求的时候，让受益者既感谢组织，又感谢起主要作用的自己。这里，有的事情是符合官方宣传的相关原则和政策规定的，有些则不尽然。比如，某个副县
级干部资历较深，本人认为自己具备升迁条什 J，世协这个人握升创浩条件，不太认可。当书的，如阳务绐除，其结果是难以消除由此形胶即寻找机极影响。权衡利弊之后，多数县委书记都采取 “礼送出境” 的策略。即寻找机会，在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那里为这个人说好话，必要时还要统一班子成员和
下属的思想，帮助他通过民主推荐和组织以逐级串动职既满足了他的要求，又为本地干部腾出了位置，弄好了，可以逐级串动，调动一批人的积极性。再如，县、乡两级干部的家属和子女中，有些人需要就业，如果放手安排，让他们纷纷涌进机关事业单位，势必造成机构膨胀，公职人员素质下降，引起群众不满；但控制过严，又会引起一部分干部的不满。县委书记们往往会兼顾公共利益和干部利益，采取既有所控制，又有所照顾的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安排办法。他们既要为群众办实事，也要为本地上层和中层干部，包括离开领导岗位的离退休干部办好事，让这些能够左右全局的干部们感到，和这位领导共事有奔头、不吃亏，从而形成团结和谐、政通人和的局面。委书记们往往会兼顾公共利益和干部利益，采取既有所控制，又有所照顾的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安排办法。他们既要为群众办实事，也要为本地上层和中层干部，包括离开领导岗位的离退休干部办好事，让这些能够左右全局的干部们感到，和这位领导共事有奔头、不吃亏，从而形成团结和谐、政通人和的局面.

3 严肃惩戒，约束违规不驯行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把 “刑” 和 “德” 称为君主控制臣属的 “二柄”，杀戮之谓 “刑”，庆赏之谓 “德”。直到今天，“恩威并用” 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驭人之道。县委书记对下属，当然也不会只施恩惠，不动杀伐。对德才兼备、业绩突出而且对自己比较忠诚的干部，他们会以赏赐褒扬为主。但如果发现某人有翘尾巴的迹象，也会适时提醒，必要时抓住他一个过错，给予严肃批评或适当惩罚，使所有下属引以为戒，不敢居功自傲。对严重违纪、形象不端的干部，则支持纪检监察部门按律查处。对个别虽无明显违纪行为，但性格倔强、桀骜不驯的干部，一般不予理睬，一旦抓住其把柄，则予以严肃训诫或处理，以达震慑同类之效。在惩戒各类不轨行为过程中，
县委书记们一般都采取 “高举轻落” 和 “敲山震虎” 的策略。如在各种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提出严格要求，声色俱厉地批评各种不良现象，信誓旦旦地表示对各类违规官员严惩不贷。但是，涉及违规官员的处分时，则会能宽则宽，能免则免，尽显关爱之情。还有些城府较深的县委书记，时时保持冷峻威严，事事体现严厉苛刻，使下属战战兢兢，言听计从。

3. 严肃惩戒，约束违规不驯行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把 “刑” 和 “德” 称为君主控制臣属的 “二柄”，杀戮之谓 “刑”，庆赏之谓 “德”。直到今天，“恩威并用” 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驭人之道。县委书记对下属，当然也不会只施恩惠，不动杀伐。对德才兼备、业绩突出而且对自己比较忠诚的干部，他们会以赏赐褒扬为主。但如果发现某人有翘尾巴的迹象，也会适时提醒，必要时抓住他一个过错，给予严肃批评或适当惩罚，使所有下属引以为戒，不敢居功自傲。对严重违纪、形象不端的干部，则支持纪检监察部门按律查处。对个别虽无明显违纪行为，但性格倔强、桀骜不驯的干部，一般不予理睬，一旦抓住其把柄，则予以严肃训诫或处理，以达震慑同类之效。在惩戒各类不轨行为过程中，县委书记们一般都采取 “高举轻落” 和 “敲山震虎” 的策略。如在各种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提出严格要求，声色俱厉地批评各种不良现象，信誓旦旦地表示对各类违规官员严惩不贷。但是，涉及违规官员的处分时，则会能宽则宽，能免则免，尽显关爱之情。还有些城府较深的县委书记，时时保持冷峻威严，事事体现严厉苛刻，使下属战战兢兢，言听计从.

5．借助外力，巩固一言九鼎地位。县委书记的权威，当然主要靠自身的品行、能力、形象来确立，但在干部由上级党委任命的体制下，很多机关干部很看重他的背景和靠山。所以，有些县委书记，便采取各种巧妙的手段，把本属于比较隐秘的上层关系透露给下属，把普通的工作关系夸大为特殊关系。某地有位省直机关下派的县委书记，到任后发现部分干部对他不太认可，便利用各种机会，透露他与某某副书记、副省长是好朋友。当得知某副书记要来视察工作的消息后，故意在几位副手面前给那位副书记的秘书打电话，问:“前几天领导说来看看，定没定哪一天啊？” 几天后，省领导便大驾光临，县乡两级干部一传俩、俩传仁，都说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背景非常，不可小看。有的县委书记，在 “跑部进京”，拜访高官或关系单位时，故意向同行人员炫耀广泛的人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还有的县委书记，不惜花重金请媒体宣传自己任期内的 “光辉业绩”，或给自己挂上 “诗人”、“学者型官员”、“特聘教授” 等桂冠。这些手段，虽然不一定都能博取属下的真心拥戴，但却能打造某些迷人的光环，至少会使一些不太驯服的下属产生一定程度的畏惧感，从而巩固自己一言九鼎的地位。

6．刚柔并济，瓦解离心异己势力。某些不团结因素发酵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帮伙。有的帮伙，与书记离心离德，甚至公开挑战书记的权威；有的人对书记明捧暗顶，甚至设计陷阱制造麻烦。面对这种局面，靠 “文本” 要求的 “团结、批评、团结” 办法，有时很难奏效，靠打压争斗，有时也容易两败俱伤。经验丰富的县委书记一般都采取 “阴阳并用” 和 “刚柔并济” 的策略，既充分运用 “阳谋”，尽量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不计较，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又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利用一把手的有利 “地势”，在适度施压的同时，适时妥协退让，以维护相对平稳的局面。少数善于玩弄权术的官员甚至会采取离间分化、拉打并用、欲擒故纵、设置陷阱等 “阴狠” 手段，降伏对手。

县乡领导干部具有集体认同意识是其成为战略性群体的一个主要因素。
2 我们的实地调研表明，许多地方干部表现出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意识，这常常与他们的使命感有关。他们把自己视为地方发展的先锋队。
③我们把认同意识看作一种交际工具，通过这种工具，战略性群体的成员可以将自己与其他群体或不同的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县乡干部的集体认同意识形成于共同的交际圈、共同的经历和生活模式、共同面临着来自上级部门和老百姓的压力、可以获得其他人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认同使得他们可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党校在形成这种集体认同意识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县、地级市或省的制度环境下，县乡干部不仅建立起了自己的交际圈，而且对彼此的社会地位了如指掌。县乡领导干部常年参加各种协商和制定政策的会议，从而培养了他们的团体精神。

县乡干部来说，这种 “地位相近” 的特征创造了一种共同的认同意识，而这种认同意识又反过来加强了这一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地方领导干部具有超过当地平均收入的经济资本，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得到绩效奖，而且有机会获得灰色收入或不合法收入。他们具有相似的文化资本，因为他们大多在高等教育机构或党校获得了较高的学历，这使他们与农村中的普通人群区分开来 3。县乡干部的社会资本则建立在党员身份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组成了地方或跨地方的网络，与上级官员建立了私人关系。地方干部还积累了相当多的象征资本，例如声誉、威望和特权，即社会地位。此外，我们还引入了结构资本，以此作为布迪厄没有明确提到的另一种资本形式。结构资本是指知晓当地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结构资本是通过在重要的党政机关共事而形成的。对于建立有用的交际网络和实现个人的职业晋升而言，这一资本是重要的，它有助于战略性行为和决策的形成。此外，结构资本还建立在他们能够优先地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上级部门通过的政治文件的基础之上。

从指标体系和程序安排来看，这个考核系统是高度标准化、复杂化和综合性的。对于县乡政府机构绩效考核的结果，很难说清楚它们是如何形成并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执行产生实际影响的，但它至少得出一个等级，即某些政府部门会比其他部门表现得更好一些。这意味着，通过公开的考核体系，会给考核中排名靠后的单位施加压力。不仅这些单位的干部会失去面子，更坏的情况是，他们所在的机构在今后可能遭到削减预算的惩罚。作为绩效考核和遵从控制的内部机制，干部考核体系对县乡干部的战略性能动力施加了制度性的约束。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指出，尽管绩效考核对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执行非常重要，但县乡干部也需要根据地方情况调整该体系，以便获得一定程度的执行控制权。在这个意义上，内部考核的控制是考核战略能动力的重要手段。

(三) 群体性动力
为了应对考核带来的压力，地方干部有两种选择：一是为实现政策标而努力工作；但如果完成任务的代价太大，任务又没有吸引力或者无法完成，他们可以作出第二种选择，即 “调整” 考核结果，但这需要干部们的通力合作。在这里，与考核体系相关的连带责任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发现的所有问题，不仅责任干部本人必须作出解圣，而且分管的领导干部也要作出解释。考核（和一票否决) 强化了群本意识和认同感：倘若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承担后果。群体意识和集体行动得到了加强，集体认同惑和集体意识也因此得到了强化。
干部的行为习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这就促成了非正式社会合约及办作关系的形成。地方领导干部注意到通过多种渠道（如党员身份、党和政府的网络)，通过多年共事的经历，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结构的了解，也们已经形成了认同意识。与当地普通百姓相比，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信息层面上能够看清自己。例如，中共党员的身份促成了一个关系网，形成了认同感。共同的习惯和消费行为、开会和活动（如市直机关的干部需要下乡一起回收垃圾) 也增强了地方干部的认同感。

乡镇#

乡镇，是我国最为基层的正科级行政单位，一头连着县城，一头连着农村，具有联城带村的重要作用。
在乡镇的领导班子构成中，正科级实职领导一共有 3 位，分别是乡镇书记、镇（乡）长以及人大主席。而副科级实职领导数量，则要综合考量乡镇地域大小、人口数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由上级编办进行设置，没有统一的数量标准，从几位到十几位都有可能，但是为了体现班子决策民主性、科学性，乡镇领导班子数量设置为奇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虽说乡镇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但是日常工作事务应有尽有，并且具有明确的分工，都是在有序管理、有条不紊的运作中。那么乡镇的权力是如何运作？谁又是那些手握实权的关键人物？
1、乡 / 镇书记（正科实职）
乡镇书记，是乡镇领导的核心角色，妥妥的 “一把手” 角色，掌握着乡镇各项事务的最高决策权，主要负责贯彻执行上级决策指示，对下各项工作负责。
乡镇书记的决策，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乡镇未来的发展方向。

2、乡 / 镇长（正科实职）
乡 / 镇长的职权大小紧跟在书记身后，是乡镇的 “二把手”，通常还会兼任副书记，主要负责政府各项事务，主要负责民生（教育、卫生、养老等）保障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事务，扮演着乡镇 “当家者” 的角色。
虽然，乡 / 镇长的职权没有书记那么大那么集中，但是对于乡镇各项事务还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有时候往往一句话就能够左右局势发展。
3. 人大主席（正科实职）
乡镇人大主席同样也是正科实职，但是职权却没有书记、乡 / 镇长大，主要负责乡镇人大的各项工作，日常监督政府各项工作，下村调研收集民情社意，定期召开人大代表会议，审议通过重要相关事项等等。
如果人大主席年纪没有过线，一般都是乡 / 镇长的候选人。
4. 乡镇副书记（副科实职）
乡镇副书记，一般设置 2 个，一个负责党群事务，主要是协助书记抓好基层各项工作事务；另一个副书记则是负责乡镇社会稳定工作，主要是协助乡 / 镇长做好政府各项事务。
乡镇副书记，可以说是乡镇中职权最大、发展前途最好的副科级领导。
5. 纪委书记（副科实职）
乡镇纪委书记，按照职务职权大小排在副书记后面，主要负责乡镇纪委的全面工作，抓好日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等工作，同时也会担任乡镇党委委员。
6. 党委委员（副科实职）
除了以上乡镇书记、乡镇长、副书记、纪委书记外，还会另设几个党委委员，但是整个乡镇的党委委员总数仍然设置为奇数，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避免一言堂。
这些党委委员一般会担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职务，负责具体基层党建工作事务和宣传事务。另外，一般乡镇的派出所所长，也会同时进入到乡镇的领导班子中，担任党委委员。
7. 副乡镇长（副科实职）
乡镇副乡镇长主要协助乡镇长完成各项政府事务。相比党委委员，虽然同样是副科实职，但是他们的职权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他们主要负责完成具体的工作事务，比如说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交通事业、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综合执法、基础设施建设等。
至于乡镇的武装部长、政法委员、统战委员，由于乡镇职数的限制，通常都是由党委委员兼任。

(一) 乡镇财政的依附性
从分税制改革，甚至更早时期以来，乡镇财政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一级财政单位，而是在县级、市级乃至省级政府统一监管之下的依附性财政单位。这一属性也与压力型体制密切相关。压力型体制是一种以中央权威为核心，继之以层层下压的单一性体制。次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必须依附中央政府存在，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命令和指挥。而作为较大政治单元的省市政府具有较高谈判能力，因此其享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然而，对于谈判能力低下，且处于金字塔底端的乡镇政府来说，其自主性就相当微弱，极其容易受到来自省、市、县多层上级政府的指挥、命令和影响。按照目前的状况，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以包干制为中心，逐层包干，定额分配。每级政府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任务能否完成，其次再给下级政府一定的分配，所以越往下，政府所掌握的税源越不稳定，收人也不确定，其财政自主性越低下。

县一级政府保证本级财政收支的主要方式有:

( 1）以财政考核‘一票否决’的行政方式，强制乡镇政府完成财税任务；

(2) 将税源好、容易征收的优势财源留给自己，而将税源小、难以征收的劣势资源留给乡镇；

(3) 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部分行政事务和财政支出摊派给乡镇政府”。省、地、县也通过各种方式向上集中财力，处于最基层的乡镇财政成了层层集中的对象，乡镇财力明显受到削弱这种不对称的关系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财政依附性。我们所调研的О镇党委书记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乡镇财政十分困难，没有财政权，需要用钱就要向县里申请，等待县里批复。每年都有一定的财政收入任务，乡镇在每年 3 月份根据上年的收支情况和本年度的计划数，制定全年的财政收入目标和数字上报县政府，一般到了每年的 8—10 月份就能完成全年的财政收入任务。”(调研记录，2011)。A 县乡镇财政结算实施办法规定：核定收人、支出包干、收支挂钩、超收奖励、短收自负、按月预算、自求平衡、一年一定。其中收支挂钩是指 “乡镇未完成当年国地税收入（含农业两税）计划，歉收部分全额扣减乡镇财力（按照当年全县乡镇税收地方实得财力平均比例计算); 乡镇原口径地税收入基数地方实得不得低于 65% ，低于该比例按所低的比例扣减乡镇财力”。通过这种包干式的财政分配，一方面保证了县级政府对全县财政收入的管理和控制，确保了县级政府的固定收入，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介入乡镇繁杂的公共事务的责任。因此，乡镇政府成为依附于总体财政体制的、自主权非常微小的政府单位。

(二) 乡镇财政的被抽取性
与乡镇财政的依附性密切相关，乡镇财政还具有被抽取性的特征。所谓被抽取性是指乡镇财政在压力型体制下，其主要财力被上级政府逐级抽取，留给乡镇使用的是那些不易征收、不稳定、高成本的税种。分税制实行以来，中央在新增财力的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省级财政也模仿中央的做法集中财。尽管下级政府官员并不赞成这种抽取性的财政模式，但是出于自己政治前途的理性衡量，不敢表示异议，往往默认这种抽取性政策，并努力去实施它。

在财政收入三个部分中，国税收入需上交 75%，地税收人需要上交 25%，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需要上划。自在镇，主要的税收来源是营业税，营业税全部返还，但是营业税目前是乡镇的主要税种，尽管全部返还，但是这一税种征收困难，成本高，且具有一定不稳定性。这对于乡镇复杂的支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目前的体制下，不能享有一级财权的乡镇政府财政职能只能依附于县级乃至更高级的政府，很多地方推行了 “乡财县管” 制度之后，乡镇逐渐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性机构，其自主服务职能越来越减弱。

面对逐年增长的财政任务，处于上文所述地位的乡镇政府如何面对呢？或者说如何去执行来自上级的不可回避的刚性任务呢？既然乡镇财政收入来源严重不足，那为何他们总能够按照上级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任务，并且还能够有所超额。这里面究竞有多少玄机？这是很多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根据赵树凯的研究，乡镇政府在面对这一压力的时候，大多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应对:

(1）垫税；(2) 财政空转；(3) 买税一般来说，这三种方式是比较普遍的措施，第二种买税现在也有人称作引税。我们下面对这些方式逐一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垫税
以上几种模式中，垫税实际上是最早也最常用的手段，它是利用挪用其他资金、借贷等手段来垫付上级布置的财政税收任务，它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原始的应对财税任务指标的手段。随着税收管理的严格化和规范化，农业税的取消和预算外收入的严格监管，特别是乡财县管制度的落实，这一模式逐渐弱化，被其他模式替代了。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垫税的方式在大多数地区特别是财源不足的地区都比较普遍地使用。中部地区 W 县某镇用预算外收入垫付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农业税等在内的多种税收

越穷的地区垫税现象越明显，其比例也越高。而垫税的资金最经常的来源一般都是预算外收入，当然也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借贷。很多地方因为借贷垫税而遗留下了巨额的债务。这正是乡镇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垫税的种类一般来说都集中在农业税，当然有些地方也涉及企业所得税、工商税、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等农业税取消之后，垫税现象减少恰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判断。
垫税现象虽然逐渐弱化，但是它所留下的后遗症却没有消失。很多地方因为垫税而借下的巨额债务无法化解，成为乡镇债务负担的重要来源。这种债务被称作垫税性负债它的产生是由于乡镇政府想补足未完成的税收指标用其他收入来垫付。在最初，这种债务会给地方带来沉重压力，导致财政收入空转，扭曲收入信号，

“空转” 实际上包括两种方式：一是财政空转，即财政机关常常用 “归还暂存款”、“其他支出” 等名目直接将财政预算内资金拨给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再将拨款以 “其他收入”、“专款收入” 或 “其他行政性收费收入” 等名目同额同步存缴到财政预算内存款户，以此来虚增财政收入；

二是税收空转，即为了完成任务，主管部门安排某个或某些并未创造利税的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将其上缴给财税机关。财税机关再通过其他灵活的渠道把上交的贷款（名义上的 “税收”) 返还给企业，甚至还会给予一定奖励这两种方式都是在秘密的渠道开展的，前一种方式在财政部门内部实行，后一种方式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企业的合作。通常来说，合作的企业一定是主管者熟悉且比较可靠的企业。这样可以保证合作成功，不会给主管机构带来麻烦。
“空转” 必须以税收的征收权和支出权为同一财政管理级次为前提。因此，预算级次属于中央的税种不能 “空转”，只有地方税种（或属于地方的其他收入) 可以 “空转”。

首先，在最能反映财政收入质量和经济运行指标的四税收人（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三) 引税

引税是应付上级财政任务的第三种重要手段。虽然 “空转” 能够简便地完成纸面上的财政数字游戏，但是毕竟这是一种违规的行为，多少都冒着被处罚的行政风险。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引税或者说买税作为完成财政任务的手段。目前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引税已经成为主流的财政实施和应对模式

引税是应付上级财政任务的第三种重要手段。虽然 “空转” 能够简便地完成纸面上的财政数字游戏，但是毕竟这是一种违规的行为，多少都冒着被处罚的行政风险。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引税或者说买税作为完成财政任务的手段。目前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引税已经成为主流的财政实施和应对模式.
所谓引税是指地方政府、财税机关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违反税法，将税款作为一种商品，按照议定的价格（其表现形式是手续费)，在分属两个不同税收管辖区的财税机关之间进行转让的行为（一般是把富税区的税收转移到贫税区上交)。具体是指 “买税方” 许以支付手续费或者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承诺，使用本辖区（贫税区）的完税证、税所谓引税是指地方政府、财税机关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违反税法，将税款作为一种商品，按照议定的价格 (其表现形式是手续费)，在分属两个不同税收管辖区的财税机关之间进行转让的行为 (一般是把富税区的税收转移到贫税区上交)。具体是指 “买税方” 许以支付手续费或者提供优惠税收待遇的承诺，使用本辖区 (贫税区) 的完税证、税

乡镇党委书记#

书记是乡镇的一把手，要有大局意识和把控能力，抓的是乡镇最重要的事情，包括思想、队伍与方向。乡镇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动向，涉及乡镇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问题，党委书记要整体把握；乡镇干部的思想要提升到哪个层次、集中到哪些方面，党委书记要想办法解决。

干部队伍建设包括班子成员的安排、工作机制的设定、年轻干部的培养、晋升和流动等，都是党委书记主抓的工作。队伍建设好坏与否，尤其是班子带得好与否，关涉到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方向是指乡镇年度或阶段性及具体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要求。党委书记对乡镇工作定目标和要求，而不规定具体怎么做。

用基层的话语来说，抓思想就是 “搞团结” 工作，抓队伍就是怎么 “用人” 的问题，定方向则是 “出主意” 做事情。

在具体的乡镇工作方面，党委书记只 “出主意” 而不做事情。乡镇工作中，哪些事情要干，哪些事情不要干，哪些事情比较着急干，哪些事情可以缓缓，调配哪些人去干，干到什么程度，等等，都是党委书记思考的事情。定下来之后，再由乡镇长具体去办。

对于党委书记来说，方向定了之后，就不能再大改了。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独裁，这是书记的专断权，但是可以视具体情况微调。至于怎么做，党委书记不给下面设定框框，让下面在实际工作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乡镇长及下面的人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考虑具体做事的情境。

这样，不仅可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还能够将特殊的情况充分反馈上来，为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依据，也为后面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换言之，在做事方面，党委书记要多些民主，少些专断。

党委书记讲大话空话，给特殊情况反馈提供了空间。一方面是因为操作空间掌握在具体执行者手中，执行者可以选择多个方案达到目标要求。如果仍然无法达到目标要求，就可以向书记反馈情况。另一方面，书记的目标要求也是抽象的和大致的，当具体手段用尽都达不到书记理想的 “最优” 的要求时，书记也可以在大方向上做微调。这样就可以使得书记的大方向通过下面具体实践和多个反馈而得到修正，并最终达到比较好的 “次好” 的目标。

总之，党委书记在执行中要多搞些民主，不干预太多，要允许有多频次反馈。只有这样，才能将党的政策、当地的实际与自己的思路有机地结合起来。

镇长当家不做主#

乡镇长虽然不做主，但是要当家，乡镇除了党建和人事之外，其他的事情他都要管，没有做好是他的问题，出了问题他要负责。如果党委书记放手，乡镇长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就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党委书记太强势，管得太多，乡镇长的发挥空间就较小，这种情况下还可能影响党委书记与乡镇长的关系，带来班子的不团结。

乡镇长可能有的权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镇长的调配权力。党委书记定方向之后，乡镇长可以调动乡镇的人员、财政及其他资源去执行。执行一项政策，要多少人力、多少经费，后期怎么保障，怎么做更稳妥又没有风险等，都由乡镇长自由裁量。乡镇长管钱袋子，书记一般不管镇长怎么用钱，办公室拿来镇长的报销单据，书记一般连看都不看直接签字。所以乡镇长在用钱上自由度较高，可以较好地通过经济分配安排工作。一定意义上，乡镇长的调配权力体现为资源保障上，如果一项任务安排下去，乡镇长无法提供相应保障，以至于使得工作难以开展，就表明乡镇长工作不力。

乡镇长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执行党委书记的决定，甚至在书记的支持下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加入自己的想法和意志。所以，作为镇长，如果得到党委书记的支持和认可，大可以在乡镇上干一番事业，会有较大的成就感。但是，如果决策和执行党委书记都揽到手上了，乡镇长就会被撂在一边，做也不好，不做也不好，出了问题还得到自己头上来。这样乡镇长的位置就比较尴尬。

二是乡镇长的反馈权力。党委书记一般不会对镇长干事干预太多，干预太多镇长就会很敏感，畏首畏尾，施展不开手脚。党委书记最好的搭班子的对象是：有领悟能力、能够领会书记意思；少说多做，领完任务就下去安排工作；做的时候不说、不埋怨，做完后汇报的人。与这样的人配合就比较默契，党委书记可以当得很舒服，少操具体工作的心。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做事的过程中，镇长不能反映问题，不能提困难。在执行过程中，镇长实在解决不了或者拿不定主意的，就应向书记反映情况，让书记出马解决或做决定。

书记的圈子与乡镇长不同，掌握的资源也不是乡镇长可等量齐观的，同时信息的对称性也有较大差异，那么有些问题乡镇长解决不了或想不到，书记可以解决，可以想到。乡镇长的反馈权力是一种消极权力，亦即有什么事情后面还有书记顶着，那么乡镇长就可以大胆地去干。但是，党委书记定得太细太死，乡镇长只能硬着头皮执行，也就无所谓反馈权力了。

三是乡镇长的评价权力。乡镇的人事权在党委书记手上，乡镇长没有人事的决定权和建议权。乡镇长的调配权力越大，他对手下干活的人的评价影响力就越大。乡镇长是具体配备力量做事的，他对做事的人评价如何，会影响党委书记对他们的印象和人事安排。乡镇长明确说不行的人，党委书记就不会大胆启用，否则下面的人就不会听从乡镇长的安排。上面来考评或考核干部，乡镇长的评价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如果党委书记大权独揽，乡镇长没有做事的空间，他也就没有评价的权力。在诸如书记与镇长势如水火的情形下，上级党委政府一般会站在书记的一边，乡镇长连申诉的权力都没有。

总之，乡镇长在党委书记管宏观的情况下，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和发挥余地，可以很好地配合党委书记将乡镇工作做好。从乡镇长的角度讲，他是当家而不做主的人，他就希望党委书记只提大的要求，而不对具体做法指手画脚，这样他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当好这个家。正因为如此，做主的书记讲大话空话，镇长感觉最舒服。这样的书记自己也做得舒服。

乡镇政权#

是中国五级政权的基层政治，乡镇一级资源比较少，待遇比较差，工作条件也往往比较艰苦，对乡镇干部最大的激励就是晋升了。五年就能获得一次晋升，对乡镇干部激励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反过来若五年不能获得晋升，就可能永远丧失了政治前途，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正常情况下，大学毕业考取公务员，一年后转正即为科员，三年后就有可能晋升为副科，就有希望进入到乡镇领导班子了。这样来看，大学毕业到乡镇工作，二十多岁就可能进班子成为领导干部，可谓相当地年轻。乡镇书记镇长为正科，按五年晋升一次，乡镇每个公务员都很快就可以晋升到乡镇最高职务，并最终晋升很高职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在乡镇对干部激励资源比较少的情况下面，晋升是最重要的激励资源，一方面乡镇可供晋升的空间却十分有限，从刚入职不久就可能晋升到副科进入班子成为乡镇领导干部，到乡镇最高职务的党委书记，不过就是由副科到了正科，仅仅一步之遥，因此，乡镇晋升显然不能按副科到正科的路子去走，而必须要将乡镇职位进行细分，让每一次晋升都变得重要而漫长，以在乡镇有限的晋升空间中，通过晋升激励最大限度调动乡镇干部工作积极性。

乡镇领导一般就是指党政班子成员，包括所有具有职务的副科级以上干部，职务上主要有三个系列，一是党委、二是政府、三是人大，相互之间有兼职。党委一般一正两副，其余为党委委员，一正就是乡镇党委书记，两副就是兼任副书记的乡镇长，还有一个专职副书记，这个专职副书记也可能兼任乡镇人大主席，乡镇一般会有三到五位党委委员，这些党委委员分工负责组织、宣传、纪检，兼任武装部长、副镇长以及党政办主任。政府一般是一正多副，一正即乡镇长，其余为副镇长，三到五位，副镇长中往往会有一到多位同时为党委委员；乡镇人大一般一正一副，人大主席可能专职，也可能由乡镇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

这三个系列共同构成乡镇班子成员和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正科级领导，共三人，分别是党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二是副科级领导，为其余班子成员。副科级领导干部又是分层次的，最重要的副科级领导是党委副书记，其次是党委委员，也有地方将兼任副镇长的党委委员称作常务副镇长，常务副镇长就排在党委副书记之后、其他党委委员之前，排在最后的就是未进入党委委员的副镇长和人大副主席。

考上乡镇公务员，晋升为副科，并不一定就会有实职，有实职也一般会从最低层次开始，即担任非党委委员的副科，或担任党委委员中重要程度比较低的武装部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此后，如果顺利，就进入到小步快走的晋升通道。

一般来说，乡镇一级有四个层次可以算作提拔，即由一般副科到副书记、常务副镇长，由副书记和常务副镇长到人大主席，由人大主席到乡镇长，由乡镇长到乡镇党委书记。

刚进入班子成员，排名最后，担任职务最不重要，经过历练，排名上升，担任更重要职务。更重要职务比如由人大副主席和非党委委员副镇长到党委委员，在党委委员分工中，由比较不重要的分工到更加重要的分工，比如纪委书记比一般党委委员就要重要，由排名最后的班子成员向上晋升，经过数次重用，仍然是副科级，却已在班子成员中比较重要，下次提拔就有了先机。

由一般副科级到常务副镇长和副书记，虽然仍然是副科级，却不只是重用而是提拔了，因为常务副镇长和副书记的排名不是按资历而是按职务来的。常务副镇长和副书记是副科级之首，除非例外，提拔为乡镇正科级领导干部只能从常务副镇长和副书记中提拔。这个意义上，担任常务副镇长和副书记是乡镇晋升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如前已述，副书记升任人大主席，人大主席升任镇长，以及镇长升任党委书记，都是提拔且基本上不可能不经过镇长这个层次就直接从副书记或人大主席升任党委书记。

这样一来，一个公务员即使很年轻就进入到乡镇领导班子，担任副科级领导，他每五年重用或提拔一次，也要经历最少五次提拔重用，才可能晋升为党委书记，五次五年，就是 25 年，一个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在乡镇晋升之路上，每一次提拔重用机会都没有错过，到正科乡镇党委书记时却有 50 多岁，早已错过继续提拔重用的机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在乡镇工作的公务员是不可能晋升到乡镇党委书记的。

当然，除了五年一次换届中几乎所有乡镇领导干部都会有一次提拔重用机会以外，在非换届期间也会有零星的干部提拔重用机会，这样既可以调整干部，为换届做准备，又可以给乡镇干部更多期待。

乡镇干部的晋升当然不只是在本乡镇，而是由县委组织部在全县范围进行统筹调配的。全县的乡镇，情况差异很大，有的乡镇人口多、经济发达，为经济重镇，城关镇更是重中之重。有的乡镇人口少、经济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是不重要乡镇。同一个职位，由不重要乡镇调到重要乡镇属于重用，而提拔干部一般都要从重要乡镇的次要职务提拔到不重要乡镇的重要职务，比如由城关镇的镇长提拔到一般乡镇担任党委书记，然后再由一般乡镇党委书记提拔重用到城关镇党委书记。

将乡镇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同一个职务由从三类乡镇到一类乡镇是重用，提拔则往往要从一类乡镇转任二类三类乡镇，这就让乡镇干部晋升之路变得更加曲折漫长。

当然，乡镇领导并非只能由乡镇干部来担任，实际上，县市部门下派干部到乡镇锻炼也是常态。因为没有基层工作经历，晋升会受影响，县级权力部门会向乡镇重要岗位下派干部担任书记镇长，亦或副书记人大主席。上级下派人员担任乡镇领导干部，就减少了乡镇干部晋升机会。一般来讲，上级部门向乡镇下派领导干部人数不会太多，也可能不会太少。多的情况下面，上级下派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占比可能达到总职数的一半左右，少的可能只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少。

乡镇领导干部晋升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上级换届要求必须有性别、年龄的职数比例，比如规定全县范围必须要有三名 35 岁以下正职干部，就可能让乡镇班子成员排名靠后的年轻干部越过副书记直接提拔为镇长。乡镇领导干部当然也不只是在乡镇任职，而是可以晋升到县级领导及进入县职能部门任职的。这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乡镇党委书记被提拔担任副县级领导，这种情况不普遍，一般一次换届有 1-2 名乡镇党委书记被提拔为副县级干部就算不错了。多数乡镇党委书记是被重用到县职能部门当局长，尤其是重要职能部门比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人社局、财政局等。乡镇长年龄大了，不再提拔为乡镇党委书记，也可以调到县局当局长或副局长，一般到小局当局长或到重要局当副局长，年龄比较大不再适合乡镇工作的人大主席和乡镇党委副书记，调回县里工作，一般安排在县里不重要局当副局长甚至局长。一般乡镇副科级领导，年龄较大，缺少在乡镇晋升机会，他们也会期待且实际上很可能调入县局当副主任科员，没有实职，享受副局级（副科级）待遇。

二、

从以上情况介绍中可以提炼出若干关于乡镇晋升的规律性认识，就是标题所讲 “乡镇晋升定律”。

第一个乡镇晋升定律就是：乡镇晋升之路拥挤且漫长定律。由副科到正科，仅仅一步之遥，绝大多数乡镇干部可能一生都走不完，可谓漫长，每次提拔重用都经历重重考验，都有激烈竞争，都要提心吊胆，而能获得真正晋升的乡镇干部少之又少，乡镇干部晋升之路可谓拥挤。

乡镇干部晋升拥挤且漫长的原因是乡镇一级用于激励干部的资源稀缺，职务晋升是激励干部最重要的资源，乡镇干部职务因此拆分细碎，在高层级政府部门一步之遥的职务拆分为若干等级，又通过提拔、重用并行，不同乡镇调配，看起来几乎每次换届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提拔重用，实际上几次下来就错过了被继续提拔的黄金年龄，成为沉淀在较低级别的基层干部，这些基层干部最终也就剩下乡镇工作一辈子了退休后可以进城的目标。

第二个乡镇晋升定律：一次机会也不能错过定律。乡镇干部从很年轻时就进入到领导班子，看似前途无限，在晋升过程中却万万不可以错过任何一次机会。错过一次机会，比自己年轻的人就晋升到自己前面，再晋升到理想层次的可能性就丧失了，成为乡镇中提前沉淀下来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面，五年一次换届，即使不被提拔，也会受到重用，因此就有小步快走的感觉。但如果在晋升期间受到处分，尤其是受到影响评优评先晋升的处分，就很可能会错失提拔重用机会。因此，在乡镇工作中就必须要防止受到处分，一次不合时宜的处分就可能错过一次不容错过的晋升机会，也就会耽搁一生的政治进步。

第三个乡镇晋升定律：晋升包容性定律。即将晋升机会面向更多乡镇干部，就可以调动更多乡镇干部的进步积极性，乡镇干部积极性的分化就比较小，反之亦然。晋升机会面向更多乡镇干部，主要是年龄、性别、编制、学历限制越少，晋升包括性越强，就可以让更多乡镇干部有晋升机会，也就可以调动更多乡镇干部工作积极性。晋升包容性越差，就有越多乡镇干部被排斥在晋升机会以外，缺少晋升机会的乡镇干部就会表现得消极，成为乡镇干部中的 “老油条”。晋升包容性差，大量不符合年龄、性别、学历、编制条件的乡镇干部被排斥在晋升机会之外，就意味着只有较少乡镇干部具有较大晋升机会。为争夺晋升机会，具有晋升可能性的乡镇干部之间就会有更加激烈的竞争，他们就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进取，以在晋升中胜出。简单地说，乡镇晋升包括性越差，乡镇干部积极性分化就越显著。

第四个乡镇晋升定律：乡镇干部晋升可预期定律。乡镇干部晋升有规律可循的，并非仅仅是由县委书记个人好恶决定。一般来讲，没有重大过错，五年一次的乡镇换届，乡镇干部都应当受到提拔重用，五年调整一次；在工作考核排名情况下面，排名前面的乡镇主要领导更容易受到提拔重用，经常排名靠后的乡镇主要领导较少被提拔重用；重点乡镇干部更容易被提拔，一般乡镇干部更多是被重用。乡镇干部晋升预期是一个地方的共识，县委书记违背共识提拔自己喜欢的人，县委书记的个人威信就容易受到影响。当然，如果中央关于乡镇换届规定中有特殊要求，比如本次乡镇换届必须要有三名 35 岁以下乡镇正职，全县符合条件的可能被提拔的副科干部人选很少，被上级要求所选中的幸运人选，显然不是县委书记所可以控制，以及也超出了之前乡镇晋升预期，却是可以被接受的意外或幸运。

乡镇干部晋升显然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不只是县委书记个人意见可以决定的。研究乡镇干部晋升规律，基层治理的规律。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农村#

农村，，两个法规，两套班子，两相冲突、两职合一。两个法规、两套班子是指一个行政村有两套领导班子或者领导集体，
一套是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另一套叫村党支部委员会，简称村支部。两套班子加在一起，简称村两委。

先说村委会，这是农民经常需要打交道的行政领导班子，因为农村不是一级行政单位，所以农村的管理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村领导班子也就是村官，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有编制和工资。一句话概括，村不是官，请务必记住这个基本的知识点。那农村怎么管理呢？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委会有几个人，他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 3 至 7 人组成。根据法律规定，未来体现平等，村委会必须有妇女成员，民族村还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的行政村的行政一把手不应该叫村长，而应该叫村民委员会主任，简称村主任。

口头上提到村长，但实际上这个职位并不存在。既然村主任是一村之长，对于农民来说，谁当村长肯定涉及切身利益。如果这个村非常富裕，又或者属于城中村，那么谁当村主任对当地企业来说也非常重要。比如在北京，一个村长的权利恐怕比中西部地区一个乡长大多了。

可以当村长呢？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三类人可以参选村长，

一是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即户在人在。

二是户籍在，但是人不在本村，即户在人不在。

三是户居不在本村，但是人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即人在户不在。我为什么对这个参选资格说的这么具体呢？因为这里大有玄机，机会的机，你看如果你是个大学生村官，或者是在本村创业的外乡人，又或者是住在本村的乡镇工作人员，只要在本村住满一年，你就有希望当村长了。请问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宽松的任职资格吗？然后说村支部在中国体制下党委领导行政，因此任何公共组织都有党政两套系统，行政村也不例外。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村为基本单元设置党组织。具体怎么设置，主要看村里的党员人数。超过 3 个党员的村应该成立党支部，不足 3 人的和邻近村联合成立党支部。超过 50 个党员的可以成立党的总支部，超过 100 名党员的可以成立党委。

因为村委会是村民选举产生，而且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在一些单信村，某个家族人多势众，又或者某个宗族在杂姓村中势力特别大，他们的代表就很容易被选上村主任。还有一些在本地或者外面做生意赚大钱的企业主，就是所谓的村庄的能人，财大气粗，再街上给村里做点承诺，搞点慈善，也很容易得到村民支持。此外，还有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带头大哥，通过恐吓、贿赂等手段，也很容易搞到选票。

举个例子，老实巴交的村民张三今天出门要参加村委会选举，路上碰到一个能人李四，李四跟他说，把你的选票给我，或者直接写上我的名字，我给你 50 块钱。张三想了想，上千个人投票，多一张不多，少一张不少，那还不如直接拿了这 50 块钱更实惠，还免得耽误我干半天农活，于是同意了。很多人一说到这个例子就忍不住批评，你看农民素质就是低，不珍惜守住的选票，不爱护神圣的民主权利。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想法呢？其实这有点错怪名眉的。从经济学上分析，因为投票的人很多，所以你投票成功的边际收益近似于 0，但是边际成本肯定是正的，因此理性能考虑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就会放弃。按这个逻辑，压根就不应该有人去投票。投票是非理性的行为，但是这又无法解释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踊跃投票的现实，这就是公共经济学中所说的投票悖论。因此要让村民珍惜民族权利，关键是提高民主的实际收益，你们说对不对？更麻烦的是在党政两套领导班子的结构下，这就可能出现一种矛盾，比如大宗族凭借亲缘关系能人凭借金钱开道，或者带头大哥凭借暴力获得了多数选票，当上了村主任，但是这些人又不是乡镇党委看重的人。
而香港当中看到人只能在村支部安排，此时村主任和村支书之间就会产生矛盾，有时候村主任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个人利益和村支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勾心斗角，此时谁能占据主导地位，就取决于上层关系和下层艺人的博弈，这种内斗往往是两败俱伤，而且导致村集体公共物品缺失、集体资产流失、领导班子瘫痪。那怎么办呢？需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听说过国企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内耗吗？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让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一肩挑，即两之合一，这就理顺了党委和董事会的关系。农村的问题也是这么解决的，一些地方较早的探索了村支书和村主任一间票的做法。

村干部是基层政权在农村的 “代理人” 和 “发言人”，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基层干部，一言一行无形间是党风政风的折射。村干部来源于基层，是密切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 “润滑剂” 和 “粘合剂”，必须以不怕苦的初心、勤实干的毅力、笑脸迎的心态，理顺群众关系，当好 “服务员” 和 “店小二”。利用与群众心贴心、面对面、肩并肩的优势，经常与群众说 “方言土话”，主动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话家常、聊近况、听意见。要多到田间地头看一看、问一问，摸清群众的所需所急、所难所盼，全心全力察民情、听民意，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向上做 “联络员”。村干部是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群众代表，村干部成长在基层，工作在基层，熟悉群众语言，了解群众呼声，是桥接上下的关键一环。在全力摸清民情的基础上，要区分好民情民意的轻重缓急，能自行解决的统筹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如实汇总、层层上报，确保基层声音、基层困难和基层发展瓶颈第一时间传递到上级部门，及时解决好群众最现实、最急需的生产生活问题。要用心用情当好 “传声筒”，用接地气、沾泥土气的语言传播惠民、利民、改革发展等好政策，让群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党和国家发展方向，进一步增强群众对党委政府的满意度。向内做 “协调员”。农村治理千头万绪。当前，村务党务分工越来越清晰，村级治理需要的组织规模也比以往更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成本更高。村干部既是基层治理的 “主人翁”，更是 “领导者”，必须树起主动担当作为的旗帜，自觉担担子、扛责任。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篱笆一个庄。村干部间要明确好分工和重心，依据所学所长一一定岗定责，定好工作总基调，切勿眉毛胡子一把抓。聚焦基层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转型等重点任务，缺时自动补上，足时另寻 “新症”，以小分工、大合作推动村级建设全面发展。

四个视角，审视农村党支部书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的情况。#

　　一、农村党支部书记 “在干什么”

　　从 3 个村的调研实际看，村支部书记当时分别在开会研究村内事务、在乡镇开会、在村室值班。总的看，精神面貌较好，干事有劲头，工作在状态。他们近期的主要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抓农村党建工作。

　　二是做脱贫攻坚工作

　　三是用好村级集体收入。村集体经济来源以集体土地出租收益为主，主要用于环卫费、村里自来水水费支出等。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六是搞好基本公共服务。西五村组织丰收节农民运动会，做好社保款收缴发放，开展安全排查，调解村民宅基地纠纷。

　　七是做好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等工作。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 “想干什么”

　村容村貌提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有想法、有思考，基本上近有计划、远有规划。他们最作难的是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赚。

　　一是想把基础设施建得更好。

　　二是想把富民产业发展得更强。

　　三是想把人居环境整得更美。

　　四是想把集体收入提得更高。没有集体经济支撑，支部运转就缺少保障，服务群众就缺少经济基础。

　　三、农村党支部书记 “该干什么”

　　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但支部书记职责定位、角色担当基本一致，主要有五件事。

　　一是抓班子带队伍，这是基本职责规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抓好支部自身建设，抓党建引领农村发展，通过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及村党员大会决议落实下去。

　　二是落实中心任务，这是上级部署要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组织动员群众完成好上级安排的中心工作任务。比如，近期河南省统一部署开展以治理 “六乱”、开展 “六清”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这项任务的具体工作，还是要靠农村党支部书记去抓好落实。

　　三是发展产业建设美好家园，这是乡村振兴急需的。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能否在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上有所作为，是对农村党支部书记的一大考验。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挥集体经济主导作用，把产业发展的优势潜能激发出来，让村党支部腰杆硬起来、号召力强起来。

　　四是办好群众实事，这是乡里乡亲期盼的。村支部书记离群众最近，最直接的工作是把群众关注、百姓期盼的事办好。要从城镇化带来的村庄空心化、村民老龄化及 “三留守” 问题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做好服务群众的经常性工作，当好群众贴心人。

　　五是搞好乡村治理，这是公共管理职能赋予的。村支部书记处在基层治理 “神经末梢”，担负着 “三零创建”、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社保医保、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工作责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是合法、入理、容情，尽可能做到矛盾不上交、村事在村了。同时，要开展好精神文明创建，弘扬新风正气。

　　四、农村党支部书记 “能干什么”

　　调研发现，3 位村支书都有谋事干事的愿望，也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村支部书记能干什么，除个人意愿和能力，也离不开其他因素，比如村庄的资源禀赋、面临的发展机遇、上级的支持、村民的主体作用、村支书个人的威望等。

　　一是盘活现有资源。

　　二是争取上级支持。一些项目如果没有上级规划和资金项目支持，以村里自有财力基本做不到。

　　三是用好发展机遇。

　　四是激活村民主体。无论是乡村发展、乡村建设，还是乡村治理，都离不开村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只有把村民有效组织起来，才能激发内力、凝聚合力，共建美好家园。实践证明，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乡贤捐资、社会帮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路径。

　　五是树立自身威望。很多农村党支部书记是连选连任，一干就是十几年，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有很好的口碑，这就是威望和号召力。东彰仪村支部书记上任后，顶住压力解决了村里 10 多年来集体资产被侵占、低价转包等 “老大难” 问题，把一个落后村变成先进村。

村支部书记承担的工作千头万绪，要想把工作做好，除了个人意愿和能力，也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村庄的资源禀赋、面临的发展机遇、上级部门的支持、村民的主体作用、村支书个人的威望等。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要删繁就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盘活现有资源。了解村庄的主体支柱和产业结构，分析区位条件，明确集体经济收入。经济条件不一样，村支部书记能干的事就不一样，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能够更好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公共事业。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可能连修路和绿化都要靠村民集资。

　　二是争取上级支持。一些项目如果没有上级规划和资金项目支持，以村里自有财力基本做不到。像新建党群服务中心，一些项目的建设试点，基本是县乡政府规划的，相当部分投入由县乡财政来承担，这样能够减轻村内负担，轻装上阵谋发展。

　　三是用好发展机遇。要学会借助东风，借助外力。例如上级搞农村改革试点，要结合自身情况争取机会。借助城市物流产业带动，发展自己的运输业。不要把眼光简单放在主要靠劳务输出、打工经济的收入途径上。

五是树立自身威望。很多农村党支部书记是连选连任，一干就是十几年，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有很好的口碑，这就是威望和号召力。综合素质高、治理能力强的村支书所在村发展态势好、社会和谐稳定，老百姓的满意度认可度较高，这都是作为村支书的一个目标引领。

农村党支部书记#

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因基础条件不同、能力本领不同、工作成效不同，想做的事、能做成的事、正在做的事有所不同。综合分析 3 个村的调研情况，结合平时掌握了解的全省面上情况，农村党支部书记大致可分为 4 类。

一是引领型。这类群体综合素质高、治理能力强，所在村发展态势好、社会和谐稳定，上级党组织放心，老百姓的满意度认可度较高，是支部书记中的佼佼者，大约占全省村支部书记总数的 1/4。

二是潜力型。这类群体个人素质较高，有上进心、事业心，想干事、愿干事，但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所在村基础较差、困难较多，制约了村支部书记作用的发挥，大约占 1/2。

三是守摊型。这类村支部书记缺乏创新意识、进取精神，思想守旧、能力不强，上级安排的一般性工作也能干，但是标准不高，有难度的工作干不了、复杂问题解决不了，大约占 1/4。

四是问题型。这类群体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带领群众发展能力弱，各项工作滞后，本村也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尽管占比很小，但需要高度关注，及时妥善解决。

　　站在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稳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高度，把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得更加过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锻造硬核力量，我们感到构建选优、育强、管好、用活全链条机制和工作体系至关重要。

一是把好入口选准人。结合各地实际，细化任职资格条件，明确选任标准和办法，综合考虑政治素质、年龄学历、经历能力、群众口碑等物色合适人选。在 2021 年村 “两委” 换届中，河南牢牢把握有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能带好班子，有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能带对路子，有经济头脑和致富本领、能带动发展，有良好品行和公道之心、能带正风气的 “四有四带” 标准，细化 “九不能、六不宜” 负面清单，一大批优秀党员当选农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 达 99.7%。同时，积极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择优储备随时能用的充足后备力量。

二是精准培训育强人。实施新时代基层干部主题培训计划，积极推行 “导师帮带制” 试点，加大对农村党支部书记理论武装和专业培训。针对不同类型村支部书记提升政治领导能力、发展集体经济能力、基层治理能力、应急能力、服务群众能力的不同需求，重点提高参训层次，优化培训方式，实行 “必修 + 选修”，变 “大水漫灌” 为 “精准滴灌”。

三是提升规范管好人。坚持以管促干，强化对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全过程管理监督，研究规范 “一肩挑” 权力运行的具体措施，推动更好履职、发挥作用。完善履职考核评价体系，健全适岗研判机制，定期分析队伍状况，对基础较差、暂时落后的潜力型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对能力不足、状态不佳的守摊型及时谈话提醒、加强教育培训，对经教育提升、限期整改后仍然不胜任不尽职的问题型责令辞职、调整撤换。

四是搭建平台激励人。通过开展 “五星支部” 创建和实干实绩大赛、擂台比武、评先评优等方式，选树乡村振兴带头人、担当作为好书记，激励争先出彩。进一步理顺乡村组织关系，合理划分事权，为集体经济薄弱村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畅通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晋升录用渠道，优先推荐 “两代表一委员” 人选，推进考试录（聘）用乡镇（街道）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制度化，激发动力活力。

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同时推动乡村振兴。现在大学生村官已经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

二、工作性质，大学村关岗位性质为村级组织特色岗位，聘息一般为 2- 3 年。

三、选聘对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学毕业生或留学归国人员。

四、工作安排第一年是中共正式党员的，一般担任村级党组织书记助理，是中共预备党员或非中共党员的，一般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第二年担任村两委委员或以上职务，并明确分工。工作内容包括，帮助村民搞活经济、搞好文件活动，调解矛盾纠纷、待办各项事务。

五、待遇保障，每个月大约 3, 500 元，补贴参照事业单位的规定享受社保，艰苦地区有额外津贴。

六、未来发展，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有留村认知工作，前面说了可以当村长、考路公务员、自主创业发展、另行择业、继续学习深造等 5 条出路。其实医护政策还是很给力的，第一可参加选调生统一招考。第二可参加面向大学生、村官等基层服务人员的公务员定向招录。第三，可优先参加县乡事业单位招聘。第四，报考研究生享受加分政策。第五，有的地方可以解决户口，例如任职满 3 年并考核合格后，可以落实北京户口。

如果你想当公务员，一次没考上，先当大学生村官，为自己积累经验和人脉，两年之后再去报考基层公务员，把握也会大很多。而且我清楚中就有人顺利的走通了这条路。如果你想去乡村创业，那么大学生村官等于给你提供了带薪的官方实习机会。如果你想考研，除了直接加分，两年的基层工作经验绝对是隐性加分项。起码我就会优先考虑招收有工作经验的考生，因为他们更理解真实世界。要知道，绝大多数城里人一辈子没在乡村生活过，大勋村官绝对是稀有的人生体验。所以你看，虽然大学生村官不是公务员，也没有事业编，但是如果你目标清晰，它不仅不是临时工人，而且可以成为有潜力的管培生。关键是想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的目标函数是什么？你做乡村工作是否提高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要在乎你从这份工作中得到了什么，而不是在乎别人让你干了什么。

第一个变化是专业化选材。过去村主任、村支书等村官只能从本村的农民里选，而且村官的工作都是兼职的。我小时候看到了村官农忙时节也要下地种田的，选择面广，合适的人就少，选出来了，也难以专心去干管理工作。
一是本乡本土退伍军人，二是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

三是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四是本乡本村的致富能手。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已经要求村官逐步向专职过渡，过去每个月可能要就 15 天上岗，现在要求经常性坐班了。

第二个变化是财政化保障，如果要求村官经常性坐班，那就必须给予足够高的补贴。村官他不是官，所以没有工资，但是津贴可以提高，而且是财政掏钱。 2019 年 5 月 5 日，过去村主任一个月的津阶可能只有四五百块钱，现在可能有四五千块钱，那么村主任自然就更有工作积极性了，也可以比较专心的参与管理工作。
村庄的原初权力结构，从发生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宗族和保甲两种基本形态。前者为内生性权力，来源于血缘家族，即以血缘网络的自然社区为权力作用的边界；后者为外置性权力，是国家官治系统在村庄社会的延伸，以保甲编制的行政社区为权力作用的边界，并且与现代行政村体制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关系，
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这两种权力的形构关系，以及在现代性冲击下这两种权力的秩序化网络所显现出的变化。

基层干部常识二十条#

第一条领导注意力是稀缺资源。

领导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 “领导出面” 则是最稀缺的资源：只有真正最重要的事情，领导才会出面，才会身体在场。领导的注意力不会均衡分配，其分配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领导的注意力分配到哪些工作（领域或部门）上，这些工作就是重点工作、中心工作。领导注意力的分配方向决定了辖区或单位资源的流动方向。

第二条县直部门借助考核支配乡镇工作。

在级别上，乡镇与县直部门是同级，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只要科局有一项工作被纳入县级综合考核，它就有了对乡镇的支配手段。随着被纳入综合考核的部门工作增多，握有 “尚方宝剑” 的部门越来越多，甚至连团委、妇联、残联等过去十分边缘的部门都有工作被纳入综合考核，或者成为考核组的成员，从而有了支配乡镇的权力。

第三条考核支配的负面效应不少。

资源支配是一种正向激励手段，考核支配则是依托县委县政府权威的支配，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支配。部门只下任务、不给资源，乡镇硬着头皮、顶着压力、带着怨气，按照部门的规定亦步亦趋地工作，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被纳入综合考核的工作越多，乡镇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就越大，乡镇很可能用形式主义应对部门的权力支配和任务考核。

第四条县级部门从执行者变成监督者。

近年来，县乡政府间关系发生了改变。县级作为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减弱，其政策制定者、督查者的角色增强，县级与上级部门的利益越来越一致，而与乡村的利益对立性加剧。一方面，县级把事情、责任划给乡镇，而权力、资源不划下去。环保、安全、国土等县级部门从责任部门变成监管部门，从执行者变成监督者。

另一方面，部门业务转化为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乡镇成为落实者，部门则代表县委县政府负责监督、检查、考核。县级部门与乡镇的关系，由之前的平等关系，转为上下级不平等的关系，部门的权威性增强。一旦被上级查出问题，县级会从快从重处分乡镇，以撇清关系、推卸责任。

第五条层层加码是上级卸责的表现。

县对乡镇层层加码，乡镇对县搞形式主义。工作上、监督上的层层加码是典型的上级卸责的表现。要么不做事，要么做事就要保证绝对安全，将事情按章做到位，乃至做绝，也就是顶格、刚性、加码执行上级政策，而不顾及、不反馈实际情况，更不会冒险变通，造成只知执行、不顾及政策后果、形式主义泛滥的局面。而一旦出现问题（被上级查到、造成社会影响），就会千方百计地将责任推卸出去，下级是其推卸责任的最好冤大头，从快从重处罚下级就成了必然选择。

第六条乡镇没有两个一把手。

乡镇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纯粹的执行部门，科层化程度不高。无论是政府的事情还是党委的事情，都得让书记知道，要通过书记，这是规矩。虽然乡镇党委书记和班子其他成员有名义上的分工，但在面对驻村工作、中心工作时，乡镇干部都是一起干，专业性不那么强，分工也不那么明确。

在乡镇治理事务中，分不开哪是党务、哪是政府工作、哪是群团工作，许多工作都是一笼统、一麻袋，搅合在一起，需要党委负责统筹协调。能够做到乡镇书记的人，都有几把刷子，是全能型、复合型人才。乡镇决定都由书记做出，镇长不能做决定。镇长的正确角色是党领导下的政府的办事员，不是政府的一把手。

第七条一线政治是谁有能力听谁的。

基层治理一线，主要包括街乡治理、街头执法、企业生产等，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较为扁平化，等级性和距离感都不强。一线工作具有复杂性、多变性、难控性、非规则性等特点，需要充分调动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需要给予一线人员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因此，一线工作团队不能等级性太强，权力运行不能过于僵化。

对于一线领导的权威来说，权力和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线领导个人的能力包括调动资源、协调关系、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等，其能力越强，越有领导魅力，下属就越佩服，越会心悦诚服地听领导的话、跟着领导干活。俗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一线直接面对具体问题，不仅工作人员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一线领导也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八条乡镇要重视所有部门的所有工作。

各种督导、考核越来越多。乡镇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明确的主次、轻重、缓急之分，没有哪项工作不重要，没有哪项工作可以掉以轻心。尽管不是所有工作都是政治任务，但对待所有工作都要像对待政治任务一样重视。

结果是，领导看似什么都关注了、什么都重视了，但因为基层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难以支撑所有的事情平均用力，导致关注越多，效果越不好，领导的注意力出现内卷。乡镇干部身心皆累，在精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许多工作只能以形式主义应付。

第九条即便是没有被纳入考核的治理事务，乡镇也不敢马虎。

只要有一项工作被纳入综合考核范畴，这个部门就是指挥棒在手，有了考核乡镇的权力，就能指挥乡镇干活。它不仅要求乡镇干好被纳入考核的这一项工作，还附带要求乡镇干好部门其他的工作，否则它就会找个理由，给被纳入考核的工作项打低分，使乡镇总分受到影响。乡镇为了给部门留下好的印象，让它们在考核分数上给高分，就必须将部门的其他工作也一并干好。

第十条乡镇是形式主义的重灾区。

乡镇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
一是填表格、做材料，应付上面检查。
二是干部避责，主责干部为了不被问责或者出事脱责，不是实质性地将工作做好，而是步步留痕、事事有迹，将工作程序做得滴水不漏，待到倒查责任时以程序合理合法脱责。
三是什么事都请示汇报，等待上面的指示，唯上思想严重，缺乏责任担当，上面没说的不做，有明确指示的才做，亦步亦趋，自身的灵活性、主动性没有发挥，治理活力和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第十一条形式主义涉及的是上下层级关系问题。

乡镇形式主义主要产生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的过程中，而不是产生在处理其内部事务时。如乡镇综治办调解上级移交的纠纷案件，就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步骤和规范制定相应的文字档案。一个一天可以调解好的案件，做档案可能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而乡镇自己接收的普通纠纷案件，乡镇干部为了避免制作繁琐的文字图片材料，在调解好之后一般都不记录在档案之中。

完成上级交办的事务搞形式主义，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不搞形式主义，说明形式主义涉及的是上下层级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基层与上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乡镇形式主义主要存在于落实政治任务的过程中，它是较多政治任务与过程管理结合的产物。

第十二条从结果管理向过程管理的转变。

结果管理实质上是包干责任制，下级单位有较大自主权。过程管理又称 “政策执行监控”，上级不仅决定下级做什么，还规定下级怎么做和评定做得怎么样。下级执行中的决定权、自由裁量空间受到限制，不仅不能调整政策目标，还不能偏离执行轨迹。下级是按部就班、不偏不倚、没有自主思考的执行者。在结果管理中，下级兼具上级代理人和地方当家人的角色，在过程管理中，下级成了纯粹的上级代理人。

第十三条过程管理的隐含预设：上级不信任下级。

过程管理中有一个隐含预设，就是上级不信任下级，通过规章制度约束和规范下级行为，下级在政策执行中处于 “被人盯着” 的状态，而不是充分放活下级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结果管理中，上下级是在政策目标上 “层层加码”，过程管理中，上下级除了目标上的层层加码，还在规章制度上层层加码。每一级都生怕下级给自己捅娄子，为了保护自己，就得给下级更多的 “枷锁”，越是级别低，枷锁也就越多。

第十四条规范下乡导致痕迹主义。

上级不直接做工作，它要体现工作，就必须保证下级真的做了工作，也就是要对工作进行监控。为了保证乡镇按照自己的意图做事，上级下派任务的同时，会相应地下派规范，要求下级按照规范来做，自己也按照规范来检查验收。对于下级来说，按照规范来做，各步骤都留痕，也是在证明自己做了事情，好向上级交差。过去虚做的事情要实做了，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还得按照规范来做，工作量也就成倍地增加。

第十五条过程管理导致的十三大弊端。

（1）监督检查泛滥，干扰下级工作；

（2）上级不信任下级，下级被监控干活，积极性不高、负面情绪大；

（3）问责频繁，下级带着压力、背着处分干活；

（4）负向激励、问责太盛，做了再多也看不到成绩；

（5）下级没有自主空间，上下级没有谈判空间；

（6）下级被动执行上级政策，亦步亦趋，一切听从上面指示命令，没有主动性、创造性；

（7）下级执行政策依葫芦画瓢，按图索骥，工作过程没有自我的创造性，无法激发其内在动力；

（8）下级单位实际情况无法反馈上去；

（9）各级走好必要的程序而不是实质性地做好工作，形式主义、自我保护、避责等行为盛行；

（10）为了保护自己，上面说了的才做，不说的不做；

（11）各单位为了表示做了工作，不断向乡村两级派单填表；

（12）下级存在严重的给别人打工的心态和应付心理，做事没有责任心；

（13）下级做事按部就班，干部之间在工作中没有肝胆相照的情感体验。

第十六条基层落实工作不再变通。

在基层落实工作中，现在普遍存在 “不变通” 的现象。许多原本应该结合实际予以变通的工作，也不变通了。基层干部说，要是放在过去，上面的政策不符合基层实际，他们就会向上面沟通反映，然后共同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政策落实方案和措施。现如今，基层干部不仅不变通，甚至不再反映情况，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根本不管工作做了以后的效果如何。他们只对落实了上级工作感兴趣，不再关注工作效果。

第十七条自主性是最大的激励。

某种程度上讲，“变通” 是基层干部自主性强的一个表现。自主性不强，则意味着基层干部只能按照上面的规定办事，自我操作、自我发挥的空间较小。是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业，还是当作上级的事情、当作负担累赘？对工作的认识不一样，工作的状态就不一样。

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情，就会生发对工作的责任感，就会认真地将工作干好；把工作当作上级的事情，就会应付工作，无论工作做得好不好，能够交差就好，而不会对工作有责任感。在干工作的方式上，是工作中有自己的方式、思路、手段、安排等，还是完全按照规章细则亦步亦趋地干工作，干工作的状态也不同，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

第十八条政策制定要留有余地。

上级制定政策时不能太细、太具体，而要留有余地和回旋空间。特别是要将政策弹性空间和操作空间留给基层干部，让他们有权对政策进行操作化改造和解释，有权根据实际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任务不要太细致，领导对完成任务过程只做原则性把握，而将怎么做的权力留给基层干部。说实话，不考虑基层实际的所谓精细化指导，就是瞎指挥，就是官僚主义。

第十九条上级要 “熟悉”“同情理解” 下级。

在政策沟通方面，最关键的是上级 “熟悉” 下级。上级对下级能够给予同情性理解。当下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困难时，上级不是首先督促、问责，而是给予同情性理解，体谅其 “苦衷” 和 “不容易”，对下级遇到的问题感同身受。当政策非执行不可时，一方面，上级不是强压下级，而是做思想工作，将下级的思想统一到上级的政策上来；另一方面，上级会给予相关配套支持，解决下级的实际困难。

第二十条多层级视频会议成为基层新的负担。

视频会议原本是为了减轻基层负担才出现的，但事实上越减越多。一些乡镇和部门反映：电视电话会议成了基层普遍的新负担。主要表现为：中央部委开了会，原本各级人员已经了解了会议精神，但下面每个层级、每个领域还要开会传达。这类多级视频会，基层领导干部一提就头痛。从中央部委下来的视频会，乡村两级干部要重复开五六次同样的会。

为什么已经开过的视频会，下面各层级还要分别开呢？一方面，中央部委开过了，省、市、县、乡还要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提出抓好落实工作的要求，督促下级重视；另一方面，如果上一级不下文或不开会，或者重要领导不陪会，给下级的直接印象，是上一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不重视某个事情，那么下一级也不会重视这个事情，在执行中就会打折扣、应付了事。

村干部的权力技术#

一、问题的提出
权力技术包括工作方法，还包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权力技术要建立一种秩序，以掌握、控制、制服和支配对象，并完成工作任务，解决当前问题，掌控整体局势。权力技术包括组织的技术，选人用人的技术，安排工作的技术，奖惩的技术，民主集中制决策的技术，分工协作的技术，督促检查的技术，明辨是非的技术，迎接检查的技术，汇报工作的技术，拉关系的技术，回避和推诿的技术，跑项目的技术，平衡的技术，宣传动员的技术等。
许多人观察到，村干部一方面是上级任务的执行者和责任的分担者，另一方面又是农民身份和村民中的一员；他们是本土官，将永远生活在由亲戚、朋友、邻居组成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中；村干部没有行政权和行政资格，但所从事的大都是行政工作；不管手中有多大权力，总要向父母、亲戚、邻居和本村老少爷们行使，也要向自己行使，因为自己既是工作者，又是工作对象。村干部由于其身份、环境、权力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权力技术不同于县以上各级政府部门。己既是工作者，又是工作对象。村干部由于其身份、环境、权力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权力技术不同于县以上各级政府部门.

二、十字秘诀释义#

软：也可称为柔性战术。这种工作方法，因其不伤情面，不损害干群关系，被中央大力提倡。主要是利用说服、教育、批评、人情、面 “主动的” 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
子、社会关系和利益诱导等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利，从思想、感情和利益的角度解决问题，使工作对象自愿地或半自愿地完成下达的任务。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思想教育工作；

二是感情投入，利用人情、面子和社会关系，使私人社会资本转变为工作的手段，即化私为公；

三是利益诱导和利益交换，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使工作对象获得某种利益，并主动配合工作。硬：这是去人情化的战术，充分行使权力，按照原则办事，以庄重、威严、压制和强迫的手段，迫使工作对象完成某种被要求的任务。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一切按照原则和程序办事，不再照顾人情和面子，不再进行说服和教育，不再用利益来诱导和交换，已经属于原则问题，并且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二是充分行使权力，该奖励的奖励，该惩罚的惩罚，该批评的批评，该训斥的训斥，该处分的处分，该汇报的汇报，该上交的上交，该起诉的起诉，该协助强制执行的就协助强制执行；

三是利用势力、威严和声音等手段，该发火的时候发火，该吵架的时候吵架，起到压制对方的作用；四是暴力行政，借助村班子集体的力量、上级的力量或自身势力，采取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暴力手段，攻坚克难，强力推进。

刁：表面上看，有刁滑、刁难的意思。刁难是因为甲事遇到阻力而在另外事情上设置关卡或障碍，迫使其在甲事上就范。刁是一系列计谋的综合，其他九个字中没有包括的计谋都可以划到这个字之中。具体说来，包括平衡的技术，回避和推诿的技术，声东击西和奇袭、偷袭的技术，巧借东风和顺手牵羊的技术，检举揭发的技术，诬告陷害的技术憨：大智若愚，装糊涂，装聋作哑，装疯卖傻。明明知道，装作不知道；明明看见了，装作没有看见；明明听见了，装作没有听见；明明懂得，装作不懂得。憨有几种方式，一是不介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此回避一些麻烦和棘手的问题；或者已经预见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而这种后果正是村干部想要的，于是听之任之，任由事态之发展，坐收渔人之利。

二是不计较，不管听到什么样难听的话，看到如何难看的表情，都当作没有听见和看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三是在装作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行为。有时候，村干部要求某人履行某种义务，或者要对这个人作出处理，已经知道这个人与乡镇领导的亲戚关系，但由于这个领导没有打招呼，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也装作不知道，就公事公办了。许多新官上任后能果断处理掉一些遗留问题，就因为他不知道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使知道了，由于这些关系户尚未告诉他，他便装作不知道。

四是该做出某种行为，就是不作为，故意拖延或干脆把问题搁置起来，用冷处理方法使热问题变冷，经过若干时间，问题变小后，也就便于处理了；或者问题自动消失了。

精：反诡计的方法。村干部不仅要与农民打交道，而且要与上级打交道，与其他单位或其他人打交道。其他人都不是被动的。村干部使用的所有诡计，其他人都会使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打交道的过程就是博弈的过程。所谓博弈，就是根据对对方行为的预测，作出相应的对策。要求村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识别出陷阱，拒绝一些诱惑；看到对方的计谋和真正目的，不要上当受骗；提前掌握必要的信息，详细了解真实情况，获取准确情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有准确的识别能力和预测能力，坚决果敢的决断能力，必须比对方技高一筹，才能立于化妆的权力。化妆的权力是动物界就有的现象。有些动物在开打的时候，故意夸大自己的身体，并装出很恐怖的样子。人也是这样，当了村干部后，在身体动作和仪容修饰方面，都要装出更高、更大、更强的样子。这种化妆的权力能吓唬一些百姓，但不应该吓唬住学者。张静一方面认为这些村规民约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 另一方面把村规民约中某些处罚规定当真了，“村内外成员资格的确认遵循历史上的自然居住原则，但否认资格则由基层组织控制，因此在不同的乡规民约中，都确定了不尽义务者将被剥夺的权利。” 这些乡规民约规定，基层组织有权剥夺某个人的村民资格。显然，这是自我夸大的权力。村干部最大的权力空白点在于，无权开除农民的村庄成员资格。只有惹起众怒了，才能被开除村庄成员资格，但这个权力并非村干部行使的，而是绝大多数村民共同行使的。

诈：不是欺诈、欺骗和瞒哄。欺骗和欺诈的方法可以对付上级，绝对不可对付村民。上级领导离村庄较远，难以掌握真实信息，他们又比较忙，没有时间对村干部汇报的所有事情都调查核实，再加上领导的流动性，一个消息瞒几年没有问题。但对于村民就不一样了，永远居住在一起，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一旦发现被欺骗了，会给村干部带来很大麻烦。这里的诈，与憨正好相反，是明明不知道或者知道不多，却装作知道或者知道很多，其目的是诱导对象说出实情，使真相显露出来。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使对方误以为事情已经败露，继续隐瞒已经没有意义了。

糊：欺骗、瞒哄和糊弄。对村民可以糊弄，但不能欺骗。对上级，既可以欺骗，又可以糊弄。首先，可以对村民隐瞒信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村干部不管在会议上还是广播上，所传达的都是他们想传达的，甚至添加一些对自身有利的内容。其次，苏力发现，“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的关注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只是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 对村干部来说，更是这样。对村民之间的一些纠纷，关键不是判断是非曲直，首要的是把问题处理掉。对待上级方面，《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提供了下级政府对上欺骗和糊弄的若干事例（陈桂棣、春桃，2004:224—238 )。村干部也会这些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把戏，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眼花缭乱。乡镇有时候知道村干部在糊弄，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主动参与和联合起来糊弄。像计划生育检查，如果省里来查，市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市里来查，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县里来查，乡镇村联合起来。“上下一日百战”，说的就是这种博弈关系。、更是这样。对村民之间的一些纠纷，关键不是判断是非曲直，首要的是把问题处理掉。对待上级方面，“中国农民调查” 一书提供了下级政府对上欺骗和糊弄的若干事例村干部也会这些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把戏，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眼花缭乱。乡镇有时候知道村干部在糊弄，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主动参与和联合起来糊弄。像计划生育检查，如果省里来查，市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市里来查，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县里来查，乡镇村联合起来.“上下一日百战”，说的就是这种博弈关系.、更是这样。对村民之间的一些纠纷，关键不是判断是非曲直，首要的是把问题处理掉。对待上级方面，村干部也会这些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把戏，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眼花缭乱。乡镇有时候知道村干部在糊弄，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主动参与和联合起来糊弄。像计划生育检查，如果省里来查，市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市里来查，县乡镇村联合起来；如果县里来查，乡镇村联合起来。“上下一日百战”，说的就是这种博弈关系。、

擂：宣传和动员的战术。说服教育针对的是具体人，插针对的是大家；说服教育是讲道理，插既包括讲道理，也包括吓唬、批评、训斥等内容。会议和广播喇叭是擂的最好工具。20 世纪 70 年代，广播喇叭遍布城乡大街小巷；80 年代以后，城市，几乎听不到广播喇叭了，农村和城市一样，早就安装了电视、电话、电脑，但几乎每村都保留了广播喇叭。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现象？广播喇叭的好处在于，

一是强行灌输。不像电视和电脑那样，个人可以选择频道，这种宣传工具之下，不想听也得听。二是不针对具体人。村干部在广播里，用不点名的方式进行批评和督促，既不伤某些人的面子，又起到应有作用。

三是有利于减少纠纷和冲突，虽然有威胁的语言，但不是面对面的。

砰：明知道自己没有权或者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而装作有权或有很大的权。有些像诈的方法，但又不同。诈是有关信息方面的，而砰是有关权力方面的。没有农业税征收资格，上级机关偏偏把征收任务安排给村干部。没有处理权，现实情景逼迫村干部必须处理掉面前的问题。当前的问题不马上处理掉，后面的问题就不能迎刃而解，工作任务就不能如期完成。关键在于，老百姓并不知道村干部是否有权以及权力之大小，于是，砰的方法就能解决许多问题。村干部要装作就得他处理这类问题，“你就是找到国家主席，还得由我来处理，我说的话就是最后结论。” 事实上，村干部的这句话没有错，许多问题即使反映上去了，也会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由村干部处理。当然，也有砰炸（失败）的时候，那只有把问题再搁置一段时间了。

三、十字秘诀运用
对村干部来说，除欺骗的方法不可对村民行使外，其他权力技术都可对村民行使；同时，除擂和砰这些权力技术不可对上级行使外，其他权力技术根据具体情况，都可以对上级行使。下级有多大的权力，上级是一清二楚的。在上级面前，村干部无法夸大自身的权力。中国体制下，工作是自上而下安排的，动员与再动员是开展工作的手段，所以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自下而上的动员。

村干部大量运用软的方法。就村民来说，有些人吃软不吃硬，只要敬到位，思想就通了；有些人要面子，需要干部上门来求；有些人喜欢听好听的话；有些人听不懂和风细雨的话，被批评后才能完成任务。直接劝说不起作用后，村干部便考虑通过这个村民的社会关系来做工作。这个对象户不听村干部的，但听其他人或第三者的，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同学、战友、朋友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村干部会找到能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当然，村干部必须与第三者关系好，后者愿意为村干部帮忙；第三者必须与对象户关系好，说了能听。有时候，村干部先做通对象父母的工作，再由其父母说服对象户。

韩非子就论述了宫廷政治权术。就人情化来看，西方现代官僚体制是去人情化的，中国官僚体制是充满人情关系的。至少从汉朝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儒法结合的政治，既有规章制度，又有人情关系。人情关系和请客送礼成为消解刚性的官僚政治与规章制度的手段。在政治运作过程中，法治与人情同样重要。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懂中国政治。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上述权力技术是村干部特有的，辽是中国官僚系统普遍具有的？掌控一个村与掌控一个国家有什么不同 “主动的” 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寸干部与上级官僚系统在权力技术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是量的差别还是质的不同？更进一步说，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权力技术？这些权力技术是什么因素 (环境、体制、经济、文化) 造成的？

六大类 98 项！一个村干部的工作清单，你能理解吗村干部要做的工作。#

值班工作：1、各类证明出具；2、矛盾纠纷调解；3、突发情况应对、汇报；4、各类政策解答；

党务工作：1、“三会一课”；2、组织生活会；3、发展党员；4、主题党日；5、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6、流动党员管理；7、督促党员学习（学习强国、青年大学习等）8、能人回归工程；9 双培双带工程；10、党费收缴；11、远程教育；12、集中学习；13、发展集体经济；14、党员星级量化创评；15、民主评议党员。

民政类：1、低保审核动态调整；2、五保审核上报；3、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贴申报；4、高龄津贴审核申报；5、临时救助申请审批；6、救灾、救济款物发放；7、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报；8、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补助；9、医疗救助非 “一站式” 申请审批；10、老年人活动中心管理；11、留守儿童之家管理。

村务类：1、村级重大事项 “四议两公开” 决策；2、小微工程项目管理；3、物资、物品、服务采购管理；4、村级集体固定资产、公益设施变卖、出租、转让管理；5、村级集体土地、林地等承包、租赁管理；6、村集体债权债务管理；7、农村危房改造申报；8、因灾倒损农房恢复重建申报；9、计生困难家庭、贫困母亲、留守儿童救助评议；10、计划生育奖扶对象资格评议；11、劝耕贷申请；12、农村居民建房申请；13、村级公益性劳务岗位申报、管理；14、户籍管理；15、法律援助；16、民族宗教工作；17、安全生产；18、食品药品安全；19、综治、信访维稳；20、林业管理；21、护林防火；22、防汛抗旱；23、征兵；24、耕地保

护补贴摸底核对；25、移民补贴核减；25、安置点、美丽乡村建设；26、村级公益设施维护；27、招商引资；28 扫黑除恶线索摸排；29、殡葬管理；30、养老保险宣传、催缴；31、医疗保险宣传、催缴、收缴；3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注销；31、秸秆禁烧；32、农村改厕；33、农业保险；34、计生相关物品发放；36、孕前检查；37、营养餐发放；38、财务资料整理；39、财务报账、40、党务、村务、财务各类公开；41、互联网 + 为民服务体系建设；42、农家书屋管理；43、普查统计先关工作；44、砂石管理；45、河长；46、林长；47、计生奖扶申报；48、奖扶扩面申报。

文明创建类：1、“红黑榜” 评议；2、文明户评比；3、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4、活动录入上传系统；5、志愿服务活动群众点单回复；5、“一约四会”；6、“三线三边” 暨人居环境整治；7、移风易俗工作；8、组织文化、文艺、体育节目；9、好人推荐；10、“我们的节日” 相关活动。

扶贫类：1、贫困户动态调整；2、就业奖补申报；3、产业奖补申报；4、雨露计划申报；5、助学贷款申报；6、小额扶贫贷款申报；7、贫困户包保（我们这边基本上每个村干包 10 户）；8、“深贫保” 申报；9、扶贫开发系统维护；10、各种表格、汇报、检查、调研、暗访（你懂得）

村两委一般有书记、主任、文书（会计）、计生专干、民兵营长，五人编制。但是村里的工作千头万绪，上面小小的一项可能都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有实，有虚。干过的都说累。

什么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1. 经济账：①土地流转获得收入；②支出减少相应增加收入；③多次分红增加收入；④就地打工增加收入；⑤抱团发展、减少风险损失，相应增加收入；⑥集体升级转型，干好自己干不成的事，相应增加收入。

2. 民生账：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有了钱，就有了为群众办事的能力。

3. 长远账：群众把地流转给合作社，既省心又省力还有保障，可以取得土地流转保底收入，取得分红收入，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解决后顾之忧。

清产核资后的村集体股份合作社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都有哪些本质区别呢？

1.①股份经济合作社是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总和，一个村只有一个；

②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多元化模式，一个村可以成立多个。

2.①在股份经济合作社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均享有股份，人人平等；

②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的股份是按照流转土地面积多少、出资多少来确定的，出资额大股份多，出资额少股份少。

3.①股份经济合作社具有排他性，只要是本村的村民，天然就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社员，不需要出资，成员只限定在户籍在本村的村民；

②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的社员是开放的，成员不仅仅是本村，也可以是邻村，或者是其他投资人，因此必须出资或者流转土地才能成为社员。

4.①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生产资料是集体占有，村民全体对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

②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入社社员。

5. 股份经济合作社可以代表集体加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作为集体股的出资人。

如何依法依规让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由村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的名义联合 5 个人以上，注册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固定资产入股（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新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可代表村集体入股；未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村党支部成员个人代表村集体入股，同时要制定好村党支部与合作社理事职务双向终止契约并提前开会申明），组织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明晰集体与入社群众股权。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股权设置怎么设定？

严格界定合作社各类资产的权属关系，明确村集体、社员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的股权与职责，经全体成员（代表）大会批准后予以实施。村集体原则上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入股，占股不得低于 10%，没有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可暂时委托村党支部成员代理，待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及时变更相关信息；成员个人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20%；公司、企业等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上占股不超过 50%。各级财政补助、部门帮扶、村级运转经费结余或个人捐赠等资金，可作为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根据所占项目总投资比例折成股权，单独核算收益，净收益作为集体经济收入纳入村级财务账户；在解散、破产清算时，该部分资金不得作为可分配剩余资产分配给成员。

实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范化管理都需要准备什么？

一、基础设置：悬挂与农民合作社注册登记名称一致的牌子；农民合作社办公室；农民专业合作社办公桌。

二、档案配置：

1. 档案柜 1 件；

2. 合作社管理制度汇编 2 套（装订成册）；

3. 合作社会议（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纪要 1 套 3 本（装订成册）；

4. 合作社《章程》（修订版）2 套（装订成册）；

5. 合作社成员信息表 1 套（装订成册）；合作社成员登记簿或台账 1 套（装订成册）；

6. 社员证或社员股金证 1 宗（建议 100 套以上）；

7.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专用档案盒 10 个。

三、办公设置：

1. 悬挂农民合作社登记证书（营业执照）；

2. 银行开户证明装裱上墙；

3. 重要管理制度刊板悬挂上墙；

4. 示范社荣誉悬挂上墙；

5. 合作社经营发展影像资料存档或整理上墙。

四、财务配置：

1. 聘任由会计执业资格证书的专职（或兼职）会计员、出纳员各一名（颁发聘任证书）；

2. 合作社专用财务账本账簿健全；

3. 设置成员账户并特别注明折股量化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份额（村集体经管性资产）、村干部及村民入股份额；

4. 合作社财务制度 1 套 2 本，《农民合作社法》10 本。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除了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外，还可以成立哪些组织形式的合作社？

1.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资源为主组建合作社，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通过内股外租、合股自营等模式盘活土地资源，或将土地经营权折股作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实行保底分红、二次分配。

2. 农村劳务股份合作社：村民以劳动力入股，村集体以房屋、机械等公共资源和集体信誉等无形资产入股，村民按 “保底 + 分红” 收益。

3. 水利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争取上级政策资金作为村集体入股资金，鼓励村民出资入股，成立用水合作社，开展水利设施建设管护，提供有偿用水服务。

4. 供销股份合作社：村集体领办合作社购进各种生产资料对外销售，并兼营农产品运销、日用工业品销售等业务。

5. 村办股份制企业：城区村、园区村等经济发达区域，经营性资产品质良好，建议村集体投资创办物业、房产、旅游等实体公司。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1. 建立联合社：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时期，在主导产业发展成熟的镇（街、区），可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由镇党委牵头，鼓励引导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模大社等投资入股，组建联合社，在品牌运营、市场开拓、信息共享、规则约定和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实现更高层次深度合作和全产业链条生产。

2. 发展综合体：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时期，在主导产业发展成熟的镇（街、区），可依托其自身资源禀赋，重点发展集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休闲旅游、民俗文化等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 用好闲置宅基地：村党支部统一将闲置的宅基地和无人居住的空屋，流转到村集体，发展乡村民宿、健康养老、民宿展览、创意办公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提升综合效益。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联合社都有哪几种联合方式？

1. 生产型联合社：侧重于同类农产品生产的合作社联合，主要生产本地区某一种名优特农产品，或者生产品类关联度强，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2. 销售型联合社：围绕农产品销售，通过联合专业合作社来丰富产品、稳定供给、增加利润的销售联盟。蔬菜、水果合作社多采用这种组织形式进行联合，当前联合社发展的主打类型

3. 产业链型联合社：涵盖了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也称为一体化联合社。由规模大社牵头，围绕优势产业，将上下游各环节的合作社和农资供应、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企业整合在一起。特点，集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抗风险能力强，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效益。这是最理想化的合作社联合方式。

4. 综合型联合社：这是一定行政区域内，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形式，综合型联合社一般由地方党委或有关部门推动成立，主要发挥规则制定、利益协调、信息交流、行业自律等功能，虽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但具有联合会的某些特质。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他常见的问题建议

1. 生产型联合社：侧重于同类农产品生产的合作社联合，主要生产本地区某一种名优特农产品，或者生产品类关联度强，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论村支部书记自我修养#

乡镇赌博业是 “社会之癌”#

笔者有几个至亲，家庭都因赌博而闹得鸡飞狗跳。每到年底，冷不丁不知从哪里冒出几个上门催债者，手拿几张欠条 —— 里面字迹潦草、错别字连连，实在让人堵得慌。或许，很少有时代像如今这样，赌博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在笔者调研过的多数乡村，“赌博” 在最近十余年间已实现去污名化，乃至于和日常娱乐活动纠缠不清；“赌徒” 也不再是败家子的同义词，反而被赋予了胆大、豪爽的正面意义。笔者有一个表哥，因在赌场上极其豪爽，一诺千金，所欠赌债说几时还就几时还，竟因此而获得好名声，当上了村主任。然而，因赌博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例，却更为常见。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乡村的赌博业态，虽非易事，却是大事。赌博已成社会之癌，不可不治。

一乡村赌博业态
乡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总人口不到 2 万，共 17 个行政村，100 余个自然村。因地处丘陵地带，人均耕地较少，且无任何工业，乡民们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至 21 世纪初形成了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 的家庭生计模式。如今生活在乡里的，以中老年人及小孩为主，以及少部分在家带小孩的年轻留守妇女。因此，该乡可谓一个消费型社会，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年轻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则在家务农补贴家用。

尽管该乡几无生产功能，集市经济却甚为发达。除了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街上全是为乡民 “现代生活” 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服在一般乡里人的认知中，茶馆是当地人常规性的休闲娱乐场所，多数人并不认为其具有赌博功能。但是，在 “赌博” 和娱乐之间，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比如，打大牌的茶馆，普通乡民都认为那是赌博场；但茶馆老板及参与者并不一定认同。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对于大部分有财务自由的乡民而言，也算是一个合适的娱乐场所，但如果毫无节制地沉迷其间，其实也算是彻彻底底的赌博心态了。唯有打小牌的茶馆，几无乡民认为它是一个赌博场所。

地下六合彩

六合彩在乡里也甚是普遍，其覆盖人群甚至比 “茶馆” 广，可谓老少咸宜。说是 “地下”，主要是从法律意义上界定的；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它是再公开不过的赌博形式。每个乡民都可以在邻居、亲戚、朋友那里轻易地找到 “码庄”。再不济，就到村里的商店去，它们不但兼营着茶馆，也兼着小 “码庄” 的生意。集镇里别的商店不会做这个生意，但 “茶馆” 做地下 “码庄” 的生意却是再正常不过的。

在十多年前六合彩刚风靡该乡时，乡民们的积蓄很是被扫荡了一番。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赌博，但奇高的 “回报率” 却让人欲罢不能，人们总是幻想着自己是一夜暴富的那一位。久而久之，哪怕是曾经一夜暴富的彩民，也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人们终于还是不再指望玩过大庄家。但六合彩似乎也有了莫名其妙的极具乡间特色的娱乐功能。一些电视节目，如央视的天气预报、动画片及美食节目，在乡间有极高的收视率。彩民们天天盯着这些节目，希望从节目细节中寻找到有关 “特码” 的 “玄机”。一旦有所发现，就相互探讨，确定一个（或一串）最 “准确” 的数字下注。如某位彩民意外连续猜中两三期，他必定会成为乡间名人，一大堆粉丝跟着他下注。某种程度上，“运气” 这个飘忽不定的东西，竟然在六合彩中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个老人 80 岁去世了，其子孙立马会联想到下一期的开码数字必定和 8 有关。果真中了，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现如今，大部分乡民都将六合彩当作 “小赌怡情” 的节目，一周开奖三次，节奏刚好，算是日常生活中有了个共同话题，人们也有个 “盼头”。但是，每年总还是有几个乡民因赌六合彩而倾家荡产的。

赌场

乡间有两个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个大混混经营着大茶馆，不定期地在其茶馆组织超大规模的 “局”，如 50 元或 100 元开和。还有一个则专门组织 “八点场”，运用乡间所称的 “龙虎斗”（老虎机）和 “掐八点”（推牌九）组织赌博。

超大无比的麻将局，当然不会常年进行。一年也就那么三五次，每次个把星期。大混混每次 “组局” 时，都亲自上门邀请那些目标人物去他的茶馆玩玩。那些有点小钱、平常本来就喜欢打牌的中年男子，多半以为这么大的 “人物” 邀请，真是有面子。结果，一旦进了别人的 “局子”，总得输个几万块钱，有时还欠一屁股赌债才算完。这个大混混也甚是大方，凡是向他借赌债的，要多少给多少，根本就不怕这些赌徒还不起或故意不还。

“八点场” 也是一年组织几次，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却未必有隐蔽性，因为普通民众都知道），每天打一枪换一炮，或在这个混混自己家中，或在别人家中，或在山头野外搭棚。由于资金规模大、参与人数多、输赢变化快，甚是适合赌徒的需求。以 “掐八点” 为例，一个人坐庄、三个人摸牌，另有参与者可以在庄家之外的任一家下注。只要庄家愿意，下注人数不限。该乡的 “八点场” 几乎是赌徒们的狂欢，规模一般在几十上百人之间，有积极参与的，还有纯粹是看热闹的，每次赌资都有几十万之多。

二乡村赌博的灰色产业链
在笔者调研的乡镇，赌博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面，处于高端的是两个大混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 “消费” 及服务标准，其组织性也较强；处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及各个码庄，他们是乡村赌博业的中流砥柱，在为赌博去污名化、培养基本 “赌徒群众” 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处于低端的，则是那些数量不多的小茶馆，客观上为赌博生态的塑造提供了掩护。

对赌博业的治理和打击是两码事。一般而言，打击是专门机关的职能，党委政府并不参与。因此，乡间赌博业的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乡镇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专门机关打击农村赌博行为，存在非常大的技术困难。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无足够的警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甚至于，单单 “八点场” 和麻将局，派出所也没有足够的警力和能力进行打击。派出所能做的是，只能对那些茶馆进行阶段性排查，并时常告诫经营者不要越界，将其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从公安机关的工作出发，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一些有经营头脑的茶馆老板给派出所所长送点小礼，请其在必要的时候提前打声招呼，也是常有的事。类似 “微腐败”，也没有不透风的墙，更增加了乡民们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

如欲有效治理，则必定涉及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甚至于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笔者调查的这个乡镇，几无公共娱乐活动。一年一两次的庙会，也仅仅是高龄老人的娱乐方式，中青年并不参与。而有钱有闲的恰恰是那些中年人，以及在家带小孩的年轻妇女。尽管现代社会的私人生活已经不适合公共权力干预，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却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闲暇并不完全属于私人事务，而是一项公共性极强的事务。乡间这几年兴起了广场舞、腰鼓队等娱乐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也针对大操大办等做了些许移风易俗的工作，但从治理赌博这个社会之癌的角度看，还差太远。

赌博是社会之癌，它与乡村衰败、道德滑坡、法治不彰、权力腐败等都有密切关系。赌博业或许是很多农村地区最大的第三产业，
其参与者之多、利益相关者之众、产业链之长、创造的 GDP 之大，

收入#

基层年轻干部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指他们正常薪资收入支撑下的家庭生活水平。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岗位补贴和福利奖金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又主要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一种是打卡工资，可以直接用于购置生活和消费物品；一种是物质福利，主要是基层工会发放的节日福利；一种是 “五险一金” 之类的非打卡工资，这类工资无法用于日常生活，其中住房公积金对基层年轻干部购房有显性助益。影响基层年轻干部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是打卡工资。

1、决定工资水平的主要是县市财力

基层公职人员的工资主要是由县市财政统筹，那么，决定基层年轻干部工资水平的因素就主要是所在县市的财力。

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地方财政收入雄厚，基层年轻干部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区，乡镇刚入职公务员年收入（打卡工资，下同）普遍达到了 12 万元左右，事业编人员也在 8 万～10 万元间，副科级干部的年收入在 15 万～20 万元间，而正科级干部的年收入则可以达到 25 万元左右。在县市内的公务员要比乡镇公务员少一项 “乡镇补贴”—— 每年 1 万～2 万元。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市主要是 “吃饭财政”，一个受访的县委书记说，他 “每天凌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县 2 万多公职人员吃饭的问题”。

中西部地区县市普遍的情况是，刚入职的公务员打卡工资（含车补，下同）是 2 800~3 200 元，加上年底绩效和奖金大概在 5 万元，刚入职的事业编人员月工资（没有车补）为 2 600~2 800 元，年收入在 4 万元左右；刚晋升的副科级干部的工资在 3 500 元左右，年收入在 5.5 万～6 万元；工作上十年的副科级实职干部每月打卡工资可以达到 4 500~4 700 元，年收入在 7 万元左右。一些中西部地区县市常因财政紧张而拖欠公务人员工资，时间在半年到一两年不等。

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收入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2、收入来源从多元到单一

在十八大之前，基层对干部和财政的管理不太严格，干部除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包括在工矿企业投资入股、入干股、收受红包礼物、单位小金库发年终奖励、各种补贴津贴、项目结余、单位食堂免费就餐、私人请客单位签单、过节费、各类工作经费等。多元化收入远高于工资性收入，有的基层干部形容 “工资基本不用”。

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鉴于乡镇公务人员有多元化的收入，许多中小学老师通过各种形式（考公务员、事业编、借调）进入乡镇工作。

中央 “八项规定” 出台之后，基层公务人员多元化的收入被砍掉，工资性收入成为统一的单一性收入来源。

例如，在乡镇，过去副科级以上干部及主要的站办所主任、所长等，都可以在本地工矿企业入干股，每年有固定的收入。十八大之后，基层干部不敢再入干股了。

再如，单位发放的各种补贴、津贴、过节费、生活日用品等，都被规范起来，许多名目都不准发、不敢发了。

又如，过去私人请客单位签单或在单位食堂请客吃饭是基层干部的一项重要福利。“八项规定” 出台后，基层基本上实现了 “零招待”，或者是以 “工作餐” 招待客人，私人请客单位买单的福利也就不存在了。

3、收入性质从灰色到阳光

十八大之前，基层干部的收入来源多元化，除工资之外的许多收入都可以纳入灰色收入范畴，处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但被普遍认可。

典型的如单位小金库。财政收入好的乡镇或单位，小金库的收入就高，给职员发放的各类福利就多，从而造成单位之间的不平衡，福利好、油水多的单位大家都想方设法往里挤，在福利差、没有油水的单位上班则被人看不起。

又如领导干部入干股，一直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福利，在单位内部是公开的秘密，为所有人认可。在乡镇，干部争任副科级实职，很多看重的不是政治前途，而是有入干股的机会，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福利待遇都阳光化，干部和单位的灰色收入空间被极大压缩，收入越来越 “干净”。
当然，单位之间的福利待遇仍有差别，如在中西部地区，县职能部门的福利待遇普遍高于乡镇。同样是下乡扶贫，县直部门每人每天有 100~200 元的补贴，乡镇则拿不出这项经费。

但对于主要领导来说，由于都没了灰色收入空间，在哪一个单位任职差别不大，很多领导干部更喜欢到过去被认为是 “清水衙门” 的单位任职。在这些单位任职，待遇有保障，工作清闲且工作压力和风险较小。

4、收入数量从充裕到拮据

十八大之前，由于收入多元化及灰色空间较大，基层干部的收入较为充裕，即便是刚入职的基层干部也能够通过其收入在当地过体面的生活，副科级以上实职领导干部的收入就更高。

体面的生活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在县市购置商品房较其他群体压力小，或者有单位的福利分房。

又如，单位发放的生活日用品及收受的红包、礼物、购物卡等能够支撑日常开支。多地基层干部声称，过去单位发放的食用油、大米、洗衣粉、餐巾纸、购物卡等可以满足一年的生活所需，无须动用工资收入。单位的这些福利往往是一个 “单位人” 被其他人羡慕的地方。

签单请客吃饭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体面象征。有些乡镇有这样的规定：在乡镇签单的饭店或是单位食堂，本乡镇工作人员都有签单请客的福利，不同级别的干部签单的次数不同。比如，在某乡镇，普通工作人员一年有五次签单的权利，他们可以在招待亲朋好友时签单请客。这无形中提高了乡镇工作人员在亲朋好友中的地位，帮其争得了面子。

十八大之后，基层的许多灰色收入和单位福利被砍掉，基层干部收入大为降低。基层年轻干部由于职务、职级没有上去，工资性收入及福利少，家庭经济生活较为拮据。

在中西部地区，一个刚晋升乡镇副科级实职的年轻干部算了一笔账，其每月打卡工资是 3 200 元，其个人支出包括：伙食费 300 元、汽车燃油费 500 元、电话费 100 元、抽烟费用 300 元、人情支出 600 元、每月给父母费用 300 元，总共 2 100 元。家庭其他支出：老婆电话费 50 元、儿子上幼儿园费用 500 元、买菜费用 300 元、水电费 50 元，总共 900 元。总收入减去支出：3 200 元 -（2 100+900）元 = 200 元，即正常开支后，其到手工资只剩下 200 元。

如果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有收入，那么其家庭成员就不可以发展任何兴趣爱好，无法支付购置衣物、旅游、走亲戚、买化妆品、买零食、买玩具、小孩兴趣班和辅导班、生病医治等费用，更无法支付在餐馆请客吃饭及其他社交活动的费用。该副科级年轻干部的情况在中西部基层具有代表性，基层年轻干部的经济生活总体上较为拮据。

调查发现，刚入职的公务人员工资收入仅够生活开支，在购房、还房贷方面有长期的压力，许多人 “望房兴叹”。

对于住在县城但工作在偏远乡镇的公务人员而言，购车和支付燃油费也是一笔较大的开支。许多每月 2 000 多元、没有车补的事业编工作人员为了节省燃油费，只能长住乡镇，周末才开车回家。

基层干部收入的单一化和透明化，有利于防止干部腐败，净化基层干部队伍，提高公众对基层干部的满意度。但是，由于中西部基层年轻干部收入较低，家庭经济较为拮据，给这些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基层治理及干部个人成长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

理解当前的基层负担重问题，还需厘清一个逻辑：

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结合体。#

我们通常的想象是：治理体系越先进，治理能力会越强；反过来讲，就是治理能力越强，这个体系也越先进。

关于宗族与村庄的迭合关系，艾米利・埃亨（Emily Ahern）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是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即单姓村

二是多宗族村落；三是多宗族村落，但是有强弱之分

一村镇乃至一州县内族众的聚合力，而且也增强了宗族权力之于族众伦理教化的统治权威。在这种背景下，无疑为村强势宗族对于社区的道德教化提供了一套结构和符号化的象征体系。
制度形式上看，村对死者祖先表示崇敬的祭祀仪式一是点祖，二是年祭。点祖在宗祠内进行，在祠堂内，摆设着本家族中每一位已逝祖先的牌位，每天，看守祠庙的庙老汉都要负责给牌位敬香，称为点祖。如果族长居住于祠堂，点祖就由族长负责。本族中人，若家中有大事，如祖宗父母的 “生期死日”，或嫁女娶媳、生后人等，都要做告文来祭。此外，按照当地习俗，“祭礼规矩很多，如祖宗父母死了过后，神主入了祠堂，或是家龛，每年四时二五八冬四月的中旬，逢丁丑丁巳己亥辛亥等日内，都要祭的”。[称为时祭。第二种是每年全族性的清明年祭，由族长召集，各房会首具体负责，筹办清明会。清明会的参加者为本族中每一位 12 岁以上的男性族民和本族的媳妇。其具体过程，首先是各房挂坟祭祖，然后是合房举行清明节宴。
无论是点祖、时祭、清明年祭，还是跨越村落范围的公共祭祀，都是泛化宗族权威和维系宗族秩序的重要内容。宗祠提供了一个寻根问祖、强化同宗意识的场所，各种祭祀活动则增强了宗族血缘网络的内聚力和交往。这种内聚力和交往虽然与明清以来的政府扶持有关，但毕竟不是一种地方行政性社区行为。而且，血缘网络的内聚和交往与因乡镇集市贸易的经济网络而形成的地方性市场空间也不相同，前者主要是精神和文化性的，它所要传承的主要是家族文化的基质，它所要构建的则是宗族伦理性社区。
族权便通过舆论、规劝、教化乃至惩罚，维持了对宗族社区的教化性权威，这一教化性权威成为补充国家地方行政权威的重要手段。因此，宗族权威形象的变异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族权在村治中的地位。
族权威与体制是各有侧重但又互为关联的。前者以血缘关系罗织出伦理性的社区秩序，这种秩序犹如马德森（R.Madsen）所概括的 “道德社区”，[21] 成为支配村落家族生活的一种文化性权力，这种文化性权力作为乡村社会 “权力的文化网络” 中的一个结点，虽然正在经历着时代的变化，但仍然发挥着相应的作用。而后者虽然被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赋予了新的功能，呈现日益浓厚的行政化底色，但时局却使其陷入一种无法抵御的自身解构之中，并最终导致整个村落社会权力结构的坍塌。
族权的作用表现在它对村政的间接支撑上。从宏观的历史过程来看，利用宗族维持地方法纪是明清以降皇权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即所谓族权和保甲 “一经一纬”、互为配合，以弥补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正因如此，宗族权力才得以越过伦理权威的边界，进入本应由政治权力所独占的公共秩序领域，并且获得了部分本应由政治权力所独有的对地方社会的治理权。
村庄精英的身份特征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是其最重要的政治特征。按照新权威话语的解释，贫困与革命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于是，在一个不算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乡村精英的评价与遴选标准，便从昔日注重财富和文化的积累转变为了贫穷与革命。不过，穷乡僻壤，贫穷者甚众，而革命则是一个十分注重主观态度的变量，并不是每一个贫困者都能够获得革命机遇的垂青，而有幸跻身于新的村庄精英层。在这一新旧精英非常态交接继替的大转折时期，那些有幸从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成为新兴精英的人，或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 “历史选择”，或者则是因为聪明和能干，能够较快地学习和运用新的政治话语和权力技术，赶上了历史变革的潮头。

（1）界定精英。#

与传统的村庄精英中既有体制内精英，又有体制外精英，既有政治型精英，又有经济、宗族和文化型精英相比较，此一时期的村庄精英是一种体制内的政治型精英。

2）输送干部。#

在政治型精英成为村庄精英唯一类型的情况下，村庄党组织作为制造精英的制度化组织，承担起了培养和输送干部的任务。

（3）组织精英。#

传统农民是自由散漫的，党的严格的纪律却在行动上将这些昔日的村庄无产者凝聚成一个准军事化的集体，确保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在村庄中能够得到贯彻。
从干部的角度看，由于他们担负着本队几十户人家养家活口的责任，他们更多考虑的也是如何抓好队里的生产和经济。宏观的国家政治虽然也为他们所关心，
即使在与政府官员和干部的互动中，生产队干部也更多地以基层当家人的身份行事，少有国家代理人的色彩是由于生产队处于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它才更易于对 “饥饿逻辑” 做出最本能的反应。
从村庄内部的凝聚力来看，生活于自然村落共同体内的双村农民既是 “一盘散沙”，同时又是为 “守望相助，有无相通，患难相恤” 的伦理共同体所联结。所谓 “集体”，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村庄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
集体共同体还具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功能，因为从其基本属性上看，它就是大一统和全能性的。大一统的组织形态赋予公社的相应组织系统与传统村政相比所不具备的多重权力。
教育具有地方化色彩。重视教育是国家的一贯做法，但传统政府之所以对教育感兴趣，原因在于：一是教化民众；二是选才为官。
但当考试实际上离贫困的村过于遥远时，老师在沟通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教化。这种教化主要是通过塾师个人对教材中所隐含的家国同构的政治 — 伦理意识形态的理解和阐释，通过塾师个人品行的向导来完成的，它极具个人化特点，而由师生所共同构建出来的教育空间也只是一种局部的地方化场域，是一种 “面对面的社区型社会化”，[7] 并不具有规范化和普遍性的意义。
农民的 “道德” 化特征，包括对 “大同社会” 心向往之的 “道德” 化特征从来都十分强烈，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集体共同体存在着很强的依附和荫庇心理时，在劳动或者生活中 “拆台” 和 “搭便车” 究竟是不是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趋势。
好处时并不需要有高成本的付出（不似承包制下的农民，能否引进新技术直接与农户的经济实力相关）。如果再联系到或有形或无形、无所不在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从纵的方面上看是上级行政的督促，从横的方面上看是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比、学、赶、帮，那么，可以有理由认为，迅速地接受新的知识与技术同样是集体农民的理性选择。
教育、科技等现代性要素在村庄的进入，不仅表现为对传统村庄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根本性改造，同时还意味着一种以 “科学”“理性” 的现代精神销蚀和溶解各种传统村落神俗文化的新意识形态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居于地方性村落文化与意识形态深层结构的民间信仰也遭遇到了现代性话语的巨大冲击。
村庄传统民间信仰没有系统的教义和成册的经典，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没有特定的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没有创教祖师，没有宗派分野，而是以家族、宗亲、村寨和乡里为根基，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混合，涉及民间长期流传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占卜风水、符咒法术等诸多内容。
此相联系的，又涉及祖先坟墓风水的信仰与礼仪。民间风水理论认为，与居于庙堂的祖先牌位一样，坟墓中的祖先遗骨也仍然存在着自身的意志和感情，并且以此来左右子孙的祸福。所以，精心选择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就成为取悦先人，使祖先护佑后人的大事。旧时的村庄人，无论贫富都十分重视对墓地风水的选择，仅仅因为争抢墓地一事，就有可能演绎出若干家庭与家族的冲突。
对人生周期中各种生命礼俗（ritual of life cycle）的遵从是传统时代村庄民间信仰的又一重要内容。
这些礼俗包括为人生历程中的一些重要关口，例如出生、成年、婚配、死亡等举行的仪式，这些仪式往往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社区关系的一种看法。一些人类学家已注意到，各种生命礼俗是力图要达成人与人、人与社区的沟通，即 “更典型地表达了人的出生、成丁、婚姻和死亡与社区的关系，使人在人生转折期步入社会”。在这一类仪式之中，被称为红白喜事的婚礼和丧葬最受村民重视。
与其他汉人社区一样，双村旧时的婚嫁皆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结婚必须经过 “订婚”“请庚”“打报期”“迎亲”“回门”“回十” 等一系列程式。媒人向男女双方父母说合之后，男家礼物由媒人送到女家，女家应允，即 “订婚”。
订婚以后，男女不得相见，各方请阴阳先生合生辰八字，称为 “请庚”。择期结婚，称为 “打报期”。届时男女方各备宴席，张灯结彩，男家备好旗子、锣鼓、轿子等，一路吹吹打打到女家迎亲。新娘至男家，双方共同拜天地、拜祖宗、拜高堂、拜亲友等，称为 “拜堂”。礼毕，新娘入洞房 “坐腊”，午后 “拜客”。入夜闹新房，不分长幼均可与新人说笑取乐。翌日，新婚夫妇回娘家，称 “回门”，满十天后再回娘家，称 “回十”。至此，婚礼程式结束。

这些仪式铺排传达了两个方面的文化信息。（1）婚嫁象征着男女双方生命周期的重要转折。通过婚配，男女双方拉开了延续生命的序幕。所以，婚嫁中许多科仪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例如，闹洞房时，男家会刻意安排两个五官端正、儿子多、口齿伶俐的女人为新人铺床，铺床时嘴里还念念有词：“铺草哗哗，生个娃娃像冬瓜，铺草抖抖，生个娃娃像母狗。” 同时，还要向婚床撒糖果、花生，以祝福新人多生孩子，一儿一女花着生。可见，婚礼所着意营造的热闹与喜庆，表达了人们对新生命诞生的期盼。
（2）婚典也并非只是涉及当事者双方家庭的私事，而是一桩社区性的事件。在婚嫁仪式中在场的不仅有新人和他们的家庭，还有他们的亲属集团、朋友乃至祖宗神明，所以，也才需要 “拜天地”“拜祖宗”“拜亲友”。这些仪式的实质是在昭示各方，家庭和家族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希望能够得到祖宗神明的认可和护佑，得到家族和亲属的承认与接纳。
对于村中丧葬的隆重与热闹，应该联系到民间信仰的宇宙观来加以理解。根据这一宇宙观，出生、婚配和死亡都不过是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存在形式。出生表示生命的诞生，婚配寄意于生命的承接，丧葬则意味着生命在阳世间的结束和向阴间的过渡，死亡只不过是生命存在形式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才有了民间丧礼中的事死如事生，[25] 也才有了双村丧葬中的开路发引、办夜宴客和鸣炮擂鼓。自然，在为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悲哀之时，人们又不能不为一个生命的转世而祈福。
然而，这种充满着神圣魅力的文化并不能够完全取代民间信仰在社员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位置，作为伏脉千里的村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信仰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单凭意识形态的高压和替代而灭绝。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改变了农民的劳动组织方式，却并未从根本上打破由地缘和血缘所编织的村落家族结构。相反，即使是 “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村庄社会经济有重大冲击和改变，它也是在以中国农民传统的社会分类意识和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如阶级成分的血统论和生产分配以家庭为单位等仍是以传统家庭制度为依托的”。
村婚俗的基本程式。
说媒：农村旧俗，男女谈婚论嫁，必须经人介绍。介绍人有与当事人沾亲带故的，也有专门的媒婆，当地的顺口溜形容媒婆是 “两脚忙忙走，为的是活口”。媒婆说媒，必须事先了解男女双方的情况，估计双方条件相当，才去说媒。说媒前先要分别征求双方父母与本人的意见，然后再择吉日安排见面，如果双方互相认可，就可择日订婚了。
订婚：订婚时，男方要送女方钱和礼。当时生活困难，所送钱物不多，有一二十元现金，外加一两件衣服或一床被面。
请庚：订婚之后，双方的家庭将当事者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经媒婆转至对方，然后各自找算卦先生合八字。尽管当时提倡革命化和移风易俗，但是在事关谈婚论嫁这一类大事上，传统信仰实际上是暗占上风的。
婚礼：婚礼的前一天，男方家中就渐有客人到来。男方请来帮忙的人也陆续到了，这些人包括打旗子的、迎亲的、抬嫁妆的、置办酒席的、吹唢呐的、打锣鼓的，还有负责主持婚礼的知客事。婚礼的当天早晨，吃过早点，男方迎亲的队伍就出发了，新郎、媒人等都要亲自去迎亲，同时还要送去新娘的衣物和岳父、岳母的礼品。到了女方家，由女方备宴接风，饭后，迎亲的队伍就将新娘连同嫁妆一起迎回婆家。一路上自然是吹吹打打，好不闹热。
甚至还会发现即使在国家意识形态控制最为严密的时代，最能体现民间信仰的丧葬习俗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十分隐秘，却又为每一个村落中人心照不宣的形式继续存在。
祖宗崇拜的信仰也仍然存留在那一代人的心中，最明显地反映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破四旧和农田基本建设，
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与 “终极的”“决定秩序的” 超凡力量相关联，同样具有令人敬畏的、使人依从的神圣克里斯玛特质。因此，破除传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创建一种传统需要的非凡的克里斯玛特质，破除一种传统同样离不开克里斯玛特质，甚至需要双倍的克里斯玛特质，因为破除一种传统必须同时创建一种更适合时宜和环境的，也更富于想象力的新传统。只有在新传统的克里斯玛力量压倒了旧传统的习惯势力之后，旧传统才会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新传统也才会赢得人们的广泛支持，才会深入人心。

以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性质，并为政府所认同的是将其视为对传统集体经济的弊端进行纠偏而采取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收益如何分配，农民没有选择权，作为农民组织的实际上也都没有自主权，一切都是由政府的计划决定和安排的。但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的生产经营权力，包括生产计划、劳动管理、产品销售和分配的权利就几乎全部转移到农户手中，不仅政府不再对农业生产活动实施超经济的强制，集体经济的载体 —— 村庄权力组织也同样难以介入家庭经营。
国家、行政村和农民的关系集中体现为税费的提取与缴纳当国家和村庄权力结构从生产领域退出以后，农户与行政村及通过行政村与国家所发生的经济联系大为简化，农户经营村庄的土地，并依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向国家、地方政府和村里缴纳各种税费；国家、地方政府和村里向农民收取税费，成为农户 — 村庄 — 政府
从自古至今，国家对农民的税费提取都是国家对农村社会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特殊分配方式，向国家纳税应役，又从来都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农民对于国家所必须承担的义务。[7] 因此，税费的提取和缴纳所体现的，就不仅是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而且是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权力的体现以及农民对这种治理权力的承认和服从。透过税费问题，人们总是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其中所隐含着的权力与义务、治理与服从的非经济的面向。
国家对村庄社会的总体性控制就简化为税费的提取和缴纳的关系，或者按农民的语言，简化为一种 “要钱” 与 “交钱” 的关系。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化约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农民而言的神圣国家形象的世俗化过程，当这种化约和世俗化过程将国家、村庄与农民的关系以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时候。
所谓乡财政实质上就是农民财政，乡政府所要举办的所有地方公益都需要以农民的上缴作支撑，所以，他们对农民上缴的依赖很强，这也就决定了乡政府的运行与农民上缴的关系紧密。至于村庄，向农民收取各种提留，不仅是村政运行的条件，而且也是保障村组干部工资收入的前提，所以，向农民要钱是一件直接与干部利益相关的大事。但是，作为交钱一方的农民，当他们将自己与村庄和政府的关系化约为一种经济利益的关系时，交钱也就与他们向政府（这里主要是直接与他们打交道的乡政府）和村庄要求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将上缴看作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将其视为对自身所应该享受的社区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付酬，并将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视为捍卫自身经济与社会权利的一种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村庄和农民势必会围绕着税费问题形成一种三方利益的博弈，国家的意志、地方政府的经济追求、村政的运作和农民的利益与需求都构成了博弈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一种新型的国家、村庄和农民的关系也由此产生。
尽管在人口流动和经济收入多元化的格局下，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在部分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出于获取权利与福利保障的需要，他们也不能不重视对于承包地使用权的分配，除非他们已完全具备了永久性迁出村庄的实力和条件。而对于相当多数的村民来说，与人口增长呈同步增加的土地无疑是确保其生活水平至少不降低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村庄的绝大多数村民仍然重视对于土地的权利。
村民在重建村庄社会关联链条的过程中，无外乎向着两个方向努力：
一是回归传统，重拾并未完全丢失的民间资源；
二是面向现实，在不断发育的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中，构建以现代经济理性为基础的契约关联。
不过，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实际上是互渗互融的，往往是传统在被现代性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地使自身去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需要。由于双村在自然地理环境上相对封闭，在这两种关联形式的复苏和生成中，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城市社会的外部介入者，更易感受到的是前者。不过，传统复苏的原因绝不是单单用 “社区记忆” 的强弱一类心理因素就能解释的，传统复苏的更为基本的原因在于在现在的双村场域中，传统无疑是村民们最易寻找，并且又可以信手拈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现成资源。
借就意味着不需要付酬，而是借人情、借面子。在熟人社会网络中，人情和面子是人际间互动的重要资源，借也总是行得通，被借的家庭不会觉得吃了什么亏，因为你同样有少不了向别人借人情和面子的地方，于是，牛便成了传达人的情面，形成互助的工具。
社会资本的互惠互换也是民间互助的重要内容。这包括向亲戚邻里提供有关的市场信息、经济机会，外出打工时亲带亲、邻带邻，共同享有人际关系等。就是首先有几户人家到那里站稳脚跟以后，又将村里的亲朋好友介绍去，形成了 “滚雪球” 和 “串珠” 式的流动格局。
民间互助甚至还表现在社区的政治行为方面。村里的一些弱势家族在与村干部发生矛盾以后，往往以家族联合行动的方式，如一致拒交提留，或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联合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等，来表达意愿和增加能量。
民间互助的复兴无疑是村民对农户与国家、农户与社区互动关系改变做出的一种反应。由于农民再也无法直接从集体那里得到有效的保护与荫庇，并且也无法向大集体时期那样及时有效地享受政府和村庄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他们开始感受到一种集体缺失以后的孤立无援，面对社区生活无时无刻不潜藏着的对于互助的需要，孤立的农户不得不自己重新去编织新的 “集体关系之网”。而在缺失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机械团结之后，新的 “集体关系之网” 就只能在重新浮出的亲缘、友缘和地缘结构中去寻找，这就注定了在村庄再造过程中的民间互助必然以这些传统的村庄地方性逻辑的复归和再造为基础。
当然，这种关于圈子的层次划分无疑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而在大多数村民之间，总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亲缘联带，所以，在实际过程中决定互助关系亲疏的就未必一定是血缘和亲缘的距离因素，同学和因经济交往而结下的业缘这些现代的社会联带因素也不断地楔入民间互助之中。只不过，这些因素仍然是以人情和面子为基础来发挥作用的，纯粹建立在市场理性基础之上的契约联带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村落熟人社会的圈子中是很难生成的。
其中，“人情” 往来就是符合村落理性的维系民间社会关联网络的重要形式。透过这些遮掩在道德面纱之下的人情互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小农的精明和算计。
人情往来就是在社区的有关公和私的各种礼仪交往中，互给面子，互馈礼金，这包括在过生日、婚礼和丧礼等生命礼俗中的交往。乡里规矩，过生日办酒一般是 “逢五小办”“逢十大办”，也有逢年必办的。每到生日办酒这一天，主人就会邀请至亲好友到家中喝酒、打牌，借以联络感情。被邀前来祝贺生日的客人也要 “凑份子”，买一点儿烟花爆竹鸣放，以示道贺。
如果说，生日办酒未必家家张扬，前来贺生者也多与主人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那么，婚礼和丧礼则是开放性的全村性公共仪式。事主一般不需要发出邀请，凡是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会自觉地派代表参加。村落内部的信息传递靠的是面对面的口传，但像这样的公共性仪式一般又都不会漏传，谁家有喜，谁家办夜，顷刻之间就会在整个村子里传遍。所以，除非存在着特殊原因，每家总会有代表前来参与，并按各家与事主关系的亲疏，送上不等的 “人情”（即礼金），从而形成 “一家有喜，全村送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 的局面。
打干亲是村落社会中将非亲属关系 “亲缘化” 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生活于村落社会中的人有一种从亲属联系出发处理同非亲属者的关系以及看待整个外部世界的倾向。[在双村，打干亲主要表现为建立一种虚拟的亲子关系，即为自家的孩子找干爹、干妈，俗称 “拜寄”。拜寄的缘起具有旧时传统民间信仰的色彩，即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能 “成人” 而认干亲。尤其是家中有孩子体弱多病，或者先前出生的孩子夭亡了，那么，村民就会设法将在世的孩子拜继给另一家人做干儿子或干女儿，以求护佑。旧时的拜寄有 “闯拜” 和 “认拜” 两种形式。闯拜即备以香烛酒食，不分贫富男女，路途闯拜。认拜则选择门户相当，好待子女的家庭，事先说定上门认拜。认拜时由寄父母给孩子戴上银圈或索圈，有的孩子还须改名易姓或另取小名；然后双方馈赠，结成干亲家，互相往来。旧时甚至还有拜寄松柏、桐树和土地的。[14] 尚会鹏认为，“这种干亲关系的缔结显然是出于这样的认识：通过调整一个人亲属集团的归属可以改变其命运”。而认物或神为干亲，则是以为 “一个人的命运可以通过与自然或超自然物‘攀亲戚’（亲缘化）而得以改变。神明既能保佑一切，当然更会保佑其子女”。
通过拜寄仪式，村里的一些弱势家庭或外来户扩大了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而村民中那些经济条件和名声较好的家庭，尤其是一些干部家庭，往往就会成为人们在寻找拜寄对象时的一种较佳的选择，后者通过被认干亲也可提高自己在村落中的社会威望，因此，接受他人的拜寄对于他们也是一桩极有面子的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落社会中，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往往是难以分清的，在许多时候，对于社会关系的建构其实也就是对于经济关系的建构，对于社会关系的成本投入，并不能单纯地视为一种道德的慈善，它同样隐含着一种社会交换的需要，正是基于对这种交换必要性的认识，村民们才普遍地认为礼尚往来不可缺少。礼尚往来是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社会表达方式的，最为现成的形式莫过于承载着一定的村落公共性人情交流功能的红白喜事。红白喜事为集体共同体瓦解以后缺少社区公共生活的村民们提供了一种较大规模的聚会和人情互动的场合，
人情开支就犹如一笔村落性的公共流动资金，始终处于家际之间的流动与循环之中。村民告诉我，各家各户在操办红白喜事时，都要专门委托人 “写人情”，把 “挂情人”（送礼金者）和所送礼金数目一一登记在册，妥善保管。所以，几乎家家都有人情往来账目的记载，下一次遇到别人家有事，先翻出本子看看上次他家送了我多少钱，再决定应该回送多少钱。“一般都只会多还，不会少送。”
村庄经济的再造中，基层市场体系的作用不可忽略，基层市场体系不仅为村经济物品的流动与交易提供了场所，而且也是村庄所在区域的地方性社会的中心。通过对双村的市场体系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它在村庄再造过程中的经济功能，而且也可以发现在格局下国家对村庄和农户所呈现的新的影响方式。
村庄的成员进行村际交流的主要场所。场街的中心功能，使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必须频繁地往来于村和场之间，很多时候，赶场未必一定要贸易或办事，仅仅是为了感受一下地方性公共空间的气氛就可以成为赶场的理由，因此，一个村民在一年中的赶场次数是无以计数的。在这种日积月累与场街的互动中，村民建立起了比村庄范围更为广大的社会关联网，所以，他们也仍然视场街为 “自己的世界”。
经济生活的日益市场化和地方集市贸易的发展，在村村庄经济的再造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村庄农副产品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目前，农户在完成了国家的定购任务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已由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这反映在双村的农副产品结构方面，除了粮、油、菜三个品种农民要以国家定购和自身消费为决策依据之外，其他诸如水产、瓜果、畜禽等的生产完全以市场的价格作为决策依据。村里因此出现了部分水产和水果专业户，他们的生产围绕着市场展开，市场效益的最大化是农户生产行为的指导原则。
2）村里的基本农业生产资料完全由市场供应。农户在生产中必须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均通过集贸市场购买。顺应这一需求，磐石场上县农资公司、种子站的门市部和营业点纷纷转向市场化经营。乡间的行商坐贾也利用各种商机，介入生产资料领域。村里的 “店” 则干脆将一些最常用的化肥和农药购买回来，再转手卖出，既赚得一些差价，又方便了生产者。一些专营种子和农药的兼业商组织货源，雇车 “走” 村 “串” 户，直接将农用生产资料拉到村里，卖给农民。市场化彻底打破了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专营，农民从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靠政府转向了生产靠市场。
（3）村庄的经济边界不断扩张。这最典型地表现在村民的日常贸易活动不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而是围绕着市场圈展开。
一般来讲，村庄的几个主要干部每周都要赶场，忙起来的时候，甚至逢场必赶。村干部们赶场多是为了到乡政府大院去看看，一来汇报工作，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乡党委和乡政府也主要是通过赶场天与村干部们打交道，举凡上对下的下达任务、布置工作、开会或下对上的汇报工作、结账等，都安排在赶场天进行。场街成为乡政村治具体演出的舞台，当场日则成了乡村治理精英互动的格式化时间。如此的安排，决定了乡村基层政治的时空节奏，所以，国家公务人员虽然实行五天工作、两天休息的作息制度，但实际上乡村政治的运行是围绕着场的节奏展开的。每逢当场日，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就格外地繁忙，前去办事的人也络绎不绝，而在冷场日，乡政府的大院里就十分冷清。
乡村干部在场街上的互动，既有正式的和制度化的，也有非正式的和私人的。例如，场街上的许多小饭馆就往往为这些地方领袖们的交往提供了合适的场域与气氛。我在多次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时候，村组干部们，有时还包括村里的党员，在开完了乡里召集的会议以后，往往会聚在饭馆里吃一顿便饭，这时，加强干部、党员之间的感情沟通就成了一件并不亚于解决肚子问题的事情。在饭桌上，人与人之间往往显得平等和融洽，因此，乡里的干部和公职人员出于公和私的考虑，也往往会来凑个热闹，他们向村组干部们递上一支烟，敬上一杯酒，道上一声辛苦和感谢。于是，官员和农民的距离就拉近了，政府的官员和村治精英们也逐渐地密切了彼此之间的私人关系。在乡政村治的格局下，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乡村工作的开展已越来越重要了。

村民自治的进入与张力#

从某个个案的角度，我们也许能够发现村民自治最初是作为一种诱致性变迁产生的，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做整体性考察，却必须承认包括村庄在内的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展开是国家自上而下灌输和推动的结果。这种灌输和推动在最初被称为 “村民自治示范活动”，顾名思义，即手把手地教农民学习如何实施自治。
在这一过程中，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厅、民政局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而这恰恰又为人们理解村民自治的真实形貌以及自治与行政的张力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窗口。
村民自治示范点，却是局的对口扶贫村，这使局长得以将他在示范点上摸索出的一套经验和做法搬到双村，并运用民政局对双村的特殊影响力贯彻实施
村民自治活动给村庄政治注入了三个方面的新内容。
一是确立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和产生方式。这是村民自治示范活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村民自治的基础性意义，也与国家以村民委员会来填补因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基层出现的某种公共权力 “真空” 和基层组，
首先，村委会的直接选举促使村干部比以往更加重视自己的民意基础，并且促使干部们在国家和农民的互动中持一种中间和平衡的立场，由此，经由土地下户重新凸显的干部的中介地位内化为村庄治理精英的一种自觉的角色与行为定位。凡是想在村干部的位置上长期任职，并且想在村里干一番事业的人，都不能不比以往更加注意自己在村民中的印象，为此，他们乐意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在村民中进行情感投资。例如，在各种民事和家庭纠纷的调解中充当中间人，在各种民间礼仪活动中充当组织者（村里人称为 “知客事”），对有困难的村民进行接济等。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化约往往会将他们置于国家和农民矛盾的交汇点上，一方面，他们为乡里的行政事务奔忙；另一方面，自己能否继续保持其村庄领袖的地位又越来越取决于村民的选择。这使他们不能不从公社体制下的 “跟上” 转变为 “上下跟”。“上下跟” 和 “两头不得罪” 成为选举规则进入双村以后村干部行为处事的一个新的原则。
不过，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一原则往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设计，当乡里的利益与农民利益错位的时候，究竟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乡里的任务，还是迎合村民的需要，往往会令那些最有能力的村庄领袖也感到为难，并由此引发出诸多的矛盾和困惑。
村政形式与内容的更为常态化的影响因素依然是国家通过行政管道（尤其是通过村庄党组织这一特殊的 “行政” 管道）对村庄的输出、汲取与调控，村干部的绝大多数工作也仍然围绕着这些国家行政任务而展开，即使是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本身，也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输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缺失了集体经济之后的村庄社区生活又循入邻里相恤、守望相助的自组织之中，除了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之外，村民自治在双村最为常态化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是干部在村庄日常生活中的 “无为而治”。因此，总体上的国家与村庄关系和中国传统的村治逻辑在更多时候和更宏观的层面上决定和左右了村治的常态特征，这是我们在评价村民自治的制度绩效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大的背景。
村庄，村干部的行为受到以下几个基本变量的约制。
一是以 “农民财政” 为基础的乡行政力量对村政的挤压。磐石是一个纯农业乡，乡财政收入基本上取之于农民，因此，乡村互动的基本内容围绕着税费的汲取与收缴展开。在这种背景下，村干部注定要扮演替乡政府向农民收钱这一费力不讨好的角色，而且，从第九章的描述中我们还会看到，这甚至构成了村政的最基本内容，决定了村组干部在村民中的基本形象。于是，“要钱” 再加上 “要命”（村民对计划生育的一种诙谐的指称）就成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一个基本画像，也成了村干部们经常挂在嘴边、用以自嘲的词语。
二是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干部们除了日常的治安调解与纠纷仲裁之外，不太可能在推动村庄公益事业方面有所作为，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村干部在村民心目中的 “索讨者” 形象。也正是由此出发，相当多数的村民对于谁当干部、干部以何种方式产生并不特别看重，“只要不搞得过分，不要让人感到明显的不公正就行了”，“选举无非也就是决定由谁来向农民收钱”，“无论谁当选，老百姓还不是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这是相当部分村民对待选举的态度，因此，只要当干部的不贪，为村民办事时态度好一些就行了，何况选举不就是决定由谁来当二把手吗？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毕竟有着比这些事情更为重要的，也更需要村民花时间去处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恰又不是选举所能解决的。
三是集体经济的缺失使干部的工资直接来源于农民所交的提留。因此，在双村，农民与干部之间供养者与被供养者的关系特别明显，村干部是农民养起来的，农民出钱养一批专门找自己收钱的人，这似乎也有些不合算，而且也使村民对村干部的行为更加挑剔，这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如今村庄里的干群关系的基本格局。
四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完善，村干部授权来源发生了由上到下的变化，加之清贫的乡政府不太可能为村干部提供足够的利益激励，所以，村干部比以往更加注意与村民的情感沟通。相比之下，他们对乡里的依赖日益降低。
五是乡村处于国家与基层社会的联结点。所谓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日益庞杂繁复的行政任务（甚至也包括像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样的行政任务），仍然要求村干部必须配合好乡里的工作，而这一工作又大多会涉及向农民收钱，这在客观上又使村干部很难拉近与村民的距离（指角色距离，而不是作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人感情距离）。结果，乡里在感到村干部越来越抓不住的同时，村干部却感到自己很难真正地与村民贴近，于是，村干部被置于一种 “姥姥不疼（疼不了）、舅舅不爱（不可能爱深）” 的尴尬境地。当然，这种局面不是目前的村民自治本身造成的，但也不是依靠村民自治所能够解决的。
无疑，村干部的行为就是在以上诸种制约因素的合力之下培塑出来的，这种行为的特征可以被称为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夹缝中的两难。即一方面，干部拿着农民的钱，但办着乡里的事；另一方面，乡里要求村干部积极配合工作，却又愈益无法对村干部提供利益激励与政策庇护。结果，村干部办的事情越多，代理特征越明显，群众可能越不满意。村干部欲做村庄利益的维护者，乡里又有看法，而且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博弈格局下也很难真正做到。
总之，村庄干部本应该成为代理人和当家人的村干部却成了中规中矩的 “守夜人” 和 “撞钟者”，他们自然不会有意怠慢上面的任务，但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任务，任务的难度有多大，催得紧的，压力大的，办得就会好一些；
否则，就会拖一拖。而对于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他们也自有对付的办法，若要他们为了乡里的事，撕破脸皮与村民对着干，那他们会认真想一下，“谁又不会一辈子当干部，还能不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就是村干部们的普遍心态。
乡干部们深谙村干部的这种心态，并且感到了如今全乡各村工作的普遍懈怠，但除了发发牢骚，或者偶尔说几句村干部 “素质不高” 之类的话，乡里好像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在 “乡政村治” 的格局下，各村村干部的去留自然不能再由着乡里说换就换了，乡里稍有不规范的动作，村干部就可能越级上访，反陷乡里于被动。撇开这一点不谈，动用威力尚存的组织化资源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将乡里认为不合适的干部换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村里的能人并不多，年轻、力壮、文化高者大多在外务工经商，村干部的那一点儿报酬不一定能吸引他们回村，所以，在村里找一个合适的村干部并不容易；
二是现任的干部在村里都有各自的人缘网络，有相当的影响力，一旦被撤换，反倒有可能从政府工作的助手转变为村里工作的阻力，成为时不时跟你过不去、使绊子的 “大社员”。一位副乡长说，许多 “社员” 过去都当过干部，因为被撤换而跟现任的干部结怨，往往弄得工作不好开展。
从根本上看主动权的转换并非某个村干部的素质和态度问题，所以，无论是物质刺激还是精神奖励，效果都不明显。“扶贫困又扶不上去，政治任务撤又撤不下来”，成了令乡干部们头痛的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乡干部所能动用的资源就只剩下私人间的人际关系了，通过与村干部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通过感情和面子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成的行政目的，成了乡干部在与村干部打交道时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此相适应，乡干部对村干部的一些弱点和短处，也就只有听之任之，睁只眼闭只眼了，村政的懈怠便传染给了乡政。

一催收与拖欠的博弈#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围绕着农业收成所形成的利益分割关系。这一关系在传统社会表现为国家和农民在各种赋税和劳役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力与义务结构，在今天的磐石乡政府和双村村民眼里，这一关系也仍主要表现为各自在 “收粮收款” 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力与角色责任，而村政就是使这种权力与角色责任从一种静态的结构关系转化为动态过程的关键。
农民都能够配合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税费收取在双村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件工作的难易，往往并不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少数人的行为。这就好像一个木桶究竟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木桶中哪块木板最长，而是取决于哪块木板最短一样。
乡村干部是很难完成国家任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性行为是在现今的乡村权威与秩序格局下不得已而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它不具有道德和法理上的合法性，却可能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
宏观考虑，基层有基层的具体难处，而 “社员” 也有 “社员” 的独特智慧。在这种三方利益的错位与博弈之中，拖欠的增多便成为一种势所必然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乡村干部普遍地表现出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
受到上级政府的任务压力，另一方面又与税费收取利益相关的乡村干部颇感恼火。如果在早些年间，进村入户，强行征收可能是一种虽不得已，却颇能奏效的方法，但现在没有哪一个明智的地方主事官员愿意这样干了。面对着不断增加的欠款压力和国家政策留给自己的并不宽裕的选择空间，乡村干部们不得不放弃正式的行政权威资源，转而运用符合地方性知识的乡土游戏规则与欠款农民打起了 “拉锯战
从村的角度来看，乡里的经济理性和村干部自身利益无法保障的现实，会不断地增强村干部的边缘角色意识，使他们明显地感受到自身的体制外身份，从而拉大政府与村干部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拉大的后果从理论上讲，既可能使村干部很难认真地履行政府下达的任务，尤其是征收任务，也可能诱发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 “搭便车” 行为，而在目前的村政结构中，“搭便车” 是极为方便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考，而不是对双村经验的判断。双村的现实情况是，在这种博弈游戏中，面对理性的、以国家政策与社会舆论为武器的农民和同样理性的、具有权力强势的基层政府。
办点” 是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推行公共政策的重要方式，大凡一个新的政策举措出台之前，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首先都要选择一两个试点对象，在 “点” 上摸索经验，做出成绩，形成操作性方案，然后在 “面” 上推开。因此，“办点” 的实质就是依靠优势的行政资源，以强势的组织化动员力量运作政策。由于具有这两大优势，所以，当一项潜在的政策在 “点” 上试验时，总是能够显示出较好的效果，作为试验点的单位，更可以凭借试点本身所带来的机遇获得一些特殊的发展资源。从这个角度上看，在一个具体单位或一个村庄的发展历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从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以上经费，有的属于资助，有的名义上是贷款。但是，对村庄这样的，任何形式的资金输入在实质上都相当于无偿地给予。正是通过这种政府的 “输血”，双村的村级组织得以向村庄输出公益，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
无疑，无论是凭借定点扶贫这一制度性设计，还是仰仗在这种扶贫活动中所发挥的个人影响力，村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相当特殊的作用，成为一个历史机遇的制造者，或者说扮演了一个送 “馅饼” 者的角色。
首先，亲缘秩序使村民之间的交往结构蒙上了一层亲情的面纱。在村庄，只要能攀扯上一定的亲戚关系，无论亲疏，人们相互之间总是以彼此在亲缘中的辈属相称，尤其是晚辈对长辈的称呼就更有讲究。五服以内的亲戚，可以直接称大姑、大嫂、二爸、三叔、大老爷、二老爷；如果关系超出五服，则以辈分相称这种亲情称谓的无所不在是家族化村庄的普遍特征，在历史上，辈分和称谓本身就起着调节村庄秩序的作用，在今天，它虽然已失去了昔日那种宗族政治的权威化含义，但形式化的亲缘称谓仍然给村民的交往与互动注入了一种特殊的亲情氛围，这种亲情氛围使人们在事本主义的交往中不能不注意到以情为先，为情所忌。因此，可以认为双村的村庄秩序是构置于无所不在的亲情场域中的，亲情加上乡情，便决定着双村人对事理的特殊看法。
其次，亲缘关联是编织村庄成员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因素，亲缘秩序帮助村民形成行为和心理互动的圈层结构。村民从小到老，与他人交往的频率一般同彼此之间居住地距离的远近成正比，相距愈近，交往愈频繁，相距愈远，交往愈少。而这种交往频率与居住地的正相关关系也多半是亲缘关联的亲与疏在地理分布上的体现。
村民对村庄权威的疏远与抱怨，都不过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诉说行政秩序的普遍化这一事实与它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亲缘关联泛化的村庄，行政秩序才不仅仅是双村的主导性秩序，而且也是各种由外部植入的理念、规范与技术所要依托的一个载体。相应地，村庄权威组织也不仅仅是村庄正式秩序的主要供给者，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居于各种社区性矛盾的中心。
以情为重、以和为贵、摆平关系是村庄社会调解与仲裁技术的一个特点，而村庄调解与仲裁的另一个特点是，随着村政成为村庄社会中唯一的公共资源，昔日由村官、族老和长者所共同承担的调解 — 仲裁职能现在已由村官独享。
对农村在中国政治与社会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认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在双村也得到了体现。也正因如此，相对于发生在村庄情理互融的场域中的调解与仲裁，我注意到，双村的治安更多受到的是国家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的影响。

清单制#

层层落实、分区包片的治安责任制是基层政府在确保村庄治安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有着历史的影子，但更主要的是适应了当代农村的经济与社会格局。为了确保治安任务在村庄的落实，乡里采用与村里签订治安责任书的形式，将村庄治安的目标、责任、内容、措施、检查及奖惩等一一具明，并以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作为村庄治安责任人的方式，在乡村两极之间建立起一种督导与负责相关联的责任连带关系。

在村庄内部，村里又按照乡里的要求，进一步将治安责任按区域分解到组，再由组分解到户，层层签订治安责任书，将乡村之间的督导 — 责任关系扩大和延伸到家户，从而最终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由政府到农户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体系。这一体系放大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安全管制效能，而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将原子化的农户网络进一个组织化的，自保、自防、自律相结合的治安防范体系，从而使产生于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与控制技术实现了现代的转换。以下是乡与村、村与组、组与户之间签订的治安责任书，从中可以看到这一体系自上而下的贯通性。
人们最容易联想到道德伦理性教化，其实，当代德治最大的特征是国家对社会所进行的政治 — 道德 — 伦理三维合一的意识形态灌输。
意识形态实际上已在若干方面转化为一种村庄治理的新道德伦理资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合一的新政治伦理已取代了传统的亲族伦理价值和传统的政治伦理型价值，所以，无论我们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范性体系中，还是在村民自治章程所提倡的村规民约和村风民俗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风俗是一种传统，而传统是村民在特定的村落场域中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积淀于村落社会的文化的克里斯玛力量，如果整体性的村庄环境不发生根本变化，即使是在现代性进入的背景下，它也仍然具有再生、复制与延传的能力，并且潜在地规范和约束着村民的心理与行为。而且，即使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价值观念已从根本上颠覆了民间信仰的精神根基以及它的既定性与方便性，但仅仅是对传统形式的依恋这一人类行为的天然倾向，便可以使传统作为信仰与崇敬的对象而继续存在，或者是在新形成的行为模式中保留自己的痕迹。
所以，民间信仰仪式演绎者的基本社会功能即在于进行天 - 地、阴 - 阳、神 - 人之间的沟通与衔接。村庄调查却使我注意到，目前的民间信仰仪式演绎者也开始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仪式演绎本身对于他们更可能只是一种谋生的技艺，而非信仰的表达。
评价标准的一个较为经典的模式化解释就是那句流行于许多村庄，并且也同样流行于双村的 “过去的穷人现在仍然是穷人，过去的富人现在仍然是富人”。对于这一模式化评价背后所隐含着的历史哲理，除了极个别思维与记忆仍旧停留在后革命氛围中的人会用诸如 “复辟”“倒退” 一类的话语进行分析之外，许多人已开始反思，在一个常态化的社会中，是不是勤劳、智慧和机遇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相当部分老年村民却又去重拾那种 “人生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的人生宿命论了，尽管他们在年轻时曾经抛弃过这样的思想。总之，阶级意识退潮了，理性的小农再一次地选择了发家致富的历史逻辑或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的命运理念。（意识形态传播）
村社会空间的场域氛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两个方向上同时展开：
一是泛政治化的场域氛围消失，传统的历史人文氛围重现；
二是村庄世界的开放所导致的民工潮虽然使外出打工者与外部社会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但它所导致的村庄精英人口的空心化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庄政治文化的构成，使村庄公共参与中的 “无政治阶层” 在人口数量上居于多数。
史于村落社会的意义，历史对于村庄的村民不是抽象的记忆，更不是那一本本用文字码出来的字书，而是这一座座具体可感、在时序上由远及近排列出来，并且还将不断排列下去的坟墓群，坟墓与房舍相伴，阴宅与阳宅为伍，或多或少从社会空间结构上凝固了村庄社会（农耕）的静态文化形态。
然而，年轻人却无法与这历史的村庄为伍，面对着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外部世界，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固守在村庄的农舍和祖先的墓碑旁，他们要到外面去挣钱，去闯世界，去感受与村庄社会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加入民工潮的队伍，他们开始挣脱村庄，去体验和适应新的世界。
经济和文化认同上与村庄的关联度却急剧地降低，这使诸如家乡的发展、村庄的公共事务乃至于村庄政治等，都愈益远离打工者们的世界。结果，除了极少数留守村庄的青壮年（其中包括村组干部），村庄中的老弱妇孺就成为村庄公共生活最主要的承载体。而这些人无论从意识与能力，还是从文化与需求上看，又恰恰是最易外于政治的群体。[这种状况进一步褪去了村庄社会本已淡薄的政治色彩，使村庄政治成为村治精英和个别 “社员” 所专有的公共空间。
作为治理精英的村组干部虽然人数很少，但他们无疑是村政运作的核心，而且也是村庄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不是一个应然的评价，而是一个实然的判断。因为村组干部掌握着村庄的公共权力资源，并且以维持和推动这一权力的正常运作为职责。而且，村庄权力与一般科层化体制中的某一级行政权力不同，它具有实质上的行政性权力的特点，村治精英作为一级相对独立的（或称自治的）地方性社区权力的表征，他们又是典型的地方社会政治权力的人格化载体。因此，在村庄场域普遍非政治化的氛围中，唯独村组干部是须臾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职业政治人”。
村组干部的政治性不仅表现在他们作为国家和农民的承接体和中介人，必须在两者之间沟通、衔接与周旋，而且还表现在随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村组干部被要求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地方政治精英那样去运作村庄政治的资源，适应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以实现村庄治理的目标。事实表明，即使是在村庄公共权力能量减弱的背景下，面对普遍无组织化和原子化的村庄社会，人数上很少，却是组织化了的村治精英仍然具有动员村庄政治资源的能力与技术，而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村庄政治的主动权。
从总体上讲，村组干部运作村政是以国家的强势支持为背景的，这种强势支持最具体地表现为乡干部的支持。无论是传统的治理格局，还是村民自治的村治格局，村组干部都是国家权力在村庄的根脚，国家的任务、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最终都有赖于村组干部的配合和运作。这就决定了村组干部的权力从根本上看（即从实然的角度来看）是以国家的权力为背景的，这种权力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表现为以强势的国家组织化暴力为后盾。村治精英的这种特殊地位，不仅使他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来自国家的行政支持（具体表现为乡政府权力系统的支持），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较为方便地搭载国家制度化资源的便车，以维护作为治理精英的特殊制度利益。而且，我们看到，在村庄政治的实际过程中，任何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村治精英都十分懂得如何动用国家资源，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也维护精英自身的团体利益。
乡村干部的相互依赖和乡干部对村组干部个人的人情支持，也是村庄精英可以动用的个人资源。
乡村干部的关系实际上已从类似于科层体制中的上下级行政关系转变为一种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依赖的真正的 “政治关系”，即利益的互赖关系。这种利益互赖关系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人情与面子的互动上，一定程度上，这种人情与面子的互动甚至是乡村干部在工作中相互配合与支持的重要前提，这就必然使乡村干部的关系渗入浓厚的个人人情关系的因素。因此，我们看到，但凡乡干部家里有红白喜事，或者本人逢升迁调动等，一个想在干部位置上继续干下去的村干部总是会以各种乡里社会所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谊。同样，村干部家里有喜事，或者遇到麻烦，我们也总可以看到乡干部的在场。这无疑使村组干部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包括在精英利益的实现中增加一份可以动用的资源。
组织化动员管道是村治精英运作政治的现成资源。这主要是指党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一些村庄的党组织和其他群团组织虽然可能已很不健全，但它的合法性体制地位和组织化管道仍然可以帮助村组干部在实现社区公益的同时也运作村庄政治。治理精英所具有的象征性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和个人影响力同样有助于村治精英个人声望的确立，符号资本是体制所赋予的，它赋予村治精英言论与行为的体制化色彩，帮助他们塑造社区公共人物的形象，这种由体制所塑造的正统形象再加上治理精英因个人能力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与社区影响力，也是村组干部在村庄政治运作中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
此外，诸如信息资源的优势和村组干部在亲缘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等，也都构成了村组干部可资动用的资源。

政治文化的变化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社会分层从阶级化的一元政治分层重新回到以财富、权力和知识的惯常的三元分层；
二是村庄社会时空氛围的去政治化趋势对村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影响；
三是在新村治格局和去政治化的时空场域中村民作为政治人所表现出来的群体 “无政治” 的意识、角色与行为。

一、不同职务排序：
综合来看，在乡镇级别中：书记 > 乡镇长 > 人大主席 > 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党委委员 > 副乡镇长。
二、相同职务排序：（如 2 个党委副书记、4 个副镇长等）
主要看来本单位任职该职务的时间先后而确定。其他副镇长同理。

企业构建新型政企关系的前提是基于对政府运行机制的深度理解和洞察。政府事务从业者要熟知政府机构设置、职能职责、办事流程、运作机制、话语体系、风格特点等，要能看得懂门道、摸得清路数，防止出现走错门、找错人、办错事等情况

1. 常委会权利运行流程图

2. 基层党委换届选举流程图

3.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流程图

4. 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流程图

5. 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图

6. 党委会流程图

7. 常委会 / 党组会工作流程

8. 政府办文工作流程图

9.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图

10. 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流程图

11. 招商引资项目工作流程图

12. 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图

13. 高新企业认定流程图

14. 科研项目申报流程图

15. 行政强制流程图

一个地区、一个县市、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工作当然是很多的，有些人为了突出某一项工作，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心。有些工作确实很重要，但再重要，也应当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可另立中心。
（领导者意志和策论决定地区发展战略）

硬” 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 “软” 的。软环境建设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可作。外商在我们投资反映最多的是我们办事效率不高，部门林立，扯皮推诿。从基本上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来看，条件不如别的地方；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讲软功夫。软功夫是贫困地区这只 “弱鸟” 藉以飞洋过海的高超艺术。我们不要模仿大城市，搞一整套庞大的机构，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有全新的办法，比如简化手续、降低费用、改善服务质量，“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等等（地区发展硬件和软件是能匹配该地区决定发展发向）

职能部门#

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属地管理部门，即他在地方的对应部门归地方政府领导，不归中央部委领导。中央部委只有指导权，领导和指导有什么区别呢？

领导是亲爹，指导是干爹，这些你们听明白了，大多数地方政府的下属职能部门都实行属地管理，
例如发各位财政局、工信局、教育局。

第二类是垂直管理部门，即他在地方的对应部门，归中央部委领导，不归地方政府领导，地方政府甚至连指导权也没有。这样的职责部门不多，

主要包括海关、税务、煤监局、金融和证券监管部门。

在省以下市场监管、药品监管、国家安全、环保执法等部门也属于垂直管理部门，俗称条管单位，因为他们不属于地方快快管理的部门，不过属地管理和垂直管理的边界经常是变动的。下面这两张图来自我公开发表的一篇政策研究报告，它刻画了中国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之所以先介绍行政机构的组织模式，是因为越是基层单位跟行政部门打交道越多，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和企业主，几乎多数时候都是和行政部打交道，比如你上户口是跟公安局的派出所打交道，结婚登记是跟民政局打交道，企业主注册企业是跟工商局，现在叫市场监管局打交道。

治理架构在多数时候采取的模式都是条快结合、以快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差异主要体现在快快的自由财政权有多大。条快结合、以快为主体现的是偏重 m 型的矩阵管理模式。而中央集权意味着虽然块有相当的自由财产权，但是在大政方针上必须与一致。所谓力出一孔，正出一门，这种治理架构具有中央调控下的政治承包制特点。

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关系，

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央和地方博弈的关系，再次理解了今天介绍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架构，后面很多政策分析和人生抉择就有了指导原则，

比如说对一个县来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主导产业，以便推动经济增长，它怎么能确保地方的创新得到上级认可呢？

对于想当公务员的人来说，是去中央部委、省级机关还是基层工作呢？

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直辖市为什么处于经常的顶端呢？因为它的行政级别最高，这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直辖市是只属于中央直接管理的城市，行政级别是正部级，和一个省一样。而普通的地级市通常是正厅级，两者差了两级。
第二，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属于副国级。而普通的省份党委书记一般是正部级。

15 个城市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青岛、南京、宁波、厦门、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济南和杭州。在这 15 个副省级市中，省会城市是 10 个，还有 5 个不是省会城市。作为副省级城市，他们跟普通地级市也有三点不同，一是本身的级别是副省级，二是他们的市委书记通常都是省委常委，级别是副省级或副部级。三是他们的市职工作部门和内设机构，可以参考直辖市设置。

城市金字塔的第四层是 293 个最普通的城市，他们的行政级别是地级或者厅级。在这些地级市中，有些城市经济规模非常大。此时市委书记可能高配，比如由省委常委甚至是省委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但这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安排，比如同样是江苏省的地级市，苏州的市委书记一般是省委常委兼任，但无锡市最近几任市委书记都不是省委常委。此外，还有少数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是由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的，但这属于过渡状态。

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平均水平越高，并且制造业企业的资源挫败程度也越严重。城市级别影响企业 TFP 的主要渠道有三个，高级别城市的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大，第二个是融资便利更多，第三个是地方说服更小。你可能听不太懂，没关系，反正核心的结论就是一句话，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

城市之所以发展得很好，并不主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力量干预的结果。说白了，高等级城市和普通城市之间竞争是不公平的。
第三部分，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个问题，城市规格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所谓城市规格变化主要体现了名称变化，这往往与行政等级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前面的分析框架就可以用上了。
第一个大家关心的具体问题是，测线社区会带来什么变化？首先要明确县和县级市是相对独立的行政辖区，只是地级市的一个直属单位，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因此，撤县社区对县领导来说，好处是县委书记变成了区委书记，离副市长或者市委常委更近了。这是地缘政治和城市等级体系决定的。坏就是县里有相对独立的国土规划，并去区之后就丧失了独立的国土规划，所以要卖地，要搞开发区就更难了。那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市也会加大对市辖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会变得更漂亮，而且城镇化会加速，农民居民就变市民了，教育和医疗资源会更多。

好处理子上的好处是线，通常由地级市管辖，资源受制于事宜。而县级市虽然行政级别和县一样，但是它有可能升格为由省里直接管辖，这样就可以直接从省里得到财政和其他资源的支持，最低限度也是市里贷款。一句话，

县级市的权限更大，政策更灵活，当然好处就更多了。

首先从官的角度剖析，表面上看，县委书记是一个县的一把手，通过县委常委会这个最高权力组织，掌握了人事权能，影响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升官发财，包括生老病死，是一个条块结合、以快为主的矩阵式治理架构，在中央、省、市、县乡组成的五级行政等级中，县只是一个基层单位，在它上面还有市、省和中央。在基层制定过程中，县委书记除了要遵纪守法，中央、省和市里的党政主要领导都是县委书记领导，他们的话，县委书记不敢不听、不能不听。与此同时，中央部委、省厅、市局等职能部门，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条条同样兑现，拥有指导权利。

省里面来一个副处长，你县委书记都得像孙子一样去伺候他。我觉得这句话太经典了。你们一定要记住，除了权力边界，我们理解中国官员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做事。根据我自己对官场的观察与研究，我认为多数官员，特别是各个地方或者部门的一把手，都有一个原始的想法，在能满足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愿意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够名垂青史。

任何地方工作，一定要留下我的执政痕迹，你要说我有一个目标的话，这就是我的目标。这里说的个人利益因人而异，但多数人会在乎金钱，毕竟这是资产经济时代的印度国，很多官员愿意 5 + 2，白洁黑拼命工作，我相信主要的动力也就是个人利益和民生。我后面会讲，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因此，如果你要给官员提建议，你要想让官员帮你做事，你就多想想你的建议是否对他有利，比如给他带来政绩，在经济学上这个叫做激励相融，说白了就是有利益交集，这样才能把事办成。

（2）GDP 至上财政性质。财政问题是治理的核心。理论上，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承担两项基本职能：

一是服务于市场，即为市场经济创造安定的政治环境，实行稳定的经济政策，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较健全的服务体系；

二是调控市场，即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有效地对市场活动进行调控，保证社会经济有序而均衡地发展。这种调节和服务集中体现在税制上。但对基层政府而言，税制只具法律工具意义。政府是在征收和使用自己的钱，跟纳税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纳税人的权利无从谈起。这是一个 “习惯于用别人的钱来讨论自己开支” 的税制。而代表人民的代议机构 —— 人大，则只是赋予执政者的税政意志以法律的存在形式，而不能成为政府与纳税人利益进行交涉与协调的场所。简言之，这个税制并没有把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财政本质上，它是国家财政 —— 以经济增长（GDP）为目标，而不是公共财政 ——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前者专注于国家财富的积累，后者的重心在社会福祉。因而，作为县政治理的核心，这个税制没能体现多少现代政府治理的法治意义

某种意义上，财政税收问题，是政府间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税政一直处于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的困扰当中。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比如，从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是一种公开进行的权力妥协和交易关系。财政包干制初衷是推动地方发展的动力机制，但不出 10 年，中央财政危机，地方有坐大之势，中央权力受到挟制，地方权力越发强势。而分税制一出台，地方势力急速萎缩。而根本的问题则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过于中央集权化，尤其是财政收入关系。分税制的实施使中财政收入再次中央集权化，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一旦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足，部分就会减少公共服务支出。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推动地产市场发展，土地出租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深深地陷入土地融资当中如此一来，造成中央集权化的分税制被指为导致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失调的祸源 —— 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

能出成绩的就成绩，

不能出成绩的，不要出事不要出事不要出事

县委书记生下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维稳，也就是维持社会安全稳定，辖区内不能出现任何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事件，尤其是群众上访事件和街头散步事件。为了建设和谐社会

上级官员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纷纷把维稳作为下级政府的考核指标，而且是一票否决的指标。也就是说，不管你今年 GDP 增率有多快，财政收入有多高，只要有一起群众上访事件，今年的考核就是不合格，考核不合格，奖金就没有了，升迁就没有了，这会严重的打击下属的士气和积极性。关键问题是辖区内是否有人上访，本身是随机的、不确定的，超出了很多人的本职工作范围。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县教育局上班，结果某个中学有人上访，连带你的年终奖也泡仓了，你觉得冤不冤？因此这些年一直有人在呼吁应该取消不合理的维稳一票否局政策。只是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现在有些地方广义的维稳工作包括社会治安维稳和安全生产维稳两个方面，合称安全稳定。因为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往往会导致家属权利性聚集甚至上访，所以现在治安维稳和安全生产维稳是联动的，而且港委和政府都是责任主体，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就是领导既要管业务，又要管安全稳定.

二是治理架构有关，在条快结合、以快为主的矩阵型体制下，出了事情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相当于对地方官员实行的政治承包制。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官民关系，才能理解地方主观的重大责任。第二座大山是招商，就是通过招商引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其实在十八大之前，招商引资或者经济工作一直都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大约占考核工作的 70% 权重.

城市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公共资源、优质企业、重大项目都是自上而下分配的，因此轮到基层的县级区域时，就只剩下粗茶淡饭了，甚至是残羹冷治。对多数县级政府来说，收入远远小于支出，必须依靠上级转移支付才能维持吃饭财政。

第三问题没钱怎么办？除了向上级要，就是自己去挣，也就是招商引资，拉企业来投资，把上级的项目跑下来。除了向上级要钱，招商引资赚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只剩下借钱了。怎么借？最好的办法是发现地方债，这样一次性可以借好几年，慢慢还。但是目前只有省级政府或者副省级城市有直接发展的权利，县和市都没有这个权限。大家再次看到了城市级别的重要性，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就让承诺公司等平台去发债，这个不需要占用神恩的配额。但是一旦违约，很容易被债券市场纳入黑名单，以后再也发不了债了。地方发债不行，招商银行借钱了，这是短期周转办法，但地方政府要跟银行关系好才能借得到，毕竟银行的钱也不是白给的。

一张是县里的组织结构图，另一张是乡镇组织结构图，当然都高度简化了。县是一个完整的计算单位，有完善的职能部门，下面还有街道、乡镇等行政辖区，也就是块。而且他的职能部门，比如公安局和税务局还可以在各乡镇设立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这个叫条条。不夸张的说，县就算是一个条快结合、以快为主的独立王国，而乡镇虽然是一个块怪，但是他下面没有什么职能部门，也就是说没有条，条像一个缺了腿的方块。

街头办事处不也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吗？街头办的确也是最基层单位，但街道办是县区的派出机构，不像乡镇是一个独立辖区，两者差别很大

乡镇是最基层的行政辖区，是行政体制的神经末梢。这就意味着上级来了政策下达了指标，县级还可以发个文件压到乡镇去完成，甚至还可以层层加码。如果乡镇治理不好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县里还可以要求各职能部门在乡镇的条款单位，比如派出所予以协助。但是乡镇不能再往下发文件，更不可能层层加码，因为下面没有腿了。

行政村吗？村下面不是还有村民小组吗？我想有必要说明一点，村不是行政单位，村委会组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村长也不是国家干部，没有行政级别。我会在第十讲专门谈谈如何当好村官。县里下的任务给乡镇，各个乡镇如果完不成任务，县委书记可以撤了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但是如果乡镇完美的任务，就不太可能撤掉村长。一是从法律上讲的，村长本来就是村民选举的，他也不是国家干部。

二是一旦撤到村长，你去哪里找替代呢？很难的，因为村长只能在本村选，所以每个村能当村长人数非常有限，但是每个县的庞大公务员队伍中，想当和能当乡镇的人可多了去了。

前面说过，县里可以发文件给乡镇，但是乡镇不能再发文件了，必须把事情干出来。县里发文件时考虑到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考核目标的统一性，因此通常会提出一刀切的要求。但是乡镇是弱势单位，他必须把事情干成了，这是检验乡镇工作的主要标准，这就决定了乡镇的工作方式必须有弹性，必须是错，必须是结果导向。关键问题是上级的政策目标和实施要求，到了乡镇可能没有可实施性，乡镇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只能一遍一遍试错。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上级要求按照外方输入、内方扩散的原则做好人口登记管理，乡镇干部就要下村落户，挨家挨户的走访，跑断腿、磨破嘴。

但即便这样，也未必能够将人员摸清摸准，因为乡镇很多人都是人户分离，就是户口在本地，但是人早就去外地打工了。即便是本地人，有人外出了，有人走亲戚去了，剩下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和儿童又难以顺利沟通。而且很多农民经常换手机号码，去一个地方打工就换一个号码，连亲戚都不知道他号码，这种情况下，怎样才算精准防控呢？怎么预测人员流动，都没有标准答案，全靠自己摸索。

二是压力不同。前面从组织架构的角度，对比的线和乡镇的差异，给人的感觉是乡镇是压力传导的最后环节，所以肯定是压力最大的基层单位。其实不然，县里数据的压力比乡镇单位数据压力大多了。因为县是一级完整的基层单位，所以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考核单位，而乡镇不是一级完整的基层单位，也就意味着不是一个完整的考核单位。对乡镇党委书记来说，反正我没退，所以天塌下来有县人顶着，县委书记就没有退路了，只能自己顶着，否则马上有无数同财把你的位置给顶了。

县和乡镇比，至少有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是财政压力，不同一个乡镇工业的财政人口，也就是吃公家饭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一般也就 100 人左右，但一个县共业财产人口动辄上千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而且很多学者早就呼吁对县乡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因为很多乡镇没有企业，他又不收农业税了，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一级财政收支单位了。将来都是县里统筹统支了，到那时乡镇党委书记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不再有财政收支压力了。对于县委书记来说，能不能按时发工资会直接影响本县的社会稳定。我在第五讲里说过了，对现有数据来说，维稳是头层大势啊。

第二是招商引资压力不同，对大多数不太发达地区来说，稍微好点的企业都集中到县里或者区域的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去了。乡镇留不住好企业，即便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的开发区也没法跟县区比。另外，乡镇没有自己的税务局，不具有税收处置的权利，没法跟企业承诺收多少税，返还多少税。

你想，如果一个乡村单位书记没法拍板给老板多少优惠税收，谁会来投资呢？因此，乡镇招商引资的时候也只能说一说，很难落实。反正财政压力在县里，而县里不同，有完整的财政和税收机构，是一级预算单位，必须通过招商引资才能这样收入改善城市面貌。这一点我在上一讲也接受过了，其实正是因为乡镇没有财政压力，所以才没有造成你的压力，这跟县里相反。第三是产业发展的压力不同。作为一个完整的计算单位和一级财政预算单位，县委数据必须高瞻远瞩、出谋划策，想清楚全线的产业规划要重点发展什么产业，为了要打造哪些新兴产业，如何与省里保持一致，又如何与周边的曲线实现差异化竞争？这些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啊。

乡镇党委书记面临的三个难题主要是以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和县委书记一样，也是安全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这恐怕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基层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首要目标。因为不论是安全还是稳定，考核时都是一票否决的。也就是说，其他工作做得再好，只要发生重大安全或者社会稳定事故，轻则考核不合格，重则摘掉瓜帽子。

第二件事情是应对各种检查和考核。因为乡镇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有单位都可以考核乡镇，所以乡镇面的工作检查应该是最多的，每个单位为了表示重视，都要定期或不定期来乡镇查看考核情况，而不仅仅是年终只看考核结果。大家还记得我在第三讲里讲到官员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转变吗？

考核的重点从只看结果变成了过程监督，从政界驱动变成了问责驱动，所以考核越多，检查就越多。迎接上级检查，简称银检，已经成为乡镇党委书记的重头工作了。之前有一位社会学员做过统计，一个乡镇每年必须应对的力气检查，包括一、计划生育类检查，虚拟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市里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省内检查 1- 2 次。

二、农民负担类检查，包括农村税费改革检查，每年至少一次。

三、各项中心工作检查内容不一，反正每个季度都有。现在虽然没有计划生育检查和农民负担检查，但是又多了乡村振兴、环境保护、基层党建和生产安全检查，算起来一年到头至少要迎接上期的 10 次检查。这就意味着，每个季度至少一次，每个月几乎都有。难怪一些乡镇干部说，乡镇政府一年少数也有 1/ 3 的时间是在迎接各种检查。

某个乡镇党委书记说，高峰期乡镇每天要接待两三波督察，谁都不能怠慢，毕竟在条快结合、以快为主的治理架构下，所有上级部门和职能部门都影响到乡镇党委书记的前途。最近一两年，视频会议还特别多，成为乡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面临的新的行政负荷。过去因为一些乡镇比较偏远，不可能参加所有县里委办局的会议，现在有了视频会，这下就没法推脱了。你看新技术如何才能提升新治理？这也是一个新问题。除了要应对上级检查，乡镇党委书记自己还要不停地开展各种内部自查和评估，及时进行进度管理。因为上期考核的目标有时非常多，而且考核他们未来自己能出亮点，都喜欢搞各种赛马比拼。每个时间单元就会有几十甚至几百个的指标提出来晾晒，而且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会公布排名情况，这就给乡镇一把手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进一步传导下去，未来不出现丢三落四、不此失彼的结果，只好面面俱到，哪根弦都不敢放松，搞得乡镇干部胆战心惊，疲于奔命。

当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也要成为舆论专家了，在数字经济和自媒体时代，你们准备好了吗？在前面这 4 件事情解决之后，乡镇党委书记才能抓其他工作，比如经济发展、城镇规划、企业服务、集成、党建等等。

另一方面，企业也是可以流动的，只不过他是用脚投票，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搬到哪里去。当地方主观和企业双方都可以流动，都有选择权时，两者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乡镇政府对农民收农业税这么传统静态不对称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 RC 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相互依赖又可以相对独立的动态博弈关系的未来。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在这个二维图的横轴表示政府干预或者不干预企业的经营。纵轴表示政府对其的干预是合法合规还是违法违规，这样两个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表示四种政企关系。

右上角是政企合作，表示政府深度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政府和企业的互动行为都符合法律法规。左上角是政企分制，表示政府和企业互不相干，各自守法，极端情况是政府的无为而治。左下角是政企伤害，包括政单方面伤害企业单方面伤害政府和企业相互伤害。右下角是政企合谋，表示政府深度干预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活动，同时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违法或违规的方式进行利益交换。政企关系的类型取决于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力量对比。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强，同时企业所属的产业规模很大，那么双方建立持续的、紧密的关系就变得有利可图了。用博弈的术语来说，博弈双方都具有稳定的预期或者足够大的提现因子，可以减少短期行为，形成重复博弈关系。此时关键的力量是监督力量。在监督力量比较弱的情况下，比如法制水平比较差，媒体监督少，政府和企业就可能进行权钱交易，出现政企合谋反之，如果监督力量比较强，政府和企业就倾向于采取合法合规的方式长期合作。

出现政企合作，那么上面这个框架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第一，从招商引资的角度讲，最好的关系当然是政企合作，因为地方主观和企业都可以流动，所以必须采取资源合作的市场方式，而不能采取拉郎派的行政方式。

第二，要维持政权合作，就需要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彼此有长远的共同利益，这样才能实现集体相融，说白了就是通过合法的长期利益扩放在一起，这样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政企伤害。

第三，从营商环境的角度讲，最稳定的政企合作除了孤立
，除了亲亲之外，还需要平平等的平，这样双方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部分，各显神通的招商秘诀有了前面这个理论框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具体总结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各种秘诀。其实不管是哪种招商模式，本质上都是促成良好的政企合作关系。这才是招商引资的本质。第一种模式是乡亲招商。所谓乡亲招商，就是吸引在外地的老乡回到家乡投资。

第二种模式是产业招商，就是利用本地已有的主导产业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化、名片化、集化，这是一种最保守的招商引资模式。因为本地已经有很好的产业基础，所以进一步做大之后，就成了一张本地名片，

模式有两个局限，一是某个产业大到一定规模了，增长空间就有限，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二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个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都希望打造一个有自己个人烙印的特色产业，因此对已有的主导产业未必非常乐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必须开辟新的产业，而目前在产业招商方面最流行的模式是产业链招商。
什么叫产业链招商呢？就是瞄准一个目标产业，然后找出龙头企业，拉出详细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先把龙头吸引过来，然后再把配套企业吸引过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而且一旦形成了产业生态系统以后，个别企业用脚他都走了，也不太担心。产业链招生的优势就一个字，稳。我在一个地方调研时，某县负责招商的老总给我讲了当地如何成功的打造了一个机器人产业岗，第一步先找到世界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的某个国际知名企业，希望对方在本地投资生产核心零部件。该企业说它需要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于是第二步，当地找到了一些供应商，跟供应商说，某个龙头企业来了，你来不来？对方一听就答应了，只要龙头来，我肯定来。类似于当地又搞定了下游客户。

第三步，有了上下游，当地就引进了系统集成商。这就形成了产业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以及机器人本体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到了第四步，完善服务支持系统。当地搭建了以政务服务现代金融、人才技术孵化加速、数据整理、供应链市场、品牌增值和生活配套等八大要素构成的产业生态服务体系。

第五步，打造产业链集群。有了产业链之后，当地通过产学研结合，搭建了一智能产业集群。

第一点是警惕地区恶性竞争导致的祸害式招商。所谓祸害式招商，就是各地区不顾实际情况，只考虑短期利益，相互挖墙脚，形成地方之间双输的竞争结局。例如，由于各地招商考核压力大，一些地方被迫提供不切实际的、无底线的补助补贴，而这些补助补贴最后又不能如期兑现。由企业主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多次接到外省园区的招商引资电话，某高新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称，在当地注册新公司或分子公司，不用实际经营，只要缴纳增值税，就可以享受总部经济的相关政策，每缴纳 100 万增值税，即可享受 35 万元至 40 万元补贴，如纳税超过千万元，还可以一事一亿，补贴力度更高。这种优惠政策是违反国家税务法规的，属于明显的恶性竞争。关键是这会诱使企业把公司注册地点改来改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增加额外的价值。

说白了这就是地区间的零和博弈，良性的地区竞争应该是努力通过做大蛋糕，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自己的利益。因此我经常说，博弈的最高境界是将银河博弈变成正和博弈.

第一题，

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政企合作变成了政企伤害。

第二题，

如果你是一个县长或县委书记，如何能够避免跳进 PPT 这种招商陷阱？

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部门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之外，也不能和其他部门割断关系。

第一，两者的行政级别是一样的。其实很多县区都平行设置了乡镇政府和街道外，可见他们的级别是相同的。如下图所示，实线表示隶属关系，虚线表示协作关系。如果所在地区是四峡区，那么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都是乡科级，也就是说通常街道办事处主任和乡镇党委书记、镇长都是正科级干部。

和乡镇一样，街道办一般下设几个综合办公室，例如党工委办公室、政务办公室、城市管理科、社会事务管理科、经济发展科。不同的街道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但大体上就这些下属部门，每个部门负责对接区县的职能部门，例如社会事务办公室要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食品药品安全、人口和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广播电视等多个区域的职能部门。

但请注意，这些区县的职能部门属于上级的条款单位，不归街道办管，因此街道办领导只是联系，而不是分管这些部门。从这里再次可以看出，对于最基层的单位来说，真的是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呐，啥事都要接得住，想太清闲是不可能的。

第三，从治理方式上看，街道办和乡镇政府都是实行党委和行政和署办公。所谓党政和署办公，不是说党委书记和行政策是一个人，而是说他们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党委委员和行政副职混搭的，一般不分设专门的两套班子。在县里，党委是一套班子，政府是一套班子，两套班子，甚至未必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但乡镇和街道办是最基层的委，本来人就不多，就党政河属办公了。比如街道办的党委负责人叫党工委书记，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职务，但这才是街道的一把手。

街道办事书主任是行政一把手，实际上是二把手，因为它是由党工委副书记兼任的，剩下的班子成员包括党委委员和基督办副主任，但两者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我给大家找了一个例子，请看下面这个领导分工，说明他跟乡镇的治理架构是高度类似的。在乡镇党委书记是一把手，镇长兼任党委副书记，大部分副镇长都是党委委员，但也有几个党委员是专门负责党务的，比如组织委员，相当于县里的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宣称委员相当于县里的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一下街道办和乡镇政府在三个方面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主要源于两者所在的行政单位不同及街道和乡镇的不同。第一，最大的区别是街道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而乡镇是一级行政区划。

一个街道办的策并只需要地级市政府就可以批准了。一会我还会谈街道办获得相应的税率与策略问题。第二个区别是街道没有人民代表大会，街道办的领导班子成员是由上级直接任命的，而乡镇政府的行政领导是由当地人代会选举产生的。这一区别源于两者的机构性质差异。因为街道办是县区的派徒机构，因此领导班子的设立、下属机构的设立都相对灵活，完全由上级决定。但是乡镇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必须有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化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乡镇的乡镇长不管正副，都应该通过乡镇的人代会选举产生。在党领导政府的体制下，上级党委可以任命乡镇长，但必须由人大会决定任命。不要小看这个差异，如果某个乡镇长工作太差，人代表不满意这个可能就产生政治问题了。或者我换一个角度，你们应该能理解，派出机构不是一个群众可以直接问责的机构，但上级可以问责。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讲，城市可以逆向调整，但是岗位很难逆向调动。

第二部分街道办的权利清单。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大问题，街道办究竟有哪些权利？这几年国家大力强调依法行政，各级党政机构都要公布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我觉得这是执政透明化方面的进步。

首先我们从法律上看，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街道办事处在本辖区内办理派驻他的人民政府交办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工作，依法履行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应急处置和行政执法等职责，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从字面的意思看，街道办主要承担两方面的职责，行政执法和公共服务。

一些街道办把自己的权利清单归结为几个方面，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跟一个乡镇政府具有的职能其实差不多，
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要全面、客观、深入的看待地方政府获得行政机构的职能。中国的上级和下级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是有博弈的、基层和上层之间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契约，即无法将双方在未来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一网打尽。必然是有漏洞的，必然是存在灰色地带，甚至是空白地带的，这是因为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预测到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也不可能用双方都能理解的语言清晰的描述。所有的争议以及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一些条款难以被第三方证实。这个不完全。

主要职责是行政执法，内容涉及社会治安、文化娱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以及公共服务，内容涉及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

这里我给大家简单列举一下，请看下表。在行政执法方面，大家看到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重点对密闭、半密闭空间文化娱乐经营场所，如网吧、书店、KTV、游戏场所、电影院、美容美发健身房等加大巡查力度，对各场所是否落实进门检测、查验健康码，控制室内油量、通风消毒、佩戴可乐等疫情防控措施进行全面检查，对吧？内容非常多，这个我就不再念了

街道办与居委会的关系在

第三部分，我来解释一下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有什么区别。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街道办是一个清闲的养老单位，是因为混淆了街道办和居委会的职能。

第一是机构性质不同。社区与乡镇下面的行政村类似，是最基层的单位，但它不是一级行政组织，其管理单位叫做社区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官方机构，也不是政府派出单位。而街道办事处是一个街道的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各个社区，正式的说法是社区党支部在街道党工委的指引下开展工作，而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请注意，我这里没有用领导，而是用指导，是因为两者不是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

第二是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待遇不同。街道办是行政机关，因此在编的工作人员是公务员，下面的事业单位也有编制，当然还可以外聘无编制的人员。而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其工作人员没有编制，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当然有部分地方会面向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等招录乡镇公务员具有行政编制。也有部分地方将社区两委，也就是党委和居委班子纳入乡镇事业编制管理。

除此之外，在社区居委和工作的全职人员都是市场化聘用的合同工，当然还有一些是兼职人员。当然了，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基层各级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社区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而不是行政主体.

第一个维度是单位性质，我把相关单位的类型分为三种，一、地方综合管理部门包括省、市、县区和乡，以及街道中央是特殊的全国综合管理部门。在下面这个图中，我用红色的方块表示他们，这就是我们之前在第一讲架构中提到的块，他们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单元。

二、政府职能部门包括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下属部门，例如中央的工信部、省级工信厅、市级工信局和县级工信委。在下图中我用蓝色方块表示他们这些是所谓的条条。考大了一下，块管和条条的区别大家还记得吗？最终的区别是快管之间是领导关系，条条之间是指导关系，领导是亲爹，指导是干爹。
为了区别，我用实线箭头表示领导关系，用虚线箭头表示指导关系。补充一点块和下属职能部门之间也是领导关系。我也用实线箭头表示。

三、事业单位这里说的事业单位专指政府职能部门下属的辅助单位，其实都是之前从正部门剥离的，没有行政执法功能的部门。我用绿色方法表示他们这里说的事业单位不是指医院、学校、报社的事业单位，因为他们不是政府的下属部门。以中央部为例，每个部委的下属部门都包括若干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前者是公务员编制，后者是事业编制。

一般情况下，凡是名字叫司局触办的就是行政单位，凡是名字叫中心的就是事业单位，例如下面是财政部的机构设置，大家看部机关和各地监管局是行政单位。最下面各个中心就是事业单位了，各市职能部门的下属单位也是类似的，虽然没有行政执法权，但不要小看这些事业单位，也别完全不拿他们当干部。

例如工信部下面有一个全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它承担中小企业政策研究、咨询、评估、管理、培训、融资服务、会议展览、宣传推广、创新创业支持、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专精特新培育服务等各项业务。你看，如果省市县的中小企业要申请专机、特性、小巨人等各种荣誉和获得优惠政策，恐怕就要考虑参加该中心组织的各种培训和咨询了。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途中虽然我提到了企业，但他们不属于广义的政府部门或国家单位，和政府之间不存在领导关系，因此就不归类了。

第二个维度是权利性质，前面三类广义的政府部门拥有不同的权利，我把它们分为四种类型，

一、决策权。这里说的决策权是制定本辖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权利，也包括在上级政策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化政策的权利。按照我们的定义，只有处于领导地位的快快拥有决策权，因此在上图中，只有中央、省、市和县拥有决策权。

二、执行权这里说的执行权是指在本辖区内贯彻执行上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权利。在上图中，省、市、县和乡都拥有执行权。请注意，乡、镇和街道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因此他们都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在上图中，我是用最细的红色线条表示相的方块。

三、指导权这里说的指导权是指导、监督或敦促下级单位执行本辖区党委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权利。

在上图中，调控中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拥有指导权。例如，省工信厅可以根据中央工信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精神，指导市工信局开展工作。

四、辅助权这里说的辅助权是指事业单位向所处的政府职能部门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和决策咨询的权利。别以为辅助权不是权利，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能部门制定的政策，而职能部门作为各级政府的下属部门，又能间接影响各级政府，也就是快快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很多人读了博士之后，觉得考公务员太卷了，而且刷题也刷不过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于是就会考虑去这些事业单位就业，其实这也是个不错的去路。顺便说，你们知道吗？在事业单位干得好，做到了副处级以上领导，就可以从事业单位调入政府部门，完成从事业编到公务员的身份转变，这也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职业发展路径。

国办转发的文件其实是由国家发改委这个条条制定的，而国家发改委在制定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很可能征求了发改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意见。因为宏观院就是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智库机构和支持单位，宏观院在起早获得修改政策的过程中，很可能又征求了很多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的意见，并且还要到各个地方调研。从这个例子中你可以看出来，大面方针不是某一个人制定的，而是集体决策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种单位和四种权力结合起来分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3 乘以 4 的这样一个矩阵形式。比如省政府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但是乡政府只有执行权，因此省政府可以将压力传导给下级单位，但是乡镇政府就不能。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基层政府工作越累，压力越大的原因。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作为调制的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就一定更舒服，发展空间更好呢？当然不一定，职能部门只有指导权，没有决策权，就意味着能够调动的资源少、实惠少。我这里说的实惠是指显性的或隐性的各种福利，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金句的核心思想就是
凡事都要权衡取舍。英文是 trade off，通俗的说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在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一定会失去另一些东西，因此你在做出选择时就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究竟哪个大

本来接得到核心部门是一件好事，结果因为不慎得罪人，好事变坏事了。真的是凭运气进去了，却凭实力被挤出来了，还是老子说的好，祸兮付之所倚，伏兮祸之所伏。左上角是第二个象限，它表小级别高的单位，我们称之为二类单位。这类单位一般是指那些政治地位比较高，但是没有决策权，只有指导权或者辅助权的单位。

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协。在一个辖区中，政协和党委、人大、政府是平行的四个系统之一，因此政协的下属部门或者事业单位级别都比较高，但是事情并不多。

二类单位虽然清闲，但是石惠少，因为石圈小三。左下角是第三象限，它表示时圈小，级别低的单位，我们称之为三类单位，这类单位因为时圈小，所以时会少，因为级别低，所以压力大。乍听上去，这应该是狗都嫌弃的最差单位了，但是它有一个好处，竞争少，想想看有几个人愿意去这样的单位，想养老的机关老油条不会去，因为压力大吃不消。有背景的人不会去，因为油水少，只有真正干事的人才能待得住。各位如果有机会也别放弃这类单位，先进去再说。干得好，有机会还可以平调或者提拔后调用到更合适的单位，这也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法。

4、右下角是第四象限，它表示时圈大、级别低的单位，我们称之为四类单位，这类单位主要是四线职能部门中的淝水单位。比如财政局，因为食权大，所以食会多。十八大之前，我曾经去某县财政局调研，局长热心招待，拼命劝酒，口出豪言，财政的酒是吃不完的尤其深得公务员们夸赞，因为再也不用找理由不喝酒了。不过因为级别低，自然压力大，而且同样是在基层，大家级别都低，压力都不小。如果你这个单位实惠太多，难免引起同僚眼红，因此竞争自然十分激烈。

误区之一，单位级别越高，工资越高，真实情况是党政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常来讲，经济越发达，公务员收入水平越高，而且很可能明显高于企业职工水平。例如深圳、苏州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其公务员收入水平也是业内文明的。在同一个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取决于行政级别，不同单位之间其实差别很小。有差异的可能就是津贴补贴。津贴呢？过去跟单位福利有关，现在都没人敢设小金库了。因此同一地区都差不多补贴跟岗位有关，比如下乡扶贫的干部有专门的下乡补贴啊。你看啊，从低级别单位到了高级别单位，虽然压力小了，但是实惠未必多了，这就需要取舍了。

误区之二，版本压力越小，岗位压力越小。网上有不少人建议，要想在体制内躺平，最好是去公亲富以及脑干部处等亲情单位不建议各位同学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躺平，但就算真的有人想要躺平，同一个单位，不同的岗位，工作压力很可能完全不同。

误区之三，所有部门都可以按好坏排序，具有普遍参考意义。很多人关心单位福利和晋升情况，希望找到一个普遍规律，但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真实情况是，单位好坏是相对的，完全因人而异。在公务员退出机制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对于一个 50 岁没有晋升希望的公务员来说，只要他想，哪里都可以躺平，反正领导也不会得罪。但对于风华这么的你们来说，再清闲的单位也不可能真正躺平。

从四个维度区分了市场企业和政府三类组织的差异。

一从激励强度上讲，市场的几率最大，企业次值，政府最小。在市场上每一次交易都是利润驱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管理活动虽然要支付报酬，但不可能每干一下活都结账，否则交易费用太高，企业相对于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正是诺贝尔经学院得主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因为节约交易费用才取代了市场。比如老板让你订个机票，你问老板要回扣，那老板肯定炒你的鱿鱼。激励最小的是政府，因为政府的决策很多时候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它跟企业就没差别了啊。

从行政控制上看，市场上交易主体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任何行政控制。企业内部有老板和员工、上级和下级之分，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控制，而政府则完全是一个等级体系，官大一级压死人。

组织内的行政控制越多，程序就越多。当然，官僚主义成本就越高。因此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形势主义是最多的，而市场是最少的。

三、从契约不完全程度上看，市场上交易主体之间既然是平等的，当然要讨价还价，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对各方都平等互利的契约，这样的契约最接近完全契约。相反，政府内部等级深严，上级和下级之间不是平等关系，一切以上级命令为准，上级也不可能跟下级商量如何发布详细的周全的命令，这就导致政府内部的关系是一种不完全契约。比政府契约更不完全的组织是军队，因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子。威廉姆森进一步指出，不同组织的多个维度上的特征是互补的，形成了一套自洽的体系，它称之为分力的治理结构。正因为政府强调行政控制，所以不能用金钱纪律代替命令。正因为政府内部的很多决策是不完全契约，不容易进行量化考核，所以才需要强调程序正义，这就必然导致一定程度上官僚主义成本。

三、公务员需要哪些比较优势？#

理解了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类组织的根本特征，我们就容易理解公务员需要哪些比较优势。至于兴趣爱好，根据我们前面的二维图分析，在日理内卷的今天它没有那么重要，因此我们重点分析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的公务员是政务观和事务观的结合，它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通产，因此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广佛的知识面，就是公务员相对于企业的技术人员或者大学的科研人员的比较优势之一。只熟悉本专业知识，只想当一个纯粹的技术性人才，或者不善于跟不同领域的人打交道的同学，我认为不适合考公务员。

“见骥一毛，不知其状；见画一色，不知其美。” 任何部门搞 “独立大队”，都是违背整体战略的。每一个干部都要有这样一种意识：大合唱中，有你的位子，就有你讲配合的职责。（战略是一种宏观共识，战术上调动人，事，财）

“诚于中者，形于外”，有了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才会成为自觉的行动。其次，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疏通和拓宽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地区今年要开展三项活动：
一是地县领导到基层去现场办公；
二是各级领导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
三是领导干部同基层单位挂钩联系。

人没有压力不行。王进喜就说过：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我们承认闽东穷，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复杂，进而穷则思变，知难而进 —— 这种 “穷” 的压力还是有益的。但光有压力不行，如果人们只看到穷，但不是历史地看，发展地看，就很容易失去自信心，自暴自弃，也很容易让外面的人动起异样的 “恻隐之心”：同情有之，望而却步有之，看不上眼也有之。—— 这样的压力就是压向了事物的反面。（意识形态特征决定人物画像，地区风俗习惯能培育人才）

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央有什么机构，县一般也有与其大体相对应的部门。县一级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所不及。有人说，县级工作，除了外交活动外，国家各项事务无所不有。其实，有时候县里也会遇到接待外宾的事情，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宾比肩接踵而来也是可期待的。县级领导还得真懂一点外交。一个县小则十几万人，大则百把万人，一个决策下去，其影响非同小可，来不得半点含糊。海瑞在他的《令箴》中说：“官之至难者，令也。” 此意即最难做的官是县官。因此，县级领导必须有各方面的知识和很强的能力，否则难以胜任。

二忌自以为是。现在的干部基本都受过中、高等教育，有一定的书本知识，但涉世未深，磨炼不足，缺乏经验，容易产生 “世人皆睡，唯我独醒” 的错觉，以及轻视历史经验的倾向。归根到底，书本知识只是一种间接的知识，来源于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实践经验的积累总结。瞧不起历史经验，就是瞧不起群众。脱离群众，孤家寡人，你就一事无成 。（领导者艺术在于妥协中争取和光同尘，与时舒卷）

办公室#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一个机构的关键部门。办公室工作如何，对党委乃至一个地方全面的工作影响很大。因此，每个地方的领导都非常关心、关怀和关注办公室工作。“运筹于帷幌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办公室工作做好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就有了可靠保证。
一、办公室工作有四个特点
一是 “重”，地位重要。办公室工作任务概括起来有三个：一个是决策的参谋、智囊作用；一个是对上对下的服务；一个是机要、保密工作。

二是 “苦”，非常辛苦。办公室每一位同志都是很辛苦的，整天有干不完的事，经常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工作。连星期六也难以休息。赶写材料的秘书更辛苦，工作强度很大，超过了一般部门的工作量。东汉刘祯的两句诗 “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目纷乱” 把秘书人员埋头文稿，忘记用饭，不知早晚，头昏眼花的状况描写得十分形象。

三是 “杂”，事务繁杂。办公室工作，巨至国家大事、重要决策，细至室内卫生、干部生活；上至接待首长领导，下至联系平民百姓；内至核心机密，外至社俗民情，什么都要参与了解。就内部分工来说，有调研、信息、查办、信访、接待、机要、档案、文印、收发等各项工作。办公室干部每天都要处理好几件、几十件、百多件事情，弦绷得紧紧的，犹如 “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四是 “难”，难度很大，办公室工作是全方位、开放型的。既要处理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关系，又要适应领导的工作风格和方法，搞好领导班子的服务工作。领导交办的事情千头万绪。这些事有的是刻不容缓，马上就要落实的，有的则是常抓不懈，时时要催办、督促的。要把握好轻重缓急，做到不遗漏、不误事，确也很费脑筋，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同时，办公室日常事务繁多，出成绩时大家可能是无名英雄，寂寂无闻；在遇到问题时，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尝尽酸甜苦辣。有时候还得代人受过，委曲求全。这方面来讲，也确实是比较难的。可以说每一项工作都凝结着办公室同志的心血。

秘书#

秘书的特殊性工作，光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还是不够的。就我个人体会，秘书在加强自身修养中，还要特别注意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注意生活小节，即要努力做到 “五不”：
一不自恃。不能认为 “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 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
二不自负。要克服优越感，坚决防止对基层干部群众盛气凌人、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现象。
三不自诩。防止自我表露、吹嘘炫耀，特别是涉及领导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不能随意张扬，妄加评论；对于党的内部机密，更应当守口如瓶。
四不自卑。克服自轻自贱、自惭形秽的心理，不能 “口将言而嗫嚅，步将行而趑趄”，防止唯唯诺诺，没有个人主见的现象。
五不自以为是。不能想当然，随意删节、更改或补充领导的指示，防止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玩忽职守的现象。
总之，秘书人员要经常检查自己思想、工作 “到位” 情况，不能 “离位”，吏不能 “越位”。在处理同领导的关系中，力求做到 “参与而不干预、协助而不越权、服从而不盲从”。我想只要把握好这个 “度”，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称职的秘书。

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解决 “桥” 与 “路” 的问题。
“桥”，即搭桥，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比如，对全区经济合理布局，正确指导，提供有效服务。（博弈人中情、理、法）
要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工作者要讲究职业道德。现在有的地方出现 “采购记者”、“拜金记者。（舆论控制事情决定导向战略规划）

地区目标#

近期目标：对影响财政收入较小、就业人员不多、产品无前途的中小型加工业企业坚决实行限产或停产，用兼并、租赁、拍卖、重组等方式加以消化；从长远战略出发，确定闽东自身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品，在紧缩的条件下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进行倾斜投入，支持其渡过市场疲软的难关并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
中期目标：从支柱产业和重点产品出发，梳理与之相匹配的其他产业的联系，促进关联产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形成支柱产业带动关联产业的 “辐射” 式产业体系，并对支柱产业中的重点企业和关联产业的重点部位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进一步压缩一般加工产业的长线、劣势产品生产的同时，发展地方特色产品、边缘产品、为基础产业配套产品，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生存和竞争能力。同时，鼓励为生产服务的第一产业的发展，改善软环境。
长期目标：在近期、中期目标实现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经济资源存量调整和增量倾斜的办法，较为广泛地在支柱产业和关联产业中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完善产业组织体系，进一步振兴第三产业，最终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素质的目的。

政治博弈#

1 识局 2 识人 3 实力 4 人性 5 控局

局势是对整体棋局的一个把握，
人是对棋子的把握，
实力人物参与棋局运转逻辑的把握，
人性是对处理棋局的分寸感的把握。
出招可以建立这几个把握的方面。
博弈目的
初级奖赏的东西。
・适合度。
虽然初级奖赏一定与我们进化史中的生物适合度相关，但它们未必符合今天的适合度。我们通过进化开始追求（并且掌握了学习过程以帮助我们追求）性、地位和资源，即使它们已经不再影响生存和繁殖。即便进行生育控制，我们也在追求性；即使地位无法帮助我们获得更多伴侣（因为我们不再性活跃或者忠诚地专注于一位伴侣），我们也在追求地位。我们还追求财富，虽然现在越富有的人孩子越少。初级奖赏的进化是因为它们与适合度的历史关联，但它们和适合度不是一回事。
・有意追求的目标。
初级奖赏和我们有意追求的目标 —— 包括集邮、成为国际象棋大师、深入学习艺术史、填满一座宏伟壮观的酒窖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 也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把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喜欢但由于它们与初级奖赏有关联，我们通过学习喜欢上的东西看作次级奖赏更合适。比如热情就不是初级奖赏，而是次级奖赏。

当然，有时我们确实会有意追求初级奖赏。当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意地去寻找食物；当有性需求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意地去寻找性伴侣。
所以，我们有意追求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是初级奖赏，只是不总是这个意思。
・心理奖赏。
和有意追求的目标一样，我们在向慈善机构捐款时的感觉（温暖而舒心！），或者我们在看法和行为不一致时的感觉（别扭！）通常是后天习得的，并且高度依赖于环境。
我们通常会用初级奖赏来解释这些心理收益的来源和为什么它们会有种种奇怪的特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会把心理收益本身引入计算。
・经济激励。
最后一点，初级奖赏和金钱（也就是大多数人所说的奖励）不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经济激励不重要或者没效果
你就会发现，只要好好看看周围，找到活生生的经济激励，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相扑运动员会输给比他们更需要赢的对手（对手提出分享奖金）；老师会夸大学生的考试分数（为了避免扣工资）；
而房地产经纪人会急于卖掉别人的房子，但在卖自己的房子时不紧不慢（如果他们是卖家并能获得全部收益，而不是一小笔佣金，那么报价越高越好）。
然而，经济激励不包含我们会感兴趣的众多奖励（其中有不少是纯社会性的），比如信任、威望或伴侣。这样的初级奖赏往往还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喜好和看法，但是相扑运动员和房地产经纪人通常都意识到了经济激励的存在。
从一个方面我们能看出经济激励并不是人们唯一关心的事情，经济激励有时会适得其.
要求父母们准时接走自己的孩子，他们发现面对罚款，父母们来得更晚了。
这看起来有点儿矛盾。毕竟，罚款提高了迟到的经济成本，而所有的经济模型都认为需求（晚接孩子）会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减少。
但如果有人（错误地）认为这个价格只包含经济成本，那就会适得其反。格尼茨和拉切奇尼指出，这根本不是事实。迟到还有第二项成本，那就是社会谴责，而罚款的引入降低了这项成本。
同样，将奖励的定义扩大到包含其他的初级奖赏，就能够解释其他看似矛盾的结果，比如有时没有报酬我们也会更努力地工作，或者我们会相信那些就算没人给钱让我们说我们也会多说一些的事情。

社会难题，我们会用到博弈论，但是博弈论往往是隐藏的，需要从学习和进化过程的角度去解释。使用博弈论给出的解释将全部都是聚焦初级（而非次级！）奖赏的终极（而非近端！）和客位（而非主位！）解释。
所有的博弈中一样，我们要先明确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为。
在纳什均衡中，每个参与者都会以其他参与者的行为为前提，尽力做到最好。如果有参与者能通过偏离自己目前的策略而获益，而其他人不改变策略，那就不是纳什均衡。如果没有参与者能通过（单方面地！）改变策略获益，我们就达到了纳什均衡。
参与者运用策略得到收益。参与者可以是动物、人、公司或国家。
常见的策略有
上策：砸了电脑手机，戒了研究和手艺，每天十点前准时上床睡觉，七点前准时起来晨练，每天锻炼四五个小时，然后学习各种技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争取上岸。

中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迟到早退，积极巴结领导上司，争取混个职称。

下策：躺平，啥都不操心，走一步看一步。
上策是收益和风险一样大。
比如变卖家产，然后一把梭哈。赢了会所嫩模，输了去当会所嫩模。
中策，中规中矩
比如打工存钱，打三十年工买房子
下策，简单兜底，收益不大
比如躺平

收益代表在某些方面的成功，比如可以通过后代、威望、美元或者权力来衡量。
这种参与者、策略和收益的组合可以被看作博弈，因为参与者的收益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策略，还取决于对方会怎么做。这是博弈的关键特征。

博弈中常用的手段包括：#

舆论引导：通过控制媒体、发布宣传资料等方式，引导公众舆论，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打击对手。
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争取支持者和盟友，同时对抗竞争对手。
谈判和妥协：在政治博弈中，谈判和妥协是常见的策略，可以在争取最大利益和保持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威胁和恐吓：有时候政治力量会使用威胁和恐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暗示可能的后果来影响他人的决策。
经济手段：通过分配资源、提供利益等方式，拉拢支持者，削弱对手的实力。
政治联盟：建立政治联盟，共同合作，互相支持，以增加政治影响力。
抹黑攻击：攻击对手的形象、信誉，贬低其声望，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
法律诉讼：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维护自身权益。

常见的策略：#

联合合作：在面对强大对手或者共同挑战时，通过建立联盟或者合作关系来增强自身力量，共同应对挑战。
信息操纵：通过操纵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影响公众对特定议题或者对手的看法，从而扭转局势或者争取支持。
权力争夺：通过竞争选举、争夺职位等手段，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以推动自身政治议程。
抗衡平衡：在政治博弈中，经常需要寻求权力的平衡和抗衡，以防止某一方过于集中权力。
谈判妥协：在政治博弈中，谈判和妥协是常见策略，通过相互让步来达成共识，推动政治议程的实现。
游说游戏：利用利益集团、行业协会等力量，通过游说政府官员和议员来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
外交交涉：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外交手段常常被用来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国际合作和解决国际矛盾。
舆论引导：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等渠道，塑造舆论、传播信息，影响公众意见和政策制定。

布局：#

建立联盟：通过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联盟或者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对手或者实现共同利益。联盟可以增强谈判和竞争力量，提高议程推动的效果。
分化瓦解：采取分化、瓦解对手的策略，削弱其内部支持和团结，以便在政治博弈中获取优势地位。
舆论宣传：通过舆论引导和宣传活动，塑造公众对特定议题或者对手的看法，争取支持或者改变对手形象。
信息收集：积极收集各种信息和情报，了解对手的动向和立场，以便调整自身策略并做出应对。
谋求权力平衡：寻求在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平衡，避免某一方过于强大而导致权力集中，以维护政治稳定和公平竞争。
制定议程：通过制定议程和重点议题，引领政治讨论的方向，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
外交交涉：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通过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际合作，争取更多支持和资源。
游说施压：利用游说、lobbying 等手段，向政府机构、立法机构施加压力，推动自身利益或政治议程的实现。

博弈目标：#

权力争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和资源，在政治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推动政策议程：通过政治博弈，推动特定政策或者议程的实施，实现自身或者支持者的政治目标。
维护利益：捍卫特定利益集团或者群体的利益，争取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
扩大影响力：通过政治博弈，扩大自身或者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增加支持者和资源。
稳定政治局势：在政治变动和动荡时期，通过博弈来维护政治稳定和秩序。
解决矛盾：通过政治博弈，化解内部矛盾或者外部冲突，寻求共赢解决方案。
赢得选举：在民主国家，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赢得选举，获得政府控制权。
改变政治格局：通过政治博弈，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实现政治改革和变革。
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地位，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
参与者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或者层级，他们在政治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拥有不同的权力和资源。

以下是一些常见心理特点：#

竞争心态：政治博弈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竞争，参与者往往具有竞争心态，希望在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
策略思维：参与者需要不断思考和调整自己的策略，以应对变化的情况和对手的举动，这需要高度的战略思维。
风险意识：政治博弈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参与者需要意识到这些风险并做好准备，以降低自身损失。
权力欲望：政治博弈通常涉及权力的争夺和运用，参与者可能受到权力欲望驱使，追求权力的获取和扩张。
信任与背叛：在政治博弈中，信任和背叛是常见的心理冲突，参与者需要平衡信任与谨慎之间的关系。
压力与焦虑：政治博弈往往伴随着高度的压力和焦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或者重大决策面前，参与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受到考验。
社会认同：参与者可能受到社会认同和群体压力的影响，为了维护自身形象或者所属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道德考量：政治博弈中涉及到伦理和道德问题，参与者往往需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以及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道德责任。
理解和应对各种心理因素至关重要，参与者需要保持清醒头脑、理性思考，并灵活运用心理策略以实现自身政治目标。
意识形态是指不同政治势力、团体或个人基于其特定的政治信仰、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在政治竞争和交锋中所持有的一系列观点、主张和立场。
意识形态在政治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影响着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和决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可能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和影响：
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反映了政治参与者对于社会、国家、个人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价值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不同意识形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影响着政治参与者对于权力、制度、政策等方面的立场和主张，不同意识形态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诉求和争夺。
社会影响：意识形态在政治博弈中塑造了不同的政治群体和支持者，影响着社会舆论和政治动员，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治对抗：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的政治对抗和竞争，这种对抗可能围绕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较量展开。
调和与融合：在一定情况下，不同意识形态也可能通过对话、妥协和融合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共同的意识形态、利益诉求或者身份认同而组成，对政治局势和决策产生影响。
和地位的文化。在权力斗争文化的影响下，政治博弈中人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或派系的利益，通过竞争、联盟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目标。
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在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下，政治博弈中人们更关注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维护。

文化因素可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作用。#

情感相关的方面：

竞争与合作：政治博弈往往涉及到各方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情绪，包括竞选时的斗争意识、争夺资源的紧张感等。同时，也可能通过合作来达成共识和解决问题，其中情感因素如信任、合作意愿等起着重要作用。
利益与原则：在政治博弈中，不同的参与者可能基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考虑而采取行动，也可能基于理念、原则或道德价值做出决策。情感因素如自利心、道义感等会影响参与者的选择和表现。
情绪与表现：
政治博弈过程中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参与者的表现和决策。例如，愤怒、焦虑、兴奋等情绪可能影响参与者的思考和行动，从而影响整个博弈的进展和结果。
认同与对立：
政治博弈可能涉及到不同群体、利益集团之间的认同和对立。参与者的身份认同、归属感和对立情绪会影响他们的参与态度和决策过程。
人际关系与互动：
政治博弈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互动过程，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互动模式和情感交流对博弈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情感因素如亲近感、敌意、信任等会影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和结

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结局：#

合作共赢：参与者通过协商和合作达成共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
牵制平衡：各方互相制衡，避免冲突升级，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权力转移：某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发生转移，导致原有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对抗冲突：政治博弈可能导致对抗和冲突，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或战争。
妥协和折衷：各方通过妥协和折衷来解决分歧，达成权宜之计。
由于政治博弈涉及到各方的利益、战略和意图，其结局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实力对比、外部环境变化、领导者个人魅力等。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
常见的局面包括：
权力争夺：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为了获取或巩固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和斗争。这种局面通常涉及到政党、政府机构、利益集团等之间的权力争夺。
利益交换：政治博弈中各方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进行利益交换和妥协。这种局面下各方通常会寻求达成共识，实现互利共赢。
意识形态对抗：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或政治立场之间的对抗和较量。这种局面下各方往往会围绕核心理念展开博弈，争取赢得舆论支持和政治合法性。
外部压力：外部势力介入或干预导致的政治博弈局面。外部压力可能来自其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对当事方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
信息战：信息的收集、传播和操纵在政治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
各方可能会利用信息战争来影响公众意见、打击对手、掌握话语权等。
联盟建立：政治博弈中各方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或应对共同挑战，可能会建立联盟或合作关系。联盟的形成可以改变权力对比，影响局势发展。
这些局面可能同时存在并相互交织，决定着政治博弈的走向和结果。

反腐的不过是手段，要看的是收益，反腐会没收违法所得 + 罚金，反腐是有收益的，可以认为是社会的收益，那么腐败的被反腐是有一点发现的几率，于是这个问题就是，
** 社会政府经济收获 vs 个体组织团体腐败收益 = 个体或者组织期望值 + 社会生产成本∽群体性舆论 × 治理度 **
于是反腐就是腐败的成本，腐败是反腐的收入，需求供给曲线就该明白了，几率就是个概率分布，用来算整体腐败的期望。
贪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有些经济学家所谓 “贪腐是经济的润滑剂” 就是这个意思。但从长远来看，贪腐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会从根本上损害经济发展，所以得打击。
贪腐个体最重要的表现是权钱交易，而权力是不能交易的。
权利不是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属性。而是属于一种治理和管理的范畴。而金钱是一种交易的媒介，是等价交换的产物。
腐败是从政者的天性。每一个从政者的政治生涯就是由廉洁走向腐败的道路。
道德的底线作用，每个公务在开始进入仕途的时候总是会满腔抱负，并且都以清廉自居，但是随后，因为政府的政策压力，以及晋升需要等等一系列原因，往往会由的趋势，这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共谋偏离来解释。
A 腐败而 B 不腐败或者相反的情况，也可以滑向最终的（3，3）因为，当一人腐败时它的收益为 2，因为周围的同行保持廉洁活着是加以干预，没有（3，3）那样丰厚的收益，因此此时腐败官员的选择往往是要么将廉洁者拉下水据为己有，要么将他踢出局，也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设风险系数为 β（贝塔）因此我们得到的官员的收益是
腐败者总收益 = 3β+2β=5β
因为选择不腐败的情况下没有被审判的风险，因此没有风险系数。
廉洁者总收益 = 1+1=2
因此腐败者的收益取决于风险系数 β，β 显然是一个正向范围等于负向范围的值，比如 β（-100，100），意味着如果腐败者运气好，他最多能获得 500 的收益，是 2 的 250 倍，如果他运气差，也可能输掉 500 个单位的收益。
将腐败者与非腐败者的收益联系起来，即 5β=2 解出 β= 非腐败者收益 / 腐败者收益 = 2/5（此题）
在本案中，除非 β 值小于 0.4，我们可以称 β=0.4 是这个腐败模型中的 “无风险腐败系数” 否则腐败者的收益总是会高于非腐败者，如果按照对于风险的定义，风险与收益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因此腐败者收益中 β 往往是正值（1，+∞），同时按照 β=0.4 在本案中是无风险腐败（即腐败收益与非腐败收益一致）。可以看到相比（0，0.4】这个区间（0.4，+∞）是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而且腐败收益与非腐败收益的差额越大，无风险腐败系数越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务员往往贪污腐败是不拘一格的，当 β 系数变小，但是带来的乘数效应随之与非腐败收益进一步拉开，加强了腐败收益。
1、理论上双方均选腐败即（3、3）是此博弈的纳什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因此不腐败者会向腐败者的选择进发，因为共谋偏向帕累托最优。
2、外部环境中收到利益的刺激会导致参与者改变其博弈策略，进而表示出人不是生来就是腐败分子或者不是，所有腐败者会经历一个策略决策转变。
3、内部环境中博弈对手是否选择腐败会对博弈局中人的策略产生影响，因此一开始不腐败的公务员会受别人影响而转向腐败。

4、无论风险因子 β 是强是弱，其乘数效应以及无风险腐败系数共同放大了腐败收益从而进一步放大腐败诱惑。
对于执政者，腐败就是权力效率再分配的经济学，对平民而言，就是公平性的价值观折损，损耗换回来的经济效率与时间投资他们无关。
贪腐有时个体团体是道德账，收益最终是政府政治账，但首先还是经济账。

一是个人在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中的作用；
二是国家在这里面的作用。个人要有一个自主和自由的人格，从过去依赖性的人格转变到独立的人格。
国家的问题就复杂一些，关系到国家的职能和地位，也就是国家与国家之有多大的权力博弈。
企业
一是人才，二是理论，也就是方法论，三是管理，四是凝聚力。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智善于治事，大智善于用人，睿智善于立法。#

群体意识形态博弈
《狮城舌战》上写：“从世界的角度看，生命是那样的伟大；从个人的角度看，生命是那样的微小。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从世界的生命来体验个人的生命，从个人的生命来领会世界的生命，是谓生命之生命。”

社会与政治调控之间的关系。
领导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公有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
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
研究和解决这四个问题，当然，这些均是宏观的课题
政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政治体制国情变化的发展只是其中非常表层的方面，社会人文制度的政治发展最后的关键在政治群体文化和政治影响心理变化。
这是社会经济与人文最难发生变化的部分。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不能按照一定的规划来发展，政治体制可以。
政治供给归纳到权威供给、体制供给、法制供给、政策供给、价值供给、秩序供给、保障供给等方面。

另外提出了目前政治管理的三个转换：

一般的归纳是：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变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从计划调控转变到市场调控。
从新政治功能的角度来说，可以把政治体系的功能转变归纳如下，新政治功能要求政治体系：
从要素管理转向程序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体系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基本以要素管理、尤其是物质性的要素管理为主，通过对具体的物质的要素的具体规划和分配来完成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下，政治体系不能再做要素式管理，如果这样的话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不具备必要的前提。要素将通过市场来分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属交易所、粮食交易所、股票交易所、煤炭交易所这样的机制，要素在这里得到合理的流通。
政治体系除了保持必要的控制权之外（为了保证体制的平稳过渡），不再管理要素。政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将是对程序的管理，即各种要素将通过什么合理程序在社会上达成最有效率又公平的交易，所有交易必须控制在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上。
从内在管理转向外在管理。在传统的体制下，政治体系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基本上是内在式管理，即政府机构直接进入整个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实施管理，说得通俗一点，政府成了超级企业集团的经理，整个国家的各种企业组成了一个超级企业集团，在政府的经营下运转。显然，没有一个政府能适应这样的管理工作，因为政府和政治体系最终由人所构成，而人的潜能有限。这样超大规模的一个企业集团，不要说整个地在井井有条的计划下运作，就是一般的维持也非易事。
关键是 “既定的行为受到制约”，这就是政治体系的外在的管理，没有这一条，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发展难以存在。
从保险管理转向保证管理。在计划经济的管理下，政治体系的管理具有保险式管理的性质，政治体系成为整个社会的 “保险公司”，
对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最终是对每一个人承担保险的功能，从生产、流通、交换到分配，从个人的出生、就业到福利和生活条件，实行全面的保险。在这样的体制下面，效益效率不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指标，政治体系对所有单位和个人的存在和发展负有直接的和最终的责任。
这种宽泛和直接的责任关系使政治体系不能从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中超越出来。而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政治体系将逐步地改变这种 “保险公司” 的地位，这一部分功能应该由经济单位和个人来承担，或者由社会性的机构来承担。政治体系的基本功能应该是保障性的。
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的评价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体系本身在自身的运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素质，或者说政府调控的质量指数，
二是政府体系提出群众文化运转过程和结果在民众生活需求价值评判中获得的认同指数。
要素提出了价值、信誉、效率、公正和清廉。其中信誉很重要。政府要高度地重视自己的信誉，如同完善的企业要注重自己的信誉一样。
政府的信誉与企业的信誉有类似的地方。企业的信誉是由企业的产品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的，没有信誉的企业，自然就没有市场，企业本身自然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政府的信誉也一样，如果政府没有信誉，就会失去民众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自身的能量就会受到限制。政府的信誉是什么？政府的信誉，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权力的运用是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财政是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就不能稳定存在；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管理，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意识形态稳定也重要，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阶层职业文化属性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官员人性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附录中收了 1999 年写的文章《社会资源总量和社会调控》，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理论，即 “苹果定理”：

“在 25 个人组成的团体中，如果有 50 只苹果，假设权力平等的话，每人应平均占有资源。在这种形势下，公共权力的运作可以较为自如。如果 25 个人只有 10 只苹果，假设权力平等的话，假设苹果不可分，那么 25 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势必比前一种状况激烈

公共权力在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前提下，必须做出抉择。
后一种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运作不仅无法平缓矛盾，反而引起新的紧张态势，公共权力必须保持必要的强制才能达成社会调控。
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共权力也要施加强制，但很显然，其强制理论上可以弱于第二种情况。”

还要加上历史积累的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即社会从什么基础上扩大社会资源总量。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标志着历代已有社会资源总量的积累，而且这个积累层对社会调控往往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假设面临两组由 25 人组成的团体，如果甲组在前几次分配中每次都分得 3 个苹果，而乙组在以前的分配中每次均分得
1 个苹果。本次各有 50 个苹果可资分配。今次分配的苹果总量相等，但对甲、乙两组人说来具有意义却不同。达到了甲组的分配水平，但乙组的财富总量仍然有历史差距。”

结论是两条；

如果一定社会的资源总量富于各种要求，公共权力的运作便具备较为自如和有效的条件；如果一定社会的资源总量贫于各种要求，公共权力的运作便可能较为复杂、较为艰难。如果一定社会的资源总量平于各种要求，那么公共权力的运作就会居上述两者之中。在这三种状态中，
第二、三种对公共权力的客观强制是：要求公共权力的艺术性更高，非程序性调控范围势必宽泛。
而第一种对公共权力的强制性较小，为其程序性调控提供了便利。
对于不同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不少社会有着几百年的财富积累的历史，社会资源总量有历史的裕余。有些社会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历史积累较少。用社会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不仅仅是现实，也是历史。

这个道理现在依然适用

（三）商人

商人是指那些资本雄厚、人脉广泛，对县域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具有影响力的大商人，以区别于从事一般性、日常性经济活动的商人。由于县域社会比较小，有头有面的人都被大众所熟悉。比如 D 县有名的本地商人共有三位，都是本县的房地产老板，并且也都是因房产发家，最后涉及酒店、运输和旅游开发等。商人的主要特征就是 “拿项目”，即承接政府的各类项目，包括道路、桥梁、公园、广场等基础实施建设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其他涉及农、林、水、电、旅游、环保等项目。

而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项目，还是县级政府自身开发的项目，最终都要在县域社会内落地生根。所以，县域政府是诸多项目的实际操作者和 “发包者”，那些最终使项目落地的大商人自然与政府关系密切。由于政府是由具体的领导和普通干部组成，所以，大商人实际是与对项目具有支配权的领导关系密切。
（四）混混

混混是指那些不仅具有一定的货币资本，且具有暴力资源的人，也即一些学者所说的 “地方势力”。混混之所以能构成县域治理的能动者，是因为他们对县域的社会治安及其引发的社会治理问题具有较大的影响。混混的主要行为特征就是 “争地盘”，即在娱乐业、运输业、建筑原料、河道、屠宰场、酒店等行业中争得一份利益，或对其中的某个行业进行垄断性经营。

与其他能动者不同，混混们主要依靠拳头和暴力威胁在县域发展中分得一杯羹，并通常会涉及黄、赌、毒等非法生意。大商人与大混混的界限有时会变得模糊，因为一些大商人是由大混混转变而成，即那些发了财的大混混，金盆洗手，投资正当行业，转型为大商人。县域内的混混较为固定，因为都是本地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地头蛇。而一些大商人则具有流动性，是外地人，这些外地商人一般具有随着县级主要领导的流动而流动的特性。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混混通过村委会选举成为了村干部。这些具有混混背景的村干部敢于得罪人、敢于对付基层政府难以对付的钉子户 —— 有时不免使用暴力，因此受到县域政府的重用。比如 D 县干部说，现在的村民不怕基层干部，但怕混混，特别是对于诸如征地拆迁的工作，有时仅仅靠基层政府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必须依靠混混的资源。换言之，基层政府之所以默许混混参与其治理过程，正是由于混混能 “摆平” 基层政府的治理对象。

（五）“钉子户”
钉子户是指那些为了捍卫或争取自己权益与政府抗争的人或群体。钉子户之所以成为县域治理的主体之一，在于他们敢于采用一些非常规性的利益诉求方式，从而中断政府常态化的治理秩序。更为重要的是，钉子户的行为一般具有 “示范” 效应，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产生无数钉子户，最终使政府治理陷入困境。如果要使治理过程持续，政府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拔掉这些 “钉子”，各式各样的治理技术也会随之产生。
从县域实践看，钉子户有强势钉子户和弱势钉子户之别。
强势钉子户中又有三种类型：

一是懂得 “大道理” 型。这类钉子户善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用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与基层领导讲理，并经常手持《人民日报》或领导人的会议报告，从 “人民利益” 的立场上指责基层官员，从而显得自己的谈判有理有据。

二是属于仗势欺人类型。这类钉子户自身或家庭拥有一定的势力和背景。比如在 D 县沿江路的开发项目中，涉及一栋需要拆迁的老宅。据说这个老宅的家族中有许多厅处级官员，所以当地政府在拆迁补偿时给予了特殊关照。即使如此，负责谈判的代理人不断想获得更多的好处，以致项目中断了两年。

三是胆子特别大，吃不得半点亏、寸步不让的类型。这类钉子户不仅敢于而且勇于与政府对抗，一旦觉得自己利益受损，什么方式都敢用，且不达目的势不罢休。媒体上经常报道的打横幅、写标语、游行示威等 “街头政治” 行为，以及 “史上最牛钉子户” 的表演性抗争，大多符合这类钉子户的行为特点。

与强势钉子户不同，弱势钉子户一向老实本分，甚至惧怕政府，他们成为钉子户是一种无奈和被动。弱势钉子户的抗争形式除了拒绝签字、拒绝配合之外，一般不懂得大道理，也不懂得如何谈判，更不善于采取吸引眼球的方式进行对抗。但一旦政府逼急了（比如强制执行），他们也会 “绝地反抗”，比如自杀等极端的方式反抗。虽然强势钉子户也会用极端的方式，但他们的心态和抗争目标往往不同，许多强势钉子户的抗争是一种不服气、不服输的心态，其目标往往是夹杂着 “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弱势钉子户的抗争往往是一种无奈、是对变迁的恐慌心态，其目标是为了寻求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保障。

（六）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指那些在县域治理中人数众多、却是分散的、势单力薄且专注于自己如何 “过日子” 的人群。也就是说，相对于钉子户而言，大部分普通民众是安分、老实、随大流的。普通民众的行为特点是对公共事务不太关心，以家庭为核心，过好自己的日子。虽然普通民众不具有政治参与文化，但是在日常治理中，普通民众的沉默或对公共规则的淡漠往往也会导致县域公共治理的困境，导致难以实现公共利益。
▍权力版图：能动者的碰撞与较量
虽然各个能动者与县域治理的实践活动相互关联，交织运行，但在县域政府治理中，最具影响力的能动者是以政府为主体的领导和普通干部与政府治理对象为主体的钉子户和普通民众。甚至可以说，基层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县域政府中的领导和普通干部与县域治理中其他能动者之间的互动。因此，这两大能动者的关系构成了县域治理主体的主要结构关系，从中我们也能较为形象地理解政府与社会、官与民之间的关系。

（一）领导与其他能动者之间的关系#

1. 领导和普通民众的关系：“遥不可及”

虽然县域政府是离普通民众最近的一线政府，但我们在所调查的县域发现，如果普通民众试图与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会面，至少要经过三重门，第一重是政府大院的保安，第二重是政府大楼电梯口的设有密码的玻璃门，第三重是县主要领导办公楼层的铁门。铁门平时都上锁，由领导的秘书把守着。所以，对于一个普通群体而言，如果他们想去见县主要领导，那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2. 领导与钉子户的关系：“避而不见”#

普通民众都很难见到领导，如果钉子户想找县主要领导上访，那更是难上加难，因为领导对钉子户一般采取回避的方式。例如，为了躲避那些前来政府大院上访或群访的民众，县主要领导很少从政府大门出入，而是坐电梯到地下车库直接离开。虽然 2008 年出台的领导大接访制度要求县主要领导每周要接访群众 1 次。但只是奥运会、“两会” 等重要敏感时期才接访，以控 “京访”。正常时节的接访大多是仪式性的，即在接访室与民众面谈 1 小时左右离开，由其他副职的县领导（人大、政协的居多）主持和接访。总之，即使在一个小县城里，普通群体都很难见到作为书记、县长的县主要领导，尽管他们也是基层干部，但他们与基层民众的距离已相当遥远。

3. 领导与商人的关系：“称兄道弟”#

与对待普通民众和钉子户不同，领导对商人是热情甚至是殷勤的。事实上，领导的一些业余时间是与商人共度的，他们一起吃饭、打牌、休闲。在 2012 年公车不能私用、公款不能消费后，商人的车便成为领导私用时的专车，领导的账单则由商人抢着付款。领导与商人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了。这亲密关系的背后往往有着共同的利益纽带 —— 项目。县域的一些重点项目，大多数是被那些与领导关系密切的商人承接。有些项目通过 “围标”、“邀标” 和 “流标” 等形式，几乎都是为这些商人量身定做。

除县领导外，县域内作为政策具体操作者的部门领导和乡镇领导其实也与商人关系密切。以我们调研的 D 县为例，在商人的许多项目中，大部分都有领导的参与。比如，对于征地拆迁而言，许多领导十分积极，因为征地背后项目所产生的利益都有他们一份。领导与商人的关系也可以从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中得到充分展现和说明。D 县政府的招商文件中，甚至有对商人采取 “保姆式服务” 的措辞。

4. 领导与混混的关系：“爱恨交织”

在县域，有名的混混同时也是本地有名的商人，所以那些成为大商人的混混与领导几乎也是 “称兄道弟” 的关系。混混因为可以在诸如征地拆迁等政府难以应对的治理事件中发挥作用，被领导们表扬为 “工作得力”，对他们喜爱有加。但是，由于大部分混混都可能参与黄、赌、毒等非法生意，并且时常因欺行霸市而影响社会秩序、激发社会矛盾导致民众上访，从而加重领导治理负担，甚至引发治理风险，令领导不满。所以，领导有时必须在姿态上或实际行动上对混混进行打压，以平民愤。

（二）普通干部与其他能动者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讲，普通干部与领导的关系应该是 “执行和命令” 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可能只有那些想被提拔的年轻人才会真正做到完全服从领导的意愿。大多数普通干部虽然会按照既有的规章制度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但一旦需要做一些得罪人的事，比如对付钉子户，他们便难以按照领导的意愿执行，而是采用消极和怠慢的态度。因为普通干部打心里都不愿意得罪人，更不愿意与民众、钉子户起冲突，所以，一般得罪人的事，普通干部是不会去做的。这时，混混就要上场。混混之所以与领导、普通干部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是因为当普通干部不积极时，混混愿意冲到前线去支持领导的 “事业”。所以，在基层治理中，混混是用来得罪人的，因为混混不怕得罪人。

普通干部为何变得消积懈怠，不去 “得罪” 民众和钉子户，很大原因在于公共舆论和网络媒体发达的情况下，普通干部的非正式行为容易导致公众的谴责，或承担相应的责任。出于对自身利益和职业安全的考虑，普通干部的理性行为是 “不做事”，或是做个不得罪人的 “老好人”。所以，基层普通干部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不再像税费时代时那样紧张，而是 “客客气气” 的，谁也不得罪谁。不愿意积极做事的普通干部自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交往变少了，关系也就相应地变得疏远，既没有紧张的不良关系，也没有亲密的良好关系。
▍能动者规则的非对等性
在理论上，治理通常被认为 “是一种用于处理广泛问题和冲突的方式或机制，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各种非政府行为主体通常通过谈判达成彼此满意和对彼此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但在现实中，如果没有基于共识和公共利益的原则和是非标准，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于是，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或是胆子特别大、敢于并善于向政府对抗的能动者，往往能突破基本的公共准则，依据特殊的政策和规则达到自己的目标。

县域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一旦各方能动者对规则和资源的使用丧失了基本共识和 “公共性” 时，那么基于合作的 “善治” 便难以达成。以县域的征地拆迁为例，那些不依照规则行事的强势钉子户，往往能获得特殊政策或特殊规则对待，从而成为县域城镇化过程中获利最大的群体。因为县域政府往往突破常规，运用 “摆平” 和 “搞定” 的逻辑，应对那些不依常规行事的强势钉子户。比如县域政府会采取诸如给予享受低保、特殊救助款等利益诱惑的方式，收买这些不遵守公共规则的强势群体。

一旦当 “摆平” 和 “搞定”、“策略主义” 的逻辑成为县域治理术中的常态技术时，基层治理将越来越失去其公共性和政治性。如县域政府在弱势的能动者面前表现得很强势，是个盛气凌人的强者；而在强势的能动者前却表现得很弱势，是个畏缩的弱者。这种欺软怕硬的姿态和行为将会加剧基层治理技术和治理规则使用的个体化、随意性，从而导致县域政府在公共治理中丧失应有的权威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县域政府治理的去政治化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失衡，进而加剧基层公共品供给和公共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这无疑会加剧损害原本认同度极低的基层政府形象。

在具体实践中，能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以及民主化的前提是所有能动者之间在规模、所拥有的资源和能量等方面相当，否则，各能动者间的谈判或博弈就难以实现均衡。
县域政府实践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治理主体结构的非均衡性，即领导干部与普通大众相脱离，而与商人、混混等强势群体的关系较为紧密。
比如 D 县也采用了 “土地－财政－金融” 三位一体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但这一模式背后有着具体的能动者，即获取土地财政的政府和拥有金融资本的商人。
土地收益成为这两者的共同利益基础。

从这一角度看，“土地－财政－金融” 的一体化实质是县域政府和商人的利益联盟。之前不入流的混混之所以能加入此利益联盟，是因为土地在开发之前必须经过征地拆迁这一环节，混混恰恰在这一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能有效地应对因征地拆迁而涌现出来的 “钉子户”。

由于土地收益十分凸显，作为能动者的政府与强势群体的行为也表现得极为充分，其利益联盟的特性也较为显著。但事实上，政府和强势群体在土地收益方面形成联盟，也会在其他公共利益领域联盟。比如，大量转移支付资源以农业、林业、旅游、环境等综合开发项目的形式自上而下到达县域政府，这为地方强势群体与县域政府结盟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空间与条件。
各类项目被强势群体承揽，基层政府领导干部也从中捞取好处，并与强势群体之间形成灰色利益链条，结成合谋套取公共资源的利益联盟。一旦政府与强势群体之间形成了利益联盟，政府就很容易在市场行为中偏向于强势群体而损害普通民众的权益，强势群体也情愿协助政府以 “摆平” 各类不稳定因素，基层治理结构由此失衡。

利益联盟和治理结构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一种以谋取公共资源为目标的 “分利秩序”，进而导致 “基层治理 "
闭塞县城遍地 “资源”
小县城里的头号权力者自然是政府官员，他们站在这里权力分级的第一梯队，也自然地成为分利秩序的维护者。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小县城这片一亩三分地是没有多少利益可贪图的。其实不然，中国的小县城基本都能有十多万的人口资源，有些县城甚至更多

人口资源，#

自然就能有相应的人口红利，房地产、餐饮以及教育等都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而这些行业的运营流转里自然有数不尽的利益产生。
或许，那些误入歧途的官员也曾挣扎反抗过，但最终没能逃过欲望的诱惑，成为了不法之徒。尤其是一个没有前途发展的小县城，这里没有生产、科技以及创新，有的只能是在机关领导班子里打转，人情世故是这个地方的通行密码。

以亲族、血缘发展起来的小县城，并不同大城市那般流动频繁。人们相互之间总是沾亲带故。所以，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很难理性化，按照传统以及规矩办事成了他们的习惯。那些有违法理的事情就在人情世故中消解了。

土地幅员辽阔，在信息不发达的岁月里，上级根本无暇管控到小县城的细枝末节。领导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县级官员呈递上去的漂亮报表。当然，随着舆论信息的畅通以及中央的重视，小县城也不再是什么山高皇帝远的法外之地。开放的公务员考试以及大学生村官制度都在为这些闭塞的地方投入新鲜正义的管理血液。想要短时间内就荡涤这里的社会风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这样充满学识以及正气的年轻人加入小县城的权力机构里，至少可以改变原本僵化体制下的官僚气息。
想要彻底改变现状依旧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这些新鲜的血液不仅要学会如何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更要注意不被欲望诱惑与蛊惑，毕竟这些蕞尔县城里隐藏着太多的利益链条不容外人打破。处在这根链条上的人无不想继续自己作威作福的生活。没有人愿意退出，或者说这些沾惹了不良利益的人也早已无路可退。即便是在环境如此紧张的状态下，他们依旧想要放手一搏，赌徒总是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会是最后的赢家。

县域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

原因有三：

一是县城交通便利，基本能够覆盖全县范围内的乡村；

二是现有的工业是从原有的县办工业转型而来，而县办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

三是县城有工业园区，在用地等方面更加便利。
　　
（二）服务于小农经济的县域商业
　　县域商业也主要服务于小农经济。商业流通体系是分层级的，一般可以分为县乡两级，县域商业是指县一级的商业流通体系，主要集中在县城。
　　在小农经济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居住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呈现出 “大分散、小聚居” 的格局。

农民一方面产出农副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外部市场购买各种工业消费品，这就需要一个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即商品中转站。乡镇是直接面向农民的最基层的商品中转站，也是最低层级的市场体系。每个乡镇覆盖一定范围的农村，费孝通称其为 “乡脚”。而县是比乡镇更高一级的商品中转站。从工业消费品下乡来看，一方面，有的耐用商品由于消费频次较低，其所覆盖的 “乡脚” 范围较大，一般集中在县城，比如农机、汽车等消费品。另一方面，外部工业品在向本地销售时，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县一级往往会设立代理商；县级代理商虽然也会直接零售，但是主要依靠更下一级的零售商店来进行分销，这些零售商店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个体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农资。农资销售一般有县乡两级经销商，县级经销商直接代理厂家品牌，从厂家进货，再配送给乡镇的经销网点，而乡镇的经销网点直接面向农户销售。

县城的辐射范围更加广泛，所产生的商业利益总量也更加可观，能够产生一部分体量较大的商人，同时推动在全县各个乡镇产生规模庞大的零售个体户。
　　由于县域经济的总量较小，县域经济中非农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劳务输出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条主要出路。

县域的服务业主要是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带动的。在房地产业发展以前，县城城区范围非常小，周围被县城所在镇的农村包围，只有两三条主街道；城区人口也很少，主要是县城所在镇的农民和县里的单位职工。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两个群体进城：
一是在乡镇工作的基层干部，他们成为工作在乡村、居住在县城的走读式干部；二是农民工群体，他们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了结婚或者子女教育。
　　城镇化仍然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从家庭成员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县域城镇化称为 “三栖城镇化”。为了维持城镇生活，农民家庭的成员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般是父母在老家务农，丈夫在大城市务工，妻子在县城陪读。在 “三栖城镇化” 模式下，县城的城镇生活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能够获得来自农村和大城市的资源支持。而县域城镇化的一个优势在于其距离农村较近，在子代进城的同时能够得到父代的资源支持，而父代的资源支持主要来自农业。同时，子代自身要维持城镇生活，也需要外出打工，主要是到沿海或附近省份的大城市去打工。这样，通过家庭内部的 “半工半耕” 的结合，才能凝聚起足够的资源维持城镇化的生活，而这也使得县城成为城乡之间的一个资源汇聚点。而县域城镇化的吸引力在于其能够提供比农村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相较于大城市，县城的公共服务无疑是农民工的次优选择，县域城镇化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对于农民工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

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中，农民的消费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县城，县城因此日益从商品中转站转变为消费中心。人口集中带来的集聚效应加速了现代化消费方式从大城市向小县城的传播和下沉，小县城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成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空间中介。大城市里习以为常的大型超市、电影院、KTV、游泳馆等消费场所都在县城里落地了。
县域社会结构：扩大的熟人社会
　　在县域经济中，小农经济是其底色，工业和商业服务于农业，从后两者中逐渐产生了一个非农化的商人阶层。商人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中从农民群体分化出来的一个阶层，很多商人最早是在乡镇集市上摆摊做生意来补贴务农的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批最早经商的农民逐步发展壮大，并且日益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经营者。由于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县城，所以商人阶层也集中在县城。
　　在商人阶层之外，县域社会中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非农阶层，就是干部阶层。县城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是县级政府的驻地，而县级政府是国家进入地方、对地方进行治理的政治中介。县级政府是县域社会的治理者，而在以小农经济为底色的县域社会中，农民是县级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因此，县级政府中的干部阶层，和商人阶层一样，也服务于小农经济。从干部的来源来看，除了县级干部以外，科级干部及普通干部多数都是本地人，而且很多都是农民的子女。最早的干部来源多数是军队转业干部，很多干部的配偶还是农民，即 “半边户”。此后，随着大学扩招，本地的农民子弟外出读大学以后，又回到本地通过考试进入政府内部工作，包括医疗、教育等事业单位，一般省内二本的毕业生都会回到本地参加考试并在体制内就业。由于在传统小农经济中，非农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进入体制就成了农民最高的梦想，这是在农业之外最稳定体面的就业方式。
　　乡村社会是一个 “生于斯、死于斯” 的熟人社会。而县域社会则是由农民阶层和从中分化出来的商人阶层和干部阶层共同组成。无论是商人阶层还是干部阶层，都是服务于农民阶层的，因此也必然受到农业的地方性的影响，在更大的县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社会。在这个地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无法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建立直接的熟人关系，但人们的社会关系却是高度地方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在县域范围内产生的，因此仍然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熟人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县域社会可以称为扩大的熟人社会。
　　这一 “扩大的熟人社会” 集中体现在县城中。在县城，人与人之间很难再通过日常交往建立熟人关系，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是陌生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县城似乎和大城市一样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生活在县城里的人，每个人日常性的社会交往半径是有限的，只能维持一个比较狭窄的社交圈子，而每个人社会交往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当地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人群。
　　除了社会交往建构的关系以外，每个人身上都还维持着血缘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等多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也都是在本地生成的。由于以上不同类型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都局限在县域范围内，所以每个人的熟人圈子产生交集的概率很高。通过彼此交集的熟人圈子，县城里表面上的陌生人其实很容易通过各种中间的社会关系建立联系、变成熟人。这种 “圈子交集效应” 使得县城里的一个人可以借助已有的熟人圈子快速扩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因此，县域社会可以理解为介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本质上依然是熟人社会。
　　在县城的扩大的熟人社会中，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比如口碑的重要性：一家新开的餐厅，如果味道不佳或服务态度不好，通过圈子交集效应，没有几天就会传遍整个县城，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托关系走后门非常普遍。这是因为通过圈子交集效应，每个人需要办事时，很容易就能找到请托的熟人。
　　与此同时，县域社会又是一个阶层明显分化了的熟人社会。商人阶层内部可以分为老板阶层与个体户阶层。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小农经济底色，市场总量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县城里的老板并不多。但是个体户阶层却非常庞大，因为个体户的经营规模不大，随着人口向县城集中，个体户也往县城集中。干部阶层可以分为官员阶层与工薪阶层，前者的数量比较有限，主要是乡镇和县直部门的领导，后者的数量则比较庞大，尤其集中在老师和医生这两个群体上。除了商人阶层和干部阶层外，大量的人口还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构成了县域社会中最为庞大的一个阶层，即农民阶层。理解县一级的社会结构，对于县域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三个方面#

一个是这个县里驾龄 10 年以上的本地人出租车司机
二是这个县的地税局国税局财政局相关资深工作人员
三是这个县几家最大最豪华酒楼饭店洗浴中心的老板
出租车司机熟悉这个县的社会状况
税务财政部门了解这个县的经济发展
老板们对这个县近些年的权力架构应该都门儿清
县里官场的事，问该县组织部和纪委的老人即可
县里江湖的事，问该县公安局，尤其是刑经治三大队的老人即可
如果再想知道多一些的信息，问该县最大的开发商建筑承包商即可
县里的或许也有年头最久的律师事务所，也可以问问他们。
1. 政协副主席里面，不是从部门乡镇等行政机关成长起来的人物；
2. 当地主要行业协会会长的姓氏和党政领导的姓氏相同的；
3. 每年捐款排名前五的的本土企业；
普通人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下领导经常喝茶聚会的茶庄，经常吃饭饭店，政府定点打印的打印室。
这类店的老板，普通人也能接触的上。
一般情况下好吃好喝的陪着，问一点小问题都会告诉你的

商业恶斗#

在小县城的权力分级里，商人自然是要占得一席之地的。
小县城里的资源有限自然不能和大都市的商业运作相提并论，但是在信息媒体的轰炸下，即便是小县城里的居民也被滋养出极高的消费欲望与能力。
更何况，商人作为官方的白手套，许多运营操作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改革开放之下，城市率先富裕了起来，为了平衡发展帮助落后的县城乡村，政府部门不遗余力地推行招商引资的计划，期望通过先富带动后富。
只不过事与愿违，先富起来的根本无心帮助落后者，反而变着法子地压榨落后地区。
每个小县城里都躺着烂尾的别墅、小区。那些打着发展生产与工业的园区也是常年冷清，很多外来商人与官员合作，交出一份漂亮的发展计划书后就做个样子，然后轻松套取上头的扶持拨款。
并没有得到更多工作岗位的平头百姓们还要承受房地产开发商的欺骗，去购买永远不能交付的房子以及承受虚高房价下带来的沉重房贷。
住房、出行、生活以及教育的成本都在这些商人的哄抬下水涨船高。走不出小县城的人们只能被迫承受，毕竟外面城市的消费更是他们不能承受的。困守此地的他们只能代代为这些商人、银行打工度日。

 小县城的资源有限，经济利益蛋糕无法做大，所以谋取利益的方式就是不停地争夺。在这场利益争夺战里，许多商人开启了利益输送的方式寻求官方的话事人与保护伞。由于官员不好直接参商，与合适的商人合作就成了最佳渠道。他们捆绑成一条利益链，自上而下地欺瞒与榨取钱财。当然作为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蚱蜢，终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上方的利刃劈下来时，那些曾经县城里的首富或者开发商的大老板就成了挡箭牌。他们有些人受牵累锒铛入狱，有些人甚至丢掉性命。

但是即便如此，依旧有数不尽的商人去攀附，期望自己站在最高的地方耀武扬威。诚然，他们出卖良心尊严终能换取几分利益，但同样也是让自己站在悬崖之上，随时有毁家陨命的危险。

黑恶势力盘根错节#

比起县城里的官员与商人，最让老百姓记恨与恐惧的就是那些黑恶势力，他们这些人为了谋财甚至敢去害命。
在寻得保护伞后，更是开启黄赌毒的模式，替那些不方便出手的人做心狠手辣的事以及漂白来路不明的钱财。
他们是直接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的，所以当上方雷厉风行时，这些人是最直接被清洗掉的。

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犯罪手段带有暴力性、反侦查能力较强，使得其社会危害性也比较高。

认定一个犯罪团伙具有黑社会性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即便某一犯罪团伙的社会危害性够得上 “严重”，其组织特征也不一定符合黑社会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团伙的时候就会非常困难。在警务实践中，几乎没有一个黑社会团伙是在其内部组织状况被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受打击的，公安机关恰恰是从普通社会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侦查、打击，最后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对其加以清除的。

为什么这样说？从理论上来说，
任何一个 “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

因此，一个 “成功” 的黑社会团伙也必定是 “企业化” 运营的。但是，一旦黑社会团伙达到规范的企业化运营水平，也就意味着它基本上摆脱了暴力等低水平、风险高的谋利手段。而一般的犯罪团伙最多只是松散的犯罪联合体，根本够不上 “组织” 要件，也不能被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因此，真正能够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犯罪集团并不多。

一、熟人社会网络#

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 “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

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的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县城调研时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个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他们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就可以不费力地找到。事实上，笔者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由此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
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笔者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他们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
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就变得复杂了。
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者。这些老板也因此交游甚广，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

二、产业灰色地带#

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
从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
黑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组织因此具有一定优势。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
再比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发展，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 “转包” 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
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笔者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的 “混混” 开的。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
县城，由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
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 “加盟”，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

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则负责维护垄断市场秩序。2010 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 10 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两个行业之间冲突不断。
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
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发现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 “管理” 了。
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也有保障。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了。
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人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 “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 2 毛钱，这 2 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
2 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势力却在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
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
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它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 “突破” 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三、黑社会的两条 “底线”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 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
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三是来自产业经营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
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

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
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要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这当然遭到了严词拒绝。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
在公安局内部人士看来，完全将黑社会根除困难重重，因为黑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网络很难拔出，需要非常艰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

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
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自身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 “组织” 的奖励：
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
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的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
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 “组织” 意图。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于是他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 “老大” 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但却没有涉及一个政府公职人员。
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 “底线”：
一是不要犯命案，
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
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来做事。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就会把事情搞大，后果便难以预测。
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 “严打” 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给公安局提供合适的 “战绩”。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在笔者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 “吃了政府吃村民”。
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
县城的生存之道，混圈子、找关系！#

县城，大学生，
只适合 3 个工作，公务员，医生，教师。
县城只有两种工作，安稳吃财政饭和吊儿郎当打普通工。
因此，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教师、银行职员等安稳工作扛起了县城保留人才的大旗
县城考公的人群大概有两类人：
一类是从村镇到县城的跨越；
一类是返乡 “世袭爵位

县城是一个关系网络编织成的社会，所以混在县城，最重要的是关系。而关系中确定性最高的，便是 “世袭”。在县城内，体制父母的孩子也还是在体制内、从医父母孩子也在医院、生意父母孩子也在生意场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职业 “内循环”。

公务员工资分为三部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三部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公务员的奖金也叫年终绩效，所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构成差不多，基本工资实行全国统一标准。因此，同一级别的公务员基本工资差不多，有差别的是津贴、补贴和奖金，后者由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当地企业人员工资水平等因素决定。

此外，公务员还享受四险一金，比五险一金少了一个失业保险，大概是因为公务员不会失业，但我下面马上会讲公务员被动失业的问题。四险一金在不同地区差别较大，也是由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地点和收入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城市选择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不过少数情况下，一些垂直管理部门的收入可能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是由所在单位的性质决定的，比如海关，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三个因素，部门。这里说的部门分类包括党委部门、政府部门、纪检司法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等等。确定了部门类型，然后才能考虑具体的工作岗位，比如文秘、会务审计、会计、岗务、宣传和后勤。

因此岗位选择的逻辑是，第一步选城市，第二步选部门，第三步选岗位。
千万不能倒过来，切记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会告诉大家尽量不要去，哪些人口明显减少了城市，我会提供两份收缩型城市名单供大家参考。

我会从有利于晋升的角度告诉大家在部门选择方面的一个秘籍，努力实现多个部门之间的螺旋式上升。在谈及城市选择和部门选择时，
一、避开收缩型城市有人说中国最大的灰溪流是地方债务问题，也有人说中国最大的灰溪流是人口减少问题。要我说，其实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如果人口持续增长，债务就不再是问题，因为全世界的政府债务本质上都是下一代人帮上一代人还债。说了难听点，这叫隐私。卯粮在中国的成语字典里，隐私卯粮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讲，它就是一种信用消费模式，是中性的。理论上只要人口数量能够维持甚至不断增长，那么这个接龙游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一旦人口明显减少，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甚至可能像多米的骨牌一样坍塌。政府债务如此，社会保险如此，房价也是如此。

人口减少对城市结构的巨大的负面效应法，人口减少对地方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当地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因此，从需求侧讲，如果人口减少了，那么所需的公共服务就减少了。换句话说，就不需要那么多公务员提供服务了，从供给侧讲，人口减少了，财政收入也减少了，政府提供公务服务的成本就提高了。

这个名单主要包括四类城市，一是工业衰退型城市，例如铁岭、大庆。二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例如七台河、鹤岗。三是被周边的中心城市洪熙的城市，例如南通、丹东。四是偏远城市，例如巴中、黑河。第二份名单来自山东师范大学张帅等人的一篇论文，他们对收缩型城市的定义更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减少，这是主要标志。二是经济增长停滞甚至是衰退。三是社会活动减少，按照这个定义，他们提供了搜索程度不同的城市名单。如下，这个名单主要包括三类城市，一是人口和经济两个维度。出现了搜索的城市，例如 GC 鹤岗 2 是人口和社会两个维度。出现了搜索的城市，例如湘潭、佳木斯，三是人口、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都出现了收缩城市，例如丹东、本西

收缩型城市主要出现在东北、西南以及中部部分地区。相对而言，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甚至是京津冀地区都没有收缩性城市。事实上，这三个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最具活跃的地区。其实，伴随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劳动力的质量，而不再过于依赖劳动力的数量，因此生育率会逐渐下降，人口绝对值会逐渐减少，这是一个全球大趋势，而且人口的减少是缓慢的，不是断崖式下跌。如果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够及时出台.

一个建议，选择比你家乡至少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工作，绝对不能降维打击却比你老家更低的行政辖区工作。比如说你老家在乡镇，那么你可以考虑去老家所在的区县工作。如果你老家在市辖区，那么你可以去市本级机关或者省内较大的城市、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工作，但千万别反过来，除非你只是暂时下沉基层，以后还有把握飞龙在天二实现螺旋式上升。

谈到了避开搜索性城市，这是选择岗位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但是在可选城市中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类部门，包括党委部门、政府部门、纪检司法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工经赋等社会团体，还有海关、税务和环保等垂直管理部门，以及剩下的其他部门。

很多人都想知道选择哪些部门作为体制内职业生涯的起点，才能更快的晋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吃透干部选拔的政策。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但不能用，要满足三个核心因素，一是年龄要有优势。

因为官员都有退休年龄和退居二线的年龄限制，所以越是年轻，体拔的空间越大。大家还记得中线干部里有一句民间谚语吗？

年龄是个宝，关系最重要，能力做参考。

二是认知经历要足够丰富。条例明确规定，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务任职的经历。假设一个人要当副市长，那么他应该至少干过两个县处级岗位，比如当过两个县的县长，或者先后担任了区长或者市级的局长，又或者先后担任过县长和县委书记。

考编的同学什么起低呢？第一，起点高很重要，因为较高的起点才有更多的岗位轮换机会，我在前面讲过，想回到家乡的同学，至少要在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就业，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履历很重要，多样化的岗位经历，更有可能担任党政主要领导。我听说网上很多人认为去两办，也就是党委办和政府办、组织部、团委和纪委，这样才能升得更快。按上面的逻辑还真未必，因为再好的起点待久了也可能成为一种限制。好的起点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系列岗位。

第三，专业岗位也有升迁机会，在一个系统内深耕细作，同样会有收获。最怕的是手数两端这山望着那山高，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确定了城市和部门之后，我们最后谈具体的岗位的选择，在这方面我认为要注意三个基本原则，一、优先考虑轮换较快的岗位。前面的分析表明，既要保持年龄优势，又要有丰富的认知经验，只有想办法在多个岗位之间快速轮换才能满足。因此，岗位存在第一源就是找准结构。
动是一个社会网络的概念，就是能够与其他节点频繁连接的中心节点。通常来说，不管是党政部门还是纪检部门，本部门下属的办公室、秘书科、会务科以及其他综合其他岗位就属于这种结构洞。当然，我这里只提供原则，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判断。原则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公务员里特别谈到了比较优势对于个人选择的重要作用，选择岗位同样要考虑比较优势。比如说很多人都认为给领导当秘书是一个结构洞，因为通过领导可以四通八达，但你首先要考虑清楚当秘书是否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能不能写材料？做不做得到，随时待命，会不会当好领导的耳目与喉舌？如果觉得自己不是那种特别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那可能还不如找一个技术型岗位，先踏踏实实干出自己的业绩，然后再考虑通过专材的通道晋升。

2021 年到 2023 年国考最热门的岗位。请看下图，这些热门岗位基本上都是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其中国税局又是热门中的热门，比如江苏省国税局扬州高新区税务局的一级行政执法员，广东省国税局、深圳罗湖税务局的一级行政执法院。建议考公的同学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尽量避开热门岗位，因为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除了避开热门岗位，还有两个岗位建议大家也尽量避开，一是报名资格限制特别少的岗位，这类岗位负荷台的人太多了，很难发挥你的比较优势。另一种是报名资格限制特别多的岗位，

命入局中局，执手棋盘中，
蹉跎问道门，缘来天地间，
江山人才出，尘网牵未休。
祸福还车毂，输赢待局终。

红豆不解相思味，人生到头为情困
云谲波诡心为引，以身作棋惑浮生。
入局深处观时变，回首向来萧瑟处：
世事皆是风云变，浮华褪尽五观现
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