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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化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情境，從多方面 —— 制度、權力、階級、階層、語言、歷史記憶、器物、風俗 —— 對人群進行區分，將之分為不同的群體。
從文化到個人，從情境到行為，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態度、人們在跨文化情境中的反應都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當文化混搭與碰撞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物質領域時，人們對文化混搭的態度是積極的、接受的，外來文化在人們眼中代表著新奇、好玩，是豐富生活的元素；當文化混搭發生在象徵性與神聖性的文化領域時，人們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是消極的、排斥的，外來文化是危險的，具有威脅性與攻擊性，可能會吞沒、同化掉內群文化。
文化心理學領域將幾種文化價值觀分別命名為：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 essentialism）、文化色盲主義（cultural color-blind）、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會聚主義（polyculturalism）。持文化本質主義的人會將文化視為具有特殊性的、穩定的、一成不變的實體，當他 / 她處於文化混搭的環境中時，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間不可改變的差別。

認同：聯結個體與群體及文化情境的心理機制

“認同” 最初是個體心理學的概念，後來被用於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及社會心理學中，用來指個人產生的一種聯結自我與族群、社會、國家及各類群體的心理機制。透過 “認同”，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在環境形塑個人，及個人與外界建立情感聯繫的過程。“認同” 也是在社會心理學視角下解讀文化與群體關係的重要變數。
社會認同或群體身份的建構性還表現在，同一個體可能會有不同的社會認同或群體身份，不同的認同之間可能是協商的關係，也可能是對立的關係。在不同社會文化中生活過的個人，可能會通過整合、轉換和協同等認知策略，協調在不同族群文化中獲得的族群身份認同。而當少數族群的移民族群文化認同變得突出，並被主流文化群體排斥和拒絕時，文化適應壓力將會產生，原有的族群身份與新的社會身份將會產生對立甚至衝突。

玩耍與嬉戲是動物與人類共有的天性，在玩耍和遊戲中，動物與人不僅可以習得未來生存的基本技能，例如肌肉與大腦的發育，還可以在玩耍和嬉戲中學習社會及群體需要的基本規則，獲得社群身份及群體屬性。
人們通過使用玩具在玩耍中滿足四種不同的需求：模仿、入迷、競爭和尋求機會，例如騎士木偶讓孩子們模仿權力與成年，棋盤遊戲教會個人競爭技巧的同時又要求孩子們接受機會的概念，體驗生活的不確定性。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曾指出，嬰兒在玩中學習技能，訓練身體技巧，自 18 個月起，嬰兒開始在遊戲中假扮角色，演習成人社會中的規則，完成社會化的發育過程。

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社會分工越加精細，知識系統也越來越專業化，工作對個人技能的專業性要求也越來越高。這種社會的變遷帶給教育理念的變化表現在人們對待 “玩耍” 及遊戲的態度上：系統養育的理念使童趣盎然的 “玩耍” 越來越人工化、系統化、刻意化，甚至產業化。相關研究發現，美國自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中產階級父母的育兒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父母投入更多時間、經濟和資本在孩子身上，各種散漫、自然、隨意的 “玩耍” 開始被有組織、協作式的 “玩耍” 取代，例如放學回家後，社區中鄰里夥伴的捉迷藏、過家家、跳房子、玩彈子的遊戲被棒球賽、合唱團的排練、夏令營活動所代替。

教育是階層再生產的重要方式，因為教育可以培養人們形成不同的 “慣習”，這套慣習使人應對文化、社會和自我具有不同的形式，從而帶給個人不同的文化技能、社會關係、行為適應甚至各種文化資本。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下系統化、協作式、有目的的玩耍教育也能體現階層的分隔。

社會，“玩耍” 不再是對未知環境、事物隨心所欲、天真爛漫地探索，而成為家庭教育中被規劃的內容。在中產階級家庭中，“玩耍” 變成了協作式養育的重要部分，具有嚴格的規劃性和規則感，整體來看，呈現標準化、系統性和一致性特徵。對於農民工家庭來說，“學習” 是家庭教育的焦點，是改變生活狀況與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方式，“玩耍” 恰恰是被家庭教育排斥的內容。
比較兩個不同階層群體的父母 “玩耍” 觀念後，發現存在不同的家庭教育理念：對於中產階級家庭，注重全面發展、家長協作、從多方面培養孩子的能力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目標；但是對於農民工家庭來說，由於時間、精力和經濟條件的限制，父母家庭教育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學業成績的關注，以期待升學成為重要的社會上升途徑。在這種情況下，建構 “多元評價體系” 不僅是改善應試教育弊端的重要理念，也是改善家庭教育中存在階層不平等的可操作化方式。

群體思維和團體思維#

在成長過程中，我一直被教育要領導別人，不要跟隨。誰沒有聽父母這麼說過：“如果你的朋友從橋上跳下去，你也跟著跳嗎？” 我們生活的時代和文化環境非常重視個性，非常重視不受他人影響去獨立思考。在群體思維的時代，出現了可以探索的新範式，它更強調集體智慧和集體解決問題。群體要比個人聰明得多。詹姆斯・索羅維基在 2004 年撰寫的《群體的智慧》一書中提出，在某些條件下，許多人要比幾個人聰明。群體智慧理論的關鍵就是如果你選取很大的群體，提出一個問題，群體的智慧將和專家的回答不相上下。
通過群體思維，利用群體智慧，並非是人云亦云。我們並不是要放棄自主或獨立，是我們而不是群體來做決定。但是通過群體思維，我們可以獲得信息、洞見及知識，極大地改善自己的思維和生活。別搞錯，群體思維並不是團體思維。從定義上來說，團體思維是指一個小團體由於受到誤導，盲目忠於團體，或是因為團體追求和諧一致，甚於追求真理，由此做出了錯誤的決策。團體的信仰或價值觀的道德 “正確” 常常讓這種一致性變得合理了。團體思維是沒有多元意見或不同聲音的，團體思維從本質上就不歡迎獨立思考。
但只有在獨立思考時，在群體具有多元性和異質性且不預設任何 “正確” 的決定或結果時，群體思維才能發生。只有由不同年齡、背景，具有不同興趣、專長的大型群體產生不同或相悖的觀點時，才會有群體智慧。
群體思維和團體思維正相反。群體思維是有目的、有方向地獲取人類（或至少是大型社交網絡）集體知識的努力。

當我們做決定或解決問題時，就開始了重要的認知過程。通過利用群體認知，群體思維促進了我們的個體認知或認知過程。只要是群體共同解決了問題或是做出決策，就都是集體認知，其最終結果就是集體智慧。

有人尋求群體智慧，他就必須投入資源，尋找很大的群體並與之互動。現在，很多人在自己的群體中，都有成百甚至上千的社交網絡朋友。如果你屬於這種情況，你就很幸運。在面臨緊迫問題需要專業回答時，你可以借助朋友們的集體智慧。

弱關係是最重要的。格蘭諾維特將弱關係定義為非密友或家人的熟人。比如，如果有兩個彼此分開、完全不同的社區或是社交網絡，唯一聯繫它們的就是弱關係。如果喬認識 A 社區的鮑勃，喬也認識 C 社區的比爾，那麼喬就是聯繫兩個社區的弱關係，也是鮑勃和比爾之間唯一的聯繫。格蘭諾維特解釋了為什麼擁有更多弱關係的社交網絡能夠實現更輕鬆的協調和更快的改變。擁有更多弱關係（想想網上所有熟人的熟人）的個人也具有更高的流動性，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弱關係是連接我們和所有我們希望在生活中實現的創新或有效變革之間的橋梁。弱關係也是我們獲得更多新信息、新想法和不同專門知識的途徑。

強關係常常是那些和我們很相似的人，但是弱關係把我們與群體思維、群體智慧所需的異質性聯繫了起來

弱關係是你通往其他網絡和不同群體的橋梁，他們就是對你的群體思維產生最深遠影響，帶你獲得集體智慧的朋友。
集體智慧可以是一種非常強大的資本。就像總統身邊總是有專門的顧問團隊，當你面臨個人知識或專長無法解決的問題或困境時，你也可以獲得近在咫尺的聰明顧問的幫助。你將學會如何培養、管理數字世界中的人際關係，並利用群體思維促進你的事業發展，提升個人生活質量，實現自己所有可以想到的目標。這並不高深。這種簡單的方法可以發掘出你的社交網絡的全部潛力。

群體共同思考#

群體思維是旨在解決問題、做出決定、獲取創造力、讓生活變得更輕鬆愉快而進行的眾包思維過程。我們不是獨自思考，而是運用社交技術和龐大的群體共同思考。這個過程涉及提出問題、分析反饋以及基於集體智慧得出答案。

群體是不是變得更聰明了？
眾籌是眾包的另一個例子。眾籌不是尋找一位投資人為項目投入大筆資金，而是尋找一大群投資人，而每人只出很小的投資金額。畢竟 100 位投資人要比一位投資人更好吧？那麼 1 000 萬名投資人呢？不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豈不是更安全？
初創企業需要資金時，傳統上都會到銀行或是風險投資公司推銷它們的想法，希望坐在桌子對面的某個人能夠認同，並願意投資。有了眾籌，企業家可以把他們那些了不起的想法和一般的想法（群體會決定到底屬於哪一種）直接呈現給一大群潛在投資者，以期獲得投資。
眾包過程的管理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資源。而群體思維可以讓你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社交網絡，獲得同樣強大的資源。你在臉譜網或推特上不僅可以發布你的位置、你和誰在一起、晚上吃了什麼，或是你最喜歡的貓的視頻；你還可以通過社交網絡以新穎、獨特而又簡單的方式獲得朋友、朋友的朋友乃至全世界人類大腦的集體天賦和力量。

現在你可能會想：“我每次在搜索引擎裡鍵入一個問題時，是否在運用群體思維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為當你使用搜索引擎時，你並沒有讓別人和你一起思考，你是在利用算法找到相關信息。在很多情況下，這些信息來自一些想賣給你東西的組織。比如，如果你想要尋找最佳度假地，你在搜索引擎上鍵入了這個問題，就會看到很多公司提供的信息，它們都是在某個度假地投了資的，希望把你弄到那裡去花錢。

群體思維中，你對完美度假地的選擇取決於你表達過的對你有價值和意義的事物。群體思維沒有動機 —— 你主動找到你的群體，其提供的專家式建議是基於你需要什麼、希望什麼、重視什麼，而不是群體想要賣給你什麼。搜索引擎在尋找信息、事實和數據時是有幫助的，但作為決策工具沒什麼作用。群體思維不是將你的決策外包，而是對決策的支持，其核心是創新和與眾不同。
" 從眾包中受益網絡社交生產”，即網絡社會的一種新生產模式。社會不再僅僅依賴工業或有組織的生產，因為彼此聯繫的群體可以以全新的方式創造價值。
群體思維就為社交網絡時代的人類智能提供了新的生產模式。本克勒教授預言社交生產將不僅是一股潮流，也是一種能夠改變社會的最為關鍵的經濟和文化轉變。
當我們通過群體思維而依賴集體智慧時，我們就可以做出更好、更明智、更有價值的決策。在任何領域的成功都既可以來自競爭性思維，也可以來自合作性思維。有人甚至認為合作性思維更能帶來成功。但是為了充分發掘群體智慧，你必須首先培養群體。

和群體分享事情或是尋求幫助的時候，無論對強關係還是弱關係提問，提問本身會暴露你的脆弱。在透明的文化中，人們對過度分享都十分恐懼。
進行群體思維時，我們最寶貴的資本就是真實的自我。我們都是人，都在奮鬥、成長、學習、嘗試和失敗。我們和群體分享這些有關人性的東西越多，群體和我們的交流就會越多。群體對公關沒什麼興趣，對真實的人類情感則有很大的興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大多數人對廣告無動於衷，卻痴迷於戲劇性故事。
向世界傳播某種形象或是某種 “狀態” 的需求在推動著社交媒體。看看我幸福的家庭，看看我美麗的度假照，看看我的伴侶是怎麼公開示愛的，祝賀我升職吧，買我的產品吧……
群體思維不是去比較外在，而是真誠地分享內在。其本質是在商業和個人生活中彼此依賴，其基礎是真正的聯繫和共同的價值觀。在看到某個人的狀態是 “到底要買哪輛豪車” 時，我們根本不會回應這種 “凱迪拉克問題” 就轉而去幹別的了。但是當我們遇到真正的群體思維（有人因為換工作而感到恐慌，需要建議，或是因為孤獨需要邂逅）時，我們就會對這種脆弱和開放產生共鳴，我們就會想要和對方聯繫，回饋價值。反過來，無論我們分享什麼也是一樣的。我們本能地知道某人或某事是真實的，也知道某事是錯誤的或是某人企圖操縱他人。
脆弱是強大的，有勇氣的人才敢展現自己的脆弱。可能你分享的內容是你正在尋找生活中或職業中更多的意義和目的。這可能有點兒嚇人。但我向你保證，你發布的每個真實的問題，分享的每個真實的想法，讓你從集體智慧中得到的比付出的 10 倍還要多。讀了本書之後，試試吧。在你的群體中試試。從小事入手，慢慢來。一開始，我不敢辭去微軟的工作和群體分享的所有恐懼或懷疑都被群體緩解了。最後，群體會一直支持你。
博客創作
擅長：
・用連貫和更詳細的方式講述你的故事，在進行群體思維時，能夠更多地描述你自己以及你熱衷的事物。
優點：
・這是給大量讀者提供價值的最好方法，而且也不受時間或字數的限制。
・你的博客不會在推送中被淹沒，和其他形式相比，即使過了很長時間，也依然可以搜索到。
缺點：
・耗時。創作和管理活躍的博客需要大量的時間，群體也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閱讀。
・要培養致力於群體思維的忠實讀者群具有挑戰性，也需要時間。

領英
擅長：
・在專家中進行群體思維。
優點：
・如果你有專業性問題，領英是進行專家群體思維的最佳場所。
・即使你在臉譜網不活躍，你也依然可以接觸到大型群體，在你感興趣的領域和目標群體中進行群體思維。
缺點：
・搜索和加入相關職業群體需要投入時間。
・有些團體很大，你的問題可能很長時間都沒人看到，也無法得到實現群體思維所需要的回覆數量。
推特
擅長：
・簡單、易懂的問題可以得到群體同樣簡潔的回答（最多 140 個字符）。
優點：
・進行群體思維最快的方法，立刻就會有評論。最接近於即時群體思維。
缺點：
・如果你的問題或決定很複雜，用 140 個字符或者更少的字符很難表述清楚。
・和臉譜網一樣，你需要至少幾百名 “粉絲” 才能形成自己的群體。
Quora
擅長：
・需要龐大的群體才能解決的複雜或棘手的問題。
優點：
・目前最大的群體思維平台之一。
・可以保持匿名，不必讓臉譜網的好友或是推特的 “粉絲” 參與。
缺點：
・和在領英一樣，你的問題要有趣或是發人深省，這樣才能在這個大型社群裡獲得回答。和你提給臉譜網好友（他們和你的關係更近，即使是最無聊的問題，他們也可能願意回覆）的问题不同，沒有意義的問題在 Quora 上是沒有任何人回答的。

Google
擅長：
・和在臉譜網進行的群體思維很像，也可以用於需要詳細回答的具體問題。
優點：
・比臉譜網的業務導向強一些，但是群體規模更小，更個人化。
・適合技術問題，用戶常常很熱情。
缺點：
・現在還很難積累到群體思維所需的人數。
・非匿名。
想讓群體拿出時間進行群體思維，你就必須要真實，以創造真正的價值。

價值是關鍵。#

通過社交媒體提供價值意味著你分享的內容能夠教育、啟發或是幫助別人把工作做得更好，或對他們的個人生活有所裨益。價值就是讓別人歡笑、思考或是感受。提供價值會培養你的群體，所以每次進行群體思維的時候，和群體或是網絡互動的時候，問問自己你增加了什麼價值。涉及你的事業時，價值要比精美的名片、公交車身或是超市推車後面一張你的宣傳照更重要。它甚至比你簡歷上的字句更重要。無論你做什麼職業，熱衷什麼，當你給別人提供價值的時候，他們就會關注你，記住你；如果你在尋找新工作或是升職的機會，他們就會聘用你。你創造價值時，你也創造了互動的群體。在本書中你會逐漸看到，一旦擁有了互動群體，你將無往不利。
從哪裡獲得價值？
價值可以是任何事物。可以是你寫的東西，你覺得有趣的文章或視頻鏈接，發人深省的問題，或是對你或你的生活有意義的其他信息。當你分享這些對你有價值的內容時，它就會為你的群體創造價值。價值可以讓人們笑，讓人們哭，或是讓人們讚嘆生命的奇蹟。群體思維中的價值也可以是一些更實際的東西：幫助別人實現心願，通過分享知識、信息和經驗節約別人的時間。價值是主觀的，這是肯定的，但價值通常不是一段貓的視頻或是你吃大餐的照片。價值是一種雙向溝通。提供價值就是這樣：要給予。它並不是做公關或是賣產品，它是讓人們去思考和體會，它是清晰的信仰和觀點。從群體給你的反饋中，你就會知道自己的分享是否有價值。他們喜不喜歡你的帖子，是否轉發了，他們是不是參與討論了你的帖子（或是博客和推特）中提出的觀點或問題？他們是不是豐富了這種對話，把他們網絡中的人也帶到對話中來？當你提供（各種形式的）價值時，群體就會壯大。這可能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要你提供價值，就會變得令人難忘。在營銷和群體思維中的第一條經驗就是：要被人記住。如果你真誠地分享了你是誰、你對什麼感興趣，群體就會呼應你，和你交流，關注你，也會邀請其他人一起來關注你。如果你在乎，群體也在乎。和群體互動，得到他們的關心需要時間和精力，但是群體一旦關心你，群體思維的超級力量就可以為你所用了。

借助群體解決公司難題
群體思維可以幫助你獲得工作經驗，但是企業也在借助群體思維尋找員工，填補空缺，解決公司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就業這個領域，群體思維是一條雙行道。

群體思維和首席聆聽官
在 CEO、COO（首席運營官）和 CFO（首席財務官）還有其他三個字母縮寫就代表組織內重要職位的時代，越來越有必要設立 CLO（首席聆聽官）了。無論在領英、推特還是上，你的顧客和雇員都在討論你的公司、產品和企業文化。CLO 負責傾聽這些意見，也很有可能負責組織內部的群體思維。傾聽很費時間，但是不傾聽卻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所有的群體思維都需要掌握傾聽的藝術。

群體思維培養群體時，要記住這是需要長時間經營的。你要尋找的是長期關係，不是一夜情。要相應地培養人際關係，不要太心急，不能太衝動，也不能太貪婪。換句話說，要跑遍所有的壘之後完成全壘打。

需要了解你的群體，你的群體也需要了解你，這樣才能培育信任和親密關係。如果你尋找的是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群體思維關係，那就到大型外部平台上，這裡你可以和大型群體進行群體思維，他們也不必知道你是誰。你甚至不用給出真名。只需提出問題，得到答案，然後走人。這就是群體思維中的 “點擊後退出” 模式。這可能不是一種特別有成就感的關係，但能達到目的。

培育內部網絡的時候，就需要時間、精力和耐心了。你不會一夜之間就擁有上萬的 “粉絲”，他們不會一夜之間就做好準備，願意和你一起做出生活中的每一個決定。但是如果你抓住這個群體，與這個群體 “約會”，尊重這個群體，最終，雙方都會對這一關係非常滿意，你終生都可以進行成功的群體思維。你和群體之間的 “彼此忠誠”，可能會花幾個月，甚至是一年。可能你已經擁有龐大的群體，準備更上一層樓。管理數字關係時，無論你是逐個培養群體，還是已經擁有了有意願、有能力的群體，有些行為守則是不變的。

寫博客時，我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到底有沒有人看？有沒有人讀我寫的東西？我花的時間和精力到底值不值得？我想獲得大型群體的熱愛，但我不確定怎樣才能做到。我決定要真誠。

群體思維要求我們努力表現真實，決不妥協，因為群體總會發現你隱藏的動機。一開始我並沒有很多讀者，但是我選擇不妥協，堅持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
價值是個主觀概念。自己和群體決定什麼是價值，所以你最好問問自己這些問題：是什麼讓我思考？是什麼讓我好奇？是什麼啟發我？是什麼能給我的生活帶來幽默？是什麼讓我為別人著想？是什麼讓我開心？和昨天相比，是什麼使今天的我成為更好的人？

群體智慧與專家智慧不相上下。實現的方法很簡單：尋找群體的共識，即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最佳答案。如果是數量類的問題（比如猜測公牛的體重），就計算平均值或是中位值。如果是開放式的問題（比如我應該買什麼車），就選擇最普遍的回答。
維基百科是共識平台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維基人（在維基百科上撰寫文章的作者）有不同意見，他們就會先達成共識，再對文章內容做出集體決定。這體現了作者和編者的集體智能。群體達成一致，一道創造了群體思維的寶藏。
如果你不是在尋找群體共識或最佳決定，而是在尋找某個創意理念，那麼還有其他的群體思維戰略和方法。如果你進行群體思維得到了為數不多的回答，你很容易把所有答案都看一遍，選出一個最好的 —— 特別突出、有創意的新想法。（之後你可以把這個想法告訴群體，看看群體是否一致認可其智慧和創意。）但是如果你收到好幾百個想法呢？好幾千個想法呢？你怎麼逐個篩選去發現那顆隱匿的寶石呢？
你需要篩子來區分好壞，或是區分相關性強和相關性弱的點子。如果你的群體質量很高（我們在下一章會討論優質群體何時會變差），群體就會自我監督，你可以通過為某個主意或是創意點擊 “喜歡” 或是點讚（取決於平台）來篩選點子。

群體愚蠢#

我小時候很喜歡童話，其中最喜歡的就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第一次看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被 “不配看到這件衣服的人就看不到衣服” 的說法所吸引。之後我看到一個小孩在人群裡大喊：“但是他什麼衣服都沒穿呀！” 我感到非常困惑和驚訝。這麼多人怎麼可能沒有一個看出皇帝是赤裸的？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年。即使對年幼的我來說，一大群人做出這麼愚蠢的事也讓我覺得不合情理。
後來我長大了，明白了群體可能是不理智、愚蠢甚至是危險的。
十幾歲的時候，我讀了威廉・戈爾丁的《蒼蠅王》。它講述了一群英國小男孩被困在無人島上的故事，他們想要自我管理，結果卻陷入了野蠻的原始狀態。那時候，我也知道了在納粹德國，希特勒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
成年後，我很納悶為什麼沒有任何人看到互聯網泡沫。為什麼那麼多人明知香煙會致命還去抽煙？在我周圍，從孩提時代到成年時代，都有不少例子表明群體可以犯下可怕的、災難性的、危險的錯誤。
假裝沒看到一個人赤裸不是群體智慧。
陷入暴徒心理不是群體智慧。
聲稱增長重於利潤是恰當的商業模式，這也不是群體智慧。
納粹德國的出現不是群體智慧。
有時優質群體會變壞，如果是這樣，其結果就不是群體思維和群體智慧，而是相反：群體的愚蠢。

群體操縱#

優質群體變壞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就是群體內部的操縱。只要有人意圖影響群體或是引導其行為，就會出現操縱。我們在廣告中可以看到品牌商試圖操縱消費者。我們在金融市場上也可以看到利益相關者操縱股價。在全世界不同的政權下，禁止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的情況隨處可見。如果你要進行群體思維，而有人試圖讓群體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那麼結果就會不準確、不可靠。你的群體必須由具有多元觀點的獨立個人組成。正是群體中每個人的智力和知識共同實現了更好的決策，或是提供了專家級的解決方案或創新思想。有意引導群體不是群體思維。你不希望一個人的觀點或想法由另一個人所決定。
成功的群體思維依賴人們的共同思考，而不是所有人被迫產生同樣的想法

維基百科建立了自己的彙總機制，讓維基人可以進行對話，追蹤變更的內容，做出集體決定。在群體思維中，彙總更為簡單，就是看評論。臉譜網上，狀態更新後會有評論。推特上會有回覆。在博客或是問答平台上，你寫的每個帖子都可以被評論。
這種彙總機制的優勢就是簡單，它很容易吸引群體並與之互動。其劣勢是當回覆量很大時，正如我們之前說的，就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彙總信息，提煉出集體智慧。

群體思維是民主的，它允許言論自由，但是群體和人一樣，在某個人試圖將群體智慧變為其個人表演或是操縱群體的工具時，群體常常會自我監督、自我糾正。在大部分情況下，在需要身份認證的社交網絡，實現群體智慧的條件已經滿足，最後也產生了群體智慧，而不是團體思維或是群體的愚蠢。如果你問問題的方式錯了，或者你的群體太小，或者有人想要操縱答案，那麼就要小心虛擬世界裡追逐權力和控制的 “蒼蠅王”。如果你的群體開始變得野蠻，那就點起烽火，小心隱蔽，期待部隊快來救你。

或者你可以刪除帖子，評估哪些實現群體智慧的標準沒有滿足，然後再試一次。當群體變差時，無論你是作為個人還是公司在進行群體思維，你隨時可以叫停群體思維活動，重新開始規劃。

謹慎。 互聯網上有很多好人，但是也有很多是不那麼善良的人。#

要考慮到你向群體敞開心扉、希望建立更多聯繫的時候，群體不可能去審查你聯繫的每個人，特別是當你在常用社交媒體之外尋找意中人的時候。當你們的分隔度很高的時候，要盡可能多地獲得約會對象的詳細情況。當你從數字世界回到真實世界開始約會的時候，要選擇在公開場所，讓你的朋友們知道你和誰去了哪裡，同時相信自己的直覺。

正如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那樣， 個體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想像出來的。
認同何以重要？讓我們來考慮認同發揮作用的兩種方式：首先，在個體層面，認同直接影響了個體間的行動取向 —— 是敵是友，這取決於對方是否屬於自己的群體。

其次，認同的重要性很可能與某種結構條件有關，當這種條件出現的時候，個體作為優勢群體的一分子獲得了某種潛在的好處。
而如果某個族群獲得政權，其他族群的利益或許就會受損，因此人們也就有了奮起鬥爭的集體理據。人們突然發現，自己其實置身於某種霍布斯式自然狀態的情景之中，缺乏能夠保障和平的強大權威。

一旦觸發鬥爭，衝突中的群體除了互相斬草除根，便再無內在的（或者說是自助的）解決方案 —— 基於對未來的恐懼和根除後患的考量，種族滅絕成為這種衝突的最終形式。然而，地球上的各民族畢竟曾經長期和平共處。我們的族群認同並不包括暴行和種族清洗之類的東西 —— 它們只是保護族群認同的手段之一。倘若如此，那麼，與其去探究族群暴力的心理機制，不如去抑制那些激發群體衝突的條件。由此觀之，問題在於博弈和制度規則，我們需要結構性的、能夠改變行為動機的解決之道。
包括直覺、私利乃至道德的考量。理性選擇理論家通常因為言必稱利己動機而廣受批評。他們所能提供的解答通常是，自利驅動著市場領域與政治生活里里外外的各個方面，甚至構成生物進化的動力。在群體認同及其引發的群體行動中，自利的作用不可或缺，對此以下各章將逐一論述。
自利在群體認同中的重要性，取決於它是否被動員並用於支持或強化其他行為動機 —— 尤其是用以支撐特定的規範。

群體（諸如族群）認同能夠形成巨大的權力。權力常常被認為與對資源 —— 諸如武器和錢財 —— 的控制有關。倘若革命組織能夠獲得這種資源，它們自然不會拒之於千里之外，但是即便沒有這些資源，它們也常常能夠興旺發達。與此類似，建立在個體認同基礎上自發組織起來的群體，儘管缺乏如上界定的資源，卻也總能夠獨占鰲頭。可以說，這些群體巨大的權力來自多數人之間的協作而非資源。
依賴於協作權力 的群體能夠完成一些非同尋常的任務，這與其他那些依靠資源或交換權力 的組織甚為不同。相形之下，前者的內在靈活性不足，因為它們所指望的是其成員個體的承諾，而且它們的行動必須得非常聚焦，否則便難以維繫這種承諾。這就意味著，比起那些務實地謀求發展的動機，那種針對現存制度、行動或秩序的敵意更易於把這種群體的成員動員起來；較之於和平與進步時期，發生危機或遭受重創的時刻更能凸顯這種群體的重要性。

舉例而言，當經濟停滯致使工會力量式微的時候，意識形態也許可以激發動員，但是意識形態的動員作用主要在於促成人們之間的協作，這部分是通過把勞動關係的衝突進行道德化來實現的，但是，意識形態更為具體的作用方式，在於清楚地呈現出群體性而非個體性衝突的存在。

群體認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麼它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數的相關論述都假定，認同是一種原生的、道德的或者非理性的現象。非理性貌似是一個很大的分析範疇，然而除非確指某種本能或者癲狂行為，這種範疇往往流於空洞。撇開似乎是原生性的本能，後天的非理性就只能是一種癲狂了。一個人獻身於某個違背自己利益且沒有道德依據的群體，這頗為不可思議。在圭亞那的琼斯鎮（Jonestown）和得克薩斯州維柯鎮（Waco）所見的有個體虐待和自殺傾向的邪教，或許就屬於一種誘導性癲狂（induced insanity）的例子。
把群體認同視為原生性的，這或許只是一種社會生物學的觀點。根據這種觀點，人們把自己的苦難和損失歸咎於他者，這是一種天定的行為，它是在進化中被自然選擇的一種本能。
人們一般把自我利益和理性選擇看成是當下和未來導向的 —— 畢竟，選擇只是針對行將發生的事情。往事不必糾纏。
其實不然，“往事” 至少會通過兩種方式影響理性選擇。
首先，在進行抉擇的時候，人們的選擇理性與其已有的或者所能獲取的知識有關。設想一下，突然間你心臟病發作，如果我是醫生，那麼我的選擇可能是把你及時搶救過來；假如我不是醫生，那就只能給你一些安慰，最後眼巴巴地看你撒手人寰。我的這兩種選擇，在當時的情景下，都是理性的。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選擇層出不窮，儘管如此具有戲劇性的例子並不多見。在那種情景下，我必須得依據常識來進行選擇，而非什麼完美的理解。假設我的確根據理想來行動，那麼說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就意味著我並不具有一些應有的知識，這也意味著我一早就應該知道我需要獲得怎樣的知識 —— 這也就是說，我當初便是非理性的了。不過，在事情發生之前，我決定獲得某種這樣而非那樣的知識與能力，這卻是一種理性權衡的結果。在早先的知識選擇過程中，我完全無法預料到得去急救一個心臟病突發者的特定情境。對我來說，之前選擇具備怎樣的知識，主要取決於各種知識在當時的獲取成本。如果知識與一些有吸引力的活動相伴而來，那麼它們就可以輕易獲取。以本人的例子而言，到晚年之前，我並未進行語言的選擇，然而，現在我在大多數情境下選擇講英語，這無疑是理性的。

其次，人們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生經歷的產物。舉例來說，我會從某種音樂中獲得很大的愉悅，我對它已經非常了解並因此甚有共鳴。假如我要決定今晚做點什麼，就要看在自己的經歷中所形成的偏好是什麼。同樣地，對於某個社群或者文化中的成員來說，他們的行為方式，也體現了其在社群中所形成的處事之道。在認識論意義上，這種行為偏好能夠建構出一種強大的義務感，進而界定個體所認同的群體之特徵。

許多規範都有這樣的特徵 —— 它們所引導的行為可以被自我利益這一激勵因素所強化。於是，這些規範就既有了規範的動力，也有了利益的激勵，兩者共同驅動著規範並維系其穩定性，某些群體規範 —— 亦即排他性規範與差別性規範 —— 尤其能夠被自我利益所強化。這些規範所包含的集體利益，能夠促成個體為之進行合作。於是，這些規範克服了集體行動的困境 —— 人們通常認為，在那種困境下理性的個體行動難以產生集體利益。

在所有行之有效的社會規範中，最令人稱奇的當屬歐洲歷史上的貴族決鬥所表現出來的榮譽。為了榮譽，貴族們在那些今天看來是雞毛蒜皮的事情上進行殊死決鬥。榮譽這種規範強化了貴族區分於非貴族的優越階層地位，它似乎具有某種一般意義上的集體動員能力。不過，在爭辯兩個作古的詩人的作品孰優孰劣的問題上冒死爭光，這對於貴族個體本身來說似乎沒有多少激勵或者自我利益可言。然而，事實上，這種規範似乎就是具有非凡的強制力，它讓許多貴族別無選擇。
能夠被用以區分群體與社會，並且能被自我利益所強化的規範有很多，決鬥只是其中一種極端的例子。指出這些規範背後的激勵結構，這是一種簡單的功能（而非功能主義的）分析。根據規範行事，就能強化這種規範，並且加大不服從的成本，從而令他者就範。

普世性規範並不指向其他組織，但求服務於本組織成員或社會。這種規範並不會因個體自我利益的激勵而得到強化。因此，比起排他性規範和差別性規範，普世性規範的動員力通常要微弱得多。不過，有兩種普世性規範看來甚為強勢。一種是與二元關係以及小規模互動相關的規範 —— 比如，守諾言、講真話和保持親密夥伴間的忠誠。它們之所以強大，主要還是因為它們能夠被個體的自我利益所強化，這種自我利益就是人們之間為了諾言、真誠和忠誠所必須形成的可靠的互動關係。誠如休謨所言，信守諾言的第一動機在於利益。

第二種強勢的普世性規範，是那些能夠被自我利益的機制所扭曲的規範 —— 這種被扭曲的規範而後又遭到自我利益的強化。舉例而言，在一個無政府的社會中，面對諸如偷盜、傷害、謀殺等諸多惡行，所有人都可能從一個地方性的復仇體系中獲得好處。

暴力衝突#

群體認同 —— 尤其是族群或者民族認同，以及諸如歐洲決鬥年代的貴族認同 —— 所導致的一個最非同尋常的後果，就是它能讓個體為了空虛的群體利益而甘願進行個人冒險。為了相對狹隘的民族利益，數百萬的人赴湯蹈火、獻出生命。對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問道：“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人們對歷史（不過是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而已）的想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犧牲呢？”
在很大程度上，問題的答案就在於，人們對群體的認同逐步升級，形成了強大的認同動員，然後引發了群體之間的潛在衝突，最終演化為暴力。如果先發制人能夠給相關群體帶來好處，這個過程的實現就會更為輕而易舉。是謂先下手為強，隨著衝突的升級，人們的群體外部關聯變得越發稀薄，群體內部義務感越見強大，於是別無選擇地加入了群體暴力。

20 世紀 90 年代發生於南斯拉夫的那些族群衝突，正是這方面的極端案例。在那種情景下，人們倘若不參與群體間暴力衝突，便休想在群體內部自我存續下去。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普世主義曾是西方所有主要的政治或道德理論的核心價值。

二十多年前，西方政治理論家們提出了社群主義這一空前的、真正的反普世主義的理論。或許應該說，他們提出了一個被廣為認可的對普世主義的批判性理論 —— 他們尚未提供一種建設性理論。社群主義常常被鼓吹為一種為特殊社會的觀點進行辯護的理論 —— 至少是為了合理化這些社會中的成員的觀點。不過，社群主義思想的一個詭異之處在於，哲學家們將其奉為圭臬，而現實社群中的那些特質論的社群主義者卻並非如此。後者並不相信社群所建立的規範是正確的，他們毋寧相信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即便是在關於迫害他者的問題上，他們也能將其加以合理化。
哲學上的社群主義有兩種流派：認識論的社群主義和規範的社群主義。個體的理解方式受到社會的塑造，幾乎所有的理論家都能接受這種認識論。然而在本質上，這種說法並非規範社群主義的意涵。

要具備規範性，社群主義的批判理論就必須發展出一個關於善的原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的善是群體為了其成員而建構出來的。
顯然，在某種意義上，人們的偏好和興趣是其社會經歷的產物。是否因為如此，這些偏好和興趣就是社群主義的或反普世主義的？我要重申的是，它們在認識論意義上是社群主義的。和我的鄰居不同，我自有本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形成的品位和價值觀。這是否說明我的價值和偏好就是正確的呢？只要這些價值和品位的實現與他者之間發生了衝突，它們可能就未必正確。然而，從功利的或福祉的角度看，它們的實現可能對我本人來說是有好處的。因此，社群可能會產生善，這種善卻未必是社群主義的善，因為這種善甚至也能被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經濟學家或其他理論家所接受。不過，社群所產生的善，是否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共同體的善，抑或說某個社群固有其善，這還不是很清楚。
第八章：差異何去何從？
為社群進行特定的道德論證，在表面上看是不可信的，儘管在實際中，一個特定的社群的道德表現可能顯得尤其璀璨奪目。但是可以說，社群主義哲學家以及諸多政治運動組織所期許的各種理想的社群，在現實中幾乎難以尋覓。如果我的群體歸屬並非被某一個社群所壟斷，那麼就沒有任何一個社群能夠詛咒於我，現代世界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群。烏托邦的思想家們意圖製造社群的願景，從而展示某種更好的社會組織方式。但是，人們沒有理由去追捧那種通過強制性的忠誠和排斥而組織起來的強大的社群。舍卻這些烏托邦的想法，在事實與可能性之間，我們亟須面對的是現實的考慮。我們的任務是與差異性共存，而非去訴諸同一性，亦非受命於有限的群體。

社會中的策略性互動有三種基本的類型：衝突、協作（coordination）和合作（cooperation）。任何相互影響的行動都屬於其中的某一類型。純粹的衝突互動， 其典型例子是玩撲克或者下棋，在一定程度上也見諸原始的滅絕戰爭和對自然資源的爭奪。

。合作的互動 包括衝突和協作的要素。交換是合作互動的一種典型形態：雙方均有彼此想獲取的東西，通過交換，各取所需，實現雙贏。交換中包含著衝突，因為雙方都不得不讓渡某些權益給對方；其中也包含著協作，因為雙方都可以通過交換而更好地增進各自的福利。

在日常語言和政治理論中，關於合作的討論，大多把我所謂的協作與合作這兩種類型混為一談。在這裡無須咬文嚼字，但是把互動形式直白地表達出來卻是必要的。因為，區分這兩者對於解釋諸多社會過程與制度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為了避免含糊表意，我將時常把合作的互動稱為交換，儘管合作比交換來得更為寬泛。
交換對象可能是某種客觀事物，比如你我之間互贈書籍。

交換的對象也可以是一種行動，比如你我之間互相幫忙。這似乎就是一種政治關係。此外，交換的對象甚至也可以是棄權：比如，在冷戰年代，如果蘇聯能放棄建造一個新的武器系統的話，美國也可能放棄這種行動。在交換中，衝突和損失的要素可能比協作和獲益的要素更占優勢，因此這種行動可能是有悖常理的。比如，你贈我以你的專著，而我則回贈我的專著。
協作問題通常是通過慣例獲得解決的。在各種貌似合理的協作途徑中，人們以某種方式找到了其中的一種，並且將其沿襲下來而不做其他考慮，這正是休謨對慣例形成的解釋，也是戴維・劉易斯（David Lewis）博弈理論的觀點。
舉例來說，美國的駕駛規則或許就是自發形成的，而非基於立法，儘管它現在是被法律所強制執行的。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時間規則

協作與權力#

社會協作，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一旦成功便都能創造非同尋常的權力。即便是上述駕駛規則也包含著巨大的懲罰違規者的權力 —— 那些習慣了某一種駕駛規則的人，總是不得不痛苦地在其他國家適應另外一種規則。我們每個人或許都得參與協作，否則個體就得付出代價。然而，正因為大家都參與協作，協作的約定就能幫助某些人獲得權力。這個過程乃是亞當・斯密國家理論的核心所在。
協作原理。我們之所以要團結起來，是因為，假如其他人也來合作，那麼合作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所在。只要有充分的領導力量以及足夠數量的參與者，我們就能團結起來，而個體就能從中獲益良多。如果有其他人凝聚在另外的領袖力量之下或群體之中，我們也可能很樂意隨波逐流。在這一關於權力如何增長的演化理論中，與群體保持一致性不僅有助於生存，而且也增加更多的一致性。權力未必僅僅是一種可以被耗盡的資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協作中獲取並且實現自我再生產。
協作之所以創造權力，是因為它使得攻擊一個未經協調的群體的行動 —— 比起代表相關行動者利益的行動 —— 能夠帶來更高的回報。這反過來意味著，協作起來的、強勢的群體能夠以非常低的成本採取各種行動。因此，協作不僅創造權力，它也降低了使用權力的需要；也因為如此，少數警察便可以維護秩序 —— 除非發生引爆事件，或者出現了反對力量進行集結的徵兆，在這些情況下，個體就能夠參與示威或騷亂而免受懲處。

根據國家權力和法律服從的二元協作理論，我們就能很好地理解，民眾的忠誠何以在快速的政府替換過程中迅速發生變更。

舉個例子，曾經對人的品性感到不解 —— 他們為何迅速忠於希特勒，又能轉而服從西方盟國以及蘇聯控制下的傀儡政權。自始至終，大多數德國人看來是模範公民。然而，要是我們也遭遇希特勒及其他外來力量的統治，在那樣的強制環境下，我們中的大多數恐怕也會成為模範公民。假如真正忠誠於納粹政權的人果真有那麼多，或者說服從確實取決於合作的公民規範或者某種共享的價值觀的話，那麼德國人輕易地選擇接受戰爭。
同樣地，根據國家權力和法律服從的二元協作理論，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 “消極不服從” 的力量，正如印度的獨立運動或者美國的民權運動所揭示的那樣。消極不服從仰賴於民眾在有限的國家管控能力面前實現協作。顯而易見，雙方協作能力差異甚大。在民眾一方，由於人數眾多，除非有精心策劃的陰謀，協調通常很難做到；而國家的僚屬們卻可以明目張膽地進行謀劃。民眾一方的消極不服從並不常見，這是因為它也需要公開的策劃，以及廣泛的道德共識。然而，消極不服從並非無政府狀態，至少它不是一種混亂狀態。通常，它是很有秩序的。無序通常是國家試圖驅散有序的反抗者所導致的。

交 換#

人們在日常話語中所說的 “合作” 這種互動，通常也就是博弈理論。交換的策略結構可以涉及多方博弈行動者。在多人或者集體博弈的情況下，交換就成為社會秩序問題的關鍵。比起雙方的博弈，這種情況通常更難以釐清，而且，這種多人博弈包含著某種反常的集體行動邏輯。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一群具有共同利益、需要集體行動的人，可能有集體的利益但卻各懷私利。你和我都想要清新的空氣，我們都可以各自做到這一點，比如，不燃燒樹葉，不用木炭燒烤，或者是多付點錢去買那些低能耗的車。不幸的是，我的利益在於其他人都如此行為，而不在於自己 如此行為。從自我中心的角度看，最好的情況就是他人都致力於公共利益，而自己卻快活地獨享一己之利。
另類的集體互動：它產生於協作博弈而不是交換博弈。協作生產權力，權力生產制裁，制裁激勵著集體交換。 當然，社會生活的因果鏈條並非如此簡單和樸素。實際上，這個因果鏈的第一動力無跡可尋。在任何一種現實的制度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某種資源的混合狀態，其中的資源有時候出自協作，有時候是產生於自發的集體交換，有時候則是通過利用既有資源迫使個體為集體作貢獻。在這些情況中，或許會有受到規範引導的行為 —— 尤其是自發的集體交換行動。但是，對於許多制度來說，其激勵結構顯然就是個體動機，這種動機很大程度上是從協作的權力中派生出來的。

權力#

一個有著共享目標的群體或人群，總是相對容易加以動員的。我們繼而可以認為，這個群體或人群面臨一個協作問題。然而，動員能夠達到什麼目標？通常來說，大規模的協作產生出了巨大的權力，這種權力能夠實現多種目的。具體而言，唯有出現了一個凝聚人心的目標，權力才能發揮作用。如果人們為了民族國家的訴求而行動起來，並且團結在某些領袖周圍，然而，一旦這些領袖對民族國家的目標進行妥協或更改，他們很可能就會顷刻間失去人們的支持。

集體行動至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產生權力：第一，集體行動提供了能夠以多種方式來強制或者影響他人行動的資源。

第二，它們圍繞著領袖協作起來，賦予領袖以行動能力。因而，權力至少有兩種表現形態：對普通的經濟資源的聚集以及對個體行動的大量協作，我們或許可以分別稱之為交換權力 與協作權力。
對於激發民族與族群認同、代表某個民族而採取的行動而言，協作權力尤其重要。某個人參加了 X 群體的協作行動，這就增進了這個群體的權力，從而也加大了這個群體達成目標的可能性，由此，這個人以及 X 群體中的其他成員也從中受益。協作權力在邏輯上要優先於交換權力，因為人們必須得先協作起來，創造出秩序，然後才談得上進行資源聚集。這就是霍布斯政府理論的精髓所在：秩序優先於生產。
如果集體行動的成功表現為對某個群體或民族的支配，那麼，要取得成功，就不能僅僅依賴參與行為的加總。如果無利可圖，或者無機可乘，要團結在一個領袖周圍進行族群或民族主義的動員，就沒有什麼動力可言。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們可能感受不到某個族群群體有何政治行動。前蘇聯的少數民族曾經很沉寂，那種狀態持續了兩代人的時間。隨著個體在經濟方面的前景看淡，以及政府無力回應其群體政治訴求，這些族群便即刻爆發出了集體行動。

尤其是當行動成功的引爆點或傾瀉點（tipping point）出現的時候，忠誠的邊際效用就越發顯著，人們的群體忠誠度亦隨之加劇。
當民族或族群的忠誠與權力的制度基礎相互交匯，它們就形成了巨大的強制力，把更多的人捲入運動之中。於是乎，中央政府可以動員民眾，而宗教領袖也可以把族群集結起來。隨著民眾被協同起來，國家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領袖就變得強大（或更強勢）了。
讓我們據此來檢討關於權力的種種概念上的混淆性。權力的研究通常只關注權力是什麼的問題，而非權力從何而來、如何創造的問題。
如上所述，權力可以直接地 建基於眾人的協作。 我們可以把這種協作視為權力的一種形式。權力也可以間接地 建基於集體交換，這種交換產生了包括金錢在內的資源，人們在這種交換中所發生的合作可能是自發的，也可能是被脅迫。
脅迫的力量可能來自某個協調一致的組織，或者與國家及其他制裁者所擁有的資源有關 —— 這些資源可用以操控人們的行動，使其偏離交換行動之初衷。
據此，基於資源的權力可以用來擴充資源。資源遭到消耗，權力亦隨之減少（在戰爭中就是如此），而如果資源得不到及時補給，權力就會耗竭殆盡。相比之下，基於協作的權力會隨著更多人投入協作行動而發展壯大。比如，領之所以具有強大的號召力，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