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與萬斯#
“當一個社會無法再為其成員提供提升的希望時，維繫其秩序的基礎便開始崩塌。”
時隔近 40 年，兩本看似毫不相關的著作在當代全球格局中形成了奇妙的呼應：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 1980 年代末對美國社會的觀察，與一位出身美國鄉村的精英對自己成長環境的回憶錄。它們共同構成了理解當前全球秩序重組的獨特視角。
王沪宁 1988 年的《美國反對美國》與 J.D. 萬斯 2016 年的《鄉下人的悲歌》，這兩部著作在寫作目的、文化背景和理論框架上截然不同，卻都敏銳地捕捉到了美國社會、乃至西方民主 - 資本主義模式中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在隨後的數十年中逐漸顯現，並最終導致了我們今天所目睹的全球秩序劇變。
本文嘗試通過這兩部著作的跨時空對話，探討全球秩序的根本性問題：不同社會如何維繫其內部穩定？這些維繫機制面臨何種挑戰？未來的全球秩序將如何重構？在此過程中，我們將超越簡單的意識形態對立，深入探究人類社會組織的基本規律和當前面臨的根本性挑戰。
一、兩種洞察：從理論預言到親身實證#
王沪宁的美國觀察：制度內的自我否定
1988 年，當時還是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的王沪宁出版了他在美國訪學期間的觀察筆記《美國反對美國》。這本書的核心洞見在於，美國社會最強大的批評力量來自美國自身。王沪宁敏銳地觀察到，美國民主制度中存在著系統性的內部張力：
1. 民主形式與精英實質的矛盾：表面上的民主參與掩蓋了實際的精英主導
2. 自由宣言與社會不平等的鴻溝：美國強調的自由與現實中的種族、階級差距形成強烈對比
3. 價值宣揚與行為實踐的脫節：美國對外輸出的價值觀與其國內外政策的實際表現不一致
王沪宁認為，這些矛盾並非偶然，而是美國社會結構的內在產物。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美國社會內部的批評聲音和自我糾正機制恰恰構成了該體系的活力來源 ——“美國反對美國” 這一現象既是美國制度的內在張力，也是其自我更新的動力。
萬斯的美國見證：美國夢的破滅
近 30 年後，2016 年，耶魯法學院畢業、曾在矽谷工作的 J.D. 萬斯出版了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記錄了他在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亞地區的成長經歷。這本書提供了對美國” 鐵鏽帶” 工人階級生活的第一手描述：
1. 經濟衰退與希望喪失：傳統工業社區面臨的去工業化衝擊
2. 社會流動性的消失：跨越階層的機會越來越少
3. 文化斷裂與身份危機：精英文化與工人階級文化之間的巨大鴻溝
4. 社會病理的蔓延：藥物濫用、家庭解體和社區凝聚力喪失
萬斯的敘述不僅是個人故事，更是對美國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見證。他描述的是一個夢想破滅的世界，在那裡，曾經支撐美國社會凝聚力的” 人人都有機會變得更好”(better their condition) 的承諾已經失效。
從理論到現實：預言的實現
當我們將這兩本著作並置閱讀時，一個驚人的連續性顯現出來：王沪宁在 1980 年代觀察到的結構性矛盾，在萬斯的親身經歷中得到了具體而微的印證。王沪宁預見的” 美國反對美國” 的內在張力，最終在 2016 年的美國大選中以政治震盪的形式爆發，而萬斯的經歷為我們理解這一震盪提供了關鍵的洞察窗口。
更有意味的是，2024 年，萬斯從批評者轉變為美國副總統，這一轉變本身也驗證了王沪宁觀察到的美國體制對批評的吸納能力 —— 然而，這種吸納是否真能解決根本矛盾，還待觀察。
二、群體秩序的基質：兩種維繫模式的比較#
要理解王沪宁和萬斯的觀察對當前全球秩序的意義，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討不同社會如何構建和維繫其內部穩定。
美國模式：期許與市場的雙重支撐
美國社會秩序的維繫主要依靠兩個關鍵機制：
1. 理性共識的制度框架：民主選舉、三權分立、法治等制度性安排
2.“人人可以提升自己” 的期許：作為情感動力的” 美國夢” 承諾
這種結構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將人類社會中固有的競爭和衝突能量轉化為市場行為，將原始的” 貧賤夫婦百事哀”(生存競爭下的暴力傾向) 通過制度化渠道引導為經濟競爭。個體的野心和欲望被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驅動力，這種轉化既滿足了個體提升的期望，又為整體秩序提供了穩定。
正如托克維爾早已觀察到的，美國人對物質繁榮的追求成為維繫社會穩定的安全閥。在這一機制下，不同價值觀、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可以在對” 更好生活” 的共同追求中找到凝聚力。
中國模式：控制與認同的整合#
相比之下，中國社會秩序的維繫則依賴於另一套機制：
1. 系統性的群體行為操控：通過各種制度和組織形式對社會行為進行引導
2. 意識形態上的執政合法性建構：從傳統的” 家國” 到現代的” 黨國” 敘事
這一模式強調集體認同和社會控制的平衡，個體被置於更大的集體敘事中賦予意義。雖然這種模式在表面上看似與美國模式截然不同，但其核心功能是相似的：將社會中的衝突能量引導到可控的渠道，防止其破壞整體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引入了” 人人可以提升自己” 的經濟期許作為穩定機制的補充，這就是”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到” 共同富裕” 的發展願景。這種混合式的穩定機制是中國模式近期演變的重要特徵。
兩種模式的內在挑戰
無論哪種模式，都面臨著內在的結構性挑戰：
對於美國模式而言：
・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必然導致財富集中，而非均衡分配
・經濟周期的不可避免性意味著” 提升期許” 會周期性破產
・全球化雖然延長了周期，但也加劇了國內不平等
對於中國模式而言：
・經濟發展帶來的個體覺醒與傳統控制機制之間的張力
・合法性敘事需要持續的經濟成果支撐
・信息時代下控制的成本與複雜性大幅增加
三、全球化的幻象與破滅：秩序重組的催化劑#
1990 年代至 2008 年金融危機的全球化高峰期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暫時掩蓋了上述兩種模式中的內在矛盾。這一時期的特徵是：
全球化的” 雙贏” 假象
全球化在表面上創造了一種美中” 共贏” 的局面：
・美國通過金融霸權和消費市場獲取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收益
・中國通過製造業出口和技術引進實現經濟快速增長
・全球貿易擴張暫時緩解了體系內的分配壓力
這種關係被許多觀察者描述為” 中美共同體”(Chimerica)，兩國經濟深度融合，相互依存。然而，這種表面的和諧掩蓋了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緊張：
全球化的結構性矛盾
1. 美國內部的階層分化：全球化紅利在美國國內被極度不均衡地分配，金融和科技精英獲益最多，而製造業工人失去工作和社會地位
2. 周期性懲罰的延遲與積累：經濟周期的調整被全球失衡所推遲，但潛在風險在積累
http://3. 中國發展模式的內在限制：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面臨資源、環境和國際競爭的多重制約
2008 年金融危機是這些矛盾的首次集中爆發。危機後的發展揭示了全球化” 雙贏” 敘事的脆弱性，美中關係開始進入重新評估階段。
全球秩序的斷裂點#
金融危機後的全球秩序呈現出三個關鍵斷裂點：
1. 經濟周期懲罰的不均衡分配：危機的代價主要由美國中下層承擔，而救市政策主要惠及金融精英
2. 合法性敘事的雙重破產：美國的” 人人可提升” 期許與中國的” 穩定增長” 承諾同時受到挑戰
3. 全球治理機制的功能失調：國際機構無法有效應對危機，多邊主義受到質疑
這些斷裂點共同構成了全球秩序重組的起點，引發了美國的民粹主義浪潮（特朗普現象）和中國的戰略調整（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四、技術加速與信息時代的秩序挑戰#
全球化的內在矛盾被一個更根本的轉變所放大：信息技術革命。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經濟形態，更深刻地重塑了社會組織和權力結構的基礎。
加速悖論與系統斷裂點#
現代信息技術創造了一個根本性悖論：它同時加速了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方案的發現，但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這種加速效應對社會系統產生了深遠影響：
1. 決策周期與問題演變速度的失配：傳統治理機構的反應速度遠落後於問題的出現速度
2. 小擾動的系統性級聯效應：在高度互聯的系統中，局部問題更容易引發全局危機
3. 解決方案的臨時性與新脆弱性：應對措施本身往往成為新問題的源頭
2008 年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都展示了這種加速效應：危機迅速席捲全球，而應對措施（量化寬鬆、緊急權力）本身又創造了新的系統性風險（資產通脹、治理擴權）。
認知基礎設施的崩塌
除了物理和經濟基礎設施外，社會還依賴於” 認知基礎設施”—— 共享的思維模式、認識論規範和信息處理能力。這些基礎設施正在信息時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http://1. 信息過載與注意力稀缺：海量信息導致有效處理能力下降
2. 算法中介的現實感知：人們對世界的理解越來越依賴算法篩選
3. 共享參考點的崩塌：社會缺乏共識性事實和權威來源
4. 敘事武器化競爭：信息成為系統性操控的工具
這一挑戰的深遠影響被王沪宁和萬斯從不同角度捕捉到：王沪宁注意到美國媒體與現實的複雜關係；萬斯則描述了他成長社區中信息與身份認同的斷裂。當代信息環境的急劇變化進一步放大了這些觀察。
權力與控制的多層轉化
信息時代下，權力和控制機制正經歷深刻轉型，從物理強制向認知引導轉變。值得注意的是，兩種看似對立的社會模式在這一轉型中展現出某種趨同：
・美國模式中：暴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為市場競爭和經濟脅迫的形式
・中國模式中：控制並非靜態，而是從物理強制逐漸轉向信息管理和認知引導
這種轉化表明，表面上截然不同的社會系統在深層運行機制上可能比想像的更為接近 —— 都在嘗試應對信息時代的根本性挑戰。
五、信任赤字：元危機的核心#
在具體政策衝突背後，一個更基本的危機正在形成：多層次信任的普遍侵蝕。這不僅是症狀，更可能是驅動系統轉型的核心動力。
信任作為社會能量#
信任在社會系統中扮演著類似能量的角色：它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合作，並允許更長遠的時間視野。信任的廣泛侵蝕代表了社會系統中類似熵增的過程，最終導致系統功能的退化。
王沪宁的美國批評和萬斯的回憶錄從不同角度記錄了信任失敗的過程：
・階層之間的信任崩塌
・地區之間的信任斷裂
・代際之間的信任危機
同樣，中國強化控制機制反映了一種認知：單純的經濟發展並未產生足夠的信任儲備來支撐體制轉型。
全球信任網絡的斷裂#
在國際層面，信任的侵蝕更為明顯：
・多邊機構的權威性下降
・國際協議的可靠性受到質疑
・全球公共產品供應機制失效
這種全球信任網絡的斷裂是理解當前國際體系碎片化趨勢的關鍵。從安全困境到貿易摩擦，從科技脫鉤到供應鏈重組，背後都反映了深層次的信任赤字。
重建信任的根本挑戰
任何可持續的新全球秩序都必須解決信任重建這一核心問題。這不僅需要新的經濟或安全安排，更需要應對信息環境變化對信任機制的根本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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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真實性確認機制：如何在信息過載時代驗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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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文化跨意識形態理解：如何在價值多元世界中建立最低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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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合作下的短期博弈平衡：如何協調短期利益與長期穩定
六、未來全球秩序的可能路徑#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描繪出全球秩序重組的幾條可能路徑：
區塊化與秩序分化
全球經濟很可能加速分化為幾個相對獨立但仍有聯繫的區域體系：
・美國主導的北美 - 歐洲 - 日韩區塊
・中國影響的亞太 - 非洲 - 部分亞洲區塊
・俄羅斯 - 中亞 - 部分中東區塊
這種分化將導致供應鏈重組、貿易流向重構。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簡單的” 冷戰 2.0”，而是一種更為複雜的網絡化分層秩序，不同功能領域的分化程度可能不同。
技術主權與數字分治#
各大國將加強對關鍵技術的控制，數字經濟將形成” 多重標準”：
・數據主權和技術標準之爭將成為新的前沿
・互聯網可能進一步分化為不同治理模式的區域網絡
・AI 等前沿技術的發展路徑將出現多元化
內部秩序重構與穩定機制轉型
美國和中國都面臨著內部秩序的重大調整：#
美國需要在不放棄資本主義基本框架的情況下，重建支撐社會穩定的” 提升期許”：
・產業政策回歸，強調製造業振興
・有限度的福利國家元素引入
・對精英階層的象徵性問責
中國需要在經濟發展帶來的個體覺醒與傳統控制機制之間找到平衡：
・技術賦能的治理現代化
・民族復興敘事作為凝聚力來源
・有限的經濟自由與政治穩定的平衡
混合秩序時代的來臨
我們可能正在進入一個” 混合秩序” 時代，不同地區和文化將發展出融合不同模式元素的治理方式。這種混合不是簡單的東西方折中，而是對應特定問題的機制性創新：
・美國可能部分恢復某些集體主義和國家戰略規劃元素
・中國可能繼續探索如何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同時容納更多市場機制
・全球治理將更多依賴特定問題導向的功能性聯盟
七、元適應：未來競爭的核心#
在這場全球秩序重組中，最根本的競爭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元適應能力之爭 —— 社會改變自身適應過程的能力。
傳統適應與元適應的區別
傳統治理通過相對緩慢的試錯循環進行適應。而現在，社會需要發展元適應能力：
1. 預期性適應：在危機強制變革前主動調整
2. 多層級協調：協調局部實驗與系統穩定
3. 轉型中的身份連續性：在深層結構變革中維持凝聚力
元適應的三種路徑
不同社會正在嘗試不同的元適應路徑：
1. 自上而下的系統性調整：中國模式嘗試通過中央協調的系統性變革
2. 分散試錯與吸納整合：美國模式通過地方試驗和後續整合
3. 混合網絡化治理：新興的多中心協作模式
未來的競爭優勢將屬於那些能夠在保持社會連續性的同時實現最有效自我調整的社會 —— 既不陷入僵化，也不失去凝聚力。
八、結論：超越二元對立的新視角
王沪宁與萬斯的著作之所以在今天仍有深刻啟示，正是因為它們超越了簡單的意識形態二元論，觸及了人類社會組織的基本問題：如何在急劇變化的環境中維持社會穩定與活力的平衡？如何協調個體自由與集體秩序的關係？
我們當前面臨的全球秩序重組，本質上是人類適應數字時代的集體探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簡單的美國模式 vs 中國模式的框架已經不足以把握複雜的現實。更有意義的是理解：
1. 治理創新的多元路徑：不同社會正在通過不同途徑探索數字時代的有效治理
2. 混合機制的出現：市場、網絡、層級等不同協調機制的新組合
3. 認知基礎設施的重建：適應信息環境變化的社會感知與決策系統
在這個意義上，王沪宁對美國社會的觀察和萬斯對美國鄉村的描述，不僅是對特定時空的記錄，更是對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的不同側面描繪。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在技術變革重塑人類關係的時代，社會凝聚力的來源將是什麼？
也許，未來最成功的社會組織形式既不會完全遵循美國模式，也不會簡單複製中國道路，而是能夠整合不同傳統優勢，創造適應數字時代的新型社會契約 —— 一種能夠同時滿足人類對安全、自由、意義和連接的多重需求的社會安排。
在這個探索過程中，我們需要超越意識形態偏見，以開放心態學習不同社會實驗的經驗教訓，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畢竟，無論東西方，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航行向數字文明的未知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