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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

作者简介#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一个夫妻搭档。他们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印）和埃丝特・杜弗洛（法）
《好的经济学》本书是作者夫妇在 2019 年底的新著，中文版在 2020 年 4 月出版。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书，目的是向大众解释，“好的经济学” 是怎样看待、怎样思考当今世界的重大难题的。

思维导图 2#

《好的经济学》

1. 移民问题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这本书是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新作，因为两个人一直致力于扶贫工作，研究整个全世界最贫穷人口的生活习惯。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这本书是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新作，因为两个人一直致力于扶贫工作，研究整个全世界最贫穷人口的生活习惯。他们为什么要写一本叫《好的经济学》的书呢？其实一句话就已经概括了，作者说：“经济学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

那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什么是坏的经济学？我们从后往前更容易从这本书里边找到答案。

作者说，好的经济学，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了无知和意识形态，确保在非洲正确地发放蚊帐，减少死亡，创造机会的这一类经济学。好的经济学更多地进行实地的研究，更多地用数字说话，更多地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从而给决策者和执行者提供很多的工具和帮助。这就是好的经济学，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那什么是坏的经济学呢？所谓坏的经济学，就是宣扬国家无能、腐败、指责穷人懒惰，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然后增加社会愤怒和对抗情绪，最后让整个社会形成僵局。就是你看那个坏的经济学家的演讲和研究，就会觉得无助，没希望，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实际上，经济学是一个行动的科学，就是教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列举了很多个如何去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经济学的手段。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话题，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移民问题。#

现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都在面临着所谓的移民潮。大家对于移民潮的恐慌，基本上来自这么几个点：

• 第一个就是移民的人口众多。
• 第二个是移民带来的犯罪率高，然后导致了本地人的就业下滑。因此，在欧洲、在美国，很多人在不断地抗议移民潮，但是作者说，这里边有多少是理性的成分，有多少是真实的数据 ——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意大利，实际上移民所占的人口是 10%，但是民意调查，你去问大家，你们感觉移民大概占到多少，平均数是 26%。你告诉他移民没有那么多，但是人们就觉得移民是那么多。因为人的这种感受你没法控制它。

事实上，目前的欧洲根本没有形成移民潮：“2017 年，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大致与 1960 年或 1990 年相同，为 3%。欧盟每年平均接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非欧盟移民人数，在 150 万到 250 万人之间。250 万人不到欧盟人口的 0.5%，并且其中大部分人是通过就业和投靠亲人的合法途径获得移民资格的。2015 年到 2016 年，欧盟涌入了大量的难民，这很罕见。等到 2018 年，向欧盟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回落到 63.8 万，只有 38% 的申请获得了批准，相当于每 2500 名欧盟居民中，仅有一名难民，这种情况很难被称为难民潮。” 这是事实和数据，但是人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你要知道工资的差异与移民几乎没有关系。我们大家用脑子随便想一下，我们会觉得，那怎么会没关系呢？！你移民来了以后人多了，他们要的钱又少，那肯定工资收入就低了。这就是经济学里边最简单的需求和供给的那条曲线，大家只想到这一根曲线。但事实上，移民的到来会使得这个曲线上移。上移以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差异和移民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那真正离开家乡的移民都是些什么人？这个作者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么多有条件移民的人没有移民？他们就愿意待在他的老家，待在非洲、待在中东、待在南亚这些地方，他们并没有在能够移民的时候选择移民，而往往移民都发生在产生了战乱，产生了饥荒这样的时候。

所以，这里边有一首诗，我要念给大家听。这是索马里裔的一个诗人写的诗。索马里人因为遭遇了战乱和饥荒，所以有很多人离开了他的家乡。

他说：“没人会离开家园，除非，家园变成鲨鱼的血盆大口，你只能奔向边境。当你看到整个城市也在奔跑，你的邻居跑得比你更快，喉咙里透着血腥味儿，过去和你一起上学的男孩，曾在旧锡厂后面吻得你天旋地转，此时正举着一杆比他还高的枪，你只能离开家园，如果它不让你留下……”

并不是一个人好端端地只要觉得那个国家有钱，我就一定会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事实上，就是这些不得已而离开家乡的人，来到了这些更发达的地区以后，他们所带来的是本地人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

然后本地人做什么呢？大量的本地人因为移民的到来产生了升值。

低技术移民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的原因，第一，比如说，你这儿来了一些非洲的移民，或者是中东地区的移民。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他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只能干最基本、最普通的活。所以，本地的那些至少能够说本地语言的人升成了领班。他可以成为更高级的工作者，然后促进了生产。

第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移民也需要消费。本地人已经有房子了，已经装修好了住在里边，每个月的消费就是吃饭、穿衣服这点事。但是，一个移民来了以后，他需要有房子，需要租房子，需要买家具，需要买更多的东西，所以消费会得到增加。

第三，移民的到来减缓了机械化。如果移民不来的话，老板们只需要多买几个机器，就把这些人替代掉了。这才是引发失业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移民到来了以后，工资收入水平下降，他要求很低，老板们减缓了机械化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生活方式。所以，本地人可以干更有产出的工作。

第四，移民还会去从事很多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就是原本这些事大家不想干。你在北京你去问一下，北京开早餐摊的什么人？基本没有老北京，开早餐辛苦啊，所以外地来的人更容易愿意干这些事。

此外，还有移民更富有创业精神。我们在各个地方，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本地的居民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安逸了。他有房子，他收房租，他可以有很低的生活需求，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就够了。但是，外来的移民更具有创业和创新的精神，甚至他们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这里边举了一些例子，他说：“2017 年，财富 500 强中的美国企业，43% 是由移民或者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此外，前 25 强企业中，由移民创办的占 52%，前 35 强中占 57%，13 个最有价值品牌中的 9 个是由移民创立的。亨利・福特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史蒂芬・乔布斯的亲生父亲来自叙利亚，谢尔盖・布林出生自俄罗斯，杰夫・贝索斯的名字来自他的继父，古巴移民麦克・贝索斯。” 这些大名鼎鼎的创业家全是移民。

所以，我们过去从脑海当中凭直觉、凭最粗浅的对经济学的了解，我们认为，移民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经济学的实地研究告诉我们，事实上没有。低技术移民不会损害本地人的工资和就业。

但是，你注意，技术移民更容易拉低本地人的工资。真正移民过来以后，使得本地的白领收入下降的，是来自于那些技术移民。但是，还要注意，技术移民对于当地援助贫困人口有利，因为他使得服务费用降低了。

大量的人不愿移民的核心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缺乏人际关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 你让我现在搬到美国去住，我不愿意去。谁都不认识，你在那儿每天干吗？好山好水好寂寞。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的舒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就是我在家里边待着，我再穷、再苦，只要饿不死，最起码是舒适的。这是家庭所带来的独有的东西。

第三个原因，是你在当地会有家庭的纽带。

第四个原因，是人们对移民的系统性风险的偏见。作者研究过尼泊尔，说尼泊尔只要发生一起在外国死亡的劳工事件，当年的劳务输出就会大幅地下降。

事实上，发生了一起，并不是很多，但是人们普遍是不看统计数字的，人们是看显著性，就是我听说那谁家的谁，在国外出事了。所以，这种系统性的偏见导致人们其实根本不愿意去。人们的固执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人们对于移民的偏见，对于这件事情的担忧，你跟他讲再多的数字，就像你跟意大利人说，你们这儿的移民人口根本没有 26%，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人们极其固执。

事实上，给经济造成更大威胁的，是人员的不流动。当一个地方人太过稳固时，这个经济没有产生人的流动，才会遭受巨大的挑战。

你看，我这么讲完，大家会觉得说，原来需要通过经济学的研究，才知道移民这么大的问题。那如果牵扯到移民政策的话，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讨论，应该怎么样制定？这就是好的经济学所需要去做的工作。

《好的经济学》
2. 贸易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二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关于贸易。

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二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关于贸易。这一章叫作贸易之痛。

你知道，关于美国加征关税能否提升美国人的福利，这有一项调查。这个调查，在给到普通老百姓的时候，出来的结果形形色色，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是在给到美国顶级经济学家的时候，不管他是什么学派，不管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也不管他的研究出身，只要他是美国著名的顶级经济学家，那么投票的结果，是 100% 不赞同这个观点。就是 100% 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加征关税根本不利于美国人福利的提升。

为什么人们之间要有贸易？这里边就要提到最早的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他说，贸易使得两国专注于各自擅长的领域，然后大家交换，交换了以后的结果，是所有国家的总收入得到了增长。这个叫作比较优势理论。所以，在很早以前，当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人们认为贸易一定是非常好的。

但是，后来 “萨缪尔森警告说，至少在富裕国家，贸易可能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 就是贸易对这个国家肯定有好处，牺牲谁的利益呢？牺牲的是工人的利益，就是贸易越发达，导致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越大，也就是说白领的收入变得越高，而蓝领的收入变得越低。这就是萨缪尔森当年所做的警告。

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叫作托帕洛娃。这个经济学家在研究各种贸易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作粘性经济。她说，粘性经济会导致粘性陷阱。这个学说提出来以后，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排斥。他们认为这个不符合经济学的假设。

那什么是粘性经济？就是经济学的假设，认为人是理性人，所以当他发现，这个贸易产生了不平衡以后，人员就会流动，生产资料就会流动，钱就会流动。但是，托帕洛娃观察了特别多的地方，包括印度、中国、南非等发达的、不发达的国家，她发现，当经济出现了落差以后，这些人、生产资料、钱都不流动。

比如说，印度很多银行，当这个地方的某一个产业受到了贸易的冲击，已经丧失了活力的时候，它们依然宁愿把钱贷款给过去的那些老牌的工厂，也不愿意贷款给那些新兴的产业。按理说，如果人是理性的，如果这个社会像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能够快速地调配生产资料的话，那就应该赶紧把钱贷给那些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不是，它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导致这个钱放出去了以后，甚至收不回来，这就叫作粘性陷阱。

当一个地区进入到粘性陷阱以后，像美国有一些小城市，由于那个工业被进口替代了，这些人竟然能够在失业后就待在那个地方，拿着最低的生活保障，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你说，你可以去更大的城市打工，你可以学一门新手艺，你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不去，人们的转变没有那么快。所以，贫穷的发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这种粘性的陷阱。

所以，在进行贸易的研究的时候，作者说：“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有技术和资本在国内某个地方以非常高的效率生产大部分产品。此外，它们也有足够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吸收众多部门的大量工厂以适当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进行国际贸易，它们的损失相对较小。” 这也就是说，你评判一个国家受到贸易的影响，跟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是有关系的。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国内贸易环境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所以它们受到的影响相对会小很多。真正受损最大的是那些小国。

那贸易战到底可行不可行？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说：“那么，重拾保护主义关税有用吗？” 答案是没有。

“现在重新引入关税，对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帮助。原因很简单：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论点之一，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是转型问题。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从未真正振作，因为粘性经济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迁到新的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因此资源也无法流向他们。”

粘性经济的发现，对于解决贸易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过去，把贸易问题都视作是理性假设，似乎像玩游戏一样很简单，这边的指标下降了，那边的指标就上升。粘性经济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很多地方的就业指标下降了以后，这些人不流动、不学新手艺、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做别的行业，所以这些人未必能够受益。

接着作者说：“现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会显然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新涌现的失败者中会有很多来自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地区。我们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这些地区，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还不错。”

因此，通过经济学家的这些论证、研究、数字，告诉我们用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美国国内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是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论题。

接下来他还用偏好理论，解释了偏见和歧视，这部分我们打算用另外一本书来认真地讲。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作《偏见》，还有一本书就是这个作者写的，叫作《贫穷的本质》，都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的。我们在这儿不展开了

《好的经济学》3. 经济增长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三个话题，是关于是否达到经济增长极限的问题。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三个话题，是关于是否达到经济增长极限的问题。

过去，你知道二战以后，有一个辉煌的 30 年。这个辉煌的 30 年，全世界大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了高速的增长，但是从 1973 年以后，似乎停滞了。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增长的极限，是不是经济会没有发展了。

那事实上，就在这儿，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是：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当中，引入幸福和快乐这样的收益，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增长依然在继续。如果我们在看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都只是经济数字，那很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瓶颈，但是假如我们重新看待了幸福和快乐带给我们的效用，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产生变化。

然后在进行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有人提出说，对富人减税是不是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富人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要负责投资，那你对他税收更多，他就不愿意投资，从而导致经济的下滑。通过数字的调研发现，对富人减税，产生的经济刺激效果无效，也就是说，我们用大脑最基本的逻辑想象的东西，从经济学的统计验证来看并不存在。

可能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刺激经济可能有效的方法，第一，是向生产率高的国家输出资本。第二，竭力避免恶性的通货膨胀。第三，优化资源的配置。这些是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同时，要注意一点，这一点在全球目前达成了共识：就是不要为了增长去牺牲穷人的利益。这就是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警告。

《好的经济学》

• 4. 气温升高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

  第四个话题，我想很多人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经济话题，但是经济学家要研究这样的话题，就是关于地球升温。#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四个话题，我想很多人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经济话题，但是经济学家要研究这样的话题，就是关于地球升温。

地球的温度在不断地升高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警钟。各位，你知道你的碳排放量应该怎么样去衡量吗？这里边有一个比例特别有意思，说 “你的收入只要上升 10%，你的碳排放量就会增长 9%。” 所以富人应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负更重要的责任。

“在接下来的 100 年时间里边，地球是会变暖的。地球温度升高 1.5 摄氏度或者 2 摄氏度，甚至更多，导致的气候变化的代价会大不相同。2018 年 10 月的报告，如果地球温度升高 1.5 摄氏度，将有 70% 的珊瑚礁消失；如果升高 2 摄氏度，这个比例将变成 99%，也就是说珊瑚礁将几乎全部消失，受海平面上升和耕地沙漠化直接影响的人数也将大不相同。”

“为了将升温控制在 2 摄氏度，到 2030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要减少 25%”，就是与 2010 年相比的话，要减少 25%。“到 2070 年要达到 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 0，我的天哪。然后如果你希望 “地球的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那么 “到 2030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要降低 45%，到 2050 年则要降到 0。”

如果我们把排放的归因放在消费发生地，就是这里边争吵得很激烈 —— 每次联合国开这种关于碳排放的大会，一定吵架。西方人站起来说，印度、中国你们人口众多，你们消耗了多少碳排放，然后印度人站起来拍桌子说，你要平均到人，你要看看你们有多少人。

如果我们将排放归因发生于消费发生地，就是虽然是中国生产了这个衣服，但这个衣服谁穿的呢？美国人穿了这个衣服，这叫作消费发生地。

那么，数据显示：北美人均每年消费 22.5 吨二氧化碳当量，就是北美这个消费量是最大的。你到美国去看，你就会发现，美国就没有小的两厢车，你很少见得到，美国都是大皮卡、越野车，而且还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办公楼从来不关灯，那个中央商务区永远是亮的，然后空调开得特别冷。为什么呢？他们很多人上班喜欢夏天穿着毛衣坐在办公室里边，觉得很舒服。非得把空调开那么冷，然后穿毛衣上班，男的就穿西装打领带，这个实在是巨大的浪费。但是他们的碳排放量就是这么高，22.5 吨。

西欧人 13.1 吨，你别忘了它是跟收入成正比的，所以西欧人的收入要比我们高，所以他们 13.1 吨。中国人平均 6 吨，南亚人只有 2.2 吨，就是他们不需要消耗太大的能量，他们就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事实上，碳排放分配的大概比例。

然而，地球的升温对于穷国的影响会更大。穷国的人，因为地球升温死亡的人数会更多。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没有空调。穷国的空调普及率就不够高，富国的人，可以住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边，但是空调又再次造成了地球的升温。而这个地球升温，都是由那些没有空调的人来买单。这就是地球升温带来的结果。

乐观的人认为，不要紧。我们原来讲过一本书，叫作《零边际成本社会》。那本书里边里夫金就说，你放心，很快就会出现清洁能源的技术，但是悲观的人认为，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过程本身，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们应该减少的是能源消耗成瘾症。

包括我，我们大家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应该减少的，是我们的能源消耗成瘾。比如，你坐在办公室里边，你干吗非得把它搞得那么寒？！贪凉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空气污染和高温，真的是会造成大量的死亡的。所以，你的能源消耗成瘾会是别人的死亡。你想想这一点，就应该去过相对简朴的生活。

再比如，法国为什么 “黄背心” 要上街游行？就是因为地球升温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自然、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黄背心上街最重要的触发点，就是来自于法国要收汽油税，就是为了减少碳排放收汽油税。你要消耗大量的汽油，你交更多的钱，那就是鼓励你们少开车，多坐地铁、多乘用公交。

这有什么问题呢？上街游行的都是郊区的穷人。为什么？郊区的穷人说，你们玩这个环保游戏，因为你们住在城里边，你们可以很方便地坐地铁，我们那儿连地铁都没有，我怎么坐地铁，你不让我开车怎么办？！所以，我必须得开车。那开车就要烧汽油，烧汽油就要交更多的税。所以，它所牵扯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那这里边，经济学家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呢？有一些建议，作者说：“我们很清楚，防止气候变化以及适应已经在进行的举措将花费甚巨。我们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对那些生活受到影响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再分配。在贫穷国家，可以花钱采取对未来威胁较小的方式，帮助普通公民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有鉴于穷人的消耗并不多，因此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增加一些消耗，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尽量地帮助穷人普及空调，你要让穷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边。因为他们就算装上了空调，他们的碳排放量依然是很低的。

接着作者说：“同时还可以获得更好的空气，减少排放。以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富足程度来说，它们可以轻松地为此买单。

“问题在于，要找到一种不将穷国的穷人与富国的穷人相提并论的讨论方式。将税收和法规相结合，以遏制富裕国家的排放，并为穷国实现向环保过渡买单，很可能会降低富国的经济增长……

“在印度的德里、美国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地方，决策者以增长的名义，拒绝制定或执行有关污染的法规。没有人能够从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受益。”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各国的政要因为现有的蛋糕已经被富人们瓜分了，大家陷入这样的一个僵局当中，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行动，那么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那个地球，就一定是一个升温可能超过两度，甚至超过三度，极端气候变得越来越多的状况。因为地球升温，带来极端气候会变得越来越多，很多人遭受着狂风暴雨，或者是烈日的烘烤。

所以，经济学家通过经济研究，通过碳排放的详细的测算，希望能够让各国政要有触动，进而去行动。这是关于地球升温的话题。你看，这就是好的经济学所需要去面对的真实的世界。

《好的经济学》4. 气温升高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四个话题，我想很多人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经济话题，但是经济学家要研究这样的话题，就是关于地球升温。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第四个话题，我想很多人可能不觉得它是一个经济话题，但是经济学家要研究这样的话题，就是关于地球升温。

地球的温度在不断地升高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警钟。各位，你知道你的碳排放量应该怎么样去衡量吗？这里边有一个比例特别有意思，说 “你的收入只要上升 10%，你的碳排放量就会增长 9%。” 所以富人应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负更重要的责任。

“在接下来的 100 年时间里边，地球是会变暖的。地球温度升高 1.5 摄氏度或者 2 摄氏度，甚至更多，导致的气候变化的代价会大不相同。2018 年 10 月的报告，如果地球温度升高 1.5 摄氏度，将有 70% 的珊瑚礁消失；如果升高 2 摄氏度，这个比例将变成 99%，也就是说珊瑚礁将几乎全部消失，受海平面上升和耕地沙漠化直接影响的人数也将大不相同。”

“为了将升温控制在 2 摄氏度，到 2030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要减少 25%”，就是与 2010 年相比的话，要减少 25%。“到 2070 年要达到 0”，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 0，我的天哪。然后如果你希望 “地球的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那么 “到 2030 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要降低 45%，到 2050 年则要降到 0。”

如果我们把排放的归因放在消费发生地，就是这里边争吵得很激烈 —— 每次联合国开这种关于碳排放的大会，一定吵架。西方人站起来说，印度、中国你们人口众多，你们消耗了多少碳排放，然后印度人站起来拍桌子说，你要平均到人，你要看看你们有多少人。

如果我们将排放归因发生于消费发生地，就是虽然是中国生产了这个衣服，但这个衣服谁穿的呢？美国人穿了这个衣服，这叫作消费发生地。

那么，数据显示：北美人均每年消费 22.5 吨二氧化碳当量，就是北美这个消费量是最大的。你到美国去看，你就会发现，美国就没有小的两厢车，你很少见得到，美国都是大皮卡、越野车，而且还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办公楼从来不关灯，那个中央商务区永远是亮的，然后空调开得特别冷。为什么呢？他们很多人上班喜欢夏天穿着毛衣坐在办公室里边，觉得很舒服。非得把空调开那么冷，然后穿毛衣上班，男的就穿西装打领带，这个实在是巨大的浪费。但是他们的碳排放量就是这么高，22.5 吨。

西欧人 13.1 吨，你别忘了它是跟收入成正比的，所以西欧人的收入要比我们高，所以他们 13.1 吨。中国人平均 6 吨，南亚人只有 2.2 吨，就是他们不需要消耗太大的能量，他们就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事实上，碳排放分配的大概比例。

然而，地球的升温对于穷国的影响会更大。穷国的人，因为地球升温死亡的人数会更多。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没有空调。穷国的空调普及率就不够高，富国的人，可以住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边，但是空调又再次造成了地球的升温。而这个地球升温，都是由那些没有空调的人来买单。这就是地球升温带来的结果。

乐观的人认为，不要紧。我们原来讲过一本书，叫作《零边际成本社会》。那本书里边里夫金就说，你放心，很快就会出现清洁能源的技术，但是悲观的人认为，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过程本身，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们应该减少的是能源消耗成瘾症。

包括我，我们大家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应该减少的，是我们的能源消耗成瘾。比如，你坐在办公室里边，你干吗非得把它搞得那么寒？！贪凉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空气污染和高温，真的是会造成大量的死亡的。所以，你的能源消耗成瘾会是别人的死亡。你想想这一点，就应该去过相对简朴的生活。

再比如，法国为什么 “黄背心” 要上街游行？就是因为地球升温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自然、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黄背心上街最重要的触发点，就是来自于法国要收汽油税，就是为了减少碳排放收汽油税。你要消耗大量的汽油，你交更多的钱，那就是鼓励你们少开车，多坐地铁、多乘用公交。

这有什么问题呢？上街游行的都是郊区的穷人。为什么？郊区的穷人说，你们玩这个环保游戏，因为你们住在城里边，你们可以很方便地坐地铁，我们那儿连地铁都没有，我怎么坐地铁，你不让我开车怎么办？！所以，我必须得开车。那开车就要烧汽油，烧汽油就要交更多的税。所以，它所牵扯到的是非常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那这里边，经济学家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呢？有一些建议，作者说：“我们很清楚，防止气候变化以及适应已经在进行的举措将花费甚巨。我们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对那些生活受到影响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再分配。在贫穷国家，可以花钱采取对未来威胁较小的方式，帮助普通公民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有鉴于穷人的消耗并不多，因此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增加一些消耗，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尽量地帮助穷人普及空调，你要让穷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边。因为他们就算装上了空调，他们的碳排放量依然是很低的。

接着作者说：“同时还可以获得更好的空气，减少排放。以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富足程度来说，它们可以轻松地为此买单。

“问题在于，要找到一种不将穷国的穷人与富国的穷人相提并论的讨论方式。将税收和法规相结合，以遏制富裕国家的排放，并为穷国实现向环保过渡买单，很可能会降低富国的经济增长……

“在印度的德里、美国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地方，决策者以增长的名义，拒绝制定或执行有关污染的法规。没有人能够从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受益。”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各国的政要因为现有的蛋糕已经被富人们瓜分了，大家陷入这样的一个僵局当中，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行动，那么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那个地球，就一定是一个升温可能超过两度，甚至超过三度，极端气候变得越来越多的状况。因为地球升温，带来极端气候会变得越来越多，很多人遭受着狂风暴雨，或者是烈日的烘烤。

所以，经济学家通过经济研究，通过碳排放的详细的测算，希望能够让各国政要有触动，进而去行动。这是关于地球升温的话题。你看，这就是好的经济学所需要去面对的真实的世界。

《好的经济学》6. 被认可的政府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接下来这一章，第六个话题，叫作被认可的政府。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接下来这一章，第六个话题，叫作被认可的政府。作者首先提出来说，市场绝对不是万灵的，它一定需要政府的干预。就是我们过去听说亚当・斯密讲 “看不见的手”，说只要这个看不见的手完全自由，你不用管，这个市场就一定能够有效地配置。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你会发现，市场上充满着大量的不理性，就像股市崩盘的时候，互联网泡沫被挤兑的时候，银行遭遇到挤兑要倒闭的时候。这时候，哪有那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人们的情绪一旦疯狂起来，这时候一定需要政府出来给大家信心，需要政府来稳定这一切。所以，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一支经济调节的力量。

政府获得资源最重要的手段是收税，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说，税收不能太高。为什么？税收如果太高的话，人们就会停止工作。瑞士的税收在全世界都算是相对非常高的，但是当经济学家在瑞士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以后发现，瑞士的税收那么高，并没有减少瑞士人就业的欲望。这也就是说，如果瑞士人不工作，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过着相当懒散的生活，可以晒太阳，可以有东西吃，甚至可以参加娱乐活动，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大群懒汉出现。因为大量的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人们的工作的核心，是为了找到自我价值。你得是一个有价值，能干的人。

作者认为，政府提高税收的比例进行转移支付，去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穷人，去制定更多需要花钱的政策，例如减少碳排放、改善穷人的生活环境、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度，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所以，他认为高税收并不会降低人们工作的欲望。

那一个政府应该如何取信于老百姓呢？怎么样让老百姓信任这个政府，第一件事是提高透明度，就是当政府的各种决策、各种采购、各种竞标活动都能够在老百姓的关注之下进行的话，会提高很多。

还有一条很重要：不要过度地诋毁政治人物。这个作者说，这种诋毁会导致人们对于政府的下意识反对，就是没来由地，反正只要你说我就反对。因为我每天听到的都是关于政府坏的消息和笑话。而且这种调侃和抨击，会阻碍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机构，就是政府机构负责的是全社会最重要的事，应该让很多聪明的、能干的、有抱负的年轻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你把政客全部描绘成很糟糕的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了。这个阻碍了人才的进入。

同时，它也会在潜意识当中影响到官员的行为，就是官员也会产生认同投射：你老这样说我，慢慢地，政客就变得越来越老奸巨猾，越来越讲究政治手腕。所以，他说一个社会不应该过度地诋毁政治人物。

此外，对腐败的执念，反倒导致成本的上升，就是实际上你给予这个官员一点点的信任，会使得他们办事效率变得更高。

政府需要做的，是其他的组织和个人无法替代的事情，比如说穷人的保障扶贫、社会治安的维护，更加科学和有效的转移支付等。

比如说，墨西哥一项计划选择的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什么叫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呢？比如说，你要领一笔救济金，你不能够告诉我说因为你穷，所以就领这笔救济金。你得把你的孩子送进学校，或者让你的孩子接种牛痘，这是政府需要达成的目标。因为你知道接种牛痘这样的事对于扶贫作用太大了。

所以，你要求这些人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叫 “有条件”，然后我再给你进行转移支付。这就是政府需要通过经济学的手段不断地去研究的这些事情，这些事会提升整个政府的可信度。一个国家的政府被认可，成为一个可信任的政府，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这是福祉。

第六个话题，叫作被认可的政府。#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接下来这一章，第六个话题，叫作被认可的政府。作者首先提出来说，市场绝对不是万灵的，它一定需要政府的干预。就是我们过去听说亚当・斯密讲 “看不见的手”，说只要这个看不见的手完全自由，你不用管，这个市场就一定能够有效地配置。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你会发现，市场上充满着大量的不理性，就像股市崩盘的时候，互联网泡沫被挤兑的时候，银行遭遇到挤兑要倒闭的时候。这时候，哪有那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人们的情绪一旦疯狂起来，这时候一定需要政府出来给大家信心，需要政府来稳定这一切。所以，政府是非常重要的一支经济调节的力量。

政府获得资源最重要的手段是收税，所以，有人就提出来说，税收不能太高。为什么？税收如果太高的话，人们就会停止工作。瑞士的税收在全世界都算是相对非常高的，但是当经济学家在瑞士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以后发现，瑞士的税收那么高，并没有减少瑞士人就业的欲望。这也就是说，如果瑞士人不工作，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过着相当懒散的生活，可以晒太阳，可以有东西吃，甚至可以参加娱乐活动，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一大群懒汉出现。因为大量的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人们的工作的核心，是为了找到自我价值。你得是一个有价值，能干的人。

作者认为，政府提高税收的比例进行转移支付，去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穷人，去制定更多需要花钱的政策，例如减少碳排放、改善穷人的生活环境、提高整个社会的安全度，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所以，他认为高税收并不会降低人们工作的欲望。

那一个政府应该如何取信于老百姓呢？怎么样让老百姓信任这个政府，第一件事是提高透明度，就是当政府的各种决策、各种采购、各种竞标活动都能够在老百姓的关注之下进行的话，会提高很多。

还有一条很重要：不要过度地诋毁政治人物。这个作者说，这种诋毁会导致人们对于政府的下意识反对，就是没来由地，反正只要你说我就反对。因为我每天听到的都是关于政府坏的消息和笑话。而且这种调侃和抨击，会阻碍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机构，就是政府机构负责的是全社会最重要的事，应该让很多聪明的、能干的、有抱负的年轻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你把政客全部描绘成很糟糕的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了。这个阻碍了人才的进入。

同时，它也会在潜意识当中影响到官员的行为，就是官员也会产生认同投射：你老这样说我，慢慢地，政客就变得越来越老奸巨猾，越来越讲究政治手腕。所以，他说一个社会不应该过度地诋毁政治人物。

此外，对腐败的执念，反倒导致成本的上升，就是实际上你给予这个官员一点点的信任，会使得他们办事效率变得更高。

政府需要做的，是其他的组织和个人无法替代的事情，比如说穷人的保障扶贫、社会治安的维护，更加科学和有效的转移支付等。

比如说，墨西哥一项计划选择的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什么叫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呢？比如说，你要领一笔救济金，你不能够告诉我说因为你穷，所以就领这笔救济金。你得把你的孩子送进学校，或者让你的孩子接种牛痘，这是政府需要达成的目标。因为你知道接种牛痘这样的事对于扶贫作用太大了。

所以，你要求这些人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叫 “有条件”，然后我再给你进行转移支付。这就是政府需要通过经济学的手段不断地去研究的这些事情，这些事会提升整个政府的可信度。一个国家的政府被认可，成为一个可信任的政府，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这是福祉。

《好的经济学》7. 资助与关注本文是《好的经济学》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最后，政府应该致力于设计更加科学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本文是 **《好的经济学》** 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最后，政府应该致力于设计更加科学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这个是这两位作者的本行，他们就在研究怎么样去帮助那些穷人走出贫穷的陷阱。

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流行发食品券，就是给穷人发食品券。你拿这个食品券去购物，你不能拿它当钱用，你只能拿它买食品，而且只能买这个食品券对应的那些食品。

它会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尴尬。它会让穷人的尊严受到损伤。在超市里边支付的时候，那些穷人都要等周围没有人，才会拿出那个食品券来。拿出食品券还要面对那个收银员，甚至你在付这个食品券的时候，背后有人会讲说，不客气。为什么喊不客气呢？你花的是我的钱，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这个导致穷人的尊严感不断下降。

那如何去合理地设定有条件现金转移的门槛，这个是需要全社会去认真研究的话题。然后是不是可以进行全民超级基本收入计划，这个计划会不会影响整个就业的比例，这些东西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地方说，我们真的做了一个超级基本收入计划。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人完全可以不工作，但你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这个才叫作超级基本收入计划。

这里边有一个国家的举措，值得我们大家研究，因为它很独特，是丹麦的弹性保障制度。丹麦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高福利国家。这个弹性保护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丹麦的政府告诉企业，你们可以轻易地解雇任何一个人，没关系，他不会找你闹事。这样一来，企业敢于雇佣更多的人。

失业的人怎么办呢？政府来给补贴，就是你被解雇了你不用跟老板闹，你来找政府，政府给你发放失业补贴，政府给你进行失业的救助，给你进行失业的培训。用这个方法能够同时让企业和个人受益。但是政府需要收更多的税，政府需要来为此买单。这就是丹麦所做的尝试，叫作弹性保障制度。这个与经济学家们条件反射式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保障。

你看，就是允许他开人，这个是让市场发挥作用，然后政府帮助那些弱势群体。这个是提供保障。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弹性保障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失业带来的所有问题。其原因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失业显然比收入损失的危害大得多。失业常常意味着，一个人从一个固定的生活日程和美好的生活愿景中被强行推了出来。

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中年以后，失业会觉得压力巨大，甚至还会引发像自杀，或者抑郁症这样严重的后果？原因就是他的价值感被破坏了。他从过去的生活当中，一下子被推了出来。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福利保障的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才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

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举了一个社会公司的例子。这个社会公司叫作 “一起工作与学习”。这个公司致力于帮助极端贫困人口走出贫穷的陷阱。它的办法就是雇佣了 12 个极端贫困者。这个极端贫困者，一般极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酒精成瘾，坐在那儿手都发抖，比如，无家可归，经常在大街上露宿。雇佣这样的人。他们的劳动能力相当低下。这家公司帮助这些人做一些极其简单的工作，收获一点点的收入。就像我们小时候家里边，可能你会看到有人糊纸盒、折披萨盒子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工作 —— 教会这些人慢慢地做，获取一点点的收入。

这样的做法的好处是什么呢？作者说，“一起工作与学习” 公司的精神，很好地反映了其创办者的理念。这个创办者发起的一个运动叫作 “第四世界扶贫运动” 的组织，提出了第四世界的概念。他认为，“极端贫困不是一群人自卑，或者能力不足的结果，而是系统性排斥的结果。” 你想想看，假如你在这儿开了一个店，然后门口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满身脏兮兮的，然后跑来应聘，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很多人甚至 —— 给你点钱，你就快走吧，不要来。这个叫作系统性的排斥。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排斥，才是他们就业最大的困难。

“排斥和误解是相互依存的，极度贫困的人被剥夺尊严和能力，他们获得的教导，是要懂得对帮助心存感激，即便他们并不是特别需要这种帮助时也是如此。一旦失去了尊严，他们就很容易起疑心，这种疑心，会被视为忘恩负义和固执己见，从而进一步加深他们所陷入的陷阱。

“在法国一个雇佣了不到 12 个极端贫困者、生存艰难的小公司，能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启示呢？

“首先，在适当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工作并使自己变得富有成效。”

当他们从事这个最简单的工作的时候，他的尊严感开始提升了，他开始找到回归社会的感觉了。

“其次，失业者不一定非要在所有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做好各项准备之后才能参加工作。”

我们过去认为，那你得先帮他把病治好，你得先帮他解决了住宿的问题，你得先帮他找到亲人，然后再怎么怎么样。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可以是信心恢复过程的一部分”，就是做这个简单的工作，本身就是治疗的过程，这才能够相互依存。

你知道，在欧洲曾经有一个典故：有一个国王，看到收成不好。怎么办呢？他就让民工白天修一个宫殿，修宫殿他就给人发钱，发完钱以后，晚上把宫殿拆了，然后让贵族们悄悄地来干这些事 —— 就是贵族们很好面子，你让贵族们去出面跟民工一样去干活，贵族不干，但是让贵族趁着夜色来干这种事贵族愿意，然后给他们发点钱，就是贵族也没钱了。

所以，这时候这个国王，就用城堡拆了盖，盖了拆的方法。其实，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维持着人们的劳动，维持人们的尊严。他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发钱，给大家转移支付。这种方式是一种治愈的过程。

最后，作者说：“在社会保护制度中，对穷人尊严的严重漠视是普遍存在的。” 虽然你会看到，穷人能够获得很多的救济，但是他们的尊严受到损害，这个会导致他们长期无法走出极度贫穷的陷阱。这个作者一辈子就在研究这件事，所以他说，首先从尊重穷人做起。

我相信讲到这儿，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经济学的书吗？！经济学竟然研究这些话题？

在过去，我们小时候读经济学的书的时候，比如萨缪尔森的书、曼昆的书，到斯蒂格利茨的书，我们甚至都认为经济学是数学，是一条一条的曲线、冰冷的数字、人是理性的等等。但事实上，真正好的经济学是具有人文色彩的，好的经济学是经世济用的，是能够在社会生活当中给人们注入理性、注入温暖、注入关怀，是能够让我们更加科学地用数字来看待这些人的。同时，它让我们知道这些人具有粘性，具有惰性，知道这些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改变。这才是经济学家所应该做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学的假设当中走出来，让经济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好的政策，是建立在好的经济学的肩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好的还是选择坏的，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希望大家能够重新看待经济学，能够认识到经济学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性，推荐大家读这本《好的经济学》。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书。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公众，目前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是怎样看待、怎样思考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难题的。

《好的经济学》读书笔记汇总

第一章   让经济学再次伟大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任务是向世人提供事实并予以说明，希望凭此能够解决分歧，帮助分歧双方理解彼此的话语，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能够理性地看待分歧。

当下的核心在于经济和经济政策出现了问题。

我们在本书中将证明，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会引发对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与该怎样关怀社会成员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候。

第二章   鲨口余生

出于对自然灾害的担忧，或者受战争的影响，人们被迫前往收入更高的地方，这些都说明，仅靠经济激烈并不足以让人迁徙。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贫穷的人并没有察觉到迁徙是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机会。・・・・・・，这并非穷人不移民的唯一理由。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不是帮助人们手脚的限制条件。当非政府组织向随机选择的人群提供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但没有激励措施）时，这些信息完全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为什么经典的供需理论（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价格越低）不适用于移民？许多因素是彼此相关的，而基本的供需关系潜藏其中。

第一个原因，一批新工人的涌入通常会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将有助于抵消需求下滑的趋势。

低技术移民可能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第二个原因是，低技术移民减缓了机械化进程。

第三个原因是，雇主可能会希望通过重新组织生产方式，提升新工人的效率，这样可以为本地的低技术人口找到新的定位。

第四个原因，移民愿意从事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这是移民与本地劳动力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时保持不断尝试的动力。

人际关系本来能够为人们提供帮助，但现实情况是，有人有关系，有人没关系。原本在所有人都没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有良好运转，但这种不平等的现实会导致市场的失败。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竞争会是公平的。一旦某些人拥有人际关系，市场就会瓦解，进而造成大部分人失业。

生活舒适度和人际关系对可能出现的国际移民起着类似的限制作用，但作用不强。因为一旦他们选择离开家乡，通常只能独自一人，并在未来许多年里放弃他们所熟悉和热爱的东西。

想要改变这种维持现状的倾向，需要坚持梦想（埃斯特的祖父阿尔伯特追求冒险，而不是逃避困境），或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信。这也许就是移民（除了那些在绝望中被赶出国门的人）往往不是最富有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是拥有特殊动力的人的原因，也是移民中涌现出那么多成功企业家的原因。

移民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减少他们融入的难度。提供住房援助（住房补贴）、移民前的工作匹配、提供托儿服务等。

二、感悟与思考

第二章主要说明的是影响移民的因素。作者提出不论是发达国家，就移民问题来说都是有恐惧的情绪存在的。移民对本地人工资的影响用我们平时所说的供求关系的标准说法是呈弱相关的。这也就是说明移民对本地人的工作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个结论和大部分的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而为什么人们会觉得移民产生了负面影响呢？或许是因为本地人会在听取所谓的企业中的 “经济学家” 的观点来作为自己观点的基础，也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

对移民影响因素：

（一）本国的不稳定因素

在本国里，日常生活的崩溃、生活中的动荡与暴力、恶劣的政治环境等对于生命安全具有很大威胁的因素会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为移民。

（二）人际关系

留在本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会有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所有会增加与本地人竞争工作机会难度的因素都会降低他们迁徙的意愿。因为雇主在选择员工时，往往会接受推荐，并且对于移民者来说，熟人推荐的工作可靠度也更高。出于这个原因，移民倾向于前往有人际关系的地方，在那里找工作比较容易，可以帮助他们在城市里站住脚。

（三）家庭因素

1. 家庭的舒适

家庭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让身体得到放松。穷人的生活往往非常艰难，收入不稳定因此能在有需要的时候马上找到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2. 家庭纽带

传统社区生活的本质可能是阻碍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际关系网（例如家庭）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设计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促进了总体的社会利益。

（四）信息获取的错误性

这些准备出国务工人员实际上对国外工作的收入前景过分乐观。在缺少相应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做出过度反应。

（五）风险与不确定性

人类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截然不同。大多数人不喜欢处理未知的未知数，在不知道确切的问题的情况下，会竭力避免做出决定。

（六）“损失厌恶”

除非所有人都在做，否则移民就是这样一个主动的选择，当然也是一个重大选择，不难想象很多人会谨慎对待。

（七）关键性障碍

帮助移民者的最佳的方法可能是减少他们的融入的难度。提供住房援助（房租补贴）、移民前的工作匹配、提供托儿所服务等，将确保所有的新移民能够迅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八）其他因素

最后，我们要记住，不管提供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还是会有许多人选择不离开。这种固执，违背了经济学家们有关人类行为的直接，却对整体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九）工资水平

这个因素并不是会影响到所有的移民者。这个因素的影响可以分为对地技术人员和对非低技术人员。对于低技术人员来讲，工资水平的上涨不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对于非低技术人员来说，就是一个影响的因素。

对于移民，正确的做法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人民，或采取扭曲的经济激励措施，而是应该清除一些关键障碍。简化整个移民流程并提高沟通效率，让人们对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有更清晰的了解，将有助于鼓励移民。让移民及其家庭彼此更容易汇款，也将有助于减少移民的孤独感。鉴于人们极其害怕失败为移民 提供一些针对失败的保险也是可行的做法。在使移民更受当地人欢迎的同时，帮助（也可能是鼓励）移民的最佳方法可能是减少他们融入的难度。提供住房援助（房租补 贴）、移民前的工作匹配、提供托儿服务等，将确保所有的新移民能迅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适用于国内和国际的人口流动，使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更容易下定决心，并让他们更快融入所在国的社区，成为现有正常结构中的一分子。

但是现实生活中以上举措却很难实现：欧洲难民潮，以及法国黑人化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本国人的生活，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移民门槛的问题。过多的移民补助，以及工作匹配会影响本国人民的资源和公共服务。

《好的经济学》第三章读书笔记
一、经典语句摘抄

一个国家放弃全方位的政府管控，出现更多不同的意见，从而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这才是经济运行的最佳方式。

即使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会带来压力，人们也不会搬家，因此工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会自动平衡。

这一事实本身就告诉我们，资源（工人，也包括资本）不容易流动，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

借贷保持粘性，意味着本应了结痛苦的企业仍不得不苟延残喘。

一个行业的整体声誉非常重要，只要几个怀几点就能毁掉一个高质量行业的声誉。

在这个脆弱而声誉又相互作用的世界里，最理想的情况通常是 “产业集群”，即同一行业的企业集中在一个地方，所有这些企业都收益与集群相关的声誉。

公共政策需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搬到有着美好未来的新地方。

但对于像印度、中国、尼日利亚或印度尼西亚这样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大的问题往往是内部整合。

当然，问题在于，小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好。企业需要达到最低限度的规模才能雇佣专门的工人或者使用高生产率的机器。

通过修建铁路实现国家连通，在许多经济体产生了变革行的影响。

要从国际一体化中获益，就必须改善内部的交通。

许多因行业而被辞退的人从未真正振作，因为粘性经济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迁到新的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因此资源也无法流向他们。

从更普遍的情况来看，贸易造成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员和资源的不流动有关。

二、感悟与思考

第三章主要讲述的是贸易问题。#

由佩蒂亚 - 托帕洛娃的研究，印度更多的领域直面贸易自由化冲击，明显减缓了脱贫的进程。和施托尔珀萨缪尔森理论告诉我们的，相反，一个特定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该地区的脱贫速度就越缓慢。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受自由化影响最大的地方通常在起步阶段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富裕，因此，自由化后的发展相较之下，并不算是特别优秀，如此一来反而减少了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减少全国范围内的不平等，是通过将发展好的地区拉低和将发展不好的地区提升来进行的。这是因为粘性经济，资源不容易流动。而资本也倾向于保持黏性。而这也就意味着鉴于各种形式的年经，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坏消息来临，来自外部的竞争更加激烈时，人们倾向于保持低调，希望问题会自行消失，而不是选择正面应对，调配资源实现最优化的利用。也就导致企业效率没有提高和失去保护的行业有关联的人则收入下降。

除此之外，品牌也非常重要。从零售商的角度来看，他们不确定制造商是否靠谱，不敢随意从制造商处进货。因为可能会错过春季采购或是遇到消费者对于质量的刁难，连累他们的声誉。并且还不一定可以从制造商处拿到损失的成本，因为这些制造商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宁愿花多的钱去买一个熟知的品牌的产品，也不愿意花很低廉的价格买到质量很好的，但是并不认识的品牌的产品。因为大品牌的产品质量等方面可以有更多的保证，他们也不愿意去冒险。虽然说如若购买新品牌的产品可以省去一些钱，但一旦遇到问题，退换货的时间成本非常高昂，且没有人会支付。

大卫・李嘉图在 1817 年提出，即使中国（或者他那个时代的葡萄牙）在所有领域都拥有更强的生产力，也不可能销售一切产品。因为到时买方国家卖不出产品，也就不会有钱从卖方国家购买产品。这使我联想到了内循环经济。

在十四五规划中曾提到内循环经济，可以理解为在参与全球经济的前提下，在全球经济运行当中，增强我国国内的需求，也就是扩大内需，靠自己来消费。通过消费能力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以前我们是出口大国，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表明要对中国提高关税。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贸易负面影响。可是从科斯帝诺和克莱尔研究贸易所得出的结论来看，贸易收益主要取决于两件事：我们进口多少商品，以及这些进口商品受到关税、运输成本和其他国际贸易成本的影响程度。第一，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进口，那么显然，在边境竖起一堵墙并且停止进口是没有影响的。第二，即使我们进口量庞大，但如果我们因为运输成本升高导致进口价格稍微有些上涨，就停止大量进口，这也必然意味着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可用的替代品，所以进口的价值也没有那么高。然而，这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小型的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对它们的重要程度要高得多。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型经济体，中国有技术和资本在国内某个地方以非常高的效率生产大部分产品。如果不进行国际贸易，损失是相对较小的。不过如果是长期以往，我们还是需要转换方向，扩大内需，通过内循环经济来实现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看出，通过以上的论述，贸易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首先，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国际贸易的收益相当小。其次，虽然对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来说，贸易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要大得多，但没有灵丹妙药能够让这些国家一蹴而就。最后贸易收益的再分配已被证明是极其棘手的，受到贸易消极影响的人们已经或正在遭受苦难。重拾保护主义关税也没有用。现在重新引入关税对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帮助。原因是，粘性经济使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无法进入新行业，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并且，现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显然会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例如，美国 1/5 的农产品用于出口。而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是东亚地区，其中，中国独立购买了美国 16% 的出口农产品。因此，与中国开打贸易战，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美国经济将会很好，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会生活得更好。

第三章作者主要讨论的是关于贸易的经济问题，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谈到贸易大都是指贸易的收益，按照古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贸易会使每个国家能够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等等）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这无疑会给国家总收入上涨，但对于不同等级的不同人群，贸易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收益，也有可能带来冲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如何有效的管控，提供有效的意见，对经济运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者通过举例和分析，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是只要我们能够重新做好分配，贸易就能够带来收益。贸易造成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员和资源的不流动有关。商品的跨境自由流动与国内流动不相匹配。任何解决方案要么就帮助失败者搬家或换工作以限制失败者的数量，要么找到一种更好的补偿方式。

在进行贸易的研究的时候，作者说：“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有技术和资本在国内某个地方以非常高的效率生产大部分产品。此外，它们也有足够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吸收众多部门的大量工厂以适当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进行国际贸易，它们的损失相对较小。” 这也就是说，你评判一个国家受到贸易的影响，跟这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是有关系的。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国内贸易环境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所以它们受到的影响相对会小很多。真正受损最大的是那些小国。

粘性经济的发现，对于解决贸易问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过去，把贸易问题都视作是理性假设，似乎像玩游戏一样很简单，这边的指标下降了，那边的指标就上升。粘性经济告诉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很多地方的就业指标下降了以后，这些人不流动、不学新手艺、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做别的行业，所以这些人未必能够受益。

接着作者说：“现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会显然造成一波新的失业潮。新涌现的失败者中会有很多来自我们没有听说过的地区。我们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这些地区，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过得还不错。”

因此，通过经济学家的这些论证、研究、数字，告诉我们用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美国国内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这是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论题。

且不难整理出作者在本章中总结出的三个经验

• 1、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国际贸易的收益小。
• 2、对较小和贫穷的国家来说，贸易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最大。
• 3、贸易收入的再分配及其棘手。
  关于贸易的讨论，不同时期，不同专家持有不同的观点。首先是最早的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贸易使得两国专注于各自擅长的领域，然后大家交换，交换了以后的结果，使所有国家的总收入得到了增长。这个叫作比较优势理论。所以，在很早以前，当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时候，人们认为贸易一定是非常好的。

但是，后来 “萨缪尔森又说，至少在富裕国家，贸易可能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 就是贸易对这个国家肯定有好处但是却牺牲了工人的利益，就是贸易越发达，导致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越大，也就是说白领的收入变得越高，而蓝领的收入变得越低。

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叫作托帕洛娃。这个经济学家在研究各种贸易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作粘性经济。按照以往的经济学假设，认为人是理性的，因此贸易产生了不平衡以后，人员就会流动，生产资料就会流动，钱就会流动。而她说，粘性经济会导致粘性陷阱。比如说，印度很多银行，当这个地方的某一个产业受到了贸易的冲击，已经丧失了活力的时候，它们依然宁愿把钱贷款给过去的那些老牌的工厂，也不愿意贷款给那些新兴的产业。按理说，如果人是理性的，如果这个社会像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能够快速地调配生产资料的话，那就应该赶紧把钱贷给那些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然而在现实中却不是，它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导致这个钱放出去了以后，甚至收不回来，这就叫作粘性陷阱。

当一个地区进入到粘性陷阱以后，像美国有一些小城市，由于那个工业被进口替代了，这些人竟然能够在失业后就待在那个地方，拿着最低的生活保障，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所以，贫穷的发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这种粘性的陷阱。

粘性经济的发现，使对于贸易的讨论不再是单纯理论上的此消彼长，例如很多地方的就业指标下降了以后，这些人不流动、不学新手艺、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做别的行业，所以这些人未必能够受益。

那贸易战到底可行不可行？现在重新引入关税，对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帮助。原因很简单：关于转型问题，许多因行业衰退而被辞退的人，从未真正振作，因为粘性经济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新行业，或是搬迁到新的地区重新站稳脚跟，因此资源也无法流向他们。

《好的经济学》第四章读书笔记
一、经典语句摘抄

当我们讨论经济增长的极限、不平等的痛苦，或者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区分个人需要和愿望，以及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重视这些欲望的问题。

我们可以大声说出事实，让人们获得正确的信息，但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自己喜欢什么。此外，人们往往希望市场能够解决偏见的问题。那些碰巧有狭隘偏好的人理应在市场上消失，因为宽容是一种良好的商业行为。

即使我们的偏好并不直接取决于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也会传递一种信号，改变我们的看法和行为。

奥斯特罗姆认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比私有制要更加有利。将土地分割成小块由独立的个体所有，这样会增加风险，因为任何特定的小块区域，总是存在某种灾害侵袭草地的可能性。

村民似乎总是相互帮助，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希望自己在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类似的帮助。

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地成为一个无名之人，减少了对以往村子里人脉网络的依赖，进而使得更大范围内的种性融合成为可能。

自我歧视往往会自我强化。

换句话说，人们表现得好像有多重人格，每种人格有着不同的偏好。

我们不喜欢改变想法，因为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

如今的社会心理学家建议，父母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发自内心地友善待人，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友善待人。孩子们所要做的就是表现出他们天生的善良。这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这强调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政策，将援助之手伸向经济活动幸存之外的地方。对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贸易和其他破坏性因素而工作面临威胁的人，要努力恢复他们的尊严。

只有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基础上的社会政策，才能有助于普通公民更能接受对人宽容的思想。

二、感悟与思考

在第四章里面，作者认为偏好决定着决策。决策影响了经济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其中，风潮、社会规范、社群、信息获取（回音室和全息图）、种族、性别、环境等因素是决定偏好的因素。而这一切的也恰恰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利益。

对于风潮所带来的对偏好的影响，阿比吉特称之为 “羊群行为的简单模型”。也就是说，许多原本不愿迎合大众的个人，因为相信其他人掌握的信息可能比自己准确，因而做出理性的决策，结果看起来就像是和其他人保持一致。

社会规范和社群。在规范之内，人们互相帮助。如果有社群成员在社群之外能够获得机会，那么互助系统很容易会崩溃。因为，被排除在社群之外的风险不再具有威慑力，人们更容易选择不履行义务。因此，社群对于那些潜在的威胁社群规范的行为十分警惕和排斥。

对于紧张的团结的社群和横行霸道的社群之间的关系紧张的现象，已被演化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保护个人，一方破坏社群。这些当然包括了歧视种族或性格偏好还有宗教信仰，目前种姓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这同样也带来了新的冲突，虽然彼此视为平等，但同时也会成为彼此的权利资源的竞争对手。

歧视，往往会变得自我强化，例如黑人，犯罪率普遍较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当白人看到黑人后，尽管黑人能力再强，他也会戴上有色眼镜，其实这就属于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人就相当于有多个人格，当我们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做不同事情的结果也会不同，所以我们要对事情保持积极地信念，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我们的潜能。

偏好也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我们当然更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喜欢一样的东西，这样会更加方便我们沟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种族婚姻。偏好的作用至关重要，但谈论增长、不平等和环境时，不可能不考虑需求和欲望，也不可能不考虑偏好。

总结：本章通过分析种族歧视，宗教信仰，移民，贫困人群阐述了人们产生偏好，偏见，歧视的原因，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做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避免被他人偏见，其次我们要面对问题时要减少主观意识的干扰，要更理性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而对于偏见与歧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例如对自己的偏见：自我歧视往往会自我强化。当被提醒群体身份后，人们的表现会有差异，这使他们更加自我怀疑；对其他人群的偏见甚至是歧视，当然，这也上升到了种族歧视问题：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主要活动。从美国到匈牙利，从意大利到印度，有的政治领导人干脆打起种族主义的旗帜，要么煽动偏见，两者兼而有之，并以此作为政治纲领。2016 年的美国，要预测一个共和党人是否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最有效的因素之一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比如说经济焦虑。再者，各国的暴力循环范围正在扩大，在美国是针对黑人、妇女和犹太人；在印度是针对穆斯林和低等种姓；在欧洲是针对移民。当下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族群撕裂对立的社会氛围。作者指出只有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基础上的社会政策，才能有助于普通公民更能接受对人宽容的思想。接触可能不足以产生宽容，可能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选民重视种族、民族或宗教，甚至是种族主义观点的表达，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这些观点抱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要想改变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强调选举的利害关系即可。

当被提醒群体身份后，人们的表现会有差异，从而使他们更加自我怀疑，比如女生数学成绩不好，自证预言的力量不可忽视，我们看待自身和他人的方式，被社会构建的概念所束缚。

个体在不同的场景里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个抛硬币 10 次的游戏，规则是出现正面次数超出一定阈值就可以得到钱，无人监督，在开始前会询问相关问题，引导身份。身份为银行家职业的似乎更愿意作弊，作弊概率 16%，而普通人则只有 3%。我们对自身的信念也会扭曲我们对于他人的信念。因为我们对自己投放的情感价值，当令自己失望时，会感觉很糟糕，这样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好受到指责，我们就会用看似描述客观事实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不喜欢改变想法，因为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

经济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产出）的快速增长推动的。

是什么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一方是罗伯特・戈登。他认为高增长时代不太可能重现。

当然，戈登所说的一切显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 —— 或许是某种迄今为止从未想象过的、由人们熟悉的元素构成的组合，将被事实证明具有变革性。戈登觉得不会出现这种变革性的东西，不过那是他自己的直觉。

另一方面，莫基尔却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光明前景，认为这一前景的驱动力是各国竞相成为科技领先者，由此带来的创新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

但是他的快乐并没有被 GDP 的传统定义囊括进去。经济学家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点值得凸显出来。

资本稀缺的经济体增长更快，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富裕的经济体往往资本充裕，增长比较慢，因为新投资创造的经济产出并没有那么高。

而罗默只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思想交流。

首先，企业仅仅从初始投资中获利是不够的。它们后续必须获得充裕资金，以打破那些往往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桎梏，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能的短缺。

其次，就经济增长而言，地区层面不同于全国层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虹吸效应，从其他地区吸走资本、技能和劳动力，从而蚕食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罗默提出了一个新理念，即增长是由创造新思想的公司驱动的，这些新思想将转化为更高效的技术。

在罗默的世界里，创新是创新者给予世界的恩惠。

在罗默看来，政府需要清除那些扼杀人们工作经济性的因素，并发明一些新技术和新手段，让每个人都更有效率。

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人要发明新东西，需要有经济激励。

就国家层面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很多事情是其他事情造成的结果。

GDP 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毫无疑问，GDP 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提高工资或削减政府预算以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时候。但最终目标是提高普通人，尤其是最贫困者的生活质量。

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学校和资助教育造成的结果，而一个善于发展教育的政府可能也善于做其他事情。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单纯砸钱不一定能带领真正的教育和良好的健康。

此外，虽然不知道经济增长这列火车什么时候会启动，但一旦真的开始启动，穷人更有可能搭上这班车，前提是他们身体健康，具有读写能力，能跳出当前的环境进行思考。

二、感悟与思考

GDP 只对那些能被定价和销售的东西进行评估。虽然有时我们没有产生可以被量化 GDP，但是我们享受了快乐。以脸书为例，在看脸书的过程中，对本人没有产生除快乐与幸福（或不幸）以外的影响。很有可能存在着幸福感的增加促使世界经济真实的生产率提高了，而我们在统计 GDP 时却完全忽略了幸福感。在针对互联网对消费者的价值的实验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对于从社交软件的获得的快乐没有我们所估计的那么多。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用 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话，是不可能实现和以往 “辉煌的三十年” 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的。

罗伯特・索洛的理论的三个推论都揭示了我们无法控制经济增长。

    对于特区城市、减税等手段也无法实现经济高增长。这些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观察他们的作用。这种人们可以在生活中，可以真正感受到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素，人们时刻地去观察，监督。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来看，里根开创的低税率时代显然并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

想要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源源不断的投资。显然，这是没有办法实行的。除此之外，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市场机制。不过，这样做可能会比源源不断的大量投资更加困难。

    我们实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中，幸福感很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快慢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呢？或许，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二战之后的 30 年，全世界大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了高速的增长，但是从 1973 年以后，似乎停滞了。对此，很多经济学家曾考虑经济是否存在一个极限。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当中，引入幸福和快乐这样的收益，就此重新定义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发现经济仍在增长：如果我们在看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都只是经济数字，那很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瓶颈，但是假如我们重新看待了幸福和快乐带给我们的效用，那么这个数字就会产生变化。

而经济增长的问题解决了后，有人考虑：因为富人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那么对其减税，他将更愿意投资，这是否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否认了这个观点，并且通过数字调研，这个看似符合逻辑的东西也并不成立。

作者在本章主要分析了在最近几十年内经济增长缓慢地原因，通过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很好的利用它们所拥有的资源，甚至一些贫穷国家在拥有同样资源的情况下也不会比其他国家发展的好，针对于这种局面，索洛的最基本理念第一资本家投资是为了追求高回报，到回报下降时，资本积累也会下降。第二，当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本的生产力会降低。过于索洛的理论也有很多推论第一是经济体经历快速增长阶段后会回归平衡的轨道第二经济会 “趋同。索洛也预测一旦经济达到平衡增长阶段，相对富裕的国家人均 GDP 增长率可能不会有太大区别。他认为，至少对于这些富裕国家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对于索洛模型对于许多穷国的经济没有实现增长无法解释，卢卡斯对于印度贫穷与美国的对比，发现不能仅仅试图从资源存量角度解释不同国家 GDP 差异。

关于减税问题，仅仅从时间推移的角度去看，很难断定税率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任何因果影响。很多国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减税力度，与同一时间的经济增长变动之间，绝对没有关系。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读书笔记这是一篇我读《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过程中写下的读书笔记片段的集合。#

作者 Banerjee 和 Duflo 是 MIT 的经济学教授，共同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人于 2011 年出版过另一本也非常值得一读的《贫穷经济学》。
这本 2019 年出版的《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讨论了多个发展经济学议题，包括移民 / 难民、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停滞、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政府公信力、失业问题等。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经济学家在这些热点议题上的当前观点和数据。与其听媒体或自媒体借这些话题助推焦虑情绪和极端观点，或听美国政客煽动性的口号式言论，不如读一读来自社会实验的真实数据和经济学家的分析思路。

本书写得也非常好，语言朴素易懂，态度真诚，尽量做到了客观，处处显露出人文关怀。非常推荐！

关于移民#

很多数据证明，经济发达地区本地人害怕担心的移民潮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就算发生了，对本地就业、经济的影响其实是利大于弊。

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希腊 2010-15 年间由于国家破产，带来了经济最差的五年，失业率一度接近 30%。但这五年间选择离开希腊的人却还不到总人口的 3%。

要知道从希腊移居到欧盟其他国家比国内跨省移居还容易！一是因为欧洲真的很小，雅典到德国飞 3 小时就到了；二是欧盟内无边境控制迁徙自由，说走就走完全没问题，去另一个国家找工作上学没有任何签证、户口限制。

别说跨国了，就算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地方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能为赚更多钱而动身的人也是人群中的少数。

在孟加拉印度一些贫困农村乡下地区，碰上年景不好收成不足，一家人就不得不饿肚子。明知动身去城里打工就可以马上带来更多收入，但还是有很多人宁愿饿着肚子也不愿动身去城里打工。

那些愿意为了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而主动长途迁徙移民的人，必然是人群中的少数，属于 achiever 了。

当有大批人离开家乡时，往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家园已经变得完全无法居住，只能为逃命离开，比如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近几年的战争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等国，这些国家在世界范围比较来看经济绝对不是最差的，算是中等。那些比它们还穷得多的（但生活较为平和的）国家里，国民移民离开的比例和意愿都相较低得多。

保证有一定数量的民众迁徙对于政府来说反而是件需要鼓励的事，因为劳动力的迁徙和集中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很大，而绝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离家的。所以有些国家为了促进迁徙而动用计划经济手段，中国也是其中之一。政府曾通过限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小户人家务农的收益非常低，从而让农民入城打工，建设城市经济。

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

本书第二章有一段讨论为什么供求关系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会直接影响劳动力价格。

大众观点一般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当劳动力供应相对需求增加时，平分到每个劳动力上的报酬就会降低。这也是很多排斥外来移民来 “抢工作” 的本地人的观点。但事实并不一定会这样发生。根本原因在于，雇主和雇员在一段雇佣关系中的「风险不对称」。

一个不合格员工会给受雇企业带来巨大的潜在损失，比如搞砸重要的客户关系，损害昂贵的企业资产，行为不端使企业名誉受损。但多付还是少付一点工资，这点摆在桌面上的支出对企业来说，比起一个员工可能带来的潜在损失倒是没那么重要。

事实上，企业对不合格员工在合法范围内基本上没有开除以外的惩戒措施。

当工资很低时，开除员工都无法给他带来太大震慑，人家耸耸肩就去找下一份工作了。但高工资高福利就不一样了，这时的开除行为才能让员工感到痛苦，拿开除作为让员工打起精神应对工作的措施这才有效。

所以当供求变化时，雇主并不一定会因为劳动力充裕而趁机压低工资。企业在意的不是节省一点点工资，而是尽量减轻潜在损失。

关于极端化#

极端化确实存在，并且在增长。

虽然人性决定了 “非黑即白” 地看待事物是天性，且是最轻松的思维选项，但思想上更走极端化的人的比例确实也在增长。

微博上很多人会觉得中文互联网越来越极端化，然而这个现象也不止局限于某个国家。

《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里列了几个美国民意也越来越两极化的数据：

81% 认同某一政党的人，同时对另一个政党持否定负面看法。

61% 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共和党支持者是种族歧视者、性别歧视者或固守偏见的人。

54% 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民主党人居心不良。

1/3 的美国人会对亲人与另一党派支持者结婚而感到失望。

中间商与贸易信任#

本书讲贸易的一章，其中关于中间商在贸易中重要作用的内容刷新了我对中间商的认知。

我以前觉得，中间商不就是不直接事生产，通过提高供与求之间商品流通效率来赚钱的公司么。对于终端消费者来说，多个中间商的存在提高了商品价格。有些公司、产品还会以 “厂家直销”，所以无中间层层 “盘剥” 有价格优势，来作为商品卖点。

但这一章作者就讲了，对于跨国贸易来讲，中间商的作用究竟有多关键。

中间商在贸易中不只是连接买家和卖家，更是买卖双方降低信用成本的主要桥梁。

对于买家（通常是富裕国家的公司）来说，与某个没听过名字的卖家（通常是穷国的公司）建立进口贸易关系的风险很大。短期利润并不是买家最大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合作方是否靠谱：商品质量能否保证，商品运输是否准时，商品供应是否稳定。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买家公司商誉的重要因素。

而商品的制造成本能降得多低，倒是没那么重要。

一是因为大多商品的制造成本往往只是零售价的 10-15%，就算换一个制造成本低 50% 的供应商，最终这个影响最多只能让零售价降低 7.5%。这个幅度对日用品来说不算什么。

二是因为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而对质量和服务更敏感。比起买最便宜的，相当多人愿意多付钱，只为质量保证和退换方便。

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卖家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在现实中其实很有限。

另一方面，跨国贸易对穷国卖家的风险也不小。卖家很多是小本买卖，承受不了多次因商品验收不合格而收不到尾款的经济成本。跨着国，追讨款项的可能性也很小。

所以这样的跨国贸易需要强大的中间商作双向的信用保证，在中间做大量沟通协调、双向承担风险的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川普打贸易战，中国作为第一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在中短期内也很难被撼动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的大量供应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建立了物美价廉稳定靠谱的声誉。对于外国的进口公司来说，除非中国制造的成本大幅提高，否则它们没有理由放弃长久以来的合作关系，而转向其他也许报价更低但信用成本极高的外国卖家。

关于统计歧视#

讲歧视的一章里提到美国一些州最近几年一场叫 “Ban the Box” 的运动，指的是限制雇主在招聘时询问求职者犯罪前科权利的政策。以前雇主有权询问求职者是否有前科，但在实施 BTB 政策的地区，雇主不能问这个问题。这个政策本意是想减轻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年轻黑人男性的歧视，因为年轻黑人男性的犯罪率远高于白人男性。

有经济学家在实施这个政策的地区做了实施前后的对照实验，结果发现，这个政策反而让黑人求职者更受歧视了……

因为 HR 不能通过直接询问犯罪记录来筛人，所以选择了筛掉所有看起来像来自黑人的简历（主要靠名字推断，因为种族、照片什么的本来也不能放在简历上）。因为黑人的群体犯罪率高，所以在无法准确得知求职者是否有前科的信息时，HR 不得不靠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把对群体的统计结果推广到个体上。

一个感想：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人若不懂经济学和心理学，就很可能把事情越搞越糟。

关于偏好#

书里用很多社会实验和事件说明，我们对别人的强烈好恶，并不一定经过认真考虑，常常源自非常随机的因素。当那些随机因素发生变化时，很可能我们对别人的印象会跟着完全反转。

一个例子是 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

比利时殖民者到达卢旺达后，为了更好控制殖民地，于是硬生生把原本差不多同一种族的当地人分成社会地位相异的两个种族：高等的图西族和低等的胡图族。

在后殖民时代，胡图族对图西族进行报复，同时图西族也对胡图族进行种族清洗。两族对立的紧张局势直接导致了 1994 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事件，100 天内有近千万人因此死亡。

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相互仇视，并没什么逻辑和道理可言。本就是同种族的人，不存在外貌上、智力上或体能上的差异。两族对立完全只是因为当初殖民者出于私利把他们随机分成两个部落而已。

这让我想起来之前写的一条微博，关于「随机发生」的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是如何大大影响（基本上是决定了）我们对一件事一个人的看法。

人在天性上不是理性的生物，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肯定是不切实际的。大脑理性的部分是新近发展出来的，决定我们情感和行为的原动力还来自底层的鳄鱼脑。

打破网络回音壁#

书里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证明了也许有办法打破网络世界里的回音壁效应。

这个实验大体验证了当给新闻 App 用户评估、选择信息来源的机会时，原先观点更极端分化的用户会慢慢地向中间靠拢。当给读者机会了解一条新闻背后媒体的立场倾斜程度时，就是给了读者修正自己立场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推荐算法被经济学家批评的原因：推荐算法不断把随机来源的信息流推给用户，使得用户没机会判断信息来源和来源的立场，所以也无法根据历史数据来进行评估和自我修正。

这个研究确实很有意思，不由地引发了我的很多想法。比如，这会不会成为未来政府对 App 推荐算法的管理制约思路之一呢？

收入不平等与金融业#

讲收入不平等的一章里提出一个理论说，英美两国自 1980s 以来民众收入越来越不平等的一部分原因（注意只是部分原因）在于金融业。

英美是金融业最发达的两大国家，它们发达的部分在于投资银行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相比之下，其他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更加传统，主要是普通银行和保险业。

英美金融业的问题在于，其中从业人员收入非常高却不是因为工作技能或作出的贡献高于社会中其他人。基金经理的收入相当于租金，来自雷打不动的管理费，而不是传统的劳动收入。早就有统计显示，主动管理的基金并不比被动型基金（如指数基金）收益更高，有时甚至还不如被动型基金。这说明了基金经理并不是一个靠才能赚钱的职业。

但这样的高收入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 五十年前，哈佛大学毕业生中只有 6% 选择进入金融业；但最近的数据是将近 30% 的哈佛毕业生都进了金融业。

全社会享受最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年轻人中，有近 1/3 都因为高收入而选择金融这个并不主动创造多少社会价值的行业，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除了不主动创造价值，有时还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灾难，比如 08 金融危机，是拿着超高收入却才不配位的金融从业者把行业风险转移给了全社会。

因为美国金融业越来越发达，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收入越来越高，包括 CEO 们。其他非金融行业的 CEO 因此也要求越来越高的收入。CEO 的收入一般是由董事会商议决定的，这个决定受市场上最高收入水平（也就是金融业 CEO）的影响。再加上 CEO 的收入越来越和公司股价挂钩，所以 CEO 的收入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公司内部的工资体系。

以前当 CEO 也受公司内部工资系统制约时，提高 CEO 的收入意味着调整整个工资系统，也就是最低级别的员工也可能因此而涨工资。但 CEO 收入与其余员工的工资水平脱钩之后，提高 CEO 工资就不再会影响其余员工的待遇，反而对公司来说，尽量控制对其他员工的工资支出更有利于提高利润率和股价。

所以收入水平就这样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高收入的人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越低收入的人的收入水平不太动甚至还降低了。这就是美国 1980s 以来社会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状况。

（这里有个数据：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资在 100k-200k 之间的人收入涨幅仅略高于平均值，工资超过 500k 的人却看到他们的收入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低于 100k 的不一定有增长。蓝领工人相对工资则是降低了。）

政府公信力、政府能力与收税难度#

书里讨论的主要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以及政治家在美国民众心中普遍没有公信度这个事实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 政府的权力就是要防着啊；世界上还有不脏的政治家吗；比起穷人普通人，政府作出的决定更被精英和大企业所影响。很多人都怀有前面这些想法。

但是这些把政府当作民众敌人的想法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一是，政府很难收上来税。加税成了一件极不受欢迎且几乎不可能的事。然而任何公共事业都必须靠税收来支持。越是收入低的人就越需要公共支出的帮助，但在美国这部分人反而非常反对政府扩大税收。

从数据上来说，美国政府税收额占 GDP 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排倒数。因为没钱，所以政府无法支持很多公共事业，比如全民医保、基建等等。

第二，公信力低形象负面的政府难以吸引有才能的年轻人加入。在美国最有才能和抱负的年轻人基本不会先考虑去当公务员。结果就是政府里大量雇员都是业务水平非常一般的人，这就反过来影响了政府的工作能力和决策水平。这是个恶性循环：大家对政府和政治家没啥高期待，有能力的人不会加入，所以接着又验证了对政府无能的看法，因此政府无力征更多税，因为大家不信任政府能够有效利用税收做出利于社会的决定……

其实 2020 年美国总统竞选是两个 70 多岁的老头在争，这一点也从侧面说明了美国政府的人才储备不足吧……

第三，公信力不足让政府展开工作的阻力变得很大。因为不信任，所以对政府工作设置了大量条条框框的限制，导致事情不总能按最有效的路径去完成，最后导致了低效和资源浪费。

举个例子，美国政府开发软件系统的合同，那些知名大科技公司一般不太会去竞标，因为政府合同的条条框框太多（几万页的规章制度细则），比起软件最终的质量和可用性，更重要的是不要不小心违反任何一条细则。

如何应对未来的失业潮#

最后一章讲的是如何为陷入经济困境的人群设计有效的社会政策。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未来可能被 AI 和机器人替代的工作都会给现有从业者带来风险，政府将来如何帮助这些或许为数众多的失业者，是个值得提前思考讨论的问题。

这并不仅是给失业者统一安排个工作或发点失业金这么简单。在发生巨变的经济结构下，如何给予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数量巨大的人群适宜帮助，帮他们匹配到既有尊严又有合理收入的有意义工作 —— 社会将要面对的其实是这个问题。当社会发展到高度自动化的先进阶段时，人类的精神需求也是水涨船高，大部分人不会满足于一个填饱肚子的差事，而需要有尊严有意义有公平收入的职业。

书里提出一个相当实际的提议，即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划给劳动力密集型公共产业的预算，来间接创造对社会有益的就业。这些产业包括教育、幼儿托管和养老等。

现在人工智能算法是以海量数据训练一个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下围棋，识别图像，检测关键词，翻译文本。因此那些本质上主要依靠有限特定技术的工作岗位，都存在大规模失业风险。

但同时随着自动化的发展，人类相比机器人和算法的相对优势，也会变得更加难以取代。这些相对优势包括：灵活度、同理心和社交能力。

教育、幼儿托管和养老都是非常需要人的灵活度、同理心和社交能力，所以很难被机器人替代的产业。不仅如此，这些也是无法规模化（think about things that don’t scale），能够吸收大量从业人员的行业。而且当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越来越文明之时，这些产业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即使我们将来进入了元宇宙阶段，教育、育儿和养老也是人类社会不可移除的公共事业。

对教育和幼儿托管上的公共投入，也是改善社会不平等（包括贫富差距和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很多对照试验表明，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干预，具有提高一个人一生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这些教育干预包括在有资质幼教陪伴下的全天幼儿托管，寓教于乐的活动，以及家访。（家访是指社工和教育工作者上门，向家长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比如如何互动玩耍对孩子的情感智力发育最有益这种细节）

全民基本收入#

作者也讨论了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声嘶力竭反对的政策思路。

UBI 是指给所有国民都发一份基本工资，能保证最低限度的吃喝住开销，以取代现有所有福利政策（以及复杂的福利审核程序）的一个政策构想。

反对的人通常认为，如果给所有人都发基本工资，那不就没人工作了吗，那人类社会还能运转下去吗……

很多经济学家却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确实也有局部地区进行 UBI 实验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其实绝大部分收到基本工资的人并不会停止工作，连选择减少工作时间的人也不是很多。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工作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收入，同时也是一个人与社会产生联系，嵌入人际关系网，获得成就感和社会身份的方式。

人类是有精神需求的，绝大部分人都想要以有意义、充实的方式度过时间。自己手头的工作也许不是最理想的打发时间方式，但总好过什么也不做或不被任何人需要地待着……

全文完

《金融与好的社会》#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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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美国经济学家，学者，畅销书作家，耶鲁大学经济系著名教授之一，现就职于耶鲁大学 Cowles 经济学研究基地，斯坦利・里索）经济学教授。席勒教授于 1967 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并于 1972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学术顾问小组成员。希勒教授也是顾景汉奖学金获得者。

• 他被视为是新兴凯恩斯学派成员之一，曾获 1996 年经济学萨缪森奖 (Paul A. Samuelson Award)，2009 年德意志银行奖 (Deutsche Bank Prize)。其代表作有：《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和《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金融新秩序》等。2000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2013 年，他与美国经济学家尤金 - 法玛 (Eugene Fama)、彼得 - 汉森 (Peter Hansen) 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为：他们在 “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 方面作出了贡献

写作背景#

​自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民众一度对金融产生了抵触的情绪，大量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和金融机构，首次将矛头指向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是发生在马德里的 “愤怒者运动”，紧接着纽约的 “占领华尔街” 运动将这种抗议活动推向高潮。所有这些抗议活动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人们要求在金融领域有更高程度的民主，他们怀疑政府与那些依附于政府的金融机构之间达成了某种阴谋，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通过对政府的影响力为自己获取更多利益，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人都遭受了损失的情况下，一些金融机构仍可平稳度过，这都使得民众们对金融机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许多评论家和广大民众都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归罪于金融体系，他们认为金融其实就是封建制的再生，唯一的不同就是金融家取代地主获得了统治地位。

如今抗议活动虽然已渐渐消退，但是美国民众对金融行业、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甚至某些金融从业者产生了极大的愤恨和抵触情绪，金融业一度被认为是肮脏的，众多金融从业者被认为是道德有瑕疵的，金融投机行为也被认为是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供富人消遣的游戏。

在这种背景下，希勒教授完成了本书的撰写，为当时陷入人人喊打的悲惨境地的金融业 “正名”，并指出金融业的本质是提升社会福利，作为经济社会的动脉，它是实现 “好的社会” 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对金融业中所有职业的剖析，以及金融业价值的描绘，希勒教授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民众对金融体系厌恶的由来，解释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业的运作模式，为我们展示了金融之美。
​

1，金融是一门关于目标构筑的学科，是一种研究如何激励更多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学问，同时也注重研究如何使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变化不对追逐目标的努力造成负面影响。

2，律师在金融主导的经济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中国人均拥有律师的数量和人均享有的金融业服务人员人数提升后，腐败的现象应该会逐渐消失。

4，金融创新要考虑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同时还要消除民众对金融创新的抵抗情绪，所以创新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培养出一群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己任的金融从业者，我们就能够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

5，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

◆ 前言

6，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只有细致入微地引导其发展才能将其成功地引入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各类金融机构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更常见，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更积极。

7，不可否认，非法行为是导致当下金融危机的祸源之一，但在我看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这一个源头上会使人们忽略宏观层面的问题。

8，在金融危机延续期间，民众表达的对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不满，折射出现有体系确实存在急需纠正的问题 —— 这些问题是金融危机期间制定的新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

9，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仅凭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就能给现有的整个金融体系判死刑。尽管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但是我对其所能发挥的功能仍然感到十分钦佩，而且我也忍不住设想它未来还能成就多大的功绩。

10，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断言金融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只能容纳社会精英的行业，也不能将其视为推动经济非公平发展的引擎。尽管其存在种种不足且可能显得贪得无厌，但是金融业同时也有潜力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更和谐、更繁荣和更平等的社会。

11，可以说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关系。

12，在我看来，应对这种现象的最好方式并非钳制金融创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

13，使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更加民主化。

14，借助本书，我要挑战世俗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将此次危机简单地归咎于金融从业者的贪婪或诡诈，真正的诱因埋藏在我们现有金融制度的本源性缺陷当中。这些缺陷包括无法管控房地产投资风险或者无法合理利用杠杆，但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能得到重视。

◆ 引言 社会需要金融

15，广义来讲，金融是一门研究目标构建的科学，也就是如何通过必要的经济手段实现一系列目标的学问，以及如何管理实现目标所需的资产的学问。

16，金融学本身并不包含一个特定的目标。金融并非 “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功能性的科学。

17，解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的真正良方并非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反而应该进一步改进这个体系，使其更加民主化。所谓改进这个体系就是使其为平等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这一直以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18，如果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推演，我们很有可能极大地延展金融体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干预的手段不能阻碍市场自发的解决方案推进。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参与者制定清晰的规则，这些规则一方面保护消费者，另一方面提升公众的利益，在此规则引导下，市场参与者都尽最大努力相互竞争 — 争相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19，由于当今的金融市场已经全球化，并且信息传递也达到了即时化，所以在制定规则时面临的真正挑战就是如何保证其具备全球性视野。

20，金融最终还是为帮助人类实现目标服务，这个任务是机器无法取代的，机器充其量只能应付最基层的工作。

21，2010 年，金融企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1%，延续了一个长期的上升趋势。相比之下，1948 年时这个比例仅为 2.3%。

◆ 第 1 章 首席执行官：那些获得巨额奖金的人们

22，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总是处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位置上，原因在于他们代表的是一种理念，是这家公司开展各项业务的核心理念，是这家公司的员工日常工作中蕴含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企业价值观的文化理念，那种将公司和外部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23，首席执行官代表着整个公司生存的目的。这项职责在很大程度上要交给一个独立的个人承担并执行，而不能交给一个由地位相当的人组成的委员会。

◆ 为什么要对首席执行官进行股权激励

24，当代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技术上讲只不过是一位特殊的雇员而已，他必须在董事会的监督下为公司服务。界定他们地位的是一纸合同，合同中明文约定其薪酬奖励与公司的业绩和股价表现相关。也就是说对首席执行官的激励依赖于一种金融架构，也是一种金融创新。

25，以利润为导向的奖金可能促使首席执行官对公司采取一些揠苗助长的行动，忽略长此以往可能造成的危害，也可能给其继任者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以股价为导向的激励方式则可以鼓励首席执行官引导整个公司朝着有利于长期价值增长的方向前进。

◆ 首席执行官的奖金从何而来

26，罗姆尼和亚柯卡是两个极端的特例：他们都在公众面前享有崇高的道德形象，对他们而言，这种象征性的举措也许更加重要。

27，除此之外，最近几十年，高薪酬的迅速增长或许也根源于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取得的进步，因为现有的体制已经充分认可合格领导者的重要性，也不再受到武断的传统薪酬观念的束缚。

◆ 如何解决道德危机延迟付薪

28，斯夸姆湖金融监管工作组建议政府强制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大公司延迟支付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延迟支付的占比要相对较高，延迟的时限可以先限定在 5 年左右。

◆ 任人唯亲的董事会

29，首席执行官及其他公司高管的才能及奉献精神是决定公司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30，实际上，高管薪酬也产生了泡沫，和房地产价格及股票价格泡沫的出现是同样的道理。

◆ 投资经理：“我可以超越市场”

31，来自学术界的金融文献可以证实，在最近几十年里，采用积极管理策略的投资股票的共同基金表现都不如采用消极策略的基金，所谓消极策略就是简单地对所有股票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投资。

32，有效市场理论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其强调聪明的交易员使得市场能够以完美的机制运行。

33，金融理论家格罗斯曼和斯蒂格利茨合著的论文《信息传递达到完美效率的市场不可实现》。他们的结论是一个有效的市场 “均衡” 是 “不存在” 的，换句话说，假设市场完全有效的理论根本说不通。

◆ 越聪明的投资经理胜出的机会越大？

34，根据数据推论，金融活动的结果是完全随机的，跟掷骰子无异。

◆ 投资经理薪酬泡沫

35，同样难以衡量的还有金融业在改善社会资源配置方面所做的贡献，以及激励商业取得成功方面所做的努力。

◆ 投资经理的迷魂阵

36，这种恶意谋划的策略会造成 “尾重风险”，即风险集中在投资回报分布末端的情形，换句话说，也就是招来投资者或许根本无法遇见的极其罕见的 “黑天鹅事件”，而这些风险一旦爆发必然是剧烈的。在投资组合存续期间，基金仍然能依赖稳健良好的收益向投资者收取费用。

37，人们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内运作基金的人的总体行为判断其是否为人正直，也可以通过其他线索看清他们的行为。品格是很重要的，不论好与坏，它们总会在一些公司的声誉中被折射出来。

◆ 投资经理：“我们不是骗子”

38，“信任是人生中诸多关系的基石。金融机构与市场也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 第 3 章 银行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39，当今社会对银行家怀有极强的敌意，人们甚至发明了 “bankster”[借用与 “gangster”（劫匪）押韵而派生的新词] 指代他们，而且这个称呼很快就流行起来。

40，民众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看上去人们更多地指责银行家手中权力的膨胀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他们一门心思只为赚钱的人生哲学。

◆ 银行是如何运转的

41，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少分析师、评级机构以及新闻杂志等渠道提供对投资标的的评估，利用银行进行借贷比直接从民间借贷更有效。因此银行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42，相比之下，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传统银行的角色逐渐被淡化

◆ 银行业的未来如何

43，影子银行的例证就包括现在已经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两家公司，它们被称为投资银行。

44，影子银行的另一个例子是结构性投资主体（SIV），这是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商业银行创造出来的一种机构。

◆ 银行业：为大多数人服务

45，美联储根据 2007 年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一项研究，其结果表明美国收入最低的 1/5 的家庭没有开设任何形式的交易账户。

46，金融民主化是走向平等社会的必经之路，而银行业民主化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即便路漫漫其修远也在所不惜。

◆ 投资就是一种赌博

47，大西洋的对岸，投资银行业务于 1811 年被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纽约州于当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满足最低要求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开设公司，无须政府再颁授任何特许，而这一做法也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48，为了应对短期内可见的危机而促生了一项足以改变世界的金融创新，1811 年纽约州的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制定公司法所参照的模板。

◆ 当代金融领域最激烈的斗争

49，公司新发股票会导致现有股东所持股份受到不同程度的稀释，这个过程或许称得上当代金融领域最激烈的斗争，由于财富的减少，敌对阵营相继产生，各种政治把戏甚嚣尘上。

50，本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在公司的生态圈里，投资银行家是和平的护航者，同时也是进步的倡导者。

◆ 抵押贷款是如何发起的

51，引发 2007 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发起抵押贷款的过程有被严重滥用的现象。借款人获取了自己无法偿还的高额贷款，或者抵押贷款的种类与其需求不符。

◆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事实

52，耶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朴宣英（音译 Sun Young Park）现供职于韩国高等科技研究院，根据他的研究，截至 2011 年，于 2004～2007 年在美国境内发行的 AAA 级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中的优先级部分仅有很小的一部分（0.17%）因为借款人无法偿债而出现贬值，这与民众一相情愿认定的情况是相反的。

53，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策划执行的体系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可以把它称为美国政府的发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最早都是由政府资助的公司发行的：1971 年由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即房地美的前身）发行，1981 年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房利美的前身）也开始发行。

◆ 可怕的错觉：房价永远不会下跌

54，首要原因是人们普遍认为房价永远不会下跌。

55，证券化业务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真正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美国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开展此项业务的机构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如果不像美国政府那样通过房地美和房利美向这项业务输送资金支持，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在其他地方是开展不起来的。

56，克莱尔・希尔在危机爆发前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 “证券化：为‘蹩脚货’提身价的低成本方法”，她在文中发表了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她说证券化产品和担保债务凭证之所以能在一开始运作得很好，主要是因为这些产品解决了 “蹩脚货” 的问题。

◆ 难道监管者就那么傻？

57，创设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动力之一就是使银行可以逃避资本金扣减规定的限制。

58，我们不能认为这个体系中所有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抵押贷款业务中的许多特征将得到完善，并在未来发展成为一种更好的业务。原则上，如果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评级是正确的，如果在评估此类证券的过程中考虑到房价终有一天会下跌，如果政府没有给予持有此类证券的人特权，那么这个体系还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 第 6 章 交易员和做市商：社会离不开的 “赌徒”

59，一辈子从事交易业务的人也会具有一种尊重市场力量的直觉。

60，交易员的一部分专长表现为懂得如何 “占别人的便宜”，也只有懂得这种手段的人才能存活下来。

◆ 多巴胺系统：金融回报机制

61，根据神经学专家里德・蒙塔古的说法：“一旦生命开始运作，评估的机制就无可避免地产生。” 即使最低等的微生物都有自己的评估机制，使其具有追逐价值的冲动。

◆ 交易速度越来越快

62，电子手段给交易业务带来的最大变革其实是信息的整理方式，而非交易发生的速度。

63，高频交易使交易员的工作速度提高，但是其工作核心是不变的。

◆ 交易领域越来越广

64，考虑这个问题时，我建议政府给予做市商税收优惠，至少给予那些创设了具有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性新兴市场的做市商优惠，他们在创设这些市场并维持市场流动性的过程中确实是在为社会提供宝贵的服务，他们的行为应该得到持续的激励，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应该得到认可。

65，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金融交易创造了一套与人脑的回报系统十分相似的机制，正是这个机制推动人类采取各种协同行动。他们似乎也不认可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正在为更加良好的协同经济活动提供巨大的发展机会，而金融交易就应该围绕这些新的机会展开。看上去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从业者道德的突然崩溃，而是由于从业者没能正视并控制好风险（尤其是房价风险）。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组建政府委员会预防膨胀和泡沫，虽然对缓解危机有所助益，但是却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至少在摧毁我们现有市场体系诸多有益的特征前，他们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他们也没能意识到，拓展金融交易的领域是实现金融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 保险业：民众的最佳保护措施

66，2010 年海地地震中，群众遇难，大量房屋倒塌，而最悲剧的事情就是原本可以得到赔偿的建筑都没有投保。这不仅意味着人们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还意味着过去多年中，开建房屋之初就缺乏保险机构的监督，无法保障房屋建设质量，而如果有这种监督的话，可能地震的危害就不会如此之广，死亡人数也不会如此之多。

67，气象保险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贫穷的农民通常都无法理解保险的基本理念，也因此对提供保险业务的公司产生不信任感，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保险业无法广泛渗透的原因。

◆ 第 8 章 市场设计者和金融工程师：麻烦的制造者，还是麻烦的解决者

68，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市场设计者与成功的工程师有着相同的实用常识、相同的创造动力以及相同的对基础科学的掌握。

69，金融创新发展缓慢的现象再一次印证了人类本能的对传统和习惯的追求，以及对传统的过度依赖，这些思想会持续抑制金融创新的发展。

◆ 第 9 章 衍生品供应商：为什么他们成了声名狼藉的人

70，衍生品其实是从别的市场中派生出来的一种金融产品，本身不存在正义或邪恶的区分。

71，与其他投机行为相比，买卖衍生品的行为对很多人而言与赌博无异，用更坏的眼光看，衍生品就是聪明人剥削不太聪明的人的一种工具。

◆ 对期权的监管

72，我们可以针对确实存在且个性化的重要风险创设期权，比如房价下跌风险或收入减少风险。这会使类似期权这样的衍生品具有更清晰的社会意义，也再次成为金融服务美好社会的例证。

◆ 第 10 章 律师和金融顾问：金融行业不可或缺的角色

73，律师和金融顾问在金融社会能起到基础性作用，因为他们能够根据客户复杂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

74，曾介绍过理查德・J・默南和弗兰克・利维关于劳动力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相关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计算机无法取代的社会角色之一。

75，在我们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计算机是无法完全取代高级人工智能的，也就无法帮助自然人彻底地解决他们的金融需求。

◆ 律师与金融的密切关系

76，从重要的层面来讲，律师是搭建金融工具的最直接的工程师。

◆ 以色列人均律师占有量是中国的 50 倍

77，中国每 8082 人才有一位律师。以色列人均律师占有量差不多是中国的 50 倍！

78，就以色列来说，流传着很多关于以色列人好诉讼的笑话。其中一个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第三次战争期间，一辆以色列坦克和埃及坦克在沙漠中发生了意外的碰撞。埃及坦克的驾驶员跳出驾驶舱，高喊 “我投降”，而以色列坦克驾驶员跳出驾驶舱时却喊了一句：“闪着我脖子了！我要告你！”

79，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律师数量较多，人们可以在从事复杂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保障，也能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有比较可靠的预期，所以这些国家的商业也相对比较繁荣。

◆ 游说者失衡的权力

80，贿赂是违法的，但是贿赂可以通过各种精巧的形式被隐藏。

81，2011 年，这个组织根据社会公开的游说记录对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做了一份分析，他们发现美国的金融行业每天找人替自己的利益说话的花费就高达 140 万美元。

82，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79～2007 年，美国收入最高的 1% 的人口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 275%—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同一时期，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口的收入仅增长了 18%。

83，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商业版主编罗伯特・格斯特的说法：“影响政治的最强大力量既不是鲜血也不是金钱，而是人们的理念。” 这也是富人通常更愿意资助政党的智囊团，而非游说者的原因。但是政党的智囊团也只有在能把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情况下才能被称为一个成功的组织。

84，劳伦斯・莱斯格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他在 2011 年出版的《失落的共和国：金钱如何腐化国会以及制止此类趋势蔓延的方案》（Republic Lost：How Money CorruptsCongress—and a Plan to Stop It）一书中建议从最基层发动这种运动以保障其成功。

◆ 游说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

85，位名叫约瑟夫・米勒的游说者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民主制度酿造的烈酒：我的回忆录》（The Wicked Wine of Democracy：A Memoir），他在书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已经在最前沿体验重大政治事件长达 5 年时间了，我仍然坚信自己的信念是高尚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类的发展。如果有人说这是天真到无可救药的人才有的想法，那我承认自己就是那类人。”

◆ 游说行为和游说者：争取正当的利益

86，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在根据全美选举普查的数据分析民众意见和收入时发现，收入最低的 1/3 人口对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的投票倾向没有任何影响力，这是与其他 2/3 的人口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

◆ 第 12 章 监管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87，弗里德曼在 1962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对当时的监管体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特别强调了从业资格许可问题。他认为从业资格许可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伎俩，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某个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维持该职业的高薪地位。

88，乔治・施蒂格勒对同一主题进一步做了延伸，他在 1971 年时写道：“作为规律，监管手段是根据行业状况逐步培养出来的，因此监管从设计之初并在运作之时都主要是为其监管的行业的利益服务。” 施蒂格勒认为，不论政府监管还是行业自律，其目标都是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这个市场。

89，美国国内的从业资格认证体系涵盖的职业种类不断增加，20 世纪 50 年代约有 5% 的劳动力需要取得从业资格，而到 2008 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29%

90，一个体系总会时不时地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而造成严重问题的根源是可以被纠正的。尽管类似的批评一直存在，但是监管者通常都比民众印象中的更正直、办事也更有效率 — 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政府内的监管者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者都一样。

◆ 政府监管者

91，监管者是制定和执行金融体系管理规则的人，因此我们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资源开展相关的工作，同时也应对他们所做的工作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感谢。

◆ 第 13 章 会计师和审计人员：金融架构的护航者

92，会计师就是管理金融历史的人。会计师（尤其是那些作为公司首席财务官的人）对金融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维护核心金融架构的正直品性的护航者。

93，首席执行官不能兼任机构的会计或首席财务官。

◆ 商学教育的使命

94，第一家商学院于 1881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第一家商学研究生院（能够授予商学理科硕士学位，相当于今天的工商管理硕士）于 1900 年在达特茅斯学院成立。其他国家没有效仿，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 1951 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才出现了新的商学院。

95，在这个问题上沃顿已经触及金融的实质：金融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场零和游戏，它应该一方面促使人类生命更有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应该成为辛勤劳作者必得的成果。

◆ 经济学教育与道德培养

96，商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职业为导向，它不应该避开基础技能的培训，反而应该将这种理念整合在更全面的知识架构内。

◆ 第 15 章 公共商品融资商：他们在为社会和公众服务

97，在这种设想的结构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更像是精通科学研究的风险投资人，而不是常见的政府附属机构。

◆ 第 16 章 政策制定者：肩负稳定经济的重任

98，经济短期爆发式增长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对人性进行评判 — 评判人们的动机、思维模式和不断变化的政治氛围。

◆ 货币政策制定者

99，让任何人应对猜忌和恐慌都是十分艰难的事，与其说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不如说这个人是心理学家。这是一个由人类本性带来的难题，由于这种本质，即便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也很难评价以前做这个工作的人的业绩，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给未来央行的干预行为留下了有用的经验。

100，央行银行家之所以无法预测危机的到来与他们这种职业无法避免的政治性、与其在位期间所做出的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以及政治预言家永远都要面对的艰难境况都有一定的关系。

◆ 财政政策制定者

101，1941 年，美国政府组建了公共事业储备局，其目的在于为高质量且随时可以启动的公共事业提供 “货架”，一旦发生经济波动，随时可以启动这些储备的项目。

102，1942 年这个组织就宣告解散，其原本肩负的职责被拆分给了其他政府机构，这个组织也就很快被人们淡忘了。

◆ 央行在未来将消失

103，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以及金融业务技术自身的革新，二者的合力已经促使政策不断发生改变。

104，金融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其内在复杂性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105，央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在特殊的环境下被创造出来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机构，它生存的时期或许即将结束。

◆ 信托公司的目标

106 信托业务是当代金融的一项伟大发明，它使人们可以延展自己的人生目标，甚至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使这些目标获得 “永生”。

◆ 非营利性组织如何运作

107，美国法系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营利性组织存在的唯一目标是为股东谋求利益。

108，欧洲机构的组织架构鼓励他们很少关注股东价值。

109，福利企业的章程可能会明确提出一个特定的公共目标，从而使得这些企业的运营目标比欧洲企业显得更以公众为导向。

◆ 财富能带来什么

110，任何人都会逐渐意识到，人生积累再多的财富，只有当能够用财富增加自尊时才能获得满足感，纯粹消耗财富或者说让别人羡慕自己拥有财富都不会增强自己的满足感。

◆ 第 19 章 金融、数学以及美

111，现实社会中的金融体系总是混乱、缺乏人性，其运作过程中充斥着伪善和欺骗，这些事实使人无法感受到它的美。

◆ 金融是美的：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112， “美与对称绑定在一起。”

113，市场效率理论中暗含着一个原生的对称理念。对于金融理论来说，这个理念是其根基之一，也就是说价格虽然因市场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只不过是更深层次真理的表象而已。看上去毫无意义的金融市场价格的微小波动实际上反映了强大力量的博弈。

◆ 第 20 章 金融家、诗人、音乐家与哲学家：他们有什么不同

114，这或许不是年轻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们幻想的美好世界，但这是我们生存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的现实。通过金融或其他手段推销自己并积累财富，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犯罪。实际上，人类所取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诞生于这种行为。

◆ 焦虑和不平等

115，人们必须发掘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是不是感觉寻求者，抑或自己能否在充满风险的生活中找到生存的意义

◆ 第 22 章 追随传统和习惯的冲动

116，我感觉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

117，金融的现代化进程是十分缓慢的，金融创新所能达到的高度也被圈定了。通常，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理念只会被一小部分有较高理解能力的人接受，或者被更愿意信任业内人士的人接受，所以这些创新的发展就像蜗牛一样慢慢前行，通常要经过几个世纪才有起色。金融的发展有时看上去慢得让人无法忍受。

118，金融的现代化进程是十分缓慢的，金融创新所能达到的高度也被圈定了。通常，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理念只会被一小部分有较高理解能力的人接受，或者被更愿意信任业内人士的人接受，所以这些创新的发展就像蜗牛一样慢慢前行，通常要经过几个世纪才有起色。金融的发展有时看上去慢得让人无法忍受。

◆ 以词代物：货币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吗

119，哲学家约翰・洛克在 1690 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发现人性有一种犯错的倾向，就是 “以词代物”。

120，金融创新从来都不仅是技术革新的挑战，创新过程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人们已经熟知的概念进行重新构架或二次推销。

◆ 疯狂借贷，危机不断

121，最近几十年，美国的储蓄水平一直很低，危机爆发前的几年，居民储蓄率接近于 0。同一时期，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接近 25%。仅以经济基础的差异解释这个巨大的差额是不充分的，这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没能有效处理基础性经济问题的最好实证，它也表明美国的金融机构仍然是不完美的。

◆ 杠杆周期：繁荣之后，即是崩溃

122，很明显，全球范围内有一个杠杆周期在诱导着金融危机的发生。

123，但是从过去的经验看，监管机关都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预防杠杆周期的重生。真正有效的措施不能仅仅依赖监管机关，还需要我们开发出更好的金融流程和产品，这些新产品不能建立在现有的僵化的传统思维模式上，而应该反映我们行为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124，一个能够应对杠杆周期和债务积压问题的持久性解决方案，应该能够在自由可取的信贷带来的福利和债务可能促生的周期性、系统性问题之间维持平衡。

◆ 丑恶债务和助益债务

125，为了更好地管理债务和杠杆，也就是让人把债务看得更明白，不仅需要放贷机构自身做出变革，也需要他们变革自己从事对冲、证券化和捆绑债券等业务的方式。

◆ 金融与赌场有什么不同

126，赌场的环境是一种能让人迅速忘记赌博实质的精心设计，而且能把赌博的行为放在一种鼓励追逐风险的氛围中。

127，如果放置在不受监管的市场环境中，很多经纪业务提供的服务和赌场的运作有极强的相似性。

◆ 认知失调和伪善：金融危机的心理根源

128，伪善就是认知失调的一种经典体现，伪善者出于方便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立足点，而采纳某种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

129，如果说伪善是一种天生存在于大脑中的机制，那么由人为的错误导致经济运行出现重大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很高。

◆ 被错误地扣上肮脏的帽子

130，从事金融业有一个天生的极端风险，那就是即便道德品质最好的人也有可能因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或错误而被起诉，从而造成自己声誉上永久的损失。

131，对财富的追求背后是人类渴求性欲和社会地位的冲动。

◆ 成功的商人都是肮脏的？

132，这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获得发达的金融体系，它的人民必须首先经历一个过程，扭转那种被夸大的商人都是肮脏者的思维。

◆ 投机行为与有效市场

133，法玛的理论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科学程式的高度，并且将投机者比作占星师，通过观察股市数据的模式寻找交易机会。法玛坚信，市场价格因为过于完美而不可被预知，毫无规范的模式可循，纯粹是一种随机现象。

134，把围绕市场发展主趋势出现的涨跌现象完全归咎于对未来的判断出现了 “新信息” 是不合理的。

135，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价值应该与其今后所有分红的现时价值挂钩，而不应该仅仅与未来有限的几年内的分红情况挂钩。

136，许多交易员确实思维敏捷，但是他们每天玩的游戏并不需要他们与宏观经济预测发生任何联系。他们实际上是在和自己的交易对手博弈，也就是猜测交易对手心理活动的游戏。

◆ 动物精神

137，所谓动物精神就是每个人内在的采取行动的应激性，一种被凯恩斯称为 “主动采取行动的紧迫感”，而不是经过刻意的、仔细的谋划之后才做事情。

138，最终，人类所能做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

139，价格变动和金融活动是必然要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

◆ 从合伙制公司到有限责任制上市公司

140，或许华尔街公司合伙制的消退确实给 2007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看上去，人们为了选择一个有助于公司快速成长的制度，而放弃了管理长期声誉和远期风险的动力。

◆ 鼓励良性的金融投机

141，金融制度的每一项变化都是一种实验，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只有经历多年实践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否可行。

◆ 投机性泡沫是社会传染病？

142，投机性泡沫就是多个脑故障对整个金融体系发生集体影响时产生的结果。

◆ 非金融投资泡沫

143，中国于 1958～1961 年开展了 “大跃进” 运动，这也是一个在没有金融市场的前提下产生投资泡沫的例证。

◆ 美好社会

144，对任何政府机关而言，要预防经济内生的投机性泡沫和过度负债现象都是不容易的。

145，承认泡沫的存在是预防金融危机的重要前提，但是要认识到泡沫的存在，一方面要从民众的行为判断他们的意图，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财务数据。

◆ 泡沫也很重要

146，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股价 “微观有效” 而 “宏观无效”。他的意思是，相比股市整体（市场的宏观面）而言，有效市场理论对单一股票（相对于综合股票市场而言只是其中一个微小的成分，因此是微观的）更有意义。

◆ “大幻觉” 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147，这种爱国热情发展到巅峰并不仅仅是心理的自然作用，因为其最根本的来源是受到一种理念的诱导，也就是被安杰尔称为 “大幻觉” 的理念，它促使人们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找到自我实现的感觉。

◆ 当今商业领域的 “大幻觉”

148，安杰尔在理论中认定 “大幻觉” 是人们的一种理念，而理念可能是相当危险的，就如同 “大幻觉” 一样，它可能在人们之间播下互相猜忌的种子。就所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 “大幻觉” 理念很有可能就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 人生和商业中的进犯性

149，控制力是否生效取决于动物所处的环境，而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控制力能够生效的环境就是物种日常生存的环境。一旦改变其生存环境，那么控制力就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 金融与冲突

150，由埃里克・加兹克、李泉（音）和查尔斯・博默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金融关联度，也就是资本流动，比拉西特和奥尼尔提出的任何一个因素都能更好地预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 结束语 金融、权力及人类的价值观

151，阿克洛夫在这里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等级社会中的经济平衡性比较稳定，不遵守等级准则的商业活动根本无法和具有等级地位的商业活动竞争，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够打破这种平衡。

152，金融的民主化意味着我们所依赖的风险管理机制应该比现行机制更有效，它应该能够预防社会上出现财富和权力随机分配的现象，而且实现形式就是一整套完善的金融合约。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

153，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的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 — 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154，人类追逐权力，追逐权力的脚步永不停歇，愉悦的情感只不过是获得权力的一种体现罢了…… 所有行为的驱动力都是权力意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理、物理或灵性的驱动力。

155，看上去亚当・斯密似乎在说人类对赞美的渴望是人类思维模式中固有的一部分，大脑会自觉地把我们受到的赞美根据其真实本质进行分类，并根据赞美对我们的定位对其进行分类。

156，最终，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能够为权力斗争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安全战场。只有通过运用适当的且能够将金融变得更人性化的创新手段，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将我们从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中积累的知识充分考虑进去。

157，归根到底，金融制度的发展比硬件和软件的发展更重要。金融系统实质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 — 一个建立在人力基础而非电子元件基础之上的系统，而且人工智能离彻底取代人类智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好的社会离不开金融。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的下滑，但是我们不应该由此排斥金融的意义。最终的出路是开发更好的金融产品，让金融更加合理化，民主化。#

2）在金融市场中，每个个体都具有行为性。除了行为经济学外，还有行为金融市场。
3）书中虽是阐述经济学的观念。但是涉及到了心理学，医学，法律学，神经科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遗传学，战争心里学的内容。由此可见知识面扩大了，思路才能扩展开来。读书才将最终引导我们拓宽对任何事物的理解。

观点：#

1. 人们一方面要追逐风险，另一方面又想跟随传统。追逐风险的冲动可能使人忽视危险信号，盲目从众，并对泡沫投资下赌注，在这种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承担过多的债务；追逐传统与习惯的冲动则意味着即便已经认识到风险的存在，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保护自己。
2. 只要经济繁荣就然产生过度负债，繁荣过后，也必然引起经济崩溃。
3. 市场在收到未来回报即将到来的信息时做出反应，而不是在回报真正到来时才采取行动。
4. 直到决策变成现实之前，选择权本身就有期权价值。对商品价格进行非对称性赌博就是期权的本质。
5. 由于律师数量较多，人们可以在从事复杂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保障，也能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有比较可靠的预期，所以这些国家的商业也相对比较繁荣。
6. 加税：从一个人手里抢过来东西，再递给下一个人。
7. 美国法系：营利性组织存在的唯一目标是为股东谋求利益。
8. 我们倾向于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看作和自己从本质上就不一样的人，将别人的行为原因都归结于个性差异。
9. 伪善者出于方便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找到立足点，而采纳某种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
10. 民众对富人的敌对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利的认可。
11. 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短线爆炒迅速致富，这种捷径是不存在的。
12. 市场是由参与者的观念组成的，价格波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中参与者的情绪变化。
13. 价格变动和金融活动是必然受到动物精神驱动的。
14. 患有轻度躁狂症的人通常也是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15. 金融制度的每一项变化都 是一种实验，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只有经历多年实践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否可行。经济体制应该怎样运行这个问题是没有简单答案的。设计金融制度需要容纳无数人性的缺陷。
16. 市场总是朝着泡沫的方向发展。人们容易被 “讲故事” 影响。
17. 商业的有序开展需要以一套规则和理论为前提，它们代表着能使创新变成现实的一种社会资本。
18.“所有权的社会” 指的是一个公民权和公民责任感都建立在鼓励个人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基础之上的社会。
19. 政府尝试通过政策手段使国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这种行为将导致住房市场出现泡沫。
20.《三角和平论》里提到三个确定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因素：经济关联度；民主传统；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
21. 金融关联度使人们有另外一个舞台能宣泄自己的进犯本性，在这个相对文明的舞台上，每个参与者都可以释放自己的进攻性冲动，同时他们也可以认真地选择自己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
22. 人并不是生来就招人喜欢的，也没有任何人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现有的制度，激励人们更多地展现自己人性光辉的一面。
思考：
1. 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 什么事期权？
3. 消费行为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

《金融与好的社会》 - 罗伯特・席勒#

前言

• 金融体系是一项新发明，而塑造这种体系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

• 创造并推行这些金融创新是应对经济不平等的最佳策略。这个体制的未来就掌握在普通民众的手中，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或许他们中就有人会阅读本书。

• 许多人都认为对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应该坐牢。

引言 社会需要金融

• 金融体系走向成熟。

• 为了督导金融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将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位，我们确实需要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对它们进行约束和引导，但最终这些机构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还是由他们运营的理念和它们所掌握的权力决定。

- 投资经理薪酬泡沫

• 投资经理薪酬泡沫的形成过程与市场泡沫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原因在于给投资经理提供资金的投资者经常会混淆概念，将原本单纯受市场波动影响的收益率波动看作投资经理的能力反映。

- 当代金融领域最激烈的斗争

• 任何一个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都知道，要激励每个人都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第 6 章 交易员和做市商：社会离不开的 “赌徒”

• 一辈子从事交易业务的人也会有一种尊重市场力量的直觉。

第 7 章 保险商： 让灾难减轻，让社会平稳

• 没有任何一种保险能令人起死回生，但是漏油带来的其他损失都可以（而且很大程度上）由保险公司进行相应的赔偿。

• 如果海滩景点能为石油泄漏带来的冲击投保，如果工人或者雇员们都有失业保险。

• 如果风险真能得到恰当且全面的处置，那么至少用英国石油公司这个例子来说，其造成的最明显的对幸福的经济冲击，也是对经济学家所称的民众使用的基础设施的冲击，最终会体现在原油的减少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 随着原油供应量的减少，油价必然逐步攀升，也将促使人民学会节省拥有，同时也让人民有足够的动力开发其他类型的能源，随着石油推出舞台，其他类型的能源供应将填补其留下的空缺。

第 8 章 市场设计者和金融工程师：麻烦的制造者，还是麻烦的解决者

• 受数量经济学家劳埃德・沙普利和赫伯特・斯卡夫设计的一个理想化住房市场数学模型的启发，罗斯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个能够解决肾源问题的新型市场模型。他们建立了新英格兰肾脏捐赠一致计划，现在该计划由联邦器官获取及移植网运作。・・・该市场设计采用一种包容激励机制。每位生病患者的配偶或兄弟姐妹都被要求捐赠一个肾脏，捐赠对象不是自己的亲属，而是能与之配型成功的另一位患者，从而试图帮助每位患者找到合适的肾源。市场试图帮助每位患者找到合适的肾源。・・・要使这个市场能够运作，人们必须具备一个巨大的捐赠资源池，形成一个完整的匹配链条。・・・罗斯所创造的肾脏移植市场是金融区的的真正意义的进步，因为它通过一种复杂的协议方式解决了风险、激励、道德危害和生产等诸多因素可能带来的问题。

- 财富能带来什么

• 它们与人类心理原则的关系：让它把生命的意义变得真切。我们能够为一个更好的金融系统做贡献，也就是一个使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希望实现的任何长远目标都成为可能的新系统。

- 以词代物：货币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吗？

• 其实如果我们能通过引入新的词汇和新的计量单位改变人民思考的方式，那么这些偏见都会相应减少。类似更换词汇这样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情，实际上必须成为金融创新有效推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 主要观点：#

1. 人们一方面要追逐风险，另一方面又想跟随传统。追逐风险的冲动可能使人忽视危险信号，盲目从众，并对泡沫投资下赌注，在这种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承担过多的债务；追逐传统与习惯的冲动则意味着即便已经认识到风险的存在，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保护自己。

2. 只要经济繁荣就会产生过度负债，繁荣过后，也必然引起经济崩溃。

3. 加税：从一个人手里抢过来东西，再递给下一个人。

4. 我们倾向于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看作和自己从本质上就不一样的人，将别人的行为原因都归结于个性差异。

5. 民众对富人的敌对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权利的认可。

6. 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短线爆炒迅速致富，这种捷径是不存在的。

7. 人并不是生来就招人喜欢的，也没有任何人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现有的制度，激励人们更多地展现自己人性光辉的一面。

2. 主要内容：

本书旨在建立一套关于金融体系的可行理论，用于引导人们继续推进关于金融与好的社会的讨论。

《金融与好的社会》分析了金融行业参与者、制度的设计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和地位，阐述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投资银行家、放贷者、交易员、做市商、保险商、市场设计者、金融工程师、衍生品供应商、律师、金融顾问、游说者、监管者、会计师、公共商品融资商、政策制定者…… 这些不同主体的行为约束与激励、相互制约与博弈，来解释当代金融体系的制度、机制和法律框架设计的根源。同时，在本书中，他着重于探讨投机性市场的行为、人类的易犯错误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性，解释人类思想的变化、捕捉人类行为最终怎样推动金融市场的运行。#

在本书第一部分中，作者从金融链条上每个角色出发，简明扼要地陈述这些角色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展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风险性，以及其所可能蕴含的道德功利性，为读者展现了现代金融业为社会所能提供的进步可能。

第二部分，在明确了金融行业运转机制基础上，作者试图分析人们对于金融行业不满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金融与民众、道德与功利并非简单的 “黑白二元对立”。作者承认，“现实社会中的金融体系总是复杂混乱的，其运作过程中充斥着伪善和欺骗”，但他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安排为公众的利益重塑金融业，把金融业作为人类财富的管理者，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打破金融的精英权力结构，使得金融民主化，并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让金融业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

我们的社会取得今天这样的繁荣和文明是不断调整金融体系操作技术的结果，是金融理论激发创新的结果，也是根据人类本性不断革新的结果。书中第二部分中逆推了金融体系之所以能越来越好的历史轨迹，同时也为未来几十年中如何改进这个体系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为金融正名

  无论人们从事哪个领域，唯有认识到、且欣赏到该领域之美，才可能登上成就之巅峰，文学是这样、物理学是这样，乃至编程、做木匠，皆如是。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领域大有成者，都是该领域的捍卫者。

席勒在本书中正是赞颂金融之美

　　现实社会中，金融体系总是混乱、缺乏人性，其运作似乎总是充满欺骗、伪善、血腥，但对金融大师罗伯特 - 席勒来说，金融之美正如大自然之美不容置疑，即便它会产生丑陋的东西。

 《金融与好的社会》第一部分对金融行业的关键角色，如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放贷者、保险商、交易员，都做了全面的角色解读之后，系统阐述了“金融之美”。

  席勒认为，金融理论中的对称性和守恒定律是美的，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它为构成我们一生中日复一日的各种活动提供资助，这些目标明确的活动本身都具有美感。

　　金融从业者的报酬惊人，金融的杠杆让社会越加不平等，但我们无法忽视的现实是：金融塑造了现代社会。

　　金融掌控风险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将创意转化为各种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小到改良型的手术器具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大到辅助精密的科研机构，以至于最终影响整个公众福利体系。可以说，金融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最基础的关系。

　　实际上，当今几个重要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金融的核心支持。如果没有金融业，这种崛起是根本无法实现，不管是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崛起，二战后日本、德国的重新崛起，乃至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崛起。

　　席勒教授在书中的一个重要论述值得引起重视。

　　他讲述道：“在一个没有经历过合法商人兴盛时期的国家，人们视商人为行为肮脏者的比例更高，这个发现极其重要。这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获得发达的金融体系，它的人民必须首先经历一个过程，扭转那种被夸大的‘商人都是肮脏者’的思维。”

金融创新需民主化人性化#

　　“在我看来，应对这种现象 (金融危机) 最好的方式并非钳制金融创新，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可以使金融业更加民主化。”

　　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评判，“金融” 有悖于 “好的社会” 所要达成的目标。但在席勒看来，“金融” 是实现 “好的社会” 重要的工具，甚至是不多得的工具。

　　罗伯特 - 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传递的核心思想是：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席勒说，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进行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的资产整个最根本的目标。为了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并监督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放贷者……通过倡导他们心存善良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整个金融文化。

  “只有细致入微地引导其发展才能将其成功地引入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

　　“金融如何创新发展，关键在于使其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保持一致。” 席勒总结到。

4. 精彩片段节选#

（1）首席执行官：那些获得巨额奖金的人们

“首席执行官的职责就是策划短期目标，代表着整个公司生存的目的。人类学家认识到一种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那就是创世神话：一个在社会中被所有成员广泛认知的神话故事，一个描述这个种族或社会起源的故事，而给予这个神话故事人性化特征的就是故事中必然出现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对于公司而言，创始首席执行官是公司创世神话的一部分，创始首席执行官一般都知道自己具备的这种属性，因此也对其加以利用，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机构里再次上演古代的神话故事，但这仅仅会发生在第一任首席执行官身上。”

（2）投资经理：他们是如何拿取高额报酬的

美国和瑞士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两个国家，也是两个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人们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内运作基金的人的总体行为判断其是否为人正直，也可以通过其他线索看清他们的行为，品格是很重要的，不论好与坏，它们总会在一些公司的声誉中被折射出来。

“信任是人生中诸多关系的基石。金融机构与市场也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的本性 “总是希望走捷径，以此达到省钱或利用别人信任的目的。” 但是有道德准则的人会抵抗这种本能的诱惑，“正直的人通过提高经济运转的效率创造财富。”

（3）银行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银行业从出现之日起就是社会的支柱性产业，在其运营良好的年份，能为从事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带来额外的经济回报，但在当下 —— 至少在我写作本书的这几年，这种回报似乎已经微乎其微了。

在现实中，当代英语 “bank”（银行），与现在英语里的 “bench”（长条凳）有渊源，本意指的是一种长方形的桌子，而当时的银行家就坐在这种桌子后面，当着客户的面清点现款。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看待银行就如同看待城市中心的一座堡垒，如同希腊的雅典卫城一样，最有钱和最有权的人都可以把他们的金钱托付给银行保管，这也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银行的大楼都仿照雅典卫城的式样建造，或者参照其他同类的城堡建造，埋藏黄金或把黄金寄存在堡垒里的做法无法为财富所有者带来利息回报。

• 所谓的 “影子银行 “就是在成立之初就通过精心设计，是自身无法被定义为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它们本身并不吸纳储户的存款，而其放出的贷款则来自其他一些方式的融资。影子银行的例证就包括现在已经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两家公司，它们被称为投资银行，但由于它们不吸纳存款，所以不受商业银行法律法规的制约，它们之所以成为影子银行是因为其运营方式十分近似商业银行，影子银行的另一个例子是结构性投资主体，(SIV)，这是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商业银行创造出来的一种机构，由于结构性投资主体在法律上被视为与商业银行相对独立（也不受监管）的主体，因此其希望通过将自己的业务注入结构性投资主体而绕过监管。

金融行业的 “三张面孔”#

   金融业曾经被认为是最光鲜夺目的身份标识：精英汇聚的商业团队，优越舒适的办公环境，高到令人咋舌的丰厚薪酬，以及举手投足间对宏观经济施加的重大影响，一切都在堆砌着金融业神话的出笼。

   然而，时至今日，金融业已然卸去往日萦绕的诸多光环，反倒成为悲情剧的主角。自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巨鳄寿终正寝以来，公众已然目睹众多金融帝国的轰然倒塌；曾经长袖善舞的麦道夫拙劣的金融诈骗激起公众无限的愤慨，也敲打着人们对金融行业底线的拷问；政府与监管机构对金融业的道德水准失去耐心，愤怒青年们以占领华尔街的抗争方式蔑视华尔街精英们的统治秩序。一时间，金融业跌进了公众舆论的黑洞之中，被标识成道德高尚者和社会奉献者的对立面。

   但是，倘若我们真的离开和摈弃金融业的存在，从而走向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这样的愿景是否可能实现？

    无疑，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我们生存在一个被金融日益主导和推动的时代之中，金融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力不是被削弱，而是进一步被放大。我们即使仍然喋喋不休地从道德层面抨击和揭露金融业的黑暗，但依旧需要金融业为整个社会的有机运转提供强大的货币保证、制度保证、以及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保证。

   而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美好社会》一书便承担了这种为金融业正名的积极角色。我认为席勒教授的解读并非简单地刻画“黑白二元对立”，亦非仅仅出于个体向善的道德倡议，而是通过对金融业三张不同的面孔，即金融行业的专业主义取向、金融的社会功能取向、金融业与美好社会建构的有效衔接，来试图为世人剖析这个毁誉参半的行业及其未来。

金融业的第一张面孔 —— 高度的专业主义取向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金融业拥有悠久而绵长的发展历程。近代以来，特别是荷兰共和国建立首个现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后，世界金融业的繁荣和昌盛，便与技术、制度、以及专业化的训练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相关行业技能的迅猛发展，如交易模式公司化、经济指标指数化，商业法律的日益完备和严谨，以及经济全球化等趋势，也在塑造金融业的新面貌。一批各司其职，具备高度技能素质和专业理念的金融人士的涌向，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前行，业已成为西方金融软实力的最佳象征。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席勒教授在本书第一部分详细列举了包括银行家、交易员、保险商、法律与金融顾问、市场与金融设计师等构成市场活力的诸多个体元素。这类职位都必须接受高强度的职业教育。同时近些年来不断曝光的金融丑闻还明确要求增强该群体的商业伦理教育，强调金融教育者的职责。教育者不能唆使从业者追求片面的业绩和无底线的金融创新，他们应时刻在案例教学中提醒从业者头顶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金融业的第二张面孔 —— 金融业的社会功能取向

  这也是本书所要讨论和辨析的重点所在。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席勒试图要为金融创新重新恢复名誉。他的分析和逻辑起点是，首先肯定作为社会创新群体的一分子，金融从业者与其他行业并无分歧；创新不仅是金融业传承至今的行业特色，同时也是保持传统和习惯的重要手段。在高度概括性介绍股票、证券、基金等等几乎所有金融行业的组成部分同时，抽身出来站在金融之于整个社会的高度，阐述金融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公平、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维持国际关系稳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他区分了市场投机、非理性借贷与金融创新的不同所在，也坦率指出市场非理性焦虑、股市泡沫、金融行业高薪等议题在现实操作中的利与弊。

   作者并不避讳目前金融业面临的窘境，但同时也试图提醒和谏言入市者与公众：金融业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你的道德判断，金融业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周期和固有的社会功能。说到底，这是一种市场精神的周期性嬗变和某种价值重建的可能。从这个层面而言，席勒所提到的创新，更接近于约瑟夫•熊彼特所倡议的“创新型毁灭”的意蕴所在（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观点——“创新形成的繁荣必然带来萧条”的周期理论，在投资出现过热时收紧货币政策来给经济降温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创新带来的繁荣期投资会导致生产力提升，所以在随后不景气阶段的通缩中，物价下降程度会补偿此前繁荣期的上涨而有余）。

金融业的第三张脸孔 —— 金融业与美好社会构建相连的终极诉求

   这一部分可以认为是对本书标题后半部分的呼应。

  席勒的论据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他所引用的19世纪末卡内基与洛克菲勒的大亨行善，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兴盛，都无法完全满足他的金融业功利主义倡议。甚至可以认为，席勒在某个时刻过于相信制度的监管力量，但在另一个时刻，却又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金融业自身对慈善行为的积极主动之上。金融业本质是精英建构的产物，并非参与者逾多就是好事，也远非民主二字所能涵盖。席勒教授的谏言，带有学院派人士常有的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反差。当然，席勒教授把金融业的向善可能提升到重建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高度，在公共舆论层面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用，但驱动金融业贪婪与无序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也和整个世界金融格局的现状大有关联。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2020《金融时报》- 麦肯锡年度最佳商业图书，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2015 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最新力作《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获奖

作者：安妮・凯斯（Anne Case）、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要全面领会《美国怎么了》的深刻内涵，不妨先浏览一下《逃离不平等》一书。

• 《逃离不平等》是一部关于工业文明如何促进人类经济繁荣的巨著，基于大量的史料实证数据，全景式地展示了 250 年以来，得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人类总体上首次成功逃离了有史以来长期遭受的极度贫困与过早死亡的 “马尔萨斯陷阱”
  【书籍简介】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和自杀的故事，开创性地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 —— 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 —— 已经统统被削弱了。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种死亡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教育、企业治理等多个方面，探讨了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

** 主持人汤敏：** 凯斯教授、迪顿教授，你们研究认为，美国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近年来死亡率大幅上升。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经济原因，因为这类人群收入较低、工作机会有限，同时还有全球化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医疗系统有问题。

我很欣赏你们用欧洲国家作对比论证，欧洲国家和美国面临同样的经济问题，比如失业、全球化，但是它们的医疗体系表现尚佳，人均预期寿命还在升高。所以，美国和欧洲唯一的区别就是医疗体系。

目前，中国也亟需对医疗体系进行深入改革。所以，我们很想详细了解欧洲的医疗体系有哪些独特之处？为什么它们投入较少，但收效很好？而美国这方面的问题是什么？

** 安格斯・迪顿：** 非常感谢，能与各位在一起交流非常愉快。有件事格外重要，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了解。那就是，医疗同健康没有什么关系，在富裕国家尤其如此。医疗很重要，人们需要医疗，依赖医疗，当你生病时，你需要有人来照顾你。但是整个人口的健康状况、预期寿命，尤其是在富裕国家，同医疗系统或医疗费用没有太大关系。

比如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国家通过改善公共卫生和疫苗注射，预期寿命的增长就可以达到每年提高 4 岁。我们真正讨论的不是美国这些方面的问题，也不是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了，也不存在这方面问题。相比而言，医疗系统问题却很棘手，全球各国都如此。

当提到美国的医疗费用时，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指人们必须支付给医生的费用，或人们必须支付的医疗保险费用，而是我们浪费了巨大比例的 GDP，这才是真正伤及人们的根本。这些钱让医生、医院、医疗设备企业、制药企业暴富，不亚于光天化日下的抢劫。

** 美国的医疗系统庞大且昂贵，从很多人的口袋里赚了很多钱。** 这造成很多后果，也是我们这本书的要义所在。比如，由于医疗保险费用需要雇主和员工分摊，所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很难找到工作；地方政府陷于困难，因为地方政府必须支付巨额资金用于医疗补助；联邦政府也遇到了问题，至少在疫情期间，几乎所有国家中央政府的赤字都是由医疗费用导致的。

因此，美国的医疗体系就像是榨取美国经济成果的巨大的寄生虫，吸走很多我们必要的生活资源。它与医疗健康的质量或实际的个人支出几乎没有关系。

现在回到汤敏博士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监管，政府必须对医疗体系进行监管，因为市场自身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每个国家在政府资助医疗费用和市场资助医疗费用之间有不同的平衡。美国是一个极端，中国大概是另一个极端，但中国的医疗仍然包含私营市场，市场可以发挥作用。

肯尼斯・阿罗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走医疗服务市场化这条路，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和随之而来的道德风险。如果试图建立一个消费者不了解如何治愈自己的市场体系，会发生什么？

你去看医生和去买一罐金枪鱼或一袋大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买大米时，知道袋子里有什么，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但是，当你去看医生时，医生基本上可以随意开给你他们想给你的任何东西。在美国，我们完全不监管医疗体系，医院、制药企业和医疗设备制造企业可以任意设定价格，医生超量开处方。所以，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医疗费用极高。

美国目前的情况是经济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不是很快。**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大量的人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任何好处。** 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口没有大学学历，也并非少数族裔。对他们来说，社会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进步，只是他们并没有从中获益，而是被远远地抛开。

** 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当薄弱。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结构变化，我们的税收和转移系统无法弥补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变化。** 我认为，这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经历了同样的变化，也有被远远甩到后面的人。英国有这样的情况，爱尔兰、澳大利亚也有。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展现出我们所谓的 “绝望的死亡”。

但我认为，欧洲也被这种变化所威胁，将来有可能出现和美国同样的状况。但是，欧洲有更加完备的福利体系，可以给人们提供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在美国发生的状况。

** 主持人汤敏：** 我还有一个问题。最近，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关于心脏支架。它曾经非常昂贵，大约 2000 美元一个，但最近由于政府监管新规和集采，价格下降到 100 美元一个，降幅超过了 90%。大家起初很高兴，因为如果有需要可以更容易买到支架。但同时，很多人也开始担忧，这么便宜，我敢把它安装在我心脏里吗？

过去，我们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一些很重要的药品，由于政府监管而价格很低，但因为价格低，没有制药企业愿意继续生产，然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所以政府监管变得很微妙，如果监管太多，最终结果不好说。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如何监管，既可以让药企有合理的利润，愿意生产，同时利润又不能太高，让人们买得起。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有哪些建议？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过吗？

** 安格斯・迪顿：** 不，但是药企和医疗设备企业总是告诉美国这即将发生。他们会说，如果不支付极高的价格，我们就不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能收取很高的价格。我们的问题与你们相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药物和检查的价格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更不用说中国。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指望市场自身的修正。

你可能会说，我们干脆取消所有的监管多好，但这其实才是灾难。我们需要监管，而且需要很好的监管机构。有时候监管也会出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心脏支架价格过低。然而更常见的是，至少在美国，我们不去监管医疗体制，导致医院、药企和医疗设备企业收取了高昂的价格，导致另一个大问题。美国的问题同中国恰恰相反。市场派经济学家会说，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自己就会解决这些问题。但对医疗体制而言，这完全不可能。

** 安妮・凯斯：** 有意思的是，欧洲国家比美国做得好很多。他们在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值得我们学习，思考政府监管在医疗体系里的作用和重要性。

** 主持人汤敏：** 我们也听到一些说法，美国的医疗水平仍是世界最好的。在欧洲等国家，可能价格较低，但患者需要等待数月，即使是很小的手术也要等待很久，因为排队的患者非常多。这是事实吗？

** 安格斯・迪顿：** 是的，英国曾经是这样。再次强调下，医疗资源需要进行配给，不能放任市场来做。如果任由市场发挥作用，那政府就要破产，也就是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此，没有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案。另外，美国医疗水平并非更好。基于各种统计数据，美国人的发病率和经受的疼痛要比加拿大、英国严重得多。英国的医疗费用是我们的一半，但他们的健康状况比我们好。

对谈实录 —— 医改困境

** 主持人汤敏：** 好的，谢谢迪顿教授、凯斯教授。下面我想请教下林教授。现在，中国医疗改革正在进行中。如果 90% 的钱来自市场，政府会喜欢这样的改革吗？改革意味着政府必须进行投入，但政府的预算总是有限的。如果政府真的接管所有医院，政府的财政可能会破产。那么我们如何平衡？

** 林毅夫：**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刚才，凯斯教授、迪顿教授讲，美国医疗系统问题的根源是所有的钱使得医生和药企更富有。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药价基于市场，药企确实就有动机提价。医生表面工资很低，但他们能从药企拿很多回扣，也因此变得富有。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允许药企获得合理利润，同时给医生提高工资，但在合理范围内。这应该是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并且一些试点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既控制药品价格，降低药企利润，同时又让医生工资透明化。医生理应获得更高的工资，但应该透明。

目前，政府支付全部医疗开支的 10% 左右，医疗保险等支付 60% 左右，患者支付剩余的 30%-40%。

因此，如果我们能减少医生和药企由寻租腐败等行为导致的资源浪费，我认为国家没有必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正如我所说，主要部分由保险支付，包括城镇基本保险和新型农村保险，支付约 50%-60%。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使用保险资金，就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医疗系统，也不用大大增加政府和患者的成本。

** 主持人汤敏：** 下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医疗系统有很多浪费。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和不必要的药物，怎样才能减少这种浪费？

另外，我们的三甲医院、最好的医院总是挤满了人，但对许多低端一些的医院来说，没有人去那里看病。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 林毅夫：** 人人都想去知名医院看病，很少人想去县级医院。我认为，在改革的方法上可以学习美国和其他一些先进国家的模式。患者生病后，应该先去找家庭医生咨询，如果只是小感冒，服用一些非处方药即可。如果家庭医生无法处理，再把病人转到县区级医院。如果县区级医院有能力治疗，那么就在那里治疗。只有那些重病，如心脏病或需要特定仪器或技术的疾病，才需要把患者转到更高级的医院。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因为到目前为止，看病的费用很低，属于受监管的价格水平。县级医院和全国著名医院的挂号费区别不大。医疗费的区别主要取决于开多少药，做多少检查。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每个人都愿意去大医院看病，不论其病大小。因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医疗体系，就可以减轻大医院过重的负担，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

** 主持人汤敏 * 是的。关于医改这个问题，中国已经讨论多年，至今改善不多。我们需要多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得失，希望我们能创建一个更好的医疗体系。这次疫情对每个人都是一个警醒，如果没有良好的医疗系统，最终人们会遭受很多痛苦。

林毅夫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凯斯教授、迪顿教授。在你们的书中，你们将没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的工作机会减少和收入停滞归因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自动化。我的问题是，哪个因素更重要？

我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没有全球化，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工资会增加得更快，企业也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推进自动化。结果还会导致他们的收入无法增加。

我想知道，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我认为自动化才是导致那些未受教育的人收入停滞和工作机会减少的主因。

主持人汤敏我也想增加一个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在进入自动化时代后，工厂发现很难招到年轻的工人。之前，年轻人愿意去工厂打工。但今天不同了，他们甚至愿意去送快递，也不愿意去工厂。年轻人厌弃工厂的情况，美国也在发生吗？

安格斯・迪顿美国现在确实没多少工厂能让人们就业。但我必须纠正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误解，即这不单单是白人男性的问题，而是关乎每个人的问题。它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影响，而且日渐严重。这绝不只是关乎男性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这么认为。

我认为，林教授是对的。如果探究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生活陷入困难的原因，自动化比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更大。

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在持续增长，问题只是制造业无法再提供更多的就业。这不是因为制造业消失了。制造业还在，只是它不再需要那多工人。正如安妮在刚才的演讲中指出，** 自动化不是问题的根源。** 欧洲国家也都在制造业中使用机器人，比如在英国、荷兰以及意大利。所以不只是自动化造成了这一局面。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是美国特有的问题。美国特有的是，医疗的高昂费用，以及将医疗费用与就业挂钩的方式。

这就是灾难所在。稍微做一些改善就可以让情况变得更好，比如像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将医疗保险通过普通税收筹集，这样就不会对低薪工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医疗价格能降下来就更好了，如果价格降低并且不再由雇主支付医保资金的话，那就会有 4 倍的改善，因为 2×2=4，现在的许多问题都会消失。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 “攻占国会大厦” 的 “硝烟” 与美国疫情失控的乱局中，乔・拜登正式就任美国第 46 任总统，并在就职后迅速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以缓和当前局势，宣告美国与世界进入 “后特朗普时代”。面对特朗普时代的乱局以及其遗留下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一方面期待拜登如何扭转美国社会的撕裂，另一方面也对于美国何以至此有了前所未有的好奇，换而言之，本书的标题及内容切中了当前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特朗普的上台及四年匪夷所思的 “操作” 究竟是美国当前乱局的起点，还是仅仅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发展长期积累的一个引爆点？《美国怎么了》更加倾向于后者，并试图从经济和发展特别是医疗及教育的角度给出分析与解答。本书作者充分发挥了其获得诺奖的写作功底。读下来发现，作者结合历史与现实，一方面对诸如健保、种族、阶层等尖锐且往往存在于晦涩的学术研究中的的问题做了接地气且直观的呈现与解读；另一方面也对这些问题相关的数据的传统解答结合现实予以解构，并据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及原因分析。

本书探讨的主要抓手为 “绝望的死亡”，即由自杀、酒精性肝病和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滥用导致的死亡。美国 45-54 岁的白人男性和女性中，因绝望而死的人数已经从 1990 年的 30% 上升到 2017 年的 92%。作者以本科学位这一教育指标作为切入，发现绝望的死亡缠绕的主要是美国未接受大学教育，没有本科学士学位的白人劳工阶层。从世界范围（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来看，2000 年以来，这一年龄及教育层次的群体的死亡率持续下降，但美国却与其他国家分道扬镳，死亡率不降反升。在结合大量数据揭示出所谓 “绝望和死亡” 的事实的基础上，本书对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首先，作者细致的分析了美国医疗系统在僵化的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出现的横向连接与合谋暴力，这是本书的核心关切，也是我认为本书论述最为精彩的部分。包括医生、医院、制药厂商和设备制造商在内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医卫保健的不同环节相互链接，一方面秉持 “先卖糖后卖胰岛素” 的逻辑，因其对于药物利润的追求而推动阿片类药物的滥用与病毒式流行，而在局面失控之后又通过推出治疗药物成瘾以继续获利；另一方面，层层的链接与利益共谋在市场自由化背景下倾向于营利性的治疗措施，因此提高了医疗的价格基准，并凭借其强大的市场能力与游说政府的能力（公关与健康传播在此再次被黑），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 “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力。文中的阐述十分形象：“医疗费用就像是美国人不得不向外国强权支付的贡金…… 它更像是一种癌症，已经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并扼杀了经济满足美国人民需求的能力”。这一 “寻租共谋” 的结果是雇主或降低工资或裁员以降低支出成本，而对于没有医保的人群，则无益于毁灭性打击。而其出现的根源，则在于 “病急乱投医”，即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在供需关系链上占有宰制性的优势，而理性人的趋利本性进一步决定了其将趋向于零和而非双赢的结果。

• 其次，作者进一步切入了其二层叙事，即超越美国着眼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分析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实质上已经异化成为一种 “劫贫济富” 的向上集中分配，米尔斯笔下的 “权力精英” 不仅成为了社会财富的主导者，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优先满足的对象，而本科文凭显然是最重要的敲门砖；与之相应，没有本科文凭，且由于移民和机器人的发展，其工作环境和结婚、生育、交往等社会机器被完全破坏的美国劳工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白人，则面临着比一无所有更加可怕的 “绝望负债”，当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幻灭后，要么用枪或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借助酒精和阿片类药物寻求宗教式的欢愉与慰藉，当然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在绝望中投入死神的怀抱。作者警示，这一问题也许并非美国独有，而是笼罩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上空的阴云，只是灾难的雨滴最先降临在了美利坚。

最后，作者简单的探讨了一下何去何从的问题，如强调二次收入以及建立社会医疗保障，同时要改革税收制度。这里作者进一步区分了 “不平等” 和 “不公平”，前者包含了合法收入的差距，后者则是不义之财的结果，所谓 “不患贫患不均”，因此税改的目标应当聚焦限制寻租和减少掠夺，从而扭正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社会大多数人。相比其对于问题的剖析，两位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稍显空泛，但也不应更多苛求，因为其所阐述的问题之复杂，远不是能用一本 300 页左右的小书就条分缕析的讲清楚的。

了解美国的医疗体制以及其阶层分化都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最近我在电影，报道和文章中广泛的看到对于美国所谓 “红脖子群体的描述，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界定，但本书无疑从整体层面让我对这一群体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此外，书中并未之言媒介传播，而是将它作为美国医疗体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来呈现这一视角相比传播研究而言更加开阔，即从媒介研究的角度将媒介从信息传递的链条上解构出来，从关系的视角审视媒介，从媒介的视角建构关系，从而对于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所谓的 “基础设施” 效用有更加深刻的分析；最后，本书似乎有意的淡化种族界别，将焦点放在白人群体身上，断言当前美国社会阶层已经取代了种族成为主流矛盾冲突。这一方面的确很契合美国社会当前的现实，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就对与阶层冲突同时爆发且现在仍在持续的 “黑命贵” 事件解释不足。这是我觉得有些困惑的地方。

全书内容摘录

    言归正传，我读书时喜欢规规矩矩从前往后看，读《绝望之死》时也是一样，不过前面看的更为细致，后面一些章节可能因为耐心被消磨了一些，也可能是大致知道了作者的观点，便读的比较快了。但刘国恩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此书所作的序，我在读全书前和读完全书后都反复阅读了很多遍，我觉得推荐序能很好的帮我们理清书中的观点及思路，非常值得品读学习。我在阅读的时候会按照文章结构做一些摘录，大多是作者的重要观点和我比较陌生的概念。我先将其简单呈现出来，也方便自己日后对整个结构及主要内容进行回忆。

（以下内容巨长，阅读需谨慎）

引言

作者观点 1：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因为有政府的庇护，从而能将收入向上分配给原本富裕的群体，却为国民提供富裕国家中最糟糕的健康保障。因此作者认为，微观上美国的医疗制度正在破坏美国人民的生活，宏观上美国的市场（垄断严重，特别是医疗行业）和政治力量（寻租）已经逐渐远离劳动人民转而为资本服务，全球化和自动化对这种转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寻租：** 政治保护正被用于个人致富，帮助富人掠夺穷人，这一过程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称为寻租。寻租是导致美国劳工阶层工资增长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与绝望的死亡存在很大关系。作者表示并不认为征税是解决寻租问题的好办法，因为阻止小偷的正确方法是不让他们偷窃，而不是给他们加税。我们需要阻止阿片类药物被滥用，而不是对贩卖药物得来的利润征税。

第一篇：以过去为序章

第一章 山雨欲来

    ** 作者观点 2：** 进入 20 世纪，即 1900-2000 年以来，美国国民的健康状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经济和教育进步也非常显著。文中作者将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比作一场跨栏赛跑，即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每个生日都需要跨越一个栏架，死亡率是指在跨越每个栏架时跌倒的概率，非常新颖恰当。

第二章 分道扬镳

    ** 作者观点 3：** 进入 21 世纪之后，法国、英国和瑞典等富裕国家的中年人群死亡率持续下降，而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死亡率则是完全停止下降，甚至掉头向上，出现了 “分道扬镳” 的画面。此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大大低于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但他们的死亡率却低于后者，而且其死亡率变化与其他国家同步，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非洲裔美国人的绝对死亡率虽然仍是最高的，这可能与其长期受到歧视以及较难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有关，但其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也比图中所示的任何一个群体或国家都快，因此 1990—2015 年，美国中年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的差距正急剧缩小。

图 2 | 几国死亡率走势图

    **2. 队列效应：** 一方面，如果结果与年龄相关，可能存在年龄效应；另一方面，如果结果与出生在特定时期的人相关，并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一直伴随着他们，则可能存在队列效应。（书中多处绘图都是基于不同的年龄队列进行分析）

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１）    在小布什时代回#

《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１）

    在小布什时代回望 “新政” 前的美国政经状况，就像是看着祖父的一张泛黄的黑白相
片，恍然发现他和你颇为相像 —— 其实与父亲相比，人们在有些地方更像自己的祖父。不
幸的是，在你面孔上仿佛隔代重现的家族特征，却并不怎么吸引人。

    “前新政”（Pre-NewDeal）时期的美国如同 21 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
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
济利益。而且，当年导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的种种因素，在今天仍有清晰可辨的
翻版：平民主义政治候选人掌握的财力极少；美国人沿种族、族群、宗教界线分裂为不同
的经济利益群体；人们不加思辨地接受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警告说，
试图帮助不幸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引发经济灾难。

    读者或许认为我在夸大其辞，今天的美国并没有 “新政” 前的美国那样的不平等。但
数据表明我所言非虚。如表 2.1 所示，今天收入在一小群精英手中的集中程度，与 20 世纪 2
0 年代的集中度相当。

    表 2.1 高收入人群占总收入的比例，资本收益除外

    收入最高的 10％人群 收入最高的 1％人群

    20 世纪 20 年代平均值 43.6% 17.3%

    2005 年 44.3％ 17.4％

    资料来源: ThomasPikettyandEmmanuelSaez,“IncomeInequalityintheUnitedStates,
1913–1998,”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8,no.1Feb.2003),pp.1–39.
Updateddataavailableathttp://elsa.berkeley.edu/~saez/.

    当然，“前新政” 时期的美国政治具有寡头性质，而且政府往往以血腥的方式动用国
家权力保护财产利益，今天的美国确实没有那样极端。同时，虽然现在的收入不均程度不
相上下，但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在过去要严重得多，因为今天的各项社会计划为贫困者创造
了一个保障体系，虽说有种种缺憾，却也聊胜于无，而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计划的。尽管如
此，旧时代的 “家族遗传” 仍是既令人震撼，又令人担忧的。

    我将继续谈论这一 “遗传” 特性。但在此之前，我要给我将探讨的这段时期取个更好
的名字，“前新政” 的说法只是种反向定义。史家常言，1900 年左右 “进步时代”（
ProgressiveEra）取代了 “镀金年代”，这不无道理。美国的文化与政治气氛在 1900 年左
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前任们相比，1901 年上台的西奥多 - 罗斯福总统亲近财阀的倾向较
轻；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于 1906 年成立；所得税在 1913 年被恢复，同时恢复的还有一项宪法
修正案，规定最高法院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宣布所得税政策违宪。不过，这些变化对于美国
收入与财富不均的状况几乎毫无影响。而且在减轻不平等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当时所能
发挥的作用极小，这一情况也未因上述变化而改观。我们至多只能说，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
国虽比 19 世纪末富裕，但不平等的程度却大致相同，受一群富裕精英支配的局面也几乎没
有改变。

    所以，冒着惹恼历史学家的风险，我将把自 19 世纪 70 年代 “重建” 结束到 20 世纪 30 年
代 “新政” 来临之间的整个时期称为 “长镀金年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高度的
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从未动摇。

    “镀金年代” 不平等的持续

  对于 “长镀金年代” 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情况，我们并无详细的数据
。不过，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00 年左右的美国是个很不平等的社会 —— 这一点，大概
不会有人反对。也许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还显示，不平等程度在整个 20 年代几乎毫无变
化。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 “爵士乐时代”（JazzAge，从一战结束到
1929 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
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
手上有关 20 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
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 “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镀金年代” 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确实贯穿了 20 世纪 20 年代呢？
不需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的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伯克利加
利福尼亚州大学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特 - 德龙（J.BradfordDeLong）曾计算过
“亿万富翁” 的人数，他对 “亿万富翁” 的定义是，财富超过两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产总
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 10 亿美元，但今天已接
近 20 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 年美国有 22 名亿万富翁，到 1925 年达到 32 个。可见
在整个 “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 “新政” 实施后
，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 1957 年降到 16 名，1968 年降到 13 名（当今有约 160 名
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 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
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 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
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 - 费利克与安德鲁 - 卡耐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
亨利 - 福特。

    亿万富翁的数目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财
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 1900 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 “新政” 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
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 的种种不平等都
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 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 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
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工作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
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
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 1892 年的卡
耐基 Homestead 钢厂罢工与 1894 年的普尔曼（Pullman）罢工。1900 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
渐增多，其影响也减趋强大，在一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
后退，工会成员在 1924 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 17％多，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又降回到 11％以下
—— 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
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长镀金年代” 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 19
世纪 70 年代相比，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也就是说，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 “长镀金年代” 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
工人，其生活质量在 “长镀金年代” 里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
，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大了个人的视野 -

《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２）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
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
幸者 —— 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 —— 却遭遇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 30
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粮票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
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
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 20 年代中期，1 万美元的购买力约相当于
今天的 12 万美元，而年收入 1 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 1％—— 但他们缴的所
得税不到其收入的 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 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
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 1/5 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
，故而与今天相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 “长镀金年代” 创造了大量的
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
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 “劫富济贫”
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
以原因并不在于没有先例。在德国，俾斯麦于 19 世纪 80 年代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
国民医疗保险。俾斯麦此举并非源自同情心，而是出于政治算计 —— 他想要防患于未然，
以免德皇的统治遭遇反对。但他这么做说明，政府其实是可以更有同情心的。在美国，南
北战争后为退伍军人及烈士遗属建立的福利制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谓社会保障制度的
先声。1896 年的平民党（Populist）的纲领呼吁实施累进所得税和公共建设工程项目，以
在经济萧条时提供工作 —— 将近四十年之后罗斯福最终实施的政策，与之并没有多少质的
分别。

    美国当时也并不是一个穷得没钱实施这些计划的国家。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要比欧洲
国家富得多，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公共补助计划都有相当规模，比美国的大好几倍。实
际上，1925 年美国的富裕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英国相当，而在那段时间里，
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 —— 该套福利国家体制在一些方面要
比美国当前的体制覆盖范围更广。

    那么，为何当时无人提出有影响力的呼吁 —— 借用休伊 - 朗（HueyLong）后来的说法 —
—“剪点富人的毛，帮帮小伙计” 呢？

    富豪统治的政治

    共和党起初代表自由劳工，但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它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代表大公司和
富人的政党。从南北战争到 “大萧条” 之间的十六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赢了十二次；其
对参议院的掌控更加持久，在这段时期的三十二届国会中，只有五届是民主党人占多数。
虽说众议院的争斗更激烈些，但那里通常也都是共和党的天下。

    而且，单在两党之间做比较，会低估这段时期里保守派对政坛的主宰力量，因为民主
党的一个重要支派与共和党人完全一样，支持维护富人利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
这就是所谓的 “波旁民主党人”，其中既包括一些反对革新的南方人，也包括一些亲近商
界的北方人。在某些问题上，“波旁民主党人” 与共和党人不同：他们信仰自由贸易，而
非高保护性关税，并且谴责政界的腐败，所以并不能把 “波旁派” 归为共和党中的左派。
在民主党人偶尔真正入主白宫的时候，通常都是一名 “波旁派”：从南北战争到 1912 年伍
德罗 - 威尔逊赢得竞选，这段时间里唯一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格罗弗 - 克利夫兰（
GroverCleveland）就是个 “波旁派”；而且那些有望问鼎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通常也是 “
波旁派”，如 1876 年的塞缪尔 - 蒂尔登 (SamuelTilden)。

    在这样一个国家，单从人数上考虑，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的要求本应取得一呼百应
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保守派长期主宰国家的局面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这些因素
在今日的政界也都十分常见，不过在当时的表现更为夸张。

    首先，当时许多美国工人被有效地剥夺了投票权。在 1910 年，将近 14％的成年男性是
未归化的移民，所以不能投票；同时南方的黑人也因 “吉姆 - 克劳法” 而被有效地剥夺了投
票权。除移民与黑人外，其余人口的约四分之一（而且大体上是最穷的四分之一）完全被
隔离在政治进程之外。我们在本书的后面还将看到，由于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与黑人中持续
的低投票率，当今的美国又出现了投票权遭剥夺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系统性压制投票
的做法，虽与 “吉姆 - 克劳法” 年代相比，其手法要隐晦得多，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
种做法仍会主宰乾坤。

    另一个因素是竞选资金。资金的作用在 1896 年大选中表现地最为明显。那次选举可谓
是在南北战争与 1932 年之间，挑战统治美国的经济精英的人唯一一次真正有可能入主白宫
。富人担心威廉 - 布莱安（WilliamJenningsBryan）上台后会实施不利于他们的举措，于是
采取行动 —— 不是将他钉死在金十字架上，而是用金钱的洪流冲垮他。威廉 - 麦金莱（
WilliamMcKinley）1896 年的竞选花了 335 万美元，几乎是 1892 年共和党竞选开支的两倍，
比布莱安手中的财力多四倍。而且别忘了，在 1896 年 300 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按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算，相当于今天的 30 多亿美元，是布什 2004 年竞选开销的五倍。1896 年
两党如此悬殊的财力确属例外，但通常共和党人都拥有巨大的资金优势。从南北战争到 19
12 年伍德罗 - 威尔逊当选，民主党人只有三次在财力上大体可与之匹敌，一次是 1876 年的大
选，当时民主党人蒂尔登实际上赢得了普选（选举团投票的结果被窃取了，双方达成了一
项交易，拉塞福德 - 海斯（RutherfordB.Hayes）获得白宫，交换条件是他承诺从南方撤出
联邦军），另两次就是格罗弗 - 克利夫兰在 1884 年和 1892 年的胜选。并非偶然的是，蒂尔登
和克里夫兰都是 “波旁民主党人”。民主党的提名人若不是 “波旁派”，对方的竞选经费
就总会压过他两倍左右。

    最后一个因素是无处不在的选举造假。两党都这么做，其方式多种多样。在 “镀金年
代” 的大部分时间里，匿名投票的情形很少：选民大都使用两党自印的选票，所以从大小
和颜色就能判断这些选票的种类。因此贿选是方便可行 —— 很容易就能确定所投选票其实
是买来的 —— 也很流行。1888 年《纽约时报》得到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司库威廉 - 达德利（
WilliamDudley）寄给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各县主席的一封信。该信部分内容如下：

    贵委员会必从休斯顿主席处获取必要援助，以确保我方摇摆不定、犹疑不决之选民…
… 将摇摆者分为五人一组，每组置一可信人士为其统领，辅以必需之资金，务必令其确保
人人上阵，并投我方之选票。

    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写的，这封信是 “直言不讳地怂恿犯罪…… 是指导印第安纳
州共和党贿选者与贿赂团伙的正式手册”。这并不稀奇。其实有理由相信，“镀金年代”
的高选民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诱惑。很明显，贿选现象在摇摆州最普遍：
一项为人广泛传述的估算认为，在 “镀金年代” 和 “进步时代”，多达三分之一的新泽西
州选民（当时该州经常摇摆不定）常能一手投票、一手拿现金。

《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３）

    多报选票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不限于城市政治操控集团主宰的地区。不过多报选票
者大都有羞耻心，不敢像威廉 - 特威德（WilliamMarcyTweed）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 “选票
不创造结果，计票员创造结果”。还有广泛的恐吓行为，以阻止对方党派选民投票。若用
尽了所有办法还不行，根基深厚的政治团体有时还采取最后一着，就是将选民的意愿否决
了事。例如，1897 年印第安纳州立法机构就直截了当地将几位人民党成员扫地出门，虽说
它也承认，他们在各自的选区赢得了多数票。

    和以往一样，两党都在搞这些勾当，不过共和党人的财力优势也许意味着，在当年两
党你争我夺地投入政治腐败之时，他们往往能胜出。更宽泛地来看，金钱与组织带来的优
势可以通过选举造假而得到强化：决定选举结果的因素往往并非谁的纲领更受欢迎，而是
谁用来操纵选举结果的准备更充分。与此同时，真正反映多数人利益的纲领赢得选举的概
率，因选举造假而大大降低了。

    然而，如果认为 “长镀金年代” 是个冲突激烈的时代、平民追求平等的冲动遭遇精英
武力强行镇压的时代，那将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在该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体系
与生俱来地拒斥任何形式的平民主义，这一倾向十分强烈而明显，以至于政治家对经济秩
序的种种不平等只能听之任之，连质疑一下都不会做。

    讽刺的是，由于平民主义在美国 “镀金年代” 的极不盛行，反而使耍政治权术在一些
方面变得轻松，不似今天那么复杂。在 “长镀金年代” 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守主义势力要
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像今日的保守主义运动那般纪律严明。在那时，要传播保守派的思想
、奖励信徒、恐吓新闻界及任何反对者，根本不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如黑手党一般强
调忠诚的特殊机构，也根本不需要与宗教主义者结盟，不需拿道德与生活作风问题做文章
，更不用扭曲对外政策，或看准时机投入海外战争来转移公众的视线。

    轻松的寡头政治成为一种长久的模式，但 1896 年的大选却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时间，
平民主义（Populism）似乎确实对财阀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平民主义失败了，其原
因不单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青睐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的人，也是因为民粹主义的领导层缺
乏一种能力 —— 将可从改变中获益的不同群体连接起来、弥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种族与地
域千差万别的浅水区航行时，这艘船遇难沉没了。

    平民主义的问题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 1896 年的恐惧并非反应过度：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
。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亦是如此，他们
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 1893 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
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Homestead 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
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布莱安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
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莱安亦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
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 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亦即最终从 “新政” 中获益巨大的那
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 1896 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
莱安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使之弥合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裂痕。虽然 1896 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依
靠田园为生。1890 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 14％的人住在 2.5 万人口以下的城镇。
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 1930 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
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 —— 单一的农村运动没有赢得
白宫的力量。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
盟友。布莱安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
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
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 1910 年达到 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
在最大的城市里。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
民视为外国人。直到 20 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 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
阿尔 - 史密斯（AlSmith）竞选时，就遭 “三 K 党” 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
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主要移民
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厌
恶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
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
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须
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旧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
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之外）。而且农村反抗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
地方：堪萨斯州既是人民党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
是最初拿 “价值观” 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
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 —— 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
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
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
占人口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
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
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毒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
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托马斯 - 沃森（TomWatson）在 1892 年不同
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总得到这样的教导 —— 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
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
20 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履，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一套体制
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一条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
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

    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同时压在南方两个种族身上的重负，将使两个种族都在
努力挣脱。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
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
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
的基石。

《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４）

    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 1896 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
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莱安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
候选名单上，布莱安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
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 —— 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
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 世纪 90 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
1924 年和 1928 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 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
至少需投票 103 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 - 史密斯代表
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 - 威尔逊之婿威廉 - 麦卡杜（WilliamGibbs
McAdoo）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
子 ——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小施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所说的，他 “
照着布莱安的形象打扮自己…… 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
行的一些州 —— 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 K 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
有人提议将谴责‘三 K 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差距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
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 - 戴维斯（JohnW.
Davis）。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莱安的弟弟。不消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
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
－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可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
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
；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
在选战中，“三 K 党” 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 —— 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
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
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 “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
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
“长镀金年代” 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
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 “长镀金年代” 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对政府的意
识形态在智识上的统治。

    保守派的智识统治

    1923 年 1 月 7 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该
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 —— 美国人均联邦税为
战前之六倍 —— 公共开支剧增。” 该文认为，之前十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一战造成的，并
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
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举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
的。它介绍了 “全美工业会议” 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
提该研究结论会否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 2％上
升到战后的 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 “轰鸣的枪炮声停息” 后，仍有战时
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 GNP 的 0
.6％上升到战后的 0.9％。而且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十年之后，与战
争无关的开支占 GNP 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
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 “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
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
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
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 “长镀金年代
”、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肯定比今天多得多。他们的
人数尽管并不足以发动一场革命，但却为保守派多提供了一个阻碍改革的理由。1919 年，
一枚炸弹在检察长帕尔默（A.MitchellPalmer）的家门口爆炸，美国政府随即开始了臭名
昭著的 “帕尔默搜捕”，逮捕了数千名疑似从事激进活动的人。和 “9-11” 后一度笼罩美
国的谈虎色变的情绪一样，一战之后的 “红色恐慌” 也导致普通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怀疑和
恫吓。普通自由派认为，可以使资本主义更为公正，而不至于将其废除。并且无论如何，
当时这派的人数很少。

《美国怎么了》第一部分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５）

    当时，这只是美国人的视觉盲点。早在 1881 年，俾斯麦便描述了一套我们今天称之为
福利国家的体制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可用这套体制来安抚社会下层，巩固德皇的统治
。他说，政府 “也应在国民中为数最多、教育程度最低的无产阶层里培育这一理念 —— 国
家不只是个不得已而建的机构，还是个福利机构。必须通过明显而直接的利益来引导他们
对国家的看法，即国家不是一个单为保护社会上层而构建的机构，也是一个为他们的需求
与利益服务的机构。以俾斯麦的德国为先驱，欧洲人早就开始实施类似 “新政” 的政策，
而美国政界当时对此还毫无准备、毫无概念。具体而言，英国于 1908 年建立了一个有限的
养老保险体系，1911 年又建立了一个医疗保险体系。法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初步的国家福
利制度。一战之前，英德法三国社会计划开支占 GDP 的比例便高于美国，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
纪 30 年代末才改变。

    当时的美国仍是自由企业信条一统天下，其优势地位甚为明显，这成为不利于民主党
的另一因素。固然，史密斯在 1928 的失败与他的顽固关系甚大，但民主党内的民粹分子对
他感到灰心失望还有另一个重大理由：史密斯获提名后的第一个举动，其实就是对主流的
经济意识形态表忠心。他选择约翰 - 拉斯科布（JohnJ.Raskob）做竞选主管。此人是一位共
和党人、工业家，与自由派唯一明显的共同立场就是都反对禁酒令。史密斯还任命另外四
位百万富翁出任竞选班子的领导。事实上，史密斯在选战中将胡佛描绘为一个准备向商界
强加政府管制的危险人物，希望以此博得商界的支持。本质上史密斯是作为一个 “波旁民
主党人” 竞选的。同之前的 “波旁派” 一样，他有可堪匹敌的财力：民主党人花费了 530 万
美元，共和党是 630 万美元。但史密斯的政纲毫无独特之处，终遭惨败。随着时光的流逝，
史密斯越加沉溺于保守主义的教条。在 1932 年的民主党提名战中，他为商界代言，反对变
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自己的了失败。门肯（H.L.Mencken）的评述最为一针见血：“结交富
人明显动摇、改变了他。他已成为一个高尔夫球手。”

    “新政” 之根

    1928 年美国大选之后，似乎保守派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自由主义已无力回天，在一位
现代的观察家看来，这样的政治气氛与不久前的记忆相仿：2004 年大选之后，评论家迫不
及待地宣布自由主义的死亡与共和党永掌多数局面的诞生。事实上，1928 年的评论家似乎
有更充足的理由：胡佛在普选中以 58％对 41％的优势大败史密斯。连纽约州都为胡佛夺走
，仅有富兰克林 - 罗斯福勉强赢得克萨斯州长选举，在 220 万张选票中以 2.5 万张的微弱优势
险胜。似乎 “长镀金时代” 要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了。

    扭转乾坤的当然是 “大萧条”，否则 “新政” 绝无可能。但回首过往，我们也可看到
，早在萧条爆发之前，就已有了一些促进社会平等化的温和举动 —— 不是在联邦层面，而
是在州层面。早在 1901 年，马里兰州就通过了一项劳工补偿法，规定雇主应交出一些资金
，负工伤的工人有权从中获得补偿，但该法被宣布违宪。纽约州 1910 年的立法也被法院以
同样的方式扫地出门。但 1911～1913 年，有十三个州成功地建立了基本的劳工补偿体系；
同期还有几个州为寡妇及其子女设立了基本的救助计划。

    接着是养老福利。1923 年蒙大拿、宾夕法尼亚和内华达三州通过了《养老金法》。但
在后面两个州，该法很快便被法院扼杀。不过，到 1928 年已有十一个州建立了一定形式的
退休金计划，这可谓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某种先声。20 年代末，当萧条的冲击来临时，失业
保险得到推动，而威斯康星州于 1932 年创立了最早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些计划资金不多，
覆盖人数很少，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树立了社会保险的准则，其也为 “新政” 积累了经
验。

    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联邦政府到大萧条爆发后许多年，才着手采取类似的行动。胡佛
以在欧洲的战后救济工作得享盛名，但面临举国性的危机，他却坚持绝不采取任何重大举
动来提供国内救助。

    但最终，推动真正自由主义计划的政治意愿与领导力都具备了。布莱安政治生涯中最
后一件大事就是在斯科普斯（Scopes）审判中痛斥进化论。要挑战 “镀金年代” 的美国，
布莱安是个错误的人选，而恰在他失败的地方，富兰克林 - 罗斯福成为生逢其时的正确人选在他领导下，美国社会的性质大大改观。

第三章 绝望的死亡

    ** 作者观点 4：** 作者认为 21 世纪以来，美国心脏病和癌症防治的进展放缓（同时美国人比较肥胖），而绝望的死亡人数剧增，可能是导致总体死亡率出现 “分道扬镳” 现象的原因。

    定义绝望的死亡：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意外或故意的药物中毒、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将自杀、酗酒和滥用药物导致的死亡归为一组可以捕捉到它们发生的根本性原因 —— 绝望。

图 3 | 用枪支自杀的美国人

第二篇：沙场面面观#

第四章 受教育程度影响生死

    ** 作者观点 5：** 教育的 “收入溢价” 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劳动力市场正在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提供机会，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则并非如此。

    ** 作者观点 6：**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的死亡率较高，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的健康行为也不一样是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如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在是否吸烟、肥胖、控制高血压、平均身高等方面表现得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要好）。

    ** 作者观点 7：** 年轻队列的绝望之死的风险比年长的队列要高，这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正面临一场灾难，并且出生越晚的白人面临的灾难越大，但这种灾难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则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

第五章 黑人与白人死亡现状分析

    ** 作者观点 8：20 世纪 3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期，虽然黑人死亡率的绝对值一直高于白人，但其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快于白人。但最近几年，黑人的死亡率也开始逐年上升，这是目前的阿片类药物泛滥与黑人社区早期的毒品泛滥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美国黑人的自杀率大大低于白人是长期存在的现象，** 关于这个现象的解释，乔治・辛普森在为杜克海姆著作的英译本写序时，曾总结了杜克海姆的观点，即 “系统的压迫和相对贫困，迫使个体适应了我们每个人必然面对的苦难和悲剧”。他还指出另外一点，即黑人较低的自杀率表明，相对贫困本身并不是自杀的原因。

    3. 剥夺对生活某一方面权利的剥夺通常伴随着对其他方面权利的剥夺，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通常伴随着这些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

图 4 | 《杜恩斯伯里》漫画节选

第六章 生者的健康状况#

    作者观点 9：**** 凯斯特心理困扰量表统计发现，生者的健康状况并不良好，人们面临的精神痛苦不断加剧，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中。

第七章 疼痛之苦与疼痛之谜

    ** 作者观点 10：** 今天，有更多美国人报告他们正在遭受疼痛之苦，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后续出生队列都会比前一辈人经历更多的疼痛。疼痛可能与低收入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失去了作为一名工人（即制造业工人）的地位和价值，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使他们感受到精神之痛。

    4. 雪花效应：“雪花” 指 “雪花一代”（snowflake generation），这一概念出自 2016 年版的《柯林斯大词典》，指 21 世纪 10 年代的青壮年。他们与前几代人相比，适应性差，且更容易愤怒，看似自信满满，实则禁不起打击，就像雪花一样易融化。

第八章 自杀、药物和酒精#

    作者观点 11：**** 社会孤立是导致自杀的危险因素，作者发现中年人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孤立、健康不佳、精神痛苦和疼痛问题，尤其是那些没有士学位的中年白人。同时，美国人比过去更不信任他人，而信任度下降是社会资本下降和死亡风险上升的标志。

    作者观点 12：失业，包括对可能失业的恐惧，已经被证明会导致自杀。脱离劳动力市场也是一个风险因素。这两者都符合杜克海姆关于社会动荡和自杀的理论。

    ** 作者观点 13：** 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更容易酗酒，因此酒精性肝病的患病率容易提升，助推了绝望之死。

第九章 阿片类药物之痛#

    作者观点 14**：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助推了绝望之死。在阿片类药物的流行中，媒介不是病毒或细菌，而是下列方方面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药物并积极推动其销售的制药公司 **；阻止美国缉毒局对有意过度开具处方的医生提出起诉的国会议员；作为监管机构的美国缉毒局屈服于游说者的要求，没有弥补法律漏洞，而是允许从塔斯马尼亚罂粟种植场进口原材料，为这一流行病提供了弹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阿片类药物上市，而没有考虑这样做带来的广泛社会后果，它还同意了制药公司的要求，批准了标签更改，从而大幅度扩大了阿片类药物的用途，并为药厂带来丰厚利润；那些漫不经心地开出超量处方的医疗界人士；来自墨西哥等国的药贩子在医学界开始控制阿片类药物处方时接棒，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药品。在这场流行病中，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药物的供给方通过使人上瘾并送命而赚取巨额利润，政治权力则对犯罪者施以保护。

第三篇：经济扮演的角色#

第十章 歧途：贫困、收入与经济大衰退

    ** 作者观点 15：** 贫困、收入不平等、经济大衰退（2008 年金融危机）其实是歧途，并非绝望之死的根本原因，因为实际上这三类因素与绝望之死的走势并不相符。作者真正的观点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劳工阶层原有的生活方式在较长时期内缓慢地遭到破坏，导致了绝望之死。

    5. 代际流动性：是指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相关性。衡量代际流动性的指标是代际之间──即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弹性或者相关性。如果代际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相关性越高，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越低，或者说纵向不平等程度越严重。从长期来看，代际流动性降低会导致一个社会中的横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严重，基尼系数越来越高。

第十一章 就业市场加剧分化

    ** 作者观点 16：**** 教育差距加大了就业市场的分化，**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原本从事制造业生产活动的工人无需太多专业知识，但现在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消失，工人们不得不从事不那么理想和不那么正规的工作，主要是医疗、餐饮服务、保洁和保安等领域的服务性工作，雇主对工人的承诺下降，工人必须随时随地严格遵照指令行事，毫无个人主动性地工作。坦白讲，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实际上是机器人的临时替身，只是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工作，直到程序员教会机器人替代他们。

    人们在失去原有优越工作的同时，还失去了依托这些工作而存在的家庭生活，并且白人劳工阶层在认知层面又失去了种族特权，甚至会认为自己成了受歧视的一方。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其威力远远大于收入下降。

图 5 | 白人劳工阶层抗议来寻求更多工作

    6. 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相对，属非合作博弈。它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 “零”，故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应该探索如何从零和走向双赢。

第十二章 婚姻家庭方面日益扩大的鸿沟

    ** 作者观点 17：**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之间，存在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在婚姻（low education 的人结婚率更低）、养育子女、宗教、社会活动和参与社区（白人劳工阶层正在逐渐失去工会和教会的社区支持）等方面。作者认为，家庭、社区和宗教的衰落是导致绝望产生的更重要原因。

    7. 幸福指数的调研方法 —— 坎特里尔阶梯：这种方法要求人们想象自己站在一个 10 级阶梯之上，每级阶梯用 0~10 标记，其中 0 是个人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生活，而 10 是最好的生活。这个方法有时被称为 “生活阶梯法”。请注意，这个方法中并没有提到 “幸福” 二字，它只是要求人们评价自己的生活。

第四篇：为什么资本主义辜负了众生

    作者观点 18：前三篇论述了发生了什么，本篇则讨论为什么会发生。作者认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危机（微观层面）是造成没落和绝望的原因，但它绝非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些证据指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宏观层面），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越来越多地牺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利益，转而服务高学历的少数人。

第十三章 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

    ** 作者观点 19：** 与其它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占比全球最高，但得到的健康结果即预期寿命却是最低的，那美国多花的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呢？其实是病人花的冤枉钱变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

    ** 作者观点 20：** 美国的政府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敲诈勒索病人的共犯，这种敲诈勒索是当今美国出现劫贫济富的诺丁汉郡治安官式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医疗本来应该是改善人民健康的行业，而它却正在损害我们的健康；国会本应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它却正在支持医疗业对人民进行勒索。由于美国的立法可以采用游说以及美国总统的选举更多依靠资金和演讲，所以美国的医疗行业可以斥巨资雇佣说客，去游说美国政府出台有利于他们盈利的法案，从而导致医疗行业与政府成了罪恶的同盟者。

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移民、机器人和外国

    作者观点 21：**** 全球化和自动化导致很多制造业可能流向国外，低技能的工作被移民或者机器取代，导致美国的劳工阶层面临大量的失业问题，而出口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并不适合低技能的劳工阶层从事，因此由失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最终会体现在绝望的死亡上。但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挑战是现实存在的，导致劳工阶层衰落的不是挑战本身，而是如医疗制度这样美国独有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所塑造的美国应对挑战的方式，包括政府的政策态度。一方面，雇主和公司，在工会缺席的情况下，对保护工人没有什么兴趣；另一方面， 政府也并没有竭尽全力，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缺位严重，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发生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好好反思。

    8. 不平等 =/ 不公平（更恶劣）：不平等的问题在于，上层社会的财富和收入有太多属于不义之财。换句话说，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 不公平的社会。

第十五章 企业、消费者和工人

    ** 作者观点 22：** 制造业及工会的衰落、商业游说行为的兴起，都降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就业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同时美国的医疗体系昂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些都是促成绝望之死的因素。

    **9. 向上再分配：** 通过反竞争性的行为，如政治庇护（垄断）、通过企业合并提升市场势力，从而压低工人工资并且提高商品价格，导致利润流向本来就富裕的那 1% 的人群，即向上再分配。

    **10. 熊彼特创新理论：** 第一，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第二，创新是一种 “革命性” 变化；第三，创新同时意味着毁灭；第四，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第五，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第六，创新的主体是 “企业家”。

第十六章 何去何从

    ** 作者观点 23：** 作者认为，美国医疗制度对人民健康造成的危害无异于一场灾难，更严重的是，它正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础，以便使少数富人更加富有。医药公司通过使病人成瘾和使普通百姓无法享受数十年医疗进步的定价策略攫取了巨大的利润。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一方面，贸易和自动化使劳工阶层处于更脆弱的境地， 另一方面，** 公司和立法者并没有抓住机会加强社会安全网，** 以尽量减轻伤害，两者从劳动力手中夺取财富并分配给资本，从普通人手中夺取财富并分配给精英。与此同时，政治体系受制于游说集团和立法者对财大气粗支持者的需要，已经日益成为各种商业和专业人士角逐利益的战场。

（好两位清醒敢言的爱国者！）

    作者观点 24：作者从以下几方面讲述了美国的绝望之死要如何挽救：阿片类药物是否应该被大量批准并销售；医疗（一般而言，自由市场能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的观点不可辩驳，但这并不适用于医疗制度；美国应提供全民医保并且控制医疗费用）；公司治理（外包的问题、竞业禁止条款应该被取消）；税收与福利政策；反垄断；工资政策（提高工资包括增加工资补贴和提高最低工资）；寻租（法规监管降低寻租）；教育（考虑是否以及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

    **11. 裙带资本主义：** 又称官僚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描述一个经济体中，商业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裙带资本主义被认为经常出现在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渗透到商业世界，存在利己关系的友谊和亲情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它破坏公共服务型的经济和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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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以上内容是我对本书作者主要观点的提取和总结，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学习情况。

    如果让我再用精简的语言总结一下书中的核心内容，那恐怕就要借鉴刘国恩教授在推荐序中提及的内容了。第一，《绝望之死》对美国在新的 21 世纪出现的社会 “逆繁荣” 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尖锐批评，它记录了绝望和死亡，批评了资本主义的多个方面，并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在今日美国是否卓有 成效提出了质疑”。第二，作者认为贫困、 收入与经济大衰退并非绝望之死的元凶。关于贫困，他们证明了在过去 30 年，白人劳工的 “绝望的死亡” 流行病的蔓延与美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并不相关，所以主因一定不是他们比其他群体更穷。关于收入不平等，他们认为，绝望的陷阱并非因为最顶尖的 1% 富人变得更富，而是因为绝望的人群所在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发生了灾难性退步，致使其收入、工作、家庭、婚姻状况全面崩溃。同理，他们基于 1929 年和 2008 年两次经济危机的数据分析，并未发现其间 “绝望的死亡” 人数激增，因此认为 “剑指经济危机” 也是认知歧途。他们还补充了国别比较分析，进一步论证了欧洲国家同期也经历了经济衰退、政策紧缩和高失业，然而都未曾发生类似的 “绝望的死亡” 流行病。
第三**，绝望之死的真正原因，从微观上看，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危机 **。美国的医药、医疗和保险体系构成的供给侧隐形 “联盟”， 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能力，加上游说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 “保驾护航”，共同牟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 再从宏观层面分析，两位作者认为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保障矛盾时的制度缺陷。** 他们辩称，主要因为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为资本主义缔造繁荣的市场竞争难以奏效，进而不可能为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提供双赢结果。
第四，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者观点 23 做了详细阐述。最后，刘教授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精神可能会为政府实施全面社会保障带来很大困扰，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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