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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经济学：影响世界的五大经济学思维#

内部的灵魂才是真正的 “迷人”

1. 语言（风格）“迷人”

在语言上，这套书的五部作品各有风格。

• 《蜜蜂的寓言》主体是一部诗歌体的寓言，对仗且押韵，戏谑的语言中透露着典雅，两篇长文甚至典雅到可收录至那种有 “美文鉴赏” 栏目的传统媒体或新媒体。
•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是一篇篇中等长度的议论文，有些像现在一些非常有个人风格大号的时评，用语相当日常化。
• 《铅笔的故事》则像一则童话，十分轻松活泼，无论是放在育儿号还是鸡汤号，或是严肃的学术号，似乎都相当合适；其附录的 * 《责任之路》的几篇文章更是完全可以投稿到现在那些心理大号和组织管理大号，读起来畅通无阻。
• 《消失的屋顶》主体是一篇完整的政策分析文章，用语中规中矩，杂志、报刊的相关栏目可以读到这种类似的文章，也可见于某些时评大号的严肃分析；附录是讲座稿和访谈稿，非常有画面感，类似于你在看一个访谈节目，主嘉宾先说上一段，然后与主持人聊天，用语贴近生活。
• 《老虎的尾巴》是一部由印度学者苏达伊编撰的小文集（此中文版没有保留原编者的批注，保留的是原汁原味的哈耶克原文），相对与前面四本有些跳脱，前面部分有着哈耶克写学术文章的典型特点，长句超长且不那么好懂，阅读速度要压慢不少；后面部分的选篇则要通俗很多，阅读速度可逐步恢复；无论如何，比哈耶克其他大多数著作都要简易。
• 这五本书中，《消失的屋顶》《铅笔的故事》和《老虎的尾巴》都是国内首次出版。整体来说，如果只读前四本的中文的话，两个小时的样子就足够了；哈耶克那本，得再加个大概俩小时。这套书，通读完，四五个小时是绰绰有余的。

3 . 作者 “迷人”

这套书出自六位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大师，他们各自都有着令人着迷的特质，既有经济学界的始祖性人物，又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既有在商界德高望重之士，更有备受各国领导人青睐之人。他们相聚一堂，可以说就是经济学全明星的阵仗，气势袭人。

伯纳德・曼德维尔 | 蜜蜂的寓言#

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

曼德维尔，伯纳德 | 曼德维尔 互联网哲学百科全书伯纳德・曼德维尔主要因其对道德和经济讨论的影响而被人们铭记......

• 伯纳德・德・曼德维尔（1670 年 11 月出生于荷兰鹿特丹 — 1733 年 1 月 21 日逝世于英国伦敦哈克尼）是一位荷兰散文作家和哲学家，他因蜜蜂的寓言。

• 1691 年 3 月，曼德维尔从莱顿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开始行医，但不久就出国了。他来到英国学习语言，发现这个国家和风俗习惯都很好，于是定居在伦敦。1699 年，他与一位英国女子结婚，育有两个孩子。他在伦敦的职业声誉很快建立起来，并得到了重要人物的友谊和支持。

伯纳德・曼德维尔主要因其对十八世纪早期道德和经济理论讨论的影响而被人们铭记。他最值得注意和最臭名昭著的作品是_《蜜蜂寓言》，当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批评。他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产生了特殊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让 - 雅克・卢梭和亚当・斯密。《蜜蜂寓言》_对伦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整体影响可能是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所有作品中最伟大和最具煽动性的一部。

_《寓言》_引发的争议是关于曼德维尔的观点，即虚荣和贪婪等恶习会导致对公众有益的结果。同样，他还提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美德的行为，其核心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是邪恶的。他批评那些声称人类对彼此有自然善意的道德体系，而关注那些导致明显善举的自私情感，如骄傲和虚荣。这导致他的读者把他想象成托马斯・霍布斯的粗俗转世，尤其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的支持者。接下来是对曼德维尔的一生和影响的概述，特别关注他对道德和经济理论讨论的影响。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写了一本书，书名《蜜蜂的寓言》，该书一开始讲了一个故事，描述一群蜜蜂终日辛勤的工作。但是，到冬天的时候，蜜源少了，因为花朵都枯萎了，可是它们要活下去，于是，他们想办法到别的蜜蜂的巢穴偷蜂蜜，然后带回自己的蜂巢，养育自己的后代，做成蜂王浆喂食给蜂后吃，从而用这种方式维持整个蜂巢家族繁衍繁荣下去的场景。

伯纳德・曼德维尔根据蜜蜂在冬天时偷别的蜂巢的蜂蜜来维持自家蜂巢的繁衍的这个观察，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犯罪、贪婪、违背道德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 他的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一种叫 “恶之花” 的思想模式，“恶之花” 可以转变成公共利益的善果。

• 该书 18 世纪初在英国出版后，就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并引致了欧洲思想界和社会各界对它的批判，曼德维尔本人也遭到了人身许多攻击，被称为 “品行极坏的人”。
• 1723 年，当《蜜蜂的寓言》出第三版时，英国一个郡的地方法院专门为此书立案，判定此书是 “在扰乱社会秩序”，是一种 “公害”。尽管如此，这部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影响却经久不衰。它影响了无数的普通学人，而且影响到休谟、亚当・斯密和海耶克这些思想大师。

目录#

生活
蜜蜂的寓言
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悖论
利己主义的 “罪魁祸首”
论慈善
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
曼德维尔的作品
二手文献

1. 生活#

曼德维尔于 1670 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或附近的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和曾祖父都是医生，这无疑影响了他在莱顿大学学习医学，并于 1691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还拥有哲学学士学位，并撰写了论文捍卫笛卡尔的学说，即动物身体只是自动机，因为它们缺乏非物质的灵魂。

1688 年光荣革命后不久，曼德维尔移居英国，并在此永久定居、结婚并育有至少两个孩子。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作品是 1703 年的匿名作品，名为《小册子作者：模仿拉封丹先生的简单而熟悉的方法的__萨蒂尔_和一些寓言》。在第一本书中，曼德维尔为那些批评光荣革命和已故国王威廉三世的 “小册子作者” 辩护。在《一些寓言》_中，他翻译了拉封丹的二十七篇_寓言，并添加了两篇自己的寓言，其喜剧风格与他后来在《抱怨的蜂巢》_中采用的相同。

虽然曼德维尔医生通过行医养家糊口，但他也参与了许多文学和政治活动。直到 1714 年，他发表了一篇政治宣传作品《辉格党政府应公正对待的弊端》后，他的政治兴趣才直接显现出来，表明了他对辉格党的支持。在他的一生中，他出版了许多小作品和散文，其中大部分都包含严厉的社会批评。1720 年出版的《_关于宗教、教会和国家幸福的自由思想》_是他最后的党派政治宣传品，他在其中赞同辉格党统治的优势，并对宗教机构和神职人员持怀疑态度。

曼德维尔还继续发表其他具有煽动性的作品，例如：《公共炖菜的温和辩护》（1724 年），其中包含有争议的计划，该计划将建造公共卖淫场所。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最好的社会解决方案是将卖淫合法化并在严格的政府监督下对其进行监管。然而，曼德维尔最著名和最臭名昭著的作品是_《蜜蜂的寓言_》；它开始于 1705 年的一本匿名打油诗小册子，名为_《抱怨的蜂巢：或者，流氓变诚实_》。人们对曼德维尔的作品了解甚于对他的生平了解，因此，最有用的是阅读_《蜜蜂的寓言》_以进一步了解他的历史。

2.蜜蜂的寓言#

_很少有诗歌能像《抱怨的蜂巢：或变成诚实的_无赖》一样引起严肃的哲学讨论。这首 433 行的诗采用了他以前的寓言风格，成为曼德维尔主要作品《_蜜蜂的寓言：或私人恶习与公众利益》的基础。《蜜蜂的_寓言》历经 24 年才得以完成，于 1729 年最终出版第六版。在这部作品中，曼德维尔分析了私人恶习如何带来公共利益，如工业、就业和经济繁荣。他的同时代人认为，积极推广恶习是繁荣的经济社会的唯一解释和先决条件，这一核心分析是曼德维尔名声扫地的主要原因。这是对曼德维尔立场的误读。他后来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当代反对声音的背景下对《蜜蜂的寓言》的扩展或辩护。

《抱怨的蜂巢》是一首短诗，后来作为长篇__寓言_的一部分出版，这本寓言主要是对 1705 年的诗歌的一系列评论。这首诗立即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宽敞豪华的蜂巢。这个蜂巢充满了罪恶，“然而整个蜂巢却成了天堂”（《寓言》，第一卷，第 31 页）。这个社会以多种方式蓬勃发展，但没有哪种贸易是没有欺诈的。奇怪的是，蜂巢中最坏的骗子正是那些对这种困扰他们社会的欺诈和不诚实抱怨最多的人。在这里，这首诗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所有的流氓都厚颜无耻地哭喊着，仁慈的神啊，我们只要诚实就行了！”（《寓言》_，第一卷，第 33 页）蜜蜂之神朱庇特愤怒地将蜂巢中的所有罪恶都清除了，但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新获得美德的蜜蜂不再被迫相互竞争。结果，工业崩溃，曾经繁荣的社会在战争中被摧毁，剩下的蜜蜂数量很少。这些蜜蜂为了逃避安逸和奢侈的恶习，心满意足地飞进一棵空心树。

这首诗对蜂巢的寓意很明显，但对人类来说可能并非如此：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提倡一种以私人恶习为特征的文化，就会变得更好，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然而，曼德维尔正是利用了这个悖论来阐明他的更大观点。诗末的 “寓意” 声称，“愚人只努力建立一个伟大而诚实的蜂巢。”（《寓言》，第一卷，第 36 页）曼德维尔认为，对道德腐败或社会私人恶习的不满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语无伦次的，因为这种恶习通过刺激贸易、工业和向上的经济发展（即公共利益）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建立纯粹美德社会的愿望是基于 “大脑中虚荣的乌托邦”：幻想一个国家能够凭借诚实等美德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成功，而事实上，通过自我放纵的行为来改善物质状况的愿望才是经济生产力的核心（《寓言》，第一卷，第 36 页）。

这 首诗幽默的结尾表明，如果正确实施，恶习可以惊人地像美德。对于曼德维尔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的结论，然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受到关注。1714 年，曼德维尔出版了《蜜蜂寓言》，以一系列 “评论” 的形式呈现，对原来的《抱怨的蜂巢》进行了扩展评论，旨在解释和阐明早期诗歌的含义。但这本《_蜜蜂寓言》_最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直到 1723 年出版第二版，增加了新内容《论慈善和慈善学校》，曼德维尔才声名鹊起，并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声名狼藉。1723 年版很快引起公众的谴责，甚至被提交给米德尔塞克斯大陪审团，并被宣布为公共滋扰。陪审团的陈述声称，《_寓言》_意在贬低宗教和美德，认为它们对社会有害，并宣扬恶习是国家正常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尽管从未受到审查，但这本书和作者突然声名狼藉，《_寓言》_成为牧师、记者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

3. 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悖论#

曼德维尔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论证私人恶习是有用的，而是在《寓言_》_中指出，恶习虽然可以伪装，但对于实现集体利益而言却是必要的，从而导致了 “私人恶习，公共利益” 的悖论。例如，以曼德维尔的一个主要例子为例，骄傲是一种恶习，但如果没有骄傲，就不会有时装业，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新衣服和昂贵衣服以试图打动同龄人的动力。如果明天就消除骄傲，结果将导致数百家公司破产，引发大规模失业，有可能导致工业崩溃，进而摧毁英国商业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军事实力。同样，在较小规模上，没有小偷，就不会有锁匠，不会有财产纠纷，不会有律师，等等。

但至关重要的是，曼德维尔并没有提出私人恶习和公共_美德_之间的悖论。个人邪恶行为产生的 “利益” 由于植根于私人的利己主义而受到道德损害 —— 这是曼德维尔对其同时代人提出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也使得他的基本哲学承诺难以解读。曼德维尔到底认为私人恶习和公共利益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仍存在争议：他只是在照耀腐败的社会，讽刺那些声称商业富裕与美德直接相容的人吗？还是他真的认为现代商业国家应该放弃奢华的享受，转而进行简朴的自我克制，以逃避他所声称的悖论？无论如何，他的恶名源于将两者放在一起，这对于大多数读者的品味和舒适度来说太过接近了。曼德维尔悖论毫无歉意地指出，人们倾向于将恶行隐藏在社会可接受的行为形式背后，从而表现出高尚的品德。一方面，曼德维尔希望暗示常识观点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依赖常识：看似高尚的行为实际上可能是伪装的自私。另一方面，那些宣扬美德的人可能最终是被欺骗的伪君子：真正的美德意味着私人恶行带来的所有好处都将消失。曼德维尔的主要目标是沙夫茨伯里伯爵第三代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他声称，一个大规模繁荣的商业社会与个人通过理性的自我克制来获得美德，同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相容的。对曼德维尔来说，这是不正确和荒谬的：社会可以繁荣而建立在私人恶行之上，也可以贫穷而建立在私人美德之上 —— 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

4. 利己主义的 “罪魁祸首”#

曼德维尔对人类的心理审视常被认为是愤世嫉俗的，这既是他天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恶名昭彰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医生，他承担起诊断社会的任务，以揭示他所认为的人类的真实动机，这是很恰当的。尽管如此，曼德维尔的思想中还是有宗教成分。他笔下的人必然是_堕落的_人：只能取悦自己，人类是堕落后的生物，无可救药地自私，贪婪于自己的私人享乐，即使将这种自私自利隐藏在更体面的外表背后，也总是以此为目标（《寓言》，第一卷，第 348 页）。曼德维尔的审视揭示了人们如何将真实的想法和动机隐藏在面具背后，以便通过不冒犯同伴的自私自利来伪装社交能力。讽刺的是，曼德维尔的诚实却让他陷入困境：他大胆宣称，恶习是繁荣社会的必然基础，因为所有人都_必须_做出恶行，因为他们作为自私堕落之人的身份决定了无论他们表现出什么样，本质上都是自私在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所有社会美德都源于自爱，而自爱的核心是无可救药的恶习。曼德维尔还挑战了传统的道德术语，他采用了 “恶习” 这样的术语，并表明尽管它有负面含义，但它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

在当时，对《_道德寓言》_的大多数回应都是反驳（这可以理解，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与曼德维尔的核心论点联系起来），主要集中在对道德基础的分析上。对许多人来说，曼德维尔与托马斯・霍布斯一样，都宣扬一种利己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威胁要把所有假定的道德都变成道德妥协的自私的功能。这一指责部分来自《道德美德的起源探究》（1723 年），曼德维尔在其中首次提出了他的精明政治家理论。无论是真正的理论，还是曼德维尔的戏谑讽刺，《探究》都是一种挑衅性的分析，旨在质疑当代的美德观念。根据曼德维尔的说法，老练的政治家最初会奉承大众，让他们相信，为了满足自私的激情而做出的行为是邪恶的，而为了不冒犯或伤害他人而暂时抑制这种冲动，与获得私人快乐的直接自然冲动相反，做出的行为是高尚的。但曼德维尔的核心论点是，任何行为如果受到自私情绪的激发都不是高尚的。当人们学会暂时抑制自己的享乐冲动时，他们并不是出于美德而行动。他们真正做的是找到创新的方式来更好地确保自己的私人快乐，通过参与他们所奉承的社会认可的行为形式 —— 从而获得一种比仅仅通过立即表现出自私而炫耀同龄人更高级的快乐形式。因为他认为所有自然的人类激情都是自私的，所以任何行为如果是出于自然冲动而做出的，都不可能具有高尚的美德，而自然冲动本身必然是自私的。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自我否定，就不可能做出有道德的行为。精明的政治家发明了一种准道德，用来控制天生自私的人 —— 但因为这涉及改变自然激情，而不是主动自我否定，从根本上说，这是罪恶。曼德维尔的观点的结果是，除了上帝直接帮助的基督教美德行为外，_所有_人类行为都是邪恶的，因此在道德上是妥协的。毫不奇怪，这种人性观被认为是玩世不恭和堕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被归类为霍布斯，通常是由两者的批评者，被认为是严肃的利己主义体系的支持者，否认道德区别的现实。

曼德维尔将人类描绘为自私和不守规矩的，这招致了许多批评。人们常常认为他否认美德的现实，认为道德不过是老练的政治家为控制人类激情而发明的。曼德维尔对人性的分析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越来越强调人类激情的特殊性。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充满骄傲的激情，并主要受其支配，即使一个人的行为似乎与此相反，他或她也是出于某种形式的私利。他花了大量时间讽刺 “上流” 社会，这些社会的成员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仁慈的。他用 “骄傲和虚荣建造的医院比所有美德加起来还要多” 等说法来指出看似慈善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寓言》，第 1 卷，第 294 页）。骄傲是曼德维尔分析的核心，因为它解释了人类为了表现出无私以获得公众荣誉而采取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可以转化为公共利益。骄傲在精明的政治家通过奉承来社会化人类的计划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为任何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眼前利益的人提供荣誉作为永久的奖励。

对于曼德维尔来说，这个叙述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老练的政治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人们只能取悦自己，那么怎么可能有些人（这些老练的政治家）懂得通过煽动社会美德体系来控制他人呢？《寓言》第二卷_旨在_阐明这些困难，并解释几件 “在第一卷中晦涩难懂、仅有所暗示的事情”。（《寓言》，第二卷，第六页）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设计了六段对话，对话者分别是《_寓言》_的拥护者克莱奥米尼和被描述为非常喜欢沙夫茨伯里勋爵作品的霍雷肖。这些对话除其他主题外，还解释了人类如何从最初无拘无束的自我取悦状态转变为一个复杂运转的社会。骄傲仍然是这一分析的核心，但由于骄傲一词的复杂性和混乱性，曼德维尔引入了 “自爱” 和 “自我喜欢” 之间的有益区别。自喜欢被认为是骄傲和羞耻的原因，解释了人类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而自爱指的是身体的物质需求；他断言礼貌的种子就植根于自爱和自我喜欢之中。

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约瑟夫・巴特勒的回应，巴特勒声称曼德维尔的心理利己主义版本在应用时会崩溃。通过寻求减少曼德维尔揭露为公众利益而行动的虚伪所带来的后果，巴特勒论证了自爱和仁慈是相容的。他通过使自爱成为一种普遍的而不是特定的激情来做到这一点，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使自爱的对象成为幸福。那么，幸福将完全符合道德主体的利益。巴特勒认为自爱与仁慈是相容的，因为算计的长远利益会导致有德行的行为。然而对曼德维尔来说，这回避了主要观点，因为它没有提出核心的伦理问题：如果道德行为与自利行为无法区分，那么如何区分道德行为和非道德行为。 《寓言》第二卷驳斥了巴特勒的许多批评，认为这些批评是无知的，但曼德维尔确实意识到他的骄傲概念需要重新概念化，因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术语，但在他看来却至关重要。根据曼德维尔的说法，巴特勒的错误 —— 导致他声称曼德维尔的体系不连贯地崩溃 —— 是未能认识到人们首先必须喜欢自己，但只有通过他人的认可和赞许才能做到这一点。曼德维尔坚持认为，自爱是每个人为了自我保护而赋予的，但我们不能爱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真正喜欢我们自己。他声称，自然使我们看重自己超过我们真正的价值，因此为了确认我们对自己的良好看法，我们聚集在一起来确认这些观念。他写道：“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会希望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同意他对自己优越价值的看法，并会因为恐惧而对所有拒绝的人发怒：他会非常高兴并爱每一个他认为对他有良好评价的人”（《寓言》，第二卷，第 138-9 页）。因此，他认为，即使在一群人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到半小时，自私自利就会以某种方式导致对优越性的渴望，无论是通过力量、狡猾还是其他更伟大的品质。

曼德维尔认为，通过引入 “自喜欢” 和 “自爱” 之间的区别，可以纠正人们对骄傲作用的混淆。人类对认可有着根深蒂固的心理需求，这可以驱使我们确保自己真正拥有他人所钦佩的品质。事实上，他声称，自喜欢对沉溺于此的人来说是如此必要，以至于没有它，人们就无法体会到任何快乐。曼德维尔举了这种需求极端的例子，他声称，如果一个人得不到他人的认可，自喜欢甚至会逼他自杀。不过，曼德维尔坚持认为，因为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对自己的良好评价和良好声誉的愉悦，所以我们获得高尚的性格特征，即使是真心渴望的，也不是真正的美德。这种动机是自私的，因此不是美德。

曼德维尔后期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重点是批判贝克莱、劳和沙夫茨伯里等理论家。他特别批判了沙夫茨伯里，后者声称人类的仁慈是自然的，人们可以无私地行事，而不必考虑骄傲。曼德维尔反对寻求这种客观的道德标准，认为它不过是 “不可靠的徒劳无功之举”（《寓言》，第一卷，第 331 页）。他认为，让人们相信他们不需要自我否定就可以有德行将是 “通向虚伪的巨大门户”，不仅欺骗了其他人，也欺骗了他们自己（《寓言》，第一卷，第 331 页）。曼德维尔的目的是表明，他的对手使用他自己严格而严厉的道德标准，却从未在生活中做出过任何有德行的行为；此外，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这些理想生活，那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崩溃。因此，通过声称获得美德的困难和恶习的有用性，他的悖论似乎设下了一个陷阱。弗朗西斯・哈奇森参与了这场辩论，为沙夫茨伯里辩护，以建立另一种人类美德解释，表明人类如何通过无私的仁慈行为自然而然地拥有美德。他发现《_寓言》_的结局令人厌恶，因为它将社会美德简化为激情，并声称这构成了一个全面的社交体系。哈奇森认为，一个真正的道德家是通过证明有德行为符合个人最佳利益来促进美德的人。他通过构建自己的道德感理论，认为美德是令人愉悦的，完全符合人的天性。尽管如此，即使与曼德维尔的结论截然不同，两人无疑都同意，理性不足以提供行动的标准：必须从考察人性开始。

其他哲学家对_《寓言》的_愤怒和谴责程度不如哈奇森。休谟并不同意曼德维尔的观点，即个人利益否定道德价值，也不试图表明人类行为可以完全无私，而是同意他基本分析的实质方面，但指出，如果好事源于恶行，那么保留恶行这一术语就存在严重错误。休谟认为哈奇森的结论 —— 我们之所以表示赞同，是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对我们认为有德行的行为感到高兴 —— 是错误的。休谟和曼德维尔一样指出，我们的责任感或道德感只发生在文明中，在解释人类的社交性时，他更接近曼德维尔而不是哈奇森。

或许，让 - 雅克・卢梭是曼德维尔关于人类社会性的自然主义论述最重要的传播者。1756 年，亚当・斯密在评论卢梭的_《论不平等的起源》_时指出，曼德维尔的《_寓言》_第二卷为卢梭的体系提供了契机。卢梭和曼德维尔都否认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性，并同样强调社会的渐进演变。对卢梭而言，人类天生具有怜悯之心，或者说 “看到其他任何有理智的生物，特别是我们自己，遭受痛苦或死亡，我们天然地感到厌恶”（《论不平等的起源》）。这种怜悯或同情在改变自尊心 ( amour de soi-même ) 并使其变得人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卢梭认为这种激情是自然的，并承认曼德维尔也同意这一观点。卢梭认为，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所有其他社会美德都源于这种怜悯之心。

斯密也受到曼德维尔的影响，但他同样不同意人们完全自私的假设，他的_《道德情操论》_花了大量时间来揭穿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立场。斯密能够通过利用同情的作用来规避这种纯粹自利的解释。他认为，霍布斯和曼德维尔体系中关于自利的整个解释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大的骚动，是因为对同情的作用存在误解。斯密认为，道德体系的运作部分取决于它解释良好同理心理论的能力。因此，例如，曼德维尔声称，人们帮助街头乞丐的动机源于支配人类的同情心等激情：离开需要帮助的人会激起人们内心的同情心，从而造成心理伤害，因此，任何帮助都是为了缓解看到他人受苦的不安。

史密斯还考虑了曼德维尔的说法，即人类相互交往只是为了从他们所追求的尊重中获得快乐。虽然史密斯并不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但他们都同意公众赞扬的诱惑性，有时，公众赞扬可能是一种比积累金钱更强烈的欲望。史密斯在《道德情操_论》_中直接回应了曼德维尔关于这一点的观点，特别关注了曼德维尔对骄傲作用的解释。史密斯驳斥了曼德维尔的观点，即所有公共精神和自我牺牲都只是获得社会赞扬的巧妙方式。他通过区分渴望获得赞扬（这不是恶习）和对任何事情的轻浮赞扬的渴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声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相似之处，曼德维尔对此进行了夸大，但这种区别是通过将虚荣心与对真正荣耀的热爱区分开来而形成的。两者都是激情，但一个是合理的，而另一个是荒谬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斯密从未否认动机对一个人整体行为的重要性，并承认还有其他动机可以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这些动机既需要同情，也需要个人利益，例如，一个人可能出于同情而捐款，同时知道这种行为对社会有利。斯密对曼德维尔的放荡体系给予了一些赞扬，因为尽管它最终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它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接近真理，它就不会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斯密指出，正是由于曼德维尔对人性的巧妙但错误的分析，人们才开始感受到经济活动与人类欲望之间的联系。

5. 论慈善#

在曼德维尔的《寓言辩护》中_，_他提出寓言突然流行的原因可能是他的《论慈善和慈善学校》（1723 年）。在这篇文章中，曼德维尔将他的理论从寓言带到了应用社会批评，他声称慈善常常被误认为是怜悯和同情。与慈善相反，怜悯和同情可以追溯到一种对自己有良好评价的愿望。因此，这种 “慈善” 不是有道德的行为，而是邪恶的，因此值得研究。说曼德维尔因反对慈善学校的成立而不受欢迎，这是一种轻描淡写：慈善学校备受推崇，是 18 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慈善形式。慈善学校始于 17 世纪末，是穷人的主要教育形式。这些学校披着慈善的外衣，为贫困儿童的思想灌输了美德。人们普遍对这些孩子的态度相当贬低，经常将他们描述为 “粗鲁”，因为他们来自社会上的扒手、懒汉和乞丐。慈善学校的课程明显带有宗教色彩，试图灌输道德和宗教习惯，以便将这些孩子培养成有礼貌的社会成员。

伯纳德・曼德维尔反对慈善学校的成立，尽管他的反对意见似乎很尖锐，但这是他所反对的那种虚伪的实际例子。曼德维尔质疑用 “慈善” 一词来描述这些学校，并声称这些学校的成立不是出于慈善的美德，而是出于同情的激情。对他来说，同情之类的激情是为了缓解自己看到别人受苦时的不安。他解释说，要使一种行为成为美德，就不能有不纯洁的动机。为朋友和家人而采取的行为，或为了获得荣誉和公众尊重而采取的行为，都不是慈善行为。如果慈善可以归结为同情，那么慈善本身就是一种不加区别的普遍激情，对社会毫无用处。对他来说，慈善学校只是骄傲的巧妙表现。曼德维尔在文章的开头就对慈善做出了严格的定义，他显然想表明这些学校不配拥有这样的称号。

曼德维尔认为怜悯和同情是人类激情的产物，他指出，尽管这看起来很奇怪，但我们受自爱的控制，自爱驱使我们释放这些情感。他以乞丐为例，描绘了自爱和怜悯共同作用的场景。想象一下，街上的乞丐向你解释自己的处境，展示他需要医疗的伤口，然后恳求你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表现出美德，给他一些钱。他的形象激起了你的怜悯之心，你觉得有必要给他钱。曼德维尔声称乞丐是这种博取同情的大师，他用自己的印记换取他们的安宁。只有自爱才能促使我们给这个乞丐钱，这不能算作慈善行为。

《随笔》中真正令曼德维尔那个时代的人感到反感的部分是，他指责那些有钱有教养的人不是所谓的慈善对象，而是恶棍。他攻击那些名声好的人，声称他们之所以有好名声，是因为他们把私人恶行隐藏在公共利益的背后。他将慈善学校比作一种流行的箍式衬裙，并指出这两种风格都没有任何理由。此外，他认为这些学校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削弱英国国家所依赖的既定社会等级制度。慈善学校很受追捧，但除此之外，曼德维尔几乎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

曼德维尔不同意慈善学校背后的全部动机，认为慈善学校不过是他最反对的人向后代灌输观点的一种制度。曼德维尔认为，就像他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一样，人们生来就注定要过上自己的生活，应该寻求满足。他仍然认为慈善有时是必要的，因为无助的人应该得到照顾，但他认为慈善学校的模式只会助长社会的懒惰。当考虑到他支持经济活动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时，这种观点就不那么愤世嫉俗了。曼德维尔赞同不断发展的工业，他认为经济进步是文明进步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标准正在提高，例如：今天的穷人过着和昨天的富人一样的生活。他声称，英国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剥削贫困劳动者，因此他所挑战的不是经济进步，而是那些认为通过他们的公共利益来推动社会进步的个人的虚伪。这些公民的行为是出于自爱而不是慈善，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那么慈善学校等机构就可以接受曼德维尔认为应得的严格审查。

6. 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曼德维尔对奢侈的辩护是十八世纪经济讨论的焦点。他指责建立在自私基础上的国家是腐败的，但他也表明社会必须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没有奢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强大。他认为奢侈对社会（如果不是个人，精神）繁荣无害，对经济繁荣必不可少，这与某些基督教教义中蕴含的传统禁欲主义道德准则以及早期的共和政治理论相悖，后者声称奢侈使人民无能，使个人堕落，导致政体内部衰败，容易受到外部征服。

曼德维尔对经济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亚当・斯密。他们两人大体上都支持基于市场的自由资源配置体系。曼德维尔的主导观点是，没有纵欲，消费者支出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这一点是未来的经济学家无法忽视的。曼德维尔无疑影响了斯密的经济思想，因为斯密借用了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悖论，声称人类本性的原始原则之一是为私人利益进行易货贸易，这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进步和繁荣。这一悖论提出了自利行为是否邪恶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通过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们实际上可以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在《国富_论》中_，斯密大量借鉴了曼德维尔早期关于自利行为有用性的立场，尽管他否认了曼德维尔提供的丑闻性暗示。人们猜测史密斯的 “看不见的手” 概念是否继承自曼德维尔提出的悖论 —— 尽管曼德维尔的著作中从未明确提到过这个短语 —— 因为史密斯在举出有意谋取私利而导致非预期公共利益的例子时提到了 “看不见的手”。分工理论也对史密斯的现代经济思想原则之一 —— 劳动分工理论产生了影响。

_最值得注意的是，曼德维尔的作品包含了自由放任_经济理论的谱系起源 —— 尤其是二十世纪《_曼德维尔_寓言》最热心的崇拜者之一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提出的理论。相似之处在于，曼德维尔都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会在没有上级协调的情况下以互利的方式互动，而对他们互动的自然制约将导致公共利益。干涉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将破坏平衡 —— 正如《抱怨的蜂巢》的结论所声称的那样。由于这种秩序是通过自愿的、不受管制的活动产生的，哈耶克认为曼德维尔是最早提出 “自发秩序” 概念的人之一。曼德维尔用同样的话评论道：“也许善意之人的短视智慧会夺走我们的幸福，如果没有人转移或阻断这股洪流，幸福就会自发地从每一个大社会的本质中流淌出来。”（《寓言》，第二卷，第 427 页）哈耶克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从道德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待曼德维尔，而应该将他视为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可能没有提供太多答案，但肯定提出了正确的问题，用进化的方法来理解社会。哈耶克甚至声称，在许多方面，达尔文是曼德维尔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开创的一种发展的顶峰。这种方法 —— 而不是假设社会是精英阶层规划和有意识设计的产物 —— 有助于激发新的实证探索。曼德维尔认为，人的社交能力源于两件事：人的众多欲望，以及在试图满足这些欲望时遇到的阻力。他强调奢侈的有益影响，这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在《_通论》_中，凯恩斯引用了曼德维尔的观点，强调消费（总需求）的积极影响。这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后者认为生产（总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虽然曼德维尔的著作中没有系统地阐述_自由放任_理论，但它是该理论的重要文学来源，即对人类自私的分析以及讽刺和无意中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正是通过这些试图调和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的悖论的努力，我们发现了一些最早倾向于现代功利主义态度的倾向。因此，曼德维尔被认为是其最基本和最早的哲学影响之一，特别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将其传递给杰里米边沁，然后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蜜蜂寓言讲述社会故事伯纳德・曼德维尔教导我们，个人利益和对物质富裕的渴望，通常会阻碍......

社会和经济理解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出现在 18 世纪，即非人类设计的社会秩序理论。十八世纪之前，大多数社会理论都假定或接受这样的工作假设：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可持续性在于通过 “神” 的干预或人类的意志和计划建立社会制度。

但在 18 世纪，社会是一种自发秩序，它产生于众多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的行为和互动中，这种观念开始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人类交往理论。

源于自发秩序洞察的经济学

此外，自发秩序理论表明，尽管社会秩序不是由有意计划创造的，但它表现出协调的模式、结构和自我修正潜力，其在促进人类状况改善方面的有益效果往往优于政府有目的地创造或指导社会进程所能产生的效果。

这可以说是一门经济学发展的开始，即对以市场为基础的分工体系中众多人的行为的人际协调过程进行系统分析。

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言：

“正是通过问如果没有立法的蓄意干预，事情会如何发展，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所有问题才陆续出现。毫无疑问，这一发展的最大功臣是伯纳德・曼德维尔。”

曼德维尔与蜜蜂寓言

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是一位荷兰医生，早年定居伦敦，并在英国度过了余生。1705 年，他发表了一首名为《抱怨的蜂巢，或变诚实的流氓》的诗，该诗后来于 1714 年重新出版，其标题如今在社会和经济思想史上广为人知：《蜜蜂的寓言，或私人恶习，公共利益》。

社会的基础既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友善品质和仁慈情感，也不是人类通过理性和自我克制能够获得的真正美德。

在这部作品中，曼德维尔挑战了一些关于社会道德和宗教伦理的最古老和神圣的观念。无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教义，其中一项基本的道德假设是，个人的自利行为往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且可能是 “有罪的”。

人们一直认为，人类行为应该放弃个人利益，尤其是在涉及物质占有和财富时，而应该专注于为他人做出牺牲，为他人谋福利，为 “上帝的荣耀” 而牺牲。曼德维尔认为，正是通过人们追求物质上的个人利益 —— 包括 “贪婪” 和人类的快乐 —— 社会的所有进步才得以实现。

追求自身利益带来社会繁荣

在诗中，曼德维尔想象出一个蜂巢，其每一个细节和活动都模仿人类社会中的一切。贪婪、自私、对物质利益和快乐的追求主宰着每个人的活动和对待他人的方式。

市场行为不顾及他人，每个人都遵循自己定义的个人利益，追求个人利益和享受，满足世俗欲望。然而，正是这些物质主义自私自利的 “恶习” 催生了工业、创新、大量商品和服务，创造了一种物质和文化的舒适和安逸生活，让所有人都受益，尽管这不是任何人的意图、设计或目的。

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说：

大量的生物挤满了硕果累累的蜂巢；
正是这大量的生物让蜂巢繁荣昌盛；
数以百万计的生物努力满足
彼此的欲望和虚荣心；……

骗子、寄生虫、皮条客、赌徒、
扒手、铸币者、江湖郎中、占卜者，
以及所有那些
与真正的劳动者为敌的人，他们狡猾地将心地善良、粗心大意的邻居的
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这些人被称为流氓；但是，除了名字之外，严肃勤劳的人都是一样的。所有行业和地方都有一些欺骗行为，没有一个职业是没有欺骗的……

因此，每个部分都充满了邪恶，
但整个群众却是天堂；
和平时他们受到奉承，战争时他们受到恐惧
，他们是外国人的尊重，
他们的财富和生命是慷慨的，
是所有其他蜂巢的平衡。

这就是那个国家的福祉；
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变得伟大；
而美德，从政治中学
到了一千种狡猾的诡计，
在他们幸福的影响下，
与邪恶交上了朋友：从那时起，
所有最坏的人都
为共同的利益做了一些事情。

罪恶的根源是贪婪，
这种该死的恶毒的恶行，
是挥霍的奴隶，
是高尚的罪恶；而奢侈。
百万穷人，
百万可憎的傲慢
，百万嫉妒和虚荣
是工业的部长；他们所钟爱的愚蠢，在饮食、家具和服装上
反复无常，是奇怪、可笑的恶行，由此产生。

推动贸易发展的车轮，
因此，罪恶滋生了创造力，而创造力
又与时间结合在一起；勤奋
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真正的快乐、舒适和安逸
达到了如此的高度，
以至于以前非常贫穷的人生活得比富人还好；……

物质无私导致停滞和衰败

然后，一夜之间，所有的 “蜜蜂” 都感到自己违反了无私和利他行为的道德准则，因此放弃了对物质快乐的追求。他们开始过着简单、“道德” 的生活，不考虑自己和个人欲望。

然而，生产停止了，商品需求下降了，创新和改进消失了，就业和工作也消失了。社会变得停滞不前、贫穷、文化空虚和落后。曼德维尔解释说：

但所有流氓都厚颜无耻地大喊，

仁慈的神啊，只要我们诚实就好了！……
但朱庇特被激怒了，

最后愤怒地发誓，他要清除

这个喧嚣的蜂巢中的欺诈行为；他做到了。

欺诈行为一消失，

诚实就充满了他们的心；

在那里，就像教育之树一样，向他们展示了
那些他们羞于看到的罪行；
现在他们默默地承认了这些罪行，

因为他们羞于承认自己的丑陋……

但是，哦，天啊！多么惊愕啊，
变化如此巨大而突然！
半个小时之内，全国人民的
肉价下跌了一便士。从伟大的政治家到小丑，
伪善的面具都被揭开了
；……

现在，让我们关注辉煌的蜂巢，看看
诚实和商业是如何和谐相处的。
市场消失了，它迅速变薄；
看起来面目全非。
因为不仅他们消失了，
而且靠它们为生的众多人
每天都被迫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徒劳地从事其他行业；
因此，所有行业都库存过剩……

建筑业已完全被摧毁
，工匠无人雇佣；绘画师
也不再以其技艺闻名，
石匠和雕刻师也无人知晓……

傲慢的克洛伊，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
让她的丈夫抢劫了国家；但现在她卖掉了从印度搜刮来的
家具；签订了昂贵的账单，整整一年都穿着她的好衣服。轻浮而善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衣服和时尚一样，都是永恒的……

随着骄傲和奢侈的减少，
他们逐渐离开了海洋。
现在不是商人，而是公司
撤走了整个工厂。
所有艺术和手工艺都被忽视了；
知足是工业的祸根，
让他们羡慕他们朴实的商店，
不再寻求或贪图更多。

曼德维尔的道德观：利己主义创造文明

曼德维尔从他的故事中得出的 “寓意” 是，繁荣、富裕和伟大的社会只能源于人们的自利欲望，而这正是成功文明的要素：

那么就别抱怨了；傻瓜只会努力
打造一个伟大的诚实蜂巢
，享受世界的便利，
在战争中闻名，却生活安逸，
没有大恶习，这是一个空虚的
乌托邦，就坐落在大脑中。
欺诈、奢侈和骄傲必须存在，
而我们却能得到好处；
毫无疑问，饥饿是一种可怕的瘟疫，
然而谁没有饥饿又能消化或茁壮成长呢？

难道葡萄酒的生长不是归功于
干枯、破烂、弯曲的葡萄树吗？
它的嫩枝被忽视，长成了白色，
堵塞了其他植物，长成了木头；
但它一被捆扎和砍伐，就用它高贵的果实祝福我们
：

所以，
当邪恶被正义所束缚时，它就是有益的；
不，如果人民伟大，
那么它对国家就如同
饥饿使人民进食一样。
光有美德就能使国家
繁荣昌盛；美德将重振
黄金时代。
对于橡果，必须像对于诚实一样自由。

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诗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嘲讽。批评者认为，他似乎拒绝了基于上帝圣言的道德观，也拒绝了社会上许多成员普遍认同的信念，即自我牺牲和放弃物质进步是道德行为的基石。

曼德维尔认为自己揭示了人类的处境

然而，就曼德维尔而言，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展现人性的现实，以及社会中利己主义和激励的作用是人类交往的动力基础以及人类进步和进步的源泉。

正如曼德维尔在为这首诗辩护时所说：

“在此之后，我自以为已经证明了，社会的基础既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友善品质和仁慈情感，也不是人类通过理性和自我否定能够获得的真正美德；

“但是，我们称之为这个世界上的邪恶，无论是道德的还是自然的，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所有行业和职业的坚实基础、生命和支撑，无一例外；

我们必须在那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起源，而一旦邪恶消失，社会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完全解体。”

曼德维尔选择的语言激起了许多第一次读到《蜜蜂寓言》的人的愤怒、愤慨和震惊。骗子、小贩，甚至日常的骗子，都是繁荣社会的一部分，充满了喧嚣。

人们追求个人的快乐；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地服务和满足邻居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以此作为获取财富来满足自己需求和幻想的手段；这些都是促进创新、独创性和勤奋的必要因素和人类力量，其累积结果就是繁荣社会的巨大财富和奇迹。

没有人计划过这种物质财富或与之相伴的文化奇迹。它是人们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和爱好时意外产生的结果。曼德维尔坚持认为，如果你想要其中之一 —— 繁荣和勤奋 —— 你就不能放弃或消灭另一个 —— 为了满足世俗欲望和快乐而采取的自私行为。

曼德维尔是社会科学的入口

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理论与历史》（1957 年）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只有在启蒙时代，才有一些杰出的哲学家…… 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哲学…… 他们从行动的人所追求的目的的角度来看待人类事件，而不是从上帝或自然的计划的角度来看待……

“伯纳德・曼德维尔在他的《蜜蜂寓言》中试图诋毁这一 [后一种] 学说。他指出，私利和对物质福祉的渴望通常被视为恶习，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动机促成了福利、繁荣和文明。”

当然，曼德维尔选择的措辞暗示 “邪恶” 和 “恶行” 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因此暗示不道德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尽管如此，正如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学说与方法》（1912 年）中指出的那样，“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将一个深刻的概念赋予了一种怪诞的形式…… 然而，这种形式包含了个人私利在经济领域发挥社会功能这一思想的最佳和最清晰的表达。”

这就是一个思想的萌芽 —— 自身利益及其有益的、尽管是计划外的副作用 —— 它将在几十年后在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反响。

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作老实人#

贪婪，这个孕育邪恶的根源，
这备受谴责、与生俱来的恶德，
乃是那些挥霍者的虔诚奴仆，
挥霍是一种崇高罪责；
[K] 而奢侈 [L] 也掌控着千千万万穷苦大众，
讨厌的骄傲则掌控着更多人:
[M] 都出于嫉妒心与虚荣心唆使
[N] 都在鼓舞积极进取的传道人；
他们那种天真的愚昧与无常

体现在饮食、家具及服装中，

那恶德尽管尤为荒诞滑稽，

却是贸易车轮前进的动力。

他们的法律还有他们的服装，也全部都是一样的变化莫测；

因为这一 - 刻被视为正当行径:

半年过后就可能被当成犯罪；

《蜜蜂的寓言》

    这本书的构成十分有趣，可谓是 “曼氏” 文笔。第一部分诗歌，第二部分评论，第三部分社会本质之探究，第四部分：宗教的
01 诗歌

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作老实人

曼德维尔以打油诗的形式讲述了一个蜜蜂王国的兴衰史 ——

    有一个奢华庞大的蜜蜂王国，政府、军事、法律秩序井然，“法律的权威高于君主的权杖”。这个蜂巢的繁荣昌盛却是因为他们的贪婪、自私、嫉妒、追求奢华享乐与炫耀。“蜜蜂之间年复一年，恰如人类世界的翻版一样”，他们纷纷效力、互相服务，满足彼此间的虚荣心和贪婪。

    可有一天，主神听信 “恶棍们”“卑鄙” 的呼吁：善良的神，我们要是该诚实多好！于是，蜜蜂们开始羞愧，开始忏悔，正义女神开始惩治罪犯，“伪善的面目被丢在地下”，“虚荣让人不再知足”。传教士的薪水不再是 “额外津贴”，而是被视为 “诈骗”；蜂医无须对患者虚情假意，不再使用他国所产的药材；节欲使蜜蜂使各种职业销声匿迹；在面临外侵时，士兵不再为功冲锋上阵，虽然 “他们的英勇和众志成城，最终让其戴上了胜利的桂冠；他们为凯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数千蜜蜂已经为国捐躯。” 苦难和磨砺让他们无比坚韧，让他们把安于享乐当成恶过，这极大提升了他们节制力，以致为了远离那些繁华与私欲，他们全都躲在树洞里安享满足与坦诚。最后，这群蜜蜂只好遁逸他方。

    曼德维尔同样以诗歌总结其寓意：

因此无须抱怨：傻瓜只会竭力

去让一个优秀而直率的蜂国，

安享世间的丰裕便利，

既拥有战争的荣誉，还要生活得舒适，

没有严重的恶德；然而这只是

他们头脑里的美妙幻想而已。

每当我们享用各种便捷之处，

一定会同时发现欺诈、奢侈和骄傲；

饥饿肯定是一种巨大的劫数，

然而有谁终其一生没被困扰？

我们难道不能把酒业的兴旺

算作干枯、丑陋、扭曲的葡萄藤的功劳？

葡萄枝藤的成长尽管无人关注，

却扼杀了其他植物，终成树木；

而它一旦枯干萎缩而被切断，

就为我们提供果实，无比甜美。

我们知道：只要被正义修缮调教，

恶德就能带来利益；

一个国家一定离不开恶德，

就像饥渴必会让人吃喝饮用。

单凭美德不能把各国变得兴旺发达；

各国如果想要重回黄金时代，

就一定还需接纳

坦诚无欺和无比艰涩的橡果。

02-03 评论与探讨

· 美德之起源

·《抱怨的蜜蜂》评论

· 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社会本质之探讨

04 对话

· 1 霍拉修、克列奥门尼斯与芙尔薇娅的对话

·    2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对话

·    3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对话

·    4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对话

·    5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对话

·    6 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的对话

     由于第四部分过于偏宗教道德性质，在此不多做讨论，主要围绕其人性与自由市场进行阐述。以下摘录部分语句以传达作者思想，也可称之为 “曼德维尔悖论”：私欲的 “恶花” 结出的却是公共利益的 “善果”。

如果羞耻之心无法支配整个人类，那任何一个社会的改良都无从谈起… 从一个人呱呱学语的孩提时代至其整个受教育时期，我们便竭力强化而不是削弱或克制他的羞耻感，而对此我们给出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要求他遵守某些规则的约束，以此来避免他可能会因为这种麻烦重重的羞耻感而做出的那些举动。

人的道德行为，虽应该以理性和利他为重，但其动机则出于自爱和自利；人若除掉自爱，不但没有道德，连社会也不能存在。一切利他的或仁爱的德行，实际上只是想获得他人的赞美和避免受到谴责，因而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伪装。

私人的恶德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可能被转变为公众的利益。

法律与政府之于公民社会的政治团体，有如生命精神及生命本身之于有生命造物的自然群体。

使人变为社会性动物的，并不在于人的追求合作、善良天性、怜悯及友善，并不在于人追求造就令人愉悦外表的其他优点；相反，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质，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诣，使人适合于最庞大、最幸福与最繁荣的社会。

     显然该著作在 18 世纪早期便已出版，可谓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作品。无论是时代、还是跨国文化差异，在对曼德维尔的著作的思想上翻译有所失真。曼氏关于 “人性”、关于社会秩序的定义显然与传统的 “人之初，性本善” 相背 —— 使人组成的，并不是人的合作和善良的天性；相反，是人的一些卑劣可憎的恶行，才能使人适合于幸福繁荣的社会。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自私驱使的利己行为只是 “伪善”，应该受到谴责，但如果建立在 “公共精神” 的道德情怀之上，去构建社会的 “美德” 的规则，反而只是一种 “幻想”。曼德维尔认为美德的起源于社会秩序的自发形成，不是人之美德和良善而是制度性规则使品德不良的恶人也能为社会的福祉服务；而制约人们自私的恶行的绝大多数制度规则，则是在充满罪恶和欺骗的商业行为的人类实践中生成的。

     从曼德维尔悖论中，我们会看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萌芽，也会看到休谟的那种人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促进美德之力量的情感伦理学的影子。这里更不用说哈耶克在 20 世纪公开承认他的 “自发社会秩序理论” 曾受曼德维尔思想的影响了。

     若从后世经济学发展至今的水平去看曾经的观点，不难总结出《蜜蜂的寓言》中有价值的部分在于肯定了自由竞争的意义、消费对需求的反作用：刺激内需，鼓励消费，自由放任。在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下，人们呈现出最本质的样子：相信私欲：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恶行是社会繁荣的源泉。相信市场：市场对于私欲恶行有转化功能，道德与公益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果。而对于其批判则主要在于将 “人的合理正当的私欲” 与 “违反乱纪、不择手段的自私恶行” 相混淆；将 “市场的调节作用” 夸大为无所不能，而忽视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失；将 “鼓励奢华消费” 与 “供需匹配、保障社会福利” 的平衡点打破。在商业领域，企业的逐利行为与该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也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也正因为此，该书成为一部对整个社会哲学、经济领域关注的经典之作。

      其思想虽有偏颇的地方，但一从问世起，就引发了极其广泛的质疑，尤其后世经济学家、哲学家对其思想的发扬与批判。承认人性的劣质性，绝不等于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在商业领域，企业追求为自身赚取利润，制造需求。除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刚性需求，制造需求大多都要借助于刺激和撩拨人们的物欲和虚荣心 (或曰侈的恶德)，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并将它们合理化、绝对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物欲和嫉妒乃市场繁荣之母，亦不为过。但是，过分姑息和滥用恶德，便有马基雅维利的 “不择手段” 的过分功利主义倾向，甚至演变成对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 “工具理性”(即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不顾目的正当与否的理性) 的极度崇拜。
     蜜蜂的寓言里藏着什么样的恶？人类社会的美德又从何而来？曼德维尔对于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人性与道德的隐喻过于深刻，是我难以用笔墨去描述评价的。

     毕竟：人生来就是一种自私、难以驾驭的动物 —— 曼德维尔。

7. 参考文献和进一步阅读#

伯纳德・曼德维尔是一位直言不讳、备受争议的作家，也是一个同样有趣的人物。他声称自己写作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但他创作的大量散文、诗歌和故事或许应该为自己说话。曼德维尔作品的最佳现代版本和合集是 FB Kaye 的_《蜜蜂的寓言》。整篇文章中的文本参考资料均来自在线自由图书馆 (1988) 的 Kaye 的《蜜蜂的_寓言》。以下曼德维尔作品列表改编自 Kaye 自己关于伯纳德・曼德维尔的作品，并对其表示感谢。

曼德维尔的作品#

• 贝尔南迪・曼德维尔・德・曼德维尔医学清唱剧。 鹿特丹：Typis Regneri Leers，1685。
• 布鲁托鲁姆操作哲学争论。莱顿：Apud Abrahamum Elzevier，Academiae Typograph，1689。
• Disputatio Medica Inauguralis de Chylosi Vitiata。 莱顿：Apud Abrahamum Elzevier，Academiae Typograph，1691。
• 小册子作者：色狼。伦敦，1703 年。
• 一些根据拉封丹先生的简单而熟悉的方法编写的寓言。伦敦，1703 年。
• 《穿着伊索装束的寓言集》或用通俗的诗句写成的寓言集。作者：B. Mandeville，医学博士， 伦敦：为理查德・惠灵顿印刷，1704 年。
• 堤丰：或众神与巨人之间的战争；一首模仿滑稽蒙斯的滑稽诗。斯卡隆。伦敦：由 J. Pero & S. Illidge 印刷，并由 J. Nutt 出售，1704 年。
• 《牢骚满腹的蜂巢：或变诚实的恶棍》。伦敦：萨姆・巴拉德印刷，A・鲍德温出售，1705 年。
•  《揭开处女的面纱：或一位老处女与其侄女之间的女性对话，关于爱情、婚姻、回忆录和当时道德的几句有趣话语》。 伦敦：J. Morphew 和 J. Woodward 于 1709 年出售_。_
• 论疑病症和歇斯底里激情，俗称男人的疑病症和女人的狂躁情绪... 作者：B. de Mandeville，医学博士 伦敦：为作者 D. Leach、W. Taylor 和 J. Woodward 印刷，1711 年。
• 对教子的祝福以及其他杂诗，作者 BM 伦敦：为 J. Baker 印刷，1712 年。
• 《蜜蜂寓言：或私人恶习与公众利益》。 伦敦：J. Roberts 印刷，1714 年。
• 辉格党政府应有的危害。伦敦：J. Roberts 印刷，1714 年。
• 《关于宗教、教会和国家幸福的自由思想》，作者：BM 伦敦：由 T. Jauncy 和 J. Roberts 于 1720 年出售。
• 《一名门外汉为公共炖菜所做的谦虚辩护》。 伦敦：A. Moore 印刷，1724 年。
• 对泰伯恩频繁处决原因的调查... 作者：B. Mandeville，医学博士 伦敦：由 J. Roberts 于 1725 年出售。
• 《蜜蜂寓言》。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所著。 伦敦：J. Roberts 于 1729 年出售。
• 《探究荣誉的起源以及基督教在战争中的用处》。《蜜蜂寓言》作者著。 伦敦：J. Brotherton 印刷，1732 年。
• 致迪翁的一封信，由他的书《阿尔西弗隆》或《微小的哲学家》撰写。作者是《蜜蜂寓言》的作者。 伦敦：由 J. Roberts 于 1732 年出售。

b. 二手文献#

• Cook，HJ，“伯纳德・曼德维尔与 “聪明的政治家” 的疗法” 《思想史杂志》 60（1999）：101-124。

  • 聪明的政客们如何操纵人们的情绪，让政治顺利进行。

• Goldsmith, MM，《私人恶习、公共利益：伯纳德・曼德维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新西兰基督城：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2001 年。

  • 这是一部有益的专著，探讨了曼德维尔在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氛围背景下的思想。

• Hayek, FA，《经济思维趋势：政治经济学家与经济史论文集》第三卷。Taylor & Francis 电子图书馆，2005 年。

  • 请参阅哈耶克的第 6 章，其中讨论了他认为的曼德维尔对经济学史的两个重要贡献。

• Heath，E.“曼德维尔的迷人赞美引擎” 《哲学史季刊》 15（1998）：205-226。

  • 介绍曼德维尔对人性的描述以及政府如何从自然状态中产生。还将曼德维尔描述为商业现代化的首批捍卫者之一。

• Hont, I. “早期启蒙运动关于商业和奢侈品的辩论” 《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 。第 1 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6)：377-418。

  • 有关曼德维尔在奢侈品辩论中的地位的讨论，请参见第 387-395 页。

• Hundert, EJ_启蒙运动的寓言：伯纳德・曼德维尔与社会的发现_。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 年。

  • 这是一本综合性的书，探讨了曼德维尔的思想和来源的策略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他的十八世纪的影响力。

• Hundert, EJ 。《蜜蜂寓言：及其他著作》。印第安纳波利斯：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1997 年。

  • 一本对曼德维尔进行精彩而简短介绍的选集。

• 琼斯，MG_慈善学校运动：十八世纪清教主义活动研究_。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 年。

  •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有助于理解曼德维尔的《论慈善和慈善学校》的背景。

• _Kaye，FB 《蜜蜂寓言》_评论与介绍，2 卷。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4 年。

  • _《寓言》_的最佳现代版本和合集，以及对曼德维尔作品的介绍。

• Kaye，FB，《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著作：书目调查》《英语和日耳曼语言文学杂志》 20（1921）：419-467。

  • 对曼德维尔著作的学术调查。

• Kerkhof，B.“致命的吸引力？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曼德维尔的《寓言》”_政治思想史_16 期第 2 期（1995）：219-233

  • 一篇关于曼德维尔区分 “自喜欢” 和 “自爱” 的有用文章

• Malcom, J.“一种自然状态：曼德维尔和卢梭” _《思想史杂志》_第 39 卷第 1 期（1978 年）：119-124。

  • 本文探讨了曼德维尔和卢梭的自然状态和人类社会性过程之间的相似之处。

• Primer，I.（主编），《曼德维尔研究：伯纳德・曼德维尔博士（1670-1733）艺术与思想新探索》。海牙：Nijhoff，1975 年。

  • 各种文章的集合，包括有关曼德维尔的一些次要著作以及他与特定作家（如：笛福、沙夫茨伯里和伏尔泰）的关系的文章。

• Primer，I.蜜蜂寓言或私人恶习，公共利益。纽约：Capricorn Books，1962 年。

  •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编辑版本，有助于对曼德维尔的思想进行基本概述，并附有完整的介绍。

• 朗西曼，D.《政治虚伪：权力的面具，从霍布斯到奥威尔及其后》。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曼德维尔的分析中存在的两种虚伪类型，并说明了对于曼德维尔来说，某些类型的虚伪是必要的，而其他类型的虚伪则是令人厌恶的。

• Welchman, J.“谁反驳了伯纳德・曼德维尔？” 《哲学史季刊》 24 期第 1 期（2007 年）：57-74。

  • 关于曼德维尔及其道德对话者。本文介绍了哈奇森、巴特勒、贝克莱、休谟和史密斯对曼德维尔的几次反驳尝试。

《蜜蜂的寓言》中，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明确地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建构其体系的若干基本假设和信念。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明确地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建构其体系的若干基本假设和信念。

《蜜蜂的寓言》一书的雏形是 1705 年出版的《抱怨的蜂巢或骗子变做老实人》，写作风格为讽刺性散文诗体。曼德维尔的初衷在于嘲笑同代人对人类的自负。虽然大多数后人对他的了解只限于这一诗篇，但它尚未表达出他的多少重要思想，最初也几乎未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1714 年，在原诗之外，作者加进 “道德的起源” 和一些注释，改名为《蜜蜂的寓言 —— 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出版，也未引起学界的重视。但他的思想已经变得清晰起来了。1723 年，又加进 “论社会本质之研究”，“论慈善和慈善学派” 等论文再版时，突然引起广泛的关注，引来 “正人君子” 们的一致批判。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728 年，他为此书增加第二卷，包括六个对话。之后，被译为法文、德文，多次再版。曾被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引述，使本书成为经济学领域早期的一部名著。

　　《蜜蜂的寓言》核心是道出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 从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曼德维尔坚持认为，在美德和商业社会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张力。因此，曼德维尔主张，如果想以道德说教为手段并以 “公共精神” 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纯粹是一种 “浪漫的奇想”。遵循着这一思路，曼德维尔差不多最早提出了社会秩序的自发生成说：不是人之美德和良善而是制度性规则使品德不良的恶人也能为社会的福祉服务；而制约人们自私的恶行的绝大多数制度规则，则是在充满罪恶和欺骗的商业行为的人类实践中生成的。从曼德维尔悖论中，我们会看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萌芽，也会看到休谟的那种人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促进美德之力量的情感伦理学的影子。这里更不用说哈耶克在 20 世纪公开承认他的 “自发社会秩序理论” 曾受曼德维尔思想的影响了。
１８世纪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建造一座桥梁，一端搭在自利的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 “社会福利” 或 “公共利益” 上，并表明在强制性的行为限制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曼德维尔就是这其中的主要建筑者之一。当社会承认 “私人恶德” 换成斯密著名的 “自利” 之时，我们同样就可以从《蜜蜂的寓言》中获得斯密关于 “商业社会” 的根本概念：如果让每个人去合理地追求他自身的利益，那将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促进社会的繁荣。通过把自利观念、经验主义、劳动分工和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结合起来，曼德维尔得以解释了商业社会的运行和物质进步。当把这些思想的大多数运用于国家事务时，曼德维尔解释了如何给这种社会提供指导。

[伯纳德・曼德维尔 (1714) 《蜜蜂序言》 - 摘要]#

摘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法律和政府就像生命力和生命之于生物。在这里，同样容易被忽视的、微小的部分也很重要。人类是社会动物，但矛盾的是，人类最糟糕的特征对于生活在富裕的社会中却是必不可少的。我写这个寓言的目的不是嘲笑现实中的人，而是表明坏的特征和腐败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益的整体。我想赞扬政治智慧、良好的管理，它能够将坏的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好的。我说恶习对于伟大的社会是必要的，并不是想进一步助长恶习。人们应该受到告诫，如果恶习发展成犯罪，就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一个充满财富、权力和舒适的社会与美德和纯真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要杜绝恶习，我们将失去建立如此强大社会的能力，而纵观历史，这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我确实认为，一个自给自足、没有嫉妒和公众尊重的小社会比一个富裕、强大和人口众多的社会更可取。我还想表明，那些一边享受社会福利一边哀叹罪恶的人是不理智的。他们也许不会总是批评别人，而是会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生活，审视自己的罪过。我们也许会明白，一些政府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再次回顾历史，我并不指望我的寓言能带来多大改变。

来源：伯纳德・德・曼德维尔 (1714)《蜜蜂前言》。曼德维尔 (1714)《蜜蜂寓言：或私人恶习，公共利益》前言。第六版于伦敦印刷：Tonson，1732 年

本摘要已获得CC许可。

详细摘要#

1. 法律和政府对于社会而言，就如同生命之于生物的生命力和生命。

2. 解剖学家知道，生物体最重要的部分并不是那些显而易见的部分。相反，容易被忽视的小部分，如静脉和动脉，却更为重要。

3. 人类是社会动物。

4. 但这并不是因为怜悯，也不是因为待人处事的态度使他们如此。

5. 相反，人类最坏的特性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6. 我最初的寓言故事 8 年前出版，但很快就被盗版了。

7. 人们一直误解它是通过讽刺道德来鼓励恶习。

8. 这首诗只是因为它押韵，而不是因为它具有任何诗意。

9. 蜂巢所代表的国家必定是一个富裕的有限君主制国家，且有战争倾向。

10. 这个想法并非是要嘲讽现实中的人物，而是要表明坏的特质可以汇聚成有益的整体。我想赞扬政治智慧，将坏的结合起来形成好的。

11. 在这则寓言中，我想表明，一个充斥着财富、权力和舒适的社会与美德和纯真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

12. 我想表明，那些一边享受社会福利，一边哀叹罪恶的人是不理智的。

13. 我提到了与不同职业相关的不同腐败现象。

14. 然后我表明，良好的管理仍然可以使他们成为一个幸福整体的一部分。

15. 最后，我已经表明，如果我们杜绝恶习，我们将失去建立如此强大社会的能力。

16. 我写它是为了逗读者开心。

17. 那些总是批评别人的人也许会批判地审视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犯了什么罪。

18. 所有享受社会福利的人们或许会发现，某些政府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19. 但是，再次回顾历史，我并不认为我的寓言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20. 如果某件事没好处，那最好也不要造成坏处。

21. 我会被批评散文部分比诗歌更糟糕。

22. 但如果指控我的人有偏见，道歉也无济于事。

23. 我说过，邪恶是伟大社会的必需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鼓励邪恶。人们应该受到警告，如果邪恶发展成为犯罪，就应该受到惩罚。

24. 个人如果只顾自己，可能希望伦敦的街道更干净。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污垢是伦敦作为一座富裕而强大的城市、伦敦所有的贸易、手工艺和人民造成的，他们可能就不再希望街道更干净了。

25. 考虑到及时清除这些污垢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成本，伦敦只有变得不那么繁荣才会变得更干净。

26. 肮脏的街道是必要之恶。

27. 毫无疑问，在花园里散步更加令人愉快。

28. 一个小型的、自给自足的、很少嫉妒和公众尊重的社会，比一个富裕、强大和人口众多的社会更可取。

29. 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被送上法庭。
    从前有一个富裕的大蜂巢，以战争、科学和工业技能而闻名，实行君主立宪制。富有的蜜蜂从事商业，其他人辛勤劳作，有些是罪犯。但实际上到处都是骗子，欺诈行为猖獗：律师、医生、牧师、士兵和政府部长，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感兴趣。所有的恶习都可以在单个蜜蜂身上找到，但把它们组合起来，蜂巢就变得伟大了。即使是最坏的人也会为共同利益而努力。但每个人都在抱怨其他人的欺骗行为，而他们自己也在欺骗。朱庇特最终介入并消除了蜂巢中的所有欺诈行为，每个人都变得诚实，而且 - 一瞬间 - 一切都变了。

    • 每个人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偿还了债务，然后律师和法官失业了。三分之二的部长辞职。每个人都变得节俭，卖掉了他们的奢侈品。但随着奢侈品的巨额开支被削减，所有曾经供应奢侈品的人都失业了：失业率飙升。土地和房地产价值下跌，建筑业崩溃。在嫉妒和骄傲的驱使下，时尚周期的结束摧毁了纺织贸易。突然间，每个人都害怕贫穷，因此进一步削减开支。寓意是：没有恶习，我们就无法享受舒适；欺诈、奢侈和骄傲会产生社会效益。国家不是靠美德生存的；要富裕，国家必须自由。
    • 详细摘要
      从前有一个富裕的大蜂巢，因其战争、科学和工业技能而闻名。
      它实行最好的政府 —— 君主立宪制。
      人类所做的一切，他们也都做过，只是规模较小；并且人类社会中的每件事，他们都有对应物。
      士兵都喜欢赌博。我们的蜂巢里有士兵，也就有赌博。
      他们有数百万工人，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富有的蜜蜂开始做生意，其余的蜜蜂则努力劳作。
      其中不乏职业诈骗犯和罪犯。
      但实际上骗子随处可见，作弊现象十分猖獗。
      律师们更感兴趣的是收取费用，而不是将那些作弊者绳之以法。他们只把法律视为需要克服的挑战。
      医生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以及自己的声誉。
      有少数知识渊博的牧师，但牧师职位对每个能够隐藏自己恶习的人都是开放的。
      富足之中却有贫穷。
      士兵们奋勇拼搏，有的英勇奋战，有的却受到敌人的贿赂，有的甚至留在家中不去参战。
      大臣们欺骗国王，掠夺国库，却高声宣称自己的诚实。如果有人质疑，他们就开始用行话说话。
      没有一只蜜蜂能言善辩。
      商人把石头当作肥沃的土壤出售，把盐当作黄油出售。
      正义本身也被贿赂，只有穷人受到惩罚，而且通常甚至不是因为犯罪，而是为了维护富人。
      虽然每个地方都有罪恶，但整体上却是富足的天堂。
      和平时期，人人都喜欢蜜蜂；战争时期，人人都害怕蜜蜂。
      一切恶行加在一起，成就了伟大。美德与恶行成为朋友。即便是最坏的人，也会为共同利益而努力。
      一切都像音乐一样和谐。他们的派对截然相反。
      贪婪屈服于奢侈，数以百万计的穷人从事奢侈品的生产。
      在这个蜂巢里，嫉妒和虚荣的罪恶是工业的使者，也是贸易的主要力量。
      法律和服装都受时尚周期的影响。
      邪恶产生了聪明才智，聪明才智与勤奋相结合产生了快乐。
      过去，穷人的生活比富人好。
      每个人都在抱怨别人作弊，而自己却做着同样的事。
      欺诈甚至被认为是社会毁灭的根源。每个人都在呼吁诚实。
      朱庇特最终介入并消除了蜂巢中的欺诈行为。
      每个人立刻就变得诚实了，一切都变了。
      律师失业了，因为每个人都还清了债务，每个人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贾斯蒂斯进行了最后一次评判，然后，因为不再需要它了，所以就退休了。
      医生只尽最大努力治愈病人。牧师开始侍奉神灵并为饥饿者提供食物。
      三分之二的大臣辞职，并忠诚地为国王服务。
      蜜蜂现在变得节俭，卖掉它们的奢侈品，并试图降低生活成本。
      他们把军队带回了家，只是为了权利和自由而战。
      现在让我们再次看一下蜂巢，看看诚实和贸易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随着奢侈品的巨额开支被削减，所有以前提供奢侈品的人都失业了：失业率飙升。所有其他行业都挤满了求职者。
      土地和房地产价值下降。
      建筑业崩溃了，各种手工艺也随之崩溃。
      大家都害怕贫困，开始削减开支。
      如今，服装的使用寿命很长，因为时尚趋势稳定。这摧毁了纺织贸易和工业。
      那里依然和平，商品充足。虽然没有奢侈品，但一切都很便宜。稀有物品和奢侈品不再存在。
      随着这一情况的出现，对外贸易停止，整个公司都关闭了生产基地。
      每个人都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感到满意，没有增加的欲望。
      蜜蜂数量正在下降。
      随着大量入侵者的到来，蜜蜂只能保卫蜂巢中一小块受到良好保护的区域。
      由于它们非常善良，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但数千只蜜蜂却因此死去。
      经过这么多麻烦之后，他们想找个容易的地方，于是搬进了一棵空心树。
      【寓意】
      把一个大蜂巢变成一个诚实的蜂巢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如果社会上没有罪恶，我们就不可能过着舒适的生活，过着安逸的生活，在战场上扬名立万。这样的想法是乌托邦。
      欺诈、奢侈和骄傲产生了社会的利益。
      饥饿令人恐惧，但如果没有饥饿我们就不会吃东西。
      葡萄藤弯曲且扼杀所有其他植物，但它们却能成为奇妙的藤蔓。
      如果用正义来制约，恶行就是好的，甚至对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来说，恶行也是必要的。
      国家不靠美德生存。
      国家要富裕，就必须自由。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作者#

巴斯夏（1801 年 6 月 30 日 - 1850 年 12 月 24 日）

历史上的今天，1801 年 6 月 30 日，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出生。

巴斯夏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议员、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法国自由贸易协会，担任《自由贸易》杂志主编，还是议会的金融委员会副主席。

他在议会中孜孜不倦的为减少政府开支、降低税收、实行稳健货币以及自由贸易而斗争。

巴斯夏是当时英国反谷物联盟领袖科布登（英国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的好朋友，他们惺惺相惜。巴斯夏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人都是当时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受他的的组织活动和理论的鼓舞，自由贸易协会迅速的在欧洲各个国家建立起来，这些人一起推动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

因为肺结核，巴斯夏只活了 49 岁。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抱病写作了自己最著名的论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这本书的成稿一波三折，先是搬家丢失了已经写成的手稿，然后重写一遍，但自己觉得太学究气，很不满意，就付之一炬。写了该文的第三稿。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经济学名篇。

巴斯夏对当时和后世的经济学家影响很大（虽然他的名字也被很多经济史著作忽略或者被轻视为小册子作家）。他的《破窗理论》《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至今仍是广为流传的名篇。

哈耶克为他的书作序，罗斯巴德年轻时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就叫 “巴斯夏小组”，黑兹利特称自己的《一课经济学》是巴斯夏作品的现代版，朱海就则称巴斯夏代表了经济学的一种传统。

薛兆丰每次在北大教经济学入门课时，给学生推荐阅读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巴斯夏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他在课上说：“能否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是一个人有没有受过好的经济学训练的重要标志。”

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的《哈佛极简经济学》中记载了巴斯夏生命最后的时刻：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巴斯夏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差，几乎不能呼吸。因为疾病的折磨而脸色苍白。他拼命想完成其著作，但时不我与。1850 年阖眼之际，他曾喃喃低语。在一旁倾听的教士猜想，他说的是：真理、真理……”

经济学的意义，就是指引我们追求智慧，追求真理。

你好，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比较和选择的学问。一个人聪明有很多种，记忆力好、想象力丰富、模仿能力强等等都是聪明，但是有一种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聪明，那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要做出正确选择，你首先得把要比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天秤两边去对比。经济学则教你，在比较的时候不仅要看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同时也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在北大教经济学，每当教入门课的时候，我给学生推荐的第一篇文章，总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 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 ）100 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1848 ）》，这也是巴斯夏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我们知道经济学家分很多种，有分学界的，有分业界的；有做宏观的，有做微观的；有奥地利学派，有凯恩斯学派，有芝加哥学派，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但还有一种分法，就是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

巴斯夏在他的文章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好经济学家和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坏的经济学家仅仅能看到那些可以看见的后果，而好的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那些可以看得见的后果，以及那些只能通过推测看得到的后果。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人有没有接受好的经济学训练的重要的标志。
破窗理论的故事

我们都听说过破窗理论的故事。它说的是，一个顽童把窗户打破了，这时候窗户的主人，就要去买窗户，这将刺激窗户的生产。制造窗户的工人接到订单，有了钱以后，他可以去买面包。面包工人又可以去买衣服。这样就推动了一连串的生产。所以破窗理论的支持者说，有破坏才有进步，破坏本身是好的。

这种思维在社会中非常常见。每一次社会经历灾难，每当有飓风、地震、海啸，总会有那么一些经济学者走出来，说这个灾难虽然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它又为下一轮就业和 GDP 增长带来了机会。

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多难真的能够兴邦吗？如果多难能够兴邦的话，那些避免了灾难的国家，岂不是吃亏了？

破窗理论变种之一：国家发展#

这种破窗理论有一个变种，它说的是有些国家走了很大弯路，做了一些很错的事情，但回过头来看，幸好做了这些错事，这个国家后来才发展了。他们举例说，德国经历了二战，日本挨了几个原子弹，所以后来发展得很快。

一个事情发生在前，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在后，我们当然不能假定，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前面的话，后面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像德国、日本那样有高速发展的经济，那它们是不是也得像德国那样，先被二战摧残一遍，像日本那样，先挨几个原子弹？显然不是。

其实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遭遇那些创伤，资本的积累会更丰富，经济基础会更好。同样的道理，刚才那个破窗的故事，如果窗户没有被打破的话，这户主人所拥有的资源，其实可以拿来做其他生产，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我们不容易看见的。

破窗理论变种之二：工人就业#

破窗理论还有一种变种，是关于工作机会的。这种说法说，老人不早点退休，不把职位让出来，年轻人就不会有工作。同样的，他们说机器会替代工人，如果机器太好的话，工人就没有工作做。所以，机器太先进、老人工作时间太长，对社会发展也不是好事。

让我们倒过来想想。我们的社会本来是有推土机的，现在不用推土机，我们改用勺子挖土了，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是会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呢？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提前 20 年退休，那整个社会是会变得更富裕，还是变得更贫困呢？

认识破窗谬误的难点#

前面讲的各种破窗理论的变种，它共同的错误，就在于只看到由于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人的衰老、工具落后 —— 那些本身我们要应付问题所造就的就业机会。

如果我们避免了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如果人能生活得更健康，如果机器更先进的话，那么省下来的时间、资源和劳动力，本来可以用在生产其他更有效的东西上面，那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富足。

问题在于，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工作，而那些能省下来的人力、时间和资源能放到什么新的工作和生产上，这一点经济学家也说不清楚，只能靠想象。认识破窗谬误的难点就在这。这是一个通过推理，我们明确知道肯定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说不清楚它在哪。

看见看不见的东西要靠想象力#

巴斯夏还曾经用反讽的方式写过一篇文章《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The Candlemaker’ s Petition，1845 ）》。这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确实如此，如果大家都尽量采用阳光，蜡烛工人的工作是会减少。但实际上，有了阳光以后，蜡烛工人不会永远失业，不会永远找不到工作，蜡烛工人可以做别的工作，问题是别的工作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说出来，这得靠想象。

马车跟汽车之间的替代也是一样的。有了汽车，马车夫就要失业了。经济学家会说，我看得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我预测马车夫最后能找到工作，问题是新的工作是什么呢？没人知道，只能想象。

巴斯夏还问，国家应不应该补贴高雅艺术，很多人都会说当然应该。但巴斯夏回答说，当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高雅艺术的时候，那些钱就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肯定有人在别的地方受损了。

我们要比较的，不仅仅是那些高雅艺术本身，我们不仅要看到那些高雅艺术带来的效应，还要看到那些丧失了的效应。至于那些丧失的效应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说不出来，而只能依靠推测。去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需要通过经济学来寻找的一种眼光。

做决策时要充分考虑看不见的东西#

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列维特（ Steven Levitt 1967- ）写过一本名著《魔鬼经济学（ Freakonomics ，2005 ）》，这本书在罗胖这也卖得相当好，这书里面有个例子：

今天有很多环保主义者，都反对我们用大量的塑料袋来包食物，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但这位经济学家说，塑料袋用得越多，那么食物保鲜的时间就越长，食物的浪费就越小。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用了多少塑料袋，还要看到，如果不用塑料袋的话，你要扔掉多少食物。你到底想要多扔一点塑料袋，还是多扔一点食物呢？你得做个比较。

当然，有必要专门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凡是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重要。我只是说，每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还要充分考虑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甚至是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

课堂小结#

经济学关心的一个最核心问题是比较和选择。而要做好比较和选择，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仅要看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还要尽量去看见那些不容易看见的东西，那些需要通过推测才能看得见的东西。

这里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凡是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重要，我只是说，每当我们做决策以前，我们要充分考虑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因素，甚至是那些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

课后思考#

请你举出一个例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又非常重要，在我们做决策时不容忽视的。

巴斯夏的 20 条经典语录

1. 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

2. 人们徒然希望调和，事实上有两种原则是不可调和的：自由和强制。

3. 无论如何我还是比较看重财富的，我知道这个词不仅意味着某些东西的丰裕，还意味着舒适、幸福、安全、独立、教育、尊严，意味着全部。

4. 生存、能力、吸收利用 —— 换句话说，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5. 生命、自由和财产并不是因为人类制定法律才存在，相反，生命、自由和财产在人类制定法律前便已经存在。

6. 财产权和掠夺，一个是社会的救赎之道，一个是社会苦难的根源。

7.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掠夺比劳动更省劲，就必然会大行其道。

8. 自由贸易从来就不是进口税的问题，而是权利的问题，正义的问题，公共秩序的问题，财产权的问题。

9. 商品无法跨越国境，军队就会跨越国境。

10. 无论我们在讨论什么议题 —— 无论是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无论它有关繁荣、道德、平等、正义、进步、责任、合作、财产、劳动、贸易、工资、赋税、人口、金融 —— 无论我是从哪个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我最后都会达成以下结论：解决所有人类互动问题的答案，便是自由。

11. 最纯洁的意图往往被误读。

12. 由于对经济学智慧的无视，人们往往把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

13. 在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件中，掠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手段不过是武力与欺骗，而对策也只有两个：勇气和知识。

14. 我们的论敌认为，对于一项活动，国家如果既不给予补贴也不加以节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我们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则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15. 想靠国家过活的人们，忘了国家是靠人们过活。

16.“但是，” 有人会不依不饶的继续说，“仅仅揭露谬误是远远不够的，总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啊。” 在我看来，揭露了谬误其实同时就指明了真理所在。

17. 一旦他们认定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就会无知到底，冥顽不化。

18. 咒骂机器（带来了失业），其实就是咒骂人类的智慧。这是来自无知者带着成见的呼声。

19.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坏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看见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看不见的后果。

20. 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某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在当时还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耽于一时的享乐。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通常也是他们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资料来源：

1. 巴斯夏《经济学诡辩》

2. 巴斯夏《和谐经济论》

3. 巴斯夏《法律、财产与政府》

4. 巴斯夏《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 “破窗理论” 源头之作在巴斯夏最著名的文章《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的第一节，他讲到了破窗理论，不过他是以批判者的角色出现的：调皮的小孩打破窗户，房子的主人可能心疼，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玻璃工厂、玻璃装修工都有生意可做了，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我们都相信眼见为实，但看得见的往往比不上看不见的更重要，我们看见的 —— 通常是别人希望我看见的。

• 婴孩的所有行为都只取决于眼前可见的后果，给他玩具他就开心，拿走玩具他就哭了，所以婴孩需要大人的照顾，每个人需要经历漫长的成长，才能学会看见那些看不见的。 一个来自自身的经验，灼肤之痛教会我们避开烈火；
• 另一个来自阅读，读书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取经验之外的洞见，看见那些不曾看见的。如果我们只会看到双眼可见的那些，沉浸于眼前的欢愉，追求片刻的安好，通过自以为是的精明考量，做出短视之举，这与婴孩无甚差别，初见甘若蜜精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砒霜，反之亦如是。推荐这本书，与你看见看不见的，“ *

人都会有两个老师  一个叫 “教训” 一个叫 “远见””#

巴斯夏：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引言

1、破窗理论

2、军队复员

3、赋税

4、剧院与高雅艺术 —— 国家应该补贴艺术吗？

5、公共工程

6、中间人

7、贸易管制

8、机器

9、信用

10、阿尔及利亚

11、节俭与奢侈

12、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巴斯夏

引言

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惰、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的时候，处于无知之中，因此，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的时候，他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老师。为此，我将研究一下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1、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 —— 詹姆斯・“好人” 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 6 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 6 法郎的生意 —— 它提供了 6 个法郎的生意 —— 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 6 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 —— 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 —— 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 6 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 6 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已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 6 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 6 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 6 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 —— 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 —— 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 6 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 6 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了，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惊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而只能享受一样。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2、军队复员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一个国家来说，获得安全保障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十万人，花费一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误会。

一位议员提出要复员十万军人，这将减轻纳税人一亿法郎的税负。假定有人现在对他的提议作出反应：“这十万人和这一亿法郎是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的确是某种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人内乱，或者可能会遭外敌人侵。” 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却不算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如果我没有弄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有一位雄辩家冲上去，开始讲起来：

裁撤十万人！你在想什么？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儿搞到收入？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有失业现象吗？所有的职位都有很多人等着想干？难道你想把他们扔进市场，加剧竞争，压低工资水平？如果最后他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由国家来供养这十万人，又有什么好？再考虑一下军队所消费的酒、服装和武器，这些，让很多工厂和驻军城镇有生意可做，对于无数供应商来说，这可是飞来的横财啊。想想你的那种想法可能让这么多工厂关门大吉，你就无动于衷吗？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同维持十万兵员，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由于经济理由。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花上一亿法郎，不光能使十万将士自己过得不错，这一亿法郎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是看得见的。

但是，来自纳税人口袋的这一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是一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好处在哪儿？

我本人则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让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说十万人和一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这儿有个 A 村庄，征兵官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同样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一千法郎的税款。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梅斯城，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 —— 是的，你确实已经看了几百遍了 —— 你觉得这样可真不错，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 A 村庄，那么，除非你是个瞎子，否则，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一个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一千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一千法郎所能带来的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已经弥补上了。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事现在搬到了梅斯。村庄里的人、钱，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丧失。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土里刨食、辛苦劳动的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 “向右看齐！”、“向左看齐！” 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环是一样的。然而在一个地方，有某个人每年三百天都在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而在另一个地方，他每年三百天却是在干没有收益的事。当然，我们这是假设，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军队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要遣散这些军队了。你跟我说，市场上突然增加了十万工人，会加剧竞争压力，从而抑制了工资水平。这是你所看到的。

不过，还有你没有看到的一面。你没有看到，把十万士兵遣散回家，并不是把一亿法郎给弄没了，而是把它归还给纳税人了。你没有看到的是，用这种办法把十万工人扔进市场的同时，也把一亿法郎投人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因而，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增加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你说工资将被压低，仅仅是幻觉而已。你没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与十万人配套的都有一亿法郎，而惟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一亿法郎给那十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一亿法郎却可以让十万人工作。最后一点，你也没有看到，纳税人交出自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钱周转的比较长远的后果都是相同的，惟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结论就是，对于国家来说，维持没有用处的军队是净损失。

我在这里批判的这种诡辩，不可能经受住将其推论到极致的考验，而这是所有理论原则的试金石。不妨考虑一下，如果扩大军队规模能够有利于国家，那么，干嘛不征召本国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3、赋税

你是否曾经听什么人说过：“纳税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赋税让多少家庭得以维持生存，然后再想象一下它们对工业的间接影响，它们的好处可真是无穷无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

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我不得不重复前面的论证。政治经济学非常清楚，它的论点并不怎么有趣，以至于随便什么人都能说三道四；重复则是最让人高兴的。因此，跟 Basile（人名，音乐家）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的应用 “准备” 了好几个谚语，可以肯定，在它看来，教育就是重复。

政府官员花销他们的薪水所享受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有限的视野而言，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竭力想减轻税收负担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失，你就更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完全可以从理智上认识到。

假如一位政府官员自己多花了 100 苏（法国过去的一种货币单位，20 苏等于 1 法郎 —— 译者注），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自己就要少花 5 法郎。政府官员的花费是看得见的，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而纳税人那边的情况却是看不见的，因为，唉，他没办法再花那笔钱了。

你把国家比喻成一块炎热干旱的土地，而赋税就是救命的及时雨，的确如此。不过，你也应该问问自己，这场及时雨是从哪儿来的，这场及时雨是不是从潮湿的地方吸上来从而使这个地方也变得干涸了？

你要应该再进一步问问自己，这块土壤从这场及时雨中得到的宝贵的雨水，是不是比它由于蒸发而损失的水分要多？

完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詹姆斯・好人先生掏出 100 苏给税务官时，他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后来，当一位政府官员在消费 100 苏的时候，又把它还给詹姆斯・好人先生，以换取他所需要的同等价值的小麦或者服务。最终的结果是詹姆斯・好人先生损失了 5 个法郎。

政府官员确实 —— 如果你愿意的活，也可以说几乎总是 —— 能够向詹姆斯・好人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务，补偿他交纳的那笔税款。如果是这样，那么，双方就都没有损失。这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我们的论点一点都不涉及官员的那些有用的功能，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创造一个政府职位，那么，就请先证明它的用处何在。向詹姆斯・好人先生证明，他付出那笔钱是物有所值，他能得到它所提供的等值的服务。而除了这些内在的固有的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创建新的官僚机构的人士那样，说什么这些机构可以为官僚本身、为他的家人、为那些供应他们日常用品的商人带来多大的好处；也不要说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把 100 苏给某位政府官员并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务，那么，这种情况就跟他把 300 苏给某位鞋匠从而换到一双鞋一模一样。这是种买卖交换关系，其结果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交出 100 苏给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甚至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钱给了个盗贼。说政府官员花费的这 100 苏会给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好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比起政府官员来说，盗贼也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詹姆斯・好人先生如果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非法的或合法的寄生虫，也完全可以给这笔钱派上更多用场。

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就作出判断，而要习惯于根据看不见的方面进行评价。

去年我还在议会财政委员会，因为当时反对党的成员还没有被人从制宪国民大会中全部给轰出来。当时，制宪者们的行为还算很明智。我们曾经听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先生说：“我毕生都在跟那些保王党人和教会党人作斗争，但自从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危险以来，我开始了解他们，我们也经常在一起面对面谈话，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以前想象中的怪物。”

是的，如果双方不能经常接触，那么，敌意就会被夸大，而仇恨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多数派能够允许少数派成员进入各个委员会的圈子，那么，也许双方都会认识到，他们的理念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而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的意图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正当。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去年我就在财政委员会。每次，我们的同事一说到要把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驻外大使的工资固定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时，就会有人对他说：

为了得到良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让某些官员能够置身于某种声望和尊严的气氛中。这是吸引这些人士奉献他们的才智的办法。无数不幸的人都有求于共和国总统，而如果他总是不得不拒绝帮助他们，他就会处于痛苦之中。各部委和驻外使馆某种程度的奢华，正是宪政政府正常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等等。

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值得商榷，但总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这样的说法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而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我们的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士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反对者不过是被狭隘吝啬和嫉妒心理所驱使罢了。

但真正触动我的经济学家良知的，让我为我的祖国的知识声誉感到羞愧的是，他们从这些论点继续发挥（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发挥一番），最后提出下面这种荒唐的陈词滥调（却总是有人乐于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国家首脑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欢宴盛会，就无法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

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们，您至少得尊重算术吧，别不知羞耻地跑到国民制宪大会上说，一个数字加另一个数字的总和，会由于是用这个加那个还是用那个加这个而有所不同，还怪人家不支持你。

那么，好吧，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我的田里挖一条沟，为此我准备出 100 个苏，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的时候，税务官跑来，拿走了我的 100 苏，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最后这 100 苏到了内政部长手里。我跟工人的生意没法做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莱。你是根据什么竟然可以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的经济总量？你难道不明白，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务的转移？一位内阁部长的餐桌上的确更加丰盛了，这没错，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却不畅通了，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我承认，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 100 苏了，但你也得承认，外省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 5 个法郎。对此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淹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活可干就是看不见的了。

上帝啊，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 2 加 2 等于 4 竟是这么地艰难！而如果你竟然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肯定会大喊起来：“这本来就很简单嘛，谁不明白？你烦不烦啊？” 然而，在他们投票的时候，却仿佛你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任何东西一样，他们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

4、剧院与高雅艺术 —— 国家应该补贴艺术吗？

关于这一问题，正反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会说，艺术可以扩大民族的视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平，并使民族的心灵富有诗意，为此，国家应该扶持艺术。这些人说，艺术可以将本民族从物欲的沉迷中解救出来，可以使本民族对优美的东西有一种渴望，因而也可以对她的行为方式、对她的习俗、她的道德甚至还有她的经济产生有益的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Theatre-Italien）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Theatre-Franais），法国的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如果没有我们的画廊和博物馆，我们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会是什么样？人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补贴，那么，是否能够发展出这种高雅的趣味？这是法国人的心血所取得、并奉献给整个世界的高贵的成就。面对这么高尚的成就，放弃这种补贴，难道不是最轻率的行为吗？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而归根到底，艺术的成就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欧洲人面前觉得自豪和光荣。

这种种理由，我得承认当然是很雄辩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给出很多同样雄辩的驳斥。首先，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立法者的权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艺术家的工资水平问题，从而对艺术家的利润给予补贴？拉马丁曾说过：“如果你取消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在这条路上要走多远？按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也要关闭大学各个系科、关闭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室？” 对此，人们可以这样回应：如果你想补贴所有美好而有用的事业，那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为农业、为工业、为商业、为教育同样拨出王室专款？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这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们亲眼看到，那些繁荣兴隆的剧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剧院。最后，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我们就会看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要想让全国的财富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那么，必然是越高级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政府决不能多管闲事干预这一过程，因为不管现在全国的财富有多少，通过税收来刺激奢侈品产业，都不可能不伤害基础产业，从而必然会逆转自然的文明进程。人们也会指出，人为地扰乱需求、趣味、劳动和人口之间的相应比例，将把国家置于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境地，使之丧失稳固的基础。

这是反对国家干预某种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理由，在这种秩序中，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我坦白承认，我也认为选择和刺激应该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来自民众而不是立法者；而与之相反的理论，在我看来，将导致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毁灭。

然而，你知道现在人们是怎么根据错误而不公正的推测而骂经济学家的吗？如果我们反对补贴，人们就指责我们反对要进行补贴的这一艺术活动本身，我们被看成所有这些艺术活动的敌人，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让这些艺术活动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应该自己去寻找恰当的报酬。因此，当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宗教事务时，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教育，那么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憎恨启蒙；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款人为地虚增某块土地或某个工业部门的价值，我们就成为财产权和劳工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补贴艺术家，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成了觉得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决不能同意上面的这些推测。我们决不会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财产权、劳工和艺术的地步，尽管我们要求国家保障所有这些人的活动自由发展，但不应该用别人的钱来供养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协调地发展，不管是哪一类活动，都不应该成为麻烦、弊端、暴政和混乱的根源，而这种状况今天恰恰所在多有。

我们的论敌则相信，一项活动，如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加以节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于是，拉马丁先生说了：“根据这项原则，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公共博览会。”

对拉马丁先生，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观点，不予以补贴就是取缔，因为你是从下面的前提出发的：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在，据此你得出结沦，如果不用税款来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但是我会就你说的事举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迄今为止最大、最壮观的博览会，就是现在伦敦正在筹备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乃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概念基础上的，我想就是用 “人道主义” 这个词在这里也并不算夸张，而正是这个博览会，政府却一点都没有插手，也没有一点税款补贴。

回头再来看看高雅艺术吧，我想重复一遍，人们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赞成或反对补贴制度。而读者当然明白，为了与本文的具体目的保持一致，我无须再陈述这些理由，或者在两种立场中间进行选择。

但是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证，却是我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坐视不理的，因为他的论证正好就落在我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他说：“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业。这种职业的性质就不用多说了，它跟别的任何行业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很有潜力很管用的。你们都知道，剧院的工资支撑着不少于 8000 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 —— 美工、砖瓦匠、装潢、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的产业的产值占我们的首都的 1/4 强，他们应该有资格获得你们的同情！”

你们的同情？翻译过来就是：你们的补贴。

还有呢：“巴黎的赏心乐事为外省各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消费品，富人的奢侈是整个共和国靠复杂的剧院经济为生的 20 万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和面包之所在，他们都通过这些高雅的活动获得报酬，而这些高雅的活动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正是这些高雅的活动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你们拨付的这 6 万法郎，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好啊！好啊！热烈的鼓掌。）

而从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糟透了！糟透了！当然，我的这一判断仅仅是针对拉马丁先生的经济观点。

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这 6 万法郎至少有一部分会到达剧院员工的手中。肯定有不少会在路上就被人截留。如果仔细地进行追究，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馅饼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别人的手中。如果竟然有一些碎渣留给他们，实在就是他们的福气！不过现在我倒愿意假设，全部的补贴都能送到美工、装潢、服装道具、发型师等人士的手中。这些是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硬币的另一面，考察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 6 万法郎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假如某次议会投票没有抢先一步让这笔钱从市政厅流向塞纳河左岸，那么这笔钱会流向什么地方？这则是看不见的。

确实，没有谁会说，议会的投票活动能让这笔钱从投票箱中自己孵出来；没有人敢说这笔钱是对国民财富的一个净增加；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奇迹般的投票，这 6 万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恐怕必须得承认，议会投票时的多数派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来决定，从某个地方拿出这笔钱，然后把它派送到别的地方，这笔钱只有从一个地方转移出来才能被送到其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很清楚，纳税人一旦交出了一个法郎后，就再也不能使用那一个法郎了；很清楚，他被剥夺了那一个法郎所能带来的享受，而本来准备满足他这一个法郎的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谁，就都得不到这一个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 5 月 16 日的投票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己。

是不是有人会说，它所补贴的那种能给人满足的事物和那种职业，是一种更急需、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东西或职业？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要说的是：你拿走纳税人的 6 万法郎，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潢工和服装师的收人，那么，庄稼汉、挖沟工、木匠、铁匠的收人就相应减少了同等数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前一个阶层就比别的阶层更重要，拉马丁先生也并没有这样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其他行业相比，剧院的工作是一样地有效率，一样地有成效，而不是更多。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剧院行业没有比别的行业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竟然呼吁别的行业来补贴它！

不过，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我在这里竭力要证明的只是，拉马丁先生及那些为他的说法鼓过掌的人士，如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看到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难免被人讥笑为把某种重新分配错当成了某种净收益。如果他们的理论讲究逻辑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所有东西给予补贴；因为在一个法郎或 6 万法郎身上应验的东西，放在 10 亿法郎身上，也不应该失灵吧。

先生们，如果涉及税款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些理由来证明它是有用的，但千万不要用下面这种拙劣的说法：“公共支出能使劳动阶级维持生存。” 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在于它掩盖了个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了解的事实：即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一种替代而已，其结果也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但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总体收人增加一丁点。你们的看法很时髦，但十分荒唐，因为你们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

5、公共工程

当国家确信在某个行业创办一个大企业会为社会带来好处后，就用从民众那儿征收上来的资金创办这样的一家企业，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不过，当我听到有人竟然用这样的经济学谬论 ——“除此之外，这种企业还是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一条办法”—— 来为这种事情辩护时，我承认，我立刻就火冒三丈。

国家开通一条公路，建筑一座宫殿，修缮一条街道，挖掘一条运河…… 这些工程确实可以为某些工人带来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这种做法也剥夺了另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大容易看得见的。

假定正在修筑一条公路有一千名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挣得自己的那份工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政府不准备开辟这条道路，如果议会没有投票为其建设拨出资金，这些善良勤劳的工人就干不了这份工作，也拿不到这些的收入；这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再全面地考虑一下，整个过程中是否还有点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当迪潘先生以庄严的语言宣布：“议会已经决定……” 的时刻，那几百万法郎难道真的像不可思议的月光一样，自然而然地就洒落进富尔德先生和比诺先生的保险箱中？为了完成这一过程，国家除了花钱之外，难道不得组织人征集这笔资金？难道不得先派税务官到全国各地征税，纳税人个个不都得作出贡献？

因此，必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到，国家要用议会拨付的几百万法郎干某些事情，同时也不能忽视纳税人本来可以用这几百万做什么事情 —— 而现在再也不能干这些事情了。因此，你明白了，公共企业是一枚有两面的硬币、一面画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这幅图案是看得见的，另一面画的则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看不见的。

把我在本文中批判的诡辩运用到公共工程中，就更为危险，因为这种诡辩就是在为最愚蠢的浪费事业进行辫护。如果一条铁路或一座桥梁真的有用，那么，还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论证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如果这些公共工程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些人会怎么做呢？他们一般都会搬出下面的胡言乱语：“我们必须要替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从有人先是下令修建战神兵营（the Champ-de-Mars）后来又下令废弃不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意思。据说，伟大的拿破仑在下令挖开一条沟然后又填上之时，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博爱精神的事业。他也曾说过，“这样做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想让财富流入到劳动阶级中。”

让我们从根子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货币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货币的形态要求所有的公民对一项公共工程提供资助，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提供真实的物质上的资助，因为，他们每个人所交纳的税款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才挣来的。现在，假如我们把所有公民都召集起来，要求他们为一件有利于所有人的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提供劳役，大家都会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报酬就是这项工程所能发挥的作用本身。但是如果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修筑一条根本不会有人要走的道路，或者修建一座根本没有人愿意住的房子，惟一的理由是这项工程可以为他们创造出工作来，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他们当然有正当的理由予以反对：我们宁肯不要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干呢。

如果公民们拿出来的不是劳役，而是货币，事情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公民上交的是劳役，损失要所有的人承担，而如果公民们贡献的是金钱，那些由国家出面雇佣的人就不会损失他们的那一份，而那些已经上交了一笔税款、但没有在这里谋到工作的人，却还得再蒙受更多的损失。

《宪法》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社会要…… 通过国家、各部委、市政当局所组织实施的、雇佣失业者的适当的公共工程，以帮助和鼓励劳工的发展。”

作为应付严冬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代表纳税人进行的这种干预具有良好的效应。这并没有增加就业数量，也没有提高工资总量，而是把平时的一部分就业和工资拿出来，在困难时期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施舍给他们，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而把这作为一种持久性的、普遍的、系统的措施，就完全是只有负面影响的骗人的把戏，是根本不可能坚持实行的，是自相矛盾的；表面上，它似乎创造出了一点点就业机会，并且搞得大张旗鼓，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它却掩盖了一个事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却因此而被排挤掉了，这是看不见的。

6、中间人

社会是人们强制或自愿地彼此互相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总和，强制提供的即公共服务，自愿提供的即私人服务。

第一种是由法律所强加或管制的，一般都不大容易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调节，它们总是具有超长的生命力，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而完全成了公共害人精，但却仍然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第二种则是自愿的、也即个人承担责任的领域。在交易之后，每个人都卖出他所拥有的而买进他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服务肯定都是有真正的用处的，这种用处的大小可以用它们的比较价值来准确地衡量。

正是因此，前者就通常都是静态的，而后者则遵循着进步的法则。

尽管公共服务部门过度的发展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社会中造成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现代经济思想流派却把这些坏现象归罪于自愿的私人服务部门，他们企图转变这些职业所发挥的功能。

这些思想流派在攻击他们所说的中间人的时候简直是义愤填膺。他们强烈地要求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分子、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责他们横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向两边都榨取钱财，没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任何价值。不过，这种中介的职能好像不大容易彻底消灭，于是，改革家们宁愿由国家担负起中间人的角色。

有人关于这点的诡辩就在于，他们大肆宣扬公众为其获得的服务向中间人支付了什么，而刻意掩盖如果取消中间人他们将向国家支付什么。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同样的冲突：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的，与我们只能在心智中意识到的，也即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尤其是在 1847 年和大饥荒时期，社会主义学派成功地普及了它们那些错得离谱的理论。它们明白，即使是这荒唐的宣传，也能够吸引那些正在遭受灾难的人们：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

于是，这些动听的词语就有如神助：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他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抹黑企业的名声，就是抹煞企业的好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把从美国或克里米亚进口食品的任务要交给那些批发商呢？我们国家或各部委或市政当局不能组织一个供应服务机构、建立储备货栈？这些机构可以以成本价出售商品，于是，人们、穷人就不用再向那些自由的、也即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无法无天的商人上贡了。”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那些利润，是看得见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支付给国家或其办事机构的贡品，却是看不见的。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这种所谓的贡品是什么？它的来源是这样的：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根据协商后达成的某一价格，充分自由地互相对对方的某种服务给予补偿。

如果巴黎人的胃觉得饿了，而能满足这种欲望的小麦是在俄罗斯的奥德萨，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痛苦是不会消失的。有二种办法可以使胃得到满足：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他们也可以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任务。

在这三种办法中，哪一种最有优势？

在所有时代的所有国家中，比较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可以自愿选择的话，总是毫不例外地选择第二种。我承认，在我看来，这已经足以证明它的优势了。我的心智不会承认人类会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

不过，我们还是仔细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 3600 万人都统统跑到奥德萨去搞到他们必需的小麦，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一种办法没有任何可行性。消费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中间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

然而，我们得注意到，这第一种办法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谁觉得饿了，那他自己就有责任去搞到自已要吃的小麦。这是一个只关乎他自己的任务，按说，这项任务只能由他自己来完成。假如别人，不管他是谁，为他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他完成了自己本该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们就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正是这一点：中间人的服务内含着某种获得补偿的权利。

不过，我们必须面对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寄生虫的问题。我们姑且承认中间人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 —— 商人或公共服务机构 —— 中，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商行（我假定它是自由的，否则的话，我的论证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是受它自己自私自利的动机驱使的，它研究季节的变化，日复一日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预测人们的需求，采取预防措施。它的轮船时刻准备着，它在所有地方都有合伙人，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正是这些，使它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细枝末节，从而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结果。时刻忙碌着满足法国人的日常需求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商人，还有世界所有地方的商人；如果自私自利能驱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能够迫使他们让消费者从他们已经实现的实惠中分享好处。一旦小麦运到，商人就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售出，以降低自己的风险，实现自己的利润，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一过程再重复一遍。私人企业在价格比较的指引下，会把食品配送到整个世界范围内，而且总是从最紧缺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的需求最殷切的地方开始。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够更好地满足饥饿的人的利益？这么一个美好的组织，不是出自社会主义者的想象，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它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自愿的。是的，消费者必须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陆上运输、跨洋运输、存储、委托等方面的费用，但是在哪种体系下，那些消费小麦的人可以不支付将其运送到自己手里的费用呢？当然，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必须为商人的服务买单；但是，中间人的份额，可以通过竞争压缩在最低水平；至于公正问题，如果马赛的商人能够为巴黎的工匠服务，那么，巴黎的工匠怎么会不为马赛的商人服务？

如果按照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在这些交易中由国家取代私人商人，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求求你，让我看看这样做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实惠。零售价格会降低？然而想象一下，4 万个市政当局的代表在某一天 —— 在需要小麦的那一天 —— 同时涌到奥德萨，你以为这对价格会产生何种影响？运输费用会降低？然而，运输同样东西所需要的轮船、水手、远洋货轮、仓库会减少吗？或者我们真的可以不为所有这些东西花一分钱？商人的利润会减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员到奥德萨难道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跑去难道是出于兄弟友爱？他们就不需要生活吗？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以为这些费用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获得的 2-3% 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

然后，再想想征收这么多税款来配送这么多食品的难度，想想必然伴随这样的活动而来的那些不公正和陋习，想想政府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那些发明了这些愚蠢想法并在不幸时刻将这些想法灌输进群众的大脑中的社会主义者，大方地给自己冠以 “高瞻远瞩” 的称号，该词的这种用法蕴涵着一种真正的危险，语言的暴政给这个单词及其所蕴涵的判断标准赋予了正当性。“高瞻远瞩” 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先生的目光要比常人深远得多；他们惟一的失误就是过于超前于他们的时代；而如果消灭私人企业即他们所谓的寄生虫的时间还不成熟，那出错的就是公众，是他们没有跟上社会主义的脚步。但根据我的意见和知识，与此相反的想法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我们要倒退回什么样的野蛮时代，才能对这一点的认识，找到跟社会主义者的水平相当的理解。

现代社会主义流派不断地反对当今社会中的自由结社。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合作体，要比他们从自己丰富的想象中编造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要优越得多。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某个人，早上一觉醒来，可以穿上一套衣服，在一块圈起来的土地上，施肥、疏浚、耕耘，种上某种植物，然后在上面牧养一群羊，从这些羊身上剪下羊毛，这些羊毛经过纺纱、编织、染色，然后织成布料；布料经过裁剪、缝纫，做成衣服。这整整一系列的过程需要无数他人的介入，需要利用农牧业、养羊业，需要工厂、煤炭、机器、货运等等。

假如社会不是非常真实的合作体，那么，不管是谁，要想有一套衣服穿，就都不得不自己独立奋斗，也就是说，要自个儿完成上面所说的数不胜数的整套操作过程，从最初开始的挥镐翻地到最后的拿针缝衣。

好在我们就有现成的协作，这是我们这种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些操作过程已经被分解到无数劳动者之中了。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再继续往下细分，直到某一个点。在这里，只要消费需求增加，每一单独的专业化的操作过程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行业。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之后。每个人都为总体的社会价值贡献了自己那份价值。如果这不是协作，我倒要请教这是什么。

注意，每个劳动者都不可能自己凭空制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细小的原材料，因此，他们必然会互相利用对方的服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互相协助

• 每个群体都跟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间人。举个例子，假如在整个生产交换过程中，交通运输变得十分重要，足以雇佣某一个人，下来是纺线，再下来是织布，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头一个人比别人更像寄生虫？是不是没必要存在交通运输了？不是有人在花费时间和心思来完成这一任务吗？他干嘛不把这些时间和心思节省下来让别人来干？是他们会干得比他好，还是仅仅由于他们干的是不同的事情？
• 至于他们的报酬，也即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份额，难道不是都得遵从同样法则的约束，限定于协商达成的价格这样范围内？这种劳动分工和这些充分自由地决定的制度安排，难道不是有利于共同利益？我们是否因此而需要一位社会主义者，打着计划的旗号跑过来，专制地摧毁我们的自愿性组织，消灭劳动分工，用自己孤零零的努力取代合作工作从而逆转文明的进步？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协作难道就不是协作吗？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判断进行交换，自己承担一切责任，而正是自己的自私自利，赋予了他的行动以力量，也是成功的保证。是合作，就要名副其实，那么，所谓的改革家跑过来把他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我们，比如，说全人类都集中在他周围，那还叫合作吗？

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这些 “高瞻远瞩” 的思想学派，我们就越是深信，归根到底，这些思想完全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它们宣称自己永不会出错，并打着这种不会出错的名义要求获得专制的权力。

希望读者原谅我有点离题了。在这个当口，我多说了一些上面的话，也许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圣西门主义、法朗吉的宣传者、伊卡里亚岛的崇拜者的著作，激烈地反对中间人的长篇大论，充斥着报纸，回响在国民公会，严重地威胁着劳动和交换的自由。

7、贸易管制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这个大名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的创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国土地上的矿石转化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他们可以用比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更诱人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法国人，或者说整个法国，从好心肠的佛兰德斯人那儿购买一定量的铁，只需付出较少的劳动。于是受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激励，法国人就充分地发挥这种局面的优势，每天都有无数的制钉者、金属加工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犁匠，或者是本人，或者是派中间人，跑到比利时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铁。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赤手空拳进行直接干预，以阻止这种陋习继续蔓延。这当然是收效甚微，因为只有他自己会受到伤害。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扛起我的马枪，我要在我的腰里别上 4 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装满子弹，我要打开枪上的刺刀，最后他全副武装起来。我要到边界上去，我首先要杀了那些金属加工工匠、制钉匠、铁匠、技工、锁匠，他们竟然只管追求自已的利润，而不管我的死活。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然而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想法，让那战斗激情凉了半截。毕竟，那些跑去买铁的人，我们的那些同胞，也是我的敌人，也很有可能采取自卫行动，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杀掉他们，而是他们可能干掉我。而且，即便是把我的全部仆人都派上阵，恐怕也未必能守住整个边界。还有，我这么大张旗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比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还大。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只好长叹一口气，颓然倒下，听之任之，突然，他有了一个很捧的主意。

他记起来了，巴黎有一个伟大的法律工厂。他自问道，法律是什么玩意儿？法律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一旦颁布，不管好坏，每个人都得遵守。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政府组织起一支公共警察队伍，而为了维持这支所谓的公共警察队伍。国家专门拨出了人力财力。

那么，如果我能让伟大的巴黎工厂搞出一部小小的精密的法律，宣布 “查禁比利时出产的铁”，比利时铁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政府会派两万人去替代我的那几个仆人，到边界上去对付我痛恨的那些金属加工工匠、锁匠、铁匠、手艺人、技工和犁匠。当然，为了让这 2 万名关税官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体魄，就需要每年拨给他们 2500 万法郎，而这笔钱，自然也出自那些铁匠、钉匠、手艺人和犁匠的腰包。经过这样一番组织，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标了，而我自己却什么也不用付出；我再也不会显得像掮客那样野蛮了；我可以按我自己喜欢的价格出售铁了，看着我们伟大的人民这么被人不体面地愚弄，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们老是宣称自己是欧洲一切进步的先驱和推进者，这下总算给他们当头一棒。这可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完全值得一试。

于是，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来到法律工厂（也许我会另找个时间来讲讲他在这里所进行的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今天，我只想谈谈他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些活动步骤），他站在那些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

比利时铁在法国的售价是 10 法郎，逼得我不得不也以这个价格出售。我们其实更愿意以 15 法郎的价格出售，但由于这些讨厌的比利时铁，我却不敢这么做。因此，赶紧制造一部法律，规定 “比利时铁不准进入法国”。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售价提高 5 法郎，其结果则如下：

我卖给大家的每 100 千克铁的价格不再是 10 法郎而是 15 法郎，因此，我自己将更快地富裕起来，我可以扩大自己的生意，我将雇佣更多工人。我和我的雇员会花销更大，从而给供应我们的那些人带来更多好处。这些供应商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将对整个工业下更多的订单，慢慢地，这种扩张会扩散到整个国家。你将投进我的保险箱中的这 100 苏硬币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将形成无数个同心圆沿着同一个方向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法律的制造者们给这一番话迷住了。他们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这么容易地增加国民财富啊。于是他们投票通过了禁止法令。他们说：“干吗还要说什么劳动和储蓄？如果一项法令就可以搞定一切，那么，增加国民财富的这些痛苦的办法还有什么用处？”

的确，法律会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所预料的所有后果，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后果。公平地说，他的推理也许并没有错，但却很不完整。为了寻求特权，他指出了能够看得见的那些效应，但却掩藏了那些看不见的效应。他指明了两个人物形象，而实际上在这幅图景中还存在着第三个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补上他遗漏的那些情节，不管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遗漏的。

是的，通过立法程序落入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保险箱的那 5 个法郎对他本人和那些因此而得到就业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法律下令从月亮上落下这 5 个法郎，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坏效应来抵消这些好效应。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 100 苏并不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金属加工工匠、针匠、车匠、铁匠、犁匠、建筑工的腰包，一句话，出自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口袋。今天，它掏出了这笔钱，却连一毫克的铁都没有得到。于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立刻就变了样了，因为非常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得到的好处将被詹姆斯・好人光生的损失所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当然可以用这 5 个法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而这 5 个法郎如果在詹姆斯・好人先生手里，他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石子之所以刚好是扔到这个湖里的某个地方，完全是因为法律禁止把它扔到别的湖里。

于是，看不见的东西抵消了看得见的东西；而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后果则是某种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却正是法律所导致的，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可悲的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还要说，有一个第三者还藏在阴影中。我得让他在此显身，而他将能够揭示我们还得再损失 5 个法郎，这样我们才算搞清楚了整个过程中的全部后果。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 15 个法郎，这是他劳动的果实（我们是在追溯他还可以自由行动的那个时候）。他怎么使用这 15 个法郎？他用 10 个法郎买了一顶女帽，他用这顶帽子来换取（或者由他的中间人替他换取）100 千克比利时出产的铁。他手里还有 5 个法郎。他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而会用它们支付某位匠人或者别的什么来交换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某些东西 —— 比如，用它跟某位出版商换取一本波舒哀所著的《通史》。

因此，他对国内工业的贡献是 15 个法郎，即：

支付给巴黎的女帽制造和贩卖商的 10 个法郎。

支付给出版商的 5 个法郎。

至于詹姆斯・好人先生，他用他的 15 个法郎得到了两样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即：

（1）100 千克的铁。

（2）一本书。

现在却颁布了法令。

詹姆斯・好人先生会怎么样呢？国内工业会怎么样呢？

詹姆斯・好人先生把这 15 个法郎一古脑儿全部给了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换取他的 100 千克铁，然后，他除了可以使用这些铁之外，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他丧失了那本书或者别的任何一个与此价值相当的东西带来的享受。他也损失了那 5 个法郎。你都赞成这种说法吧，你不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不能不承认，贸易限制抬高了价格，消费者则损失了这 5 个法郎的差额。

然而，有人却说，国内工业得到了这个差额。

不，它没有得到这个差额；因为，颁布法令后，这笔钱带来的促进作用是一样的，都是 15 个法郎。

由于颁布了法令，詹姆斯・好人先生的 15 个法郎只能全都交给冶铁商，而在法令颁布之前，这笔钱却可以分成两份，分别给女帽制造贩卖商和书商。

而从道德的立场看，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个人在边界上所能动用的力量，和这项法令为他的利益所发挥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竟然认为，抢掠只要变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就我本人而言，我无法想象比这更令人惊心的事了。但是也许有一点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其经济后果总是不会有什么两样。

你可以从随便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冷静地考察这问题，你就会发现，从合法或非法的抢掠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我们并不想否认，这可能为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或他的行业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为国内工业，带来了 5 个法郎的好处，但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两层损失：一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以前他买那些铁只需要 10 个法郎，现在却需要支付 15 个法郎；另一个蒙受损失的是国内工业，它不再能够得到那 5 个法郎的差额。你自己选择一下，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好处能够补偿哪个损失、你没有选择的那一项就必然是一个净损失。

道德：使用暴力并不是生产，而是破坏。天哪，如果使用暴力也算生产，那么，法国就该比现在富裕得多啊。

8、机器

“我们诅咒机器！年复一年，这些机器日益强大的动力使成百万的工人陷人贫困之中，机器夺走了工人们的工作机会，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工资，而剥夺了他们的工资，就剥夺了他们的面包！我们诅咒机器！”

这是来自无知的成见的呼声。这种呼声回响在我们的报纸上。

然而，咒骂机器，就是咒骂人的心智。

令我迷惑的是，竟然还真有人信服这样一种理论！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这些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其严格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必然是：只有那些愚昧的、精神处于静止状态的民族，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思考、观察、发明、创造，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的那些天赋的可怜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安乐、财富、幸福。相反，那些努力寻找和探索铁、火、风力、电力、磁力和化学、力学法则 —— 一句话，即探索自然的力量 —— 及自身所蕴藏的力量的民族，则必然只能得到衣不蔽体，屋不遮雨，陷入贫穷和停滞，这可真是应了卢梭的一句话：“不管是谁，只要一思考，就成了堕落的动物。”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所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一切，事实上是从头到脚一切的一切，人的每时每刻的存在本身，人们努力想让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以小搏大，尽量减少自己的体力劳动或服务于他们的那些人的体力劳动，用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得最大限度的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所有这些努力，就都是该咒骂的；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就是因为这种渴望进步的聪明才智似乎在折磨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所以，整个人类都正在走向堕落。

因此，我们应该能够从统计学上肯定，兰开斯特的居民必然会为了不使用机器，而跑到爱尔兰去，那里的人们还不知道使用机器；因此，按照那种理论，在历史上，应该是野蛮的阴影笼罩文明的新纪元，而文明必然在无知和野蛮的时代才能繁荣。

显然，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可以说令人震惊，并警示我们，这个问题掩盖了对解决该问题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此尚无人充分地予以揭示。

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在看得见的东西后面，还有看不见的东西。我下面就是要揭开这看不见的东西。我的论证无非是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的东西的重复，因为这里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人具有一种天性，如果不受暴力阻挠，他们就希望进行交换，也就是说，交换某种东西，获得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同等价值的东西，以节省自己的劳动，不管这种东西出自能干的外国制造商之手，还是出自能干的机器制造商之手。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人的这种天性的理论上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种情祝下，人们都指责他们显然是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机会。然而，其实际的效果并不是使工作机会减少，相反，它们能够解放人的劳动，使之从事其他工作。

正因如此，面对外国人和机器的竞争，都设置了同样的障碍 —— 同样的暴力。立法者禁止外国产品的竞争，也不许机器进行竞争。让这些人士压抑所有人的天性、取消他们的自由的，还能有什么理由呢？当然，在很多国家，立法者只禁止一种形态的竞争而对另一种形态的竞争只是口头上抱怨抱怨而已。这只能证明，在这些国家，立法者还不够持之以恒。

这不应该让我们觉得奇怪。在错误的道路上，总是会出现这种不能贯彻到底的事，假如不是如此的话，那人类岂不是早就完蛋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把某个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荒谬的东西必然是前后不一的。我愿意再加上一句：前后不一也正是其荒谬性的证据。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机器问题吧，我不用费太多口舌。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两个法郎。可以让两个工人挣走。

但是现在，假定他发明了一套滑轮装置，使同样的工作只需要原来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干完。于是，他的需求得到了同样的满足，但却节省了一个法郎，少雇佣了一个工人。

他没有雇佣某一位工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

仅仅看到这一点的人就说了：“对文明来说，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啊！你看看，自由对于平等来说，可真是致命的威胁啊。人的心智搞出了个新玩意儿，立刻就有一位工人永远地陷人到贫困的深渊了。也许詹姆斯・好人先生还可以继续雇两个人给他干活，但他却不可能再给他们每人 10 个苏了，因为这两个工人会互相竞争，最后只能以更低的价格来出卖他们的劳务。就这样，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了。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社会。”

这可真是个很杰出的结论，也是一个应该给予坚实前提的结论。

幸运的是，这里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可以看得见的那一半现象的背后，还有另一半看不见的东西。

人们没有看到的就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一个法郎和节省下来的这笔钱必然会带来的效应。

由于利用了自己的发明创造，詹姆斯・好人先生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就不用再花费两个法郎而只用花一个法郎，他手里还留下一个法郎。此时，如果市场上有一个想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工人无事可做，那么，在另一个地方，也必然有个资本家在为他手里的一个法郎寻找出路。这两个因素会相遇，然后就结合在一起。

很显然，此时，劳动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工资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发明出来的新技术和那个获得了第一个法郎的工人将一起完成以前由两个工人干的活。

另一个工人则会获得另一个法郎，干一份新的工作。

那么，这个世界因此会有哪些改变呢？整个国家的满足程度提高了；换句话说，新发明是种凭空得来的好处，整个人类都可以获得一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好处。

从上面给出的这一论证中，有人也可能会得出下面的结论：“正是资本家，拿走了从机器的发明中所获得的全部好处，而劳动阶级，最初要暂时地承受机器带来的痛苦，但却从中得不到好处，因为，根据你上面说的那番道理，机器的发明不过使劳动阶级在全国各个产业中的比例有所调整，这个过程中确实没有减少工作机会，但也没有增加工作机会呀。”

在这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疑问.。本文的惟一目的是驳斥一种无知的偏见，这种偏见非常危险而又广为流传。我希望证明，新机器的发明，在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工人可以得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也必然会创造出可以支付他们的工资的资金。这些工人和这些钱最终会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在发明之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东西；由此得出结论，发明创造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就等于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数量。

那么，谁获取了这部分超额的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

是的，首先是资本家获取了它，是发明家、是最早成功地使用这台机器的人获取了它，这是对他们的天才和勇气的奖赏。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节省下来的钱，不管他怎么花（反正他总要花出去），总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其数量就等于机器节约出来的就业岗位。

但是很快，竞争就会迫使他降低他的产品的售价，直到不再能够占有节约的那些成本为止。

这时候，发明家就不再能够占有发明创造的好处了；占有这些好处的将是这种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公众，其中也包括工人 —— 一句话，是整个人类。

这就是看不见的：节约下来的那部分钱，会由所有消费者获取，从而形成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转化为工资，用来雇佣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

最初（回到前面的例子），詹姆斯・好人先生要支付两个工人的工资才能得到一件产品。由于他的发明创造，现在他只需要为体力劳动支出一个法郎。

如果他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件产品，那么，在制造这件产品的过程中就要少雇佣一个工人，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个法郎又可以多雇佣一个工人，这是人们看不见的。

随着整个事态的自然演变。詹姆斯好人先生渐渐地就得把这件产品的价格降低一法郎，直到他不再能够比别人省钱；这时候，他就不再能够腾出一个法郎为整个国家创造生产新产品的工作岗位。但是总有某个人，或者是整个人类取代了他，得到了这笔节省下来的钱。不管是谁购买这件产品，就都可以少花一个法郎，节省一个法郎，他必然把节省下来的一个法郎转变为工资基金。这同样也是看不见的。

人们还提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好像蛮有道理。

有人说：“机器压缩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价格降低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而这必然又会促进生产增加，最后，就会使用跟发明创造之前同样数量的工人 —— 或者更多工人。” 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他们引用印刷术、纺纱机、印刷机的例子。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从这种说法中，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产品的消费保持平稳或基本上保持不变，那么，机器就会对就业造成损害。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假定在某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戴帽子。如果使用了机器，使帽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这未必会使帽子的销售量也增加一倍。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全国劳动力中就有一部分无事可做？如果根据无知的推理过程，我们的回答就是：是；但如果根据我的理沦，回答就是：否。因为，即使在这个国家，不会有人去多买一顶帽子，但整个国家用来作为工资的资金总量却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所有消费者所节省下来的钱如果不是都流入帽子加工业，那就会转变为由于机器的出现而多余出来的整个劳动力的工资，从而推动所有工业取得新发展。

这才是社会的现实。我以前看的报纸都要卖 80 个法郎，现在却只卖 48 个法郎。节省下来的那 32 个法郎归了订户。我们不能肯定，至少不敢说这 32 个法郎必然会继续流人新闻行业；但我们可以肯定，事情也必然是，这些钱如果不流向这个地方，就要流向另一个地方。一个法郎可能用来买更多的报纸，另一个法郎可能买更多的食品，第三个法郎可能买来更好的衣服，第四个法郎可以买来更好的家具。

因此，各行各业都是紧密相联的。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的线都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联接在一起。一个行业中的节约会有利于所有行业。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永远，永远不要以就业和工资为借口来干扰经济。

9、信用

所有时代，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人们一直在梦想着通过使信用普遍化而实现财富的普遍化。

我敢肯定，可以不夸张地说，自从二月革命以来，巴黎炮制了不下一万本小册子来贩卖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可惜，这种解决方案完全是建立在一种错觉的基础上的，假如某种错觉竟然可以算是什么东西的基础的话。这些人先是混淆了产品与硬通货，然后又混淆了硬通货和纸币；他们就是从这两点混淆出发的，却假装自己了解到了事实真相。

在探讨这一问题的时候，绝对有必要忘记货币、硬币、钞票和其他人们用于交换产品的那些媒介，我们只需仅仅关注产品本身，这才是贷款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一个农民为了买犁而借进 50 法郎时，实际上他所借的并不是 50 法郎，而是那犁具。如果一个商人准备借 2 万法郎买一栋房子，那么，他欠人家的并不是 2 万法郎，而是那栋房子。

货币之所以出现，仅仅是为了便利各方之间的安排。

彼得可能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犁借给别人使，但詹姆斯却很乐意借出自己的钱。这时候威廉该怎么办？他会从詹姆斯那儿借钱，然后用这笔钱去从彼得那儿买犁。

事实上，没有人会为了钱本身而去借钱，我们借钱总是为了要得到某种产品。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超出现存产品、不存在的东西，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

不管硬通货和纸币的数量有多少，借方所能拿到的东西，总不可能超出贷方所能提供的犁、房子、工具、必需品或原材料的总量。

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借方都必然意味着存在一位贷方，而每一笔借款后面总得有一笔贷款。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信用机构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可以使借、贷双方更容易地彼此寻找到对方，并比较容易地彼此理解。而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同时增加借进贷出的东西的总量。

然而，信贷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家们的目标却恰恰在做这样的事，因为这些先生们所渴望的不是别的，正是要让所有想得到犁、房子、工具、供应、原材料的人都得偿所愿。

那么，他们是如何想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

通过由国家对贷款提供担保。

我们还是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在这里，也有一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努力地观察到两个方面。

假定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张犁，而有两个农民都需要它。

彼得是全法国惟一的一张犁的所有者，约翰和詹姆斯都想借用它。约翰用他的诚实、他的财产和他的名誉来做担保。我们可以信任他，他很有信用。詹姆斯则不是那么让人信任，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可信，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彼得把犁借给约翰。

然而现在，在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国家干预进来。对彼得说：“把你的犁借给詹姆斯，我们将向你提供偿付的担保，这个担保要比约翰的担保值钱得多，因为，他只是一个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的个人，而我们，尽管确实是拿不出一件实打实的东西，但却掌握着所有纳税人的财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用他们的钱来偿还詹姆斯欠你的本金和利息的。”

于是，彼得把他的犁借给了詹姆斯。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于是，社会主义者就欢呼起来，说，“你看，我们的方案是多么的成功啊。正是依赖国家的干预，贫穷的詹姆斯才有了一张犁。他不用再自己动手翻地了，他现在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了。这对他本人有利，也有利于整个国家。”

啊，不，先生们，这并不是国家之福，因为这里，有些东西你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一面就是：这张犁之所以到了詹姆斯手中，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借给约翰。詹姆斯是不用再翻地了，他可以用犁耕地了，但你们没有看到的是：约翰却不得不动手翻地。而不能用犁耕地了。

因此，你以为是额外增加了贷款，其实不过是贷款的重新分配而已。

你还没有看到，这种重新分配制造了两个严重的不公正：对约翰不公正，本来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可以用自己的诚信和自己的实力赢得的信用，却眼睁睁地被剥夺了；对纳税人也不公正，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偿付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贷款的责任。

那么，政府就不能向约翰提供与詹姆斯同样的机会吗？但是，由于只有一张犁在那个地方，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于是，他们的论证就又返回到宣称：由于国家的干预，可以借到的东西会多于能够出借的东西，因为，犁在这儿只是用来表示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的。

确实，我是把整个过程简化到最简单的形态来论述的。但是用同样的试金石来检验最复杂的政府现代机构。

• 你肯定会相信，它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重新分配信贷，而不可能增加信贷数量。在特定的国家的特定时刻，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总是一定的，它们总是要投放到某个地方。国家向可能会破产的债务人提供担保，当然可以增加借款人的数量，从而提高利率（这些成本则要全体纳税人承担），但它不可能增加贷方的数量，也不可能增加贷款的总价值。

不过，我祈求上帝保佑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法律不应该人为地鼓励借贷，但我并没有说法律应该人为地阻挠借贷活动。如果在我们的制度中或者在任何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妨碍着信用的扩散和运用，那就应该由法律将其消除，没有什么比这更好更公正的了。但是，社会改革家如果真想名副其实，在改革的同时维护自由，就应该求助于法律。

10、阿尔及利亚

有 4 位雄辩家都在国民公会上声嘶力竭地讲着，先是一起大喊，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喊。他们都说些什么？说的确实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说的是法国的实力和伟大，说的是我们广阔的殖民地灿烂的前景，说的是重新配置我们的过剩人口的好处。等等，这些雄辩的杰作，总是装点着这样一种诱人的结论：

拨款 5000 万法郎（有的人说得多一些，有的人要得少一些），在阿尔及利亚修建港口和公路，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殖民者运进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平整出土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法国工人的肩上卸掉一些负担，促进非洲的就业，增加马赛的贸易，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是的，在国家花费这 5000 万法郎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钱将流向哪儿，而不考虑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的保险箱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征收这些税款所带来的损害，或者不考虑这些钱由于进了政府的保险箱而使纳税人自己无法受益，那么，确实，所有人都在受益。而且，可以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港口是看得见的。这里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的商业活动会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有某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到的，这就是：政府花了这 5000 万法郎，纳税人自己就不能再花这笔钱了，从公共开支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中，我们必然可以推论出妨碍私人开支的全部坏处 —— 起码在我们还没有过分到竟然说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就不在乎他辛辛苦苦挣来、但却被税务官拿走的那 5 个法郎；而这乃是一个荒唐的说法，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挣那 5 个法郎，就是因为他希望可以用这些钱获取某些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花园扎上篱笆，现在却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已的田里施肥，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增添一些设备，现在也不行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吃得更好一点，穿的更漂亮一些；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儿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本来可以多给女儿一些嫁妆…… 这些，现在他都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加人互助会，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他被剥夺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他办事要依赖的东西眼睁睁地就没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他所在村子里的雇工、木匠、铁匠、裁缝、教师有更多的活儿可干，而现在这些工作机会却不复存在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国民会好好地考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也得让他们同时考虑考虑法国必然要蒙受的损失。人们向我展示了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催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他们说：“每运送一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兰地区，就可以减轻留在法国的人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 对此，我的答复是：“问题是，在我们把这位殖民者运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运送比他在法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多两三倍的资本？”

我惟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使读者们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开支，在其表面的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更加难以洞悉的坏处。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读者养成一种习惯，在看到看得见的一面的同时，也能洞察看不见的一面，对二者进行全面的权衡。

当有人提出增加公共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它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好处，而不仅仅考虑其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所谓的正面效应，因为这方面的效应无非是一种幻觉。公共开支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由私人来投资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业机会问题根本就与此不相干。

评估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开支的内在价值，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作一个一般性的考察。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对通过税收而进行的公共支出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作出过正确的评价。为什么？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光，公正总是会因此而蒙受损害。因为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挣来 100 个苏，是想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现在却将这笔钱征收走，他肯定会生气，至少会说，税务官把他的一些享受拿走，给了另一个人。于是，那些征税的人当然得给人家一些好听的理由吧。我们看到，国家总是会讲出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理由：“用这一百个苏，我会让某些人有活可干。” 詹姆斯・好人先生（只要他脑子清楚）必然会回答：“天啊！我本来是可以用这 100 个苏让别人为我干活的！”

国家曾经提出过上面的论点，有人曾赤裸裸地提出过这种看法，则公共财政官员与可怜的詹姆斯先生之间的辩论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儿拿走 100 个苏，用来雇佣警察，他可以满足保障你的安全的需要，也可以雇人修筑你每天都要走过的马路，也可以雇佣文官，他可以负责保护你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利，也可以供养军队，以保卫我们的边界。” 对此，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无话可说，我的多虑也是大错特错。但是，如果国家这样对他说：“我从你这儿拿走 100 个苏，是想拿出一个苏作为奖赏，如果你好好地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教你的儿子学习你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部长在他的晚宴上增加第 101 道菜，我就奖给你一个苏。我也可能拿这 100 个苏在阿尔及利亚修建一座小别墅，不用说也可能拿更多钱去维持某位在那里的殖民者的生活，或者用一笔钱供养一位士兵保护这位殖民者，再用一笔钱供养一名将军来控制这些士兵，如此等等”。那么，我想詹姆斯先生肯定会大叫起来：“这套司法体系简直就是丛林法则的翻版！” 如果国家预见到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胡搅蛮缠，它会提出某种对讨论问题没有助益的令人生厌的论点。它大谈什么这 100 个苏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它会说有多少个厨师和零售商因满足部长大人们的需求而获益；它跟我们大讲这 5 个法郎可以养活一名殖民者、一位士兵或一位将军；总而言之，它讲给我们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假如詹姆斯・好人先生不知道下一步就该探讨那些看不见的一面，就必然会被愚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要高声教给他这种观察方法，并且来来回回地重复。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不可能增加工作岗位，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这种支出的质量是低劣的，必须严辞拒绝。重新配置就业岗位就意味着使工人的位置发生变化，扰乱控制着人口在整个地球上分布的自然法则。

• 如果这 5000 万法郎留给纳税人，由于他们分散在全国范围内，所以这笔钱可以促进全法国 4 万个市镇的就业；如果能这样，这笔钱就是一个纽带，把每个人都跟他的祖国联系到一起；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出的行业中配置。
• 而现在，假如国家拿走国民们的这 5000 万法郎，将其集中起来，花到一个地方，必然会吸引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而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流离失所，形成流动人口，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时，我敢说，这些工人的处境就很艰难了。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这里我又回到本文的主题了）：这种狂热的举动、也即把所有的钱都投向一个小地方，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拍手叫好，人们惊叹于其过程的美好和轻而易举，还要求重复这种过程，扩大实施的范围。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的岗位。

11、节俭与奢侈

看得见的一面遮蔽了看不见的一面，这一点，并不仅仅表现在公共支出问题上。由于无视政治经济学的智慧，这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现象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或更令人悲伤的了？请看：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摆阔气和奢侈无度。这些都很好，很有益。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比这些格言更流行的说法：

“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

“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

“纨绔子弟毁了自己但却富了国家。”

“穷人的面包，就是用富人的浪费做成的。”

在这些话语中，道德观和经济观之间当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多少杰出的人物在指出了这种矛盾之后，竟然可以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此，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因为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在自己的内心中看到这两种趋势彼此冲突更令人痛苦的了。不是由于这一端，就是由于那一端，反正人类总是得堕落！如果讲究节俭，人类就将陷入可怕的短缺状态；而如果挥霍浪费，人类便会跌入道德破产的深渊！

幸运的是，这些广为流行的格言对节俭和奢侈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们只考虑了短期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看不见的、比较长远的效应。我们下面就对这种不完整的看法做一些矫正。

蒙多尔和他的兄弟阿里斯特平分了父亲的遗产，每人每年有 5 万法郎的收人。蒙多尔的生活就是现在最时髦的，花钱大方慷慨，挥霍无度。他一年之内就几次更换家具，每月就换一辆新马车，人们都在想着搞出新奇好玩的东西，好尽快将他那些钱榨干净。总之，他让巴尔扎克大仲马小说中生活奢糜的主人公也相形失色。

这样的人却被人奉若神明，倍受赞誉！“给我们讲讲蒙多尔的事吧！蒙多尔万岁！他可真是劳动阶级的大恩人，他是民族的善良天使。他确实是沉迷于奢华无度的生活，他的马车确实给行人溅了一身的泥水，他本人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确实多多少少蒙受了损害…… 但这又有什么呢？即使他确实不是靠自己的勤劳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财富造福于社会了。他让钱周转起来了，他的院中商人们络绎不绝，每个商人都满意而归。人们不是说金币是圆的，本来就应该转起来嘛。”

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则跟他的兄弟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不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egoist），那至少也算个人主义者；因为他花钱的时候很理智，只追求一些比较适度的、合理的享受，总是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简而言之，他节俭度日。

现在，我想让你听听大伙儿是怎么说他的！

“这个富人、这个守财奴这样生活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当然，毫无疑问，他的简朴生活很感人，动人心弦，而且，他是仁慈的，善良的，大方的，但是他也太会算计了。他没有挥霍掉自己的全部收人。他的房子没有一年到头都光彩照人，也不是门庭若市。那么，你想木匠、车匠、马商和糖果商人能对他有什么好印象吗？”

这些评判对道德伦理是有害的。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一件事：纨绔子弟的挥霍，而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实：比较节俭的兄弟的花销，其实是同样多，甚至更多。

不过造物主所安排的社会秩序是如此的美好有序。跟万事万物一样，在这种秩序中。政治经济学与伦理，绝不是互相冲突的，相反，是彼此和谐一致的，因而，阿里斯特的智慧不仅更珍贵，而且比起荒唐的蒙多尔来，甚至能带来更多好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心智中观照人的行动所带来的那些肉眼所看不见的隐蔽的后果。

是的，蒙多尔挥霍的效应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他各种各样的马车，比如四轮双座有篷马车，双排座开合式顶篷四轮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人们也都能看见他房中天花板上精细的绘画；看见他名贵的地毯；看见他那富丽堂皇的豪宅。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赛马中驾驭着纯种马。他在巴黎豪宅中举行的宴会足以使林荫道上的行人心醉神迷，人们争相传诵说，“有一个很慷慨的家伙，他一点都不吝惜自己的钱，他很可能在他的钱袋子上开了个眼。”

从工人角度看，

阿里斯特的收人怎么有益于工人，却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探究，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的所有收人，直至最后一个子儿，都会用来雇佣工人，其作用跟蒙多尔的收人一模一样。惟一的一个区别是：蒙多尔荒唐的挥霍必然使其口袋迅速瘪下去，最后总有没钱的那一天；而阿里斯特明智的花钱方式却会是使他雇佣工人的数量一年一年地增加。

如果这一点的确有道理，那么，公众的利益自然就跟伦理道德和谐一致了。

阿里斯特每年为他本人和家人的生活花去 2 万法郎。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觉得幸福，那他就不会被称之为明智了。他有感于穷人所承受的不幸，觉得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多少也要救济一下他们，于是，每年拿出一万法郎从事慈善活动。他在商人、制造商、农民中总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暂时陷人财政困境中，他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决定拉他们一把，当然要考虑周到，并且帮忙要帮到点子上，在这方面每年又花去一万法郎。最后，他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女儿需要有副好嫁妆，自己的儿子要有个好前程，于是他告诫自己每年必须为此而储蓄、投资一万法郎。

因此，下面就是他的收入的用途：

（1）个人花销 2 万法郎。

（2）慈善事业 1 万法郎。

（3）帮助朋友 1 万法郎。

（4）储蓄 1 万法郎。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支出项目。那么，就会明白所有的钱同样都投人支持了国家的工业，一个子儿也没剩。

（1）个人花销。对于工匠和店主来说，这些钱的效应跟蒙多尔花同样数量的钱的效应完全相同。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们不用更多地讨论。

（2）慈善活动。他为此目的而捐献出的一万法郎跟别的同样数量的钱一样扶持了工业。这些钱会流人面包师、屠户、裁缝、家具商手中，只是用那些钱换来的面包、肉、衣服，并不是要直接地满足阿里斯特的需求，而是会满足那些得到他的捐献的人们的需求。而一个消费者替换另一个消费者，对于整个工业并没有任何影响。同样 100 苏，是由阿里斯特本人直接消费，还是他请一位穷人去消费，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3）帮助朋友。阿里斯特把钱借给某个朋友，或者不图回报，而是用这笔钱为朋友举办葬礼，其经济结果跟我们的说法也没有矛盾。他的朋友会用这些钱购买商品或者偿还自己的债务。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钱会促进工业发展。谁敢说蒙多尔用一万法郎购买一匹纯种马给牧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用一万法郎购买布料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这笔钱用来偿还一笔债务，其结果是将出现第三个人，债权人，他将拿到这一万法郎，但是他也必然会用这笔钱在他的企业、工厂中干某些事情，或者开发利用某些自然资源。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在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间又多了一道中介而已。人名变了，但钱总得花出去，因而照样会促进工业发展。

（4）储蓄。还有一万法郎储蓄起来了。正是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从促进艺术、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蒙多尔似乎要比阿里斯特表现得好一些，尽管阿里斯特在道德上似乎要比蒙多尔优越一点点。

如果伟大的自然诸法则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矛盾，那么，我不可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肉体的痛苦之中。如果人类沦落到只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是自己的利益蒙受损害。要么是自己的良心遭受折磨，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对人类的前景绝望了。所幸事实并非如此。要想看清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在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好处，我们只需明白下面这个令我们欣慰的公理即可，而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公理是颠扑不破的：储蓄也是支出。

阿里斯特怎么储蓄他那一万法郎？是不是在自家的花园中挖一个坑把那 20 万苏硬币埋起来？不，当然不是。他还想增加自己的资产和收人呢。因此，他会用这笔不用的钱来购买一块地、一栋房子，购买政府债券、购进一家工业企业，他也可能把它委托给一个经纪人或是某位银行家打理。这些钱的用处不管是这里假设的哪一种，你都得承认，这笔钱也会通过买家、卖家的中介，最后促进工业发展，其效果跟他的兄弟用它来换取家具、珠宝、良驹没有两样。

因为当阿里斯特用他那一万法郎购买一块土地或一笔债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用消费这笔钱。这一点似乎让你觉得他没有尽到促进工业发展的责任。然而，出售这块土地或者债券的人，最后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花掉他得到的那一万法郎，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此，不管怎样，钱总是会花出去的，不管是阿里斯特本人花，还是别人代替他来花。

因此，从劳动阶级的立场和扶持工业的角度看，阿里斯特的行为和蒙多尔的行为之间只有一个区别：蒙多尔的支出是由他本人直接花费的，并且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看得见的。而阿里斯特的行为中，有一部分钱是通过中介渠道花费的。经过了一些曲折；这是看不见的。然而，实际上，对那些受他们消费活动影响的人来说，看不见的行为的效应与看得见的行为的效应是完全相等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钱都在周转，留在明智的哥哥的保险箱里的钱并不比留在挥霍的弟弟保险箱里的钱更多。

因此，说节俭会对工业带来实际的损害，是错误的。就促进工业而言，节俭和奢侈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然而，我们觉得，这些钱如果不是用于及时行乐，而是细水长流，那么，对工业的好处会更多，此话怎讲？

10 年过去了。蒙多尔、他的财产、他的广为传诵的轶闻，如今安在哉？这一切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蒙多尔已经玩完了，他早就不能每年为经济注人 5 万法郎了。相反，他可能早就开始靠公众供养了。不管现在他怎么样，反正他不再是店主的乐趣所在了；他不再被当成是艺术和工业的促进者了，他对工人也不再有任何用处了；他对他的子孙也毫无用处，他把他们抛置在悲惨生活之中。

同样是在 10 年之后，阿里斯特却不仅继续将其收人投人货币周转中，而且，每年贡献出的钱还在增加。他为国家的财富加砖添瓦。也就是说，他增加了用于工资的资金数量；而由于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这些资金的数量多少，因而他为劳动阶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报酬。而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留给孩子的，将是这些进步和文明的成果。

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深入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12、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活可干” 这是就业的权利，是初级的或者说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钱可赚。” 这是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是比较精致的，或者说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这两者都是靠看得见的那些效应来维持其生命力，而那些看不见的效应自会令它们丧失合法性。

可以看得见的是，靠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这些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则是，如果这些钱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在 1848 年，就业的权利曾经在一段时间显示了其双重面孔。这就足以把它毁在公众舆论手中。

一副面孔被称之为：国立工厂；另一副面孔则是：加税 45 分。

每天，有上百万人从赛纳河两岸涌入国立工厂工作。这是这枚硬币美好的一面。

然而，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为了从保险箱中拿走那几百万法郎，首先得有人挣出那数百万法郎。于是，就业权利的那些创办者们最后都不得不转而向纳税人伸手。

于是，农民们说了：“我必须交纳 45 分。因此，我就会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给我的田里施肥了，我不能再雇人修缮我的房子了。”

于是，等人雇佣的手艺人们说了：“由于我们的老板没法添置新衣服了，所以，裁缝的活儿就少了；由于他无法再给自己的田地施肥了，所以帮工的事也少了；由于他没有钱修缮房子了，所以木匠和砖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因此，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你不可能从一桩买卖中两次获利；也证明了，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其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了，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它既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幻想。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无非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却仍然很有生命力，仍然大行其道。

贸易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耻？

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工作岗位，更有甚者，你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我曾经愚蠢地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结果，我现在亏损了 10%。如果你对大家征收 20 法郎的税金的时候，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从亏损转为赢利了。现在，实现赢利就成了一种权利，你有义务满足我的这种权利。”

社会听信了他的这一番诡辩，在对全社会都征税的时候，却让他例外。社会没有认识到，那个行业的亏损被它勾销，并不等于它不是亏损了，因为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 —— 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也只配承担别人强加给它的这些负担。

因此，从我上面讨论的很多问题中我们看到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就会使我们在面对某一现象的直接效应时昏了头；而了解政治经济学之后，就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效应，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远期的效应。

我本来还可以找出一大堆问题进行一番同样的分析，不过，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论证起来都是千篇一律，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谈论历史的一段话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作为本文的结语：

历史总是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当下的，几乎同时就可以认识到的；另一种则是比较遥远的，最初觉察不到的。这两种后果经常是互相抵触的，前者出自我们短视的智慧，而后者则需要我们具有目光长远的智慧。幸运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结果。在人的后面站着上帝。有人尽管竭力地拒绝获得至上的智慧，不相信这种智慧的力量；或者玩弄概念，把普通人称之为天意的东西称为 “环境的力量” 或者是 “理性”；但是，看看那些已经完成的事情的结局，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件事情不在一开始就建立在道德与公正的基础上，则其结果必然会是南辕北撤，适得其反。

——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先驱。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商品无法跨越国境，军队就会跨越国境。巴斯夏提出了坏的经济学家与好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坏的经济学家目光短浅，只看得见眼前能够看到的后果，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对以后可能产生的巨大弊端不管不顾；而好的经济学家却思虑深远，兼顾眼前的同时，还能考虑到那些只能靠推测得到的后果。

•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是巴斯夏探讨经济学思维的经典著作，也是 “破窗理论” 源头之作。作者以破窗的故事为引子，指出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往往存在思维谬误，只看到 “看得见的” 部分，忽略了 “看不见” 的部分，进而导致决策失败，造成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书中探讨的赋税、政府补助、公共建设、贸易保护主义、就业等问题对于今天人们的经济决策依然有启发作用。

消失的屋顶#

《消失的屋顶》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
・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合著的一本书，首次出版于 60 多年前。

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英语：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 年 1 月 17 日 —1991 年 12 月 1 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及 198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员，立场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主要探讨了房租管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批判了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认为这种干预往往会导致供需失衡，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作者认为，价格管制无助于解决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缺口，相反它还延长了市场缺口的存续时间，并带来寻租等不公平的效应。价格管制使市场不能 “出清”，必然带来非市场化的、以追求公平的名义进行的不平等分配方式。
在 “二战” 后的初期，西方楼市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足现象，为保证住房分配的公平和避免楼市价格（含租、售两方面价格）上涨过高，对人民生活造成冲击，政府界入了住房市场的分配，并实行了价格管制。尽管价格管制对市场正常运行的干扰和非经济性，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中是非常清晰的。

结论#

因此，租金天花板会导致住房空间的胡乱分配和低效利用、新建住房的滞后以及这一政策的无限期延长，或者导致国家因为新建住房发放补贴而使未来住房市场萧条。公共部门实行的专门配给政策十有八九就是在火上浇油。
因此，对于通货膨胀，只有取消租金天花板才可以使经济获得新的动力，否则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的防御措施。实际上，租金上涨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通货膨胀压力几乎没有直接影响。房东获得的额外收入与租户在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时减少的资金是相等的。
更高的租金会间接导致额外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与此同时，更高的租金也提高了生活成本，从而促使工资上升。在政府直接用固定工资政策干预工资的时代，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原本不会上涨的工资上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这种间接影响有多重要呢？
在取消租金天花板之后，新租户和一些还没有新租约的现有租户的租金将会大幅上涨。大多数现有租户将经历适度的租金上涨，或者，如果租户能受到租约的保护，其租金根本就不会上涨。由于住房进入租赁市场的速度很慢，所以所有住宅的平均租金涨幅将远远低于向新租户收取的租金，生活成本的涨幅将更小。
随着越来越多的住房进入租赁市场，在没有普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新租户最初承受的租金上涨速度将是适中的，尽管所有住房的平均租金将继续上涨。
大约一年后，平均租金可能会上涨 30%。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生活成本只会上涨 5% 左右，因为租金在总生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这样子的增长 —— 每个月的生活总成本上涨率还不到 0.5%—— 是不太可能引发普遍的通货膨胀的。
为了解决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直面迎击的策略。通过在特定领域实施某些特殊管制，我们也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压制一些基础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无法消除通货膨胀，因而这种特殊管制是不得其法的。因此，我们认为，即使租金天花板只承担一丁点儿社会成本，它也不是一种对抗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没有一个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法可以使每个人都受益，总会有人受到伤害。实际情况是，在现有的法定租金下，有些人一定是被迫或被说服住进某些面积相对狭小的房子，因为这些人原本只要支付自己乐意支付的租金便可以住进面积更大的房子。在现有的住房配给方法下，首当其冲的正是这一小部分人 —— 主要是退伍军人和移动的战争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朋友和亲戚。
通过提高租金来实行配给将促使其他许多人减少使用其住房面积，从而帮助以上提及的那群人。因此，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所有人更平均地承担压力。虽然这也会马上使更多的人遭受损失，但是比起在现有的配给方法下遭受的损失，每一个人在那时受到的损失要小得多。这既是用高租金来配给住房的理由，也是取消租金天花板的主要政治障碍。
最后，读者一定要切记 —— 我们要尽可能大声地强调，我们的目标与你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即尽可能以最公平的方式分配现有的住房，尽可能以最迅速的行动开始新住房的建设。取消租金管制后所发生的租金上涨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想支付更高的租金，不想看到别人被迫支付租金，也不想看到房东暴利。然而，取消租金天花板是我们的强烈诉求，因为在我们看来，其他那些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法无论如何都包含着更严重的弊端。

附录 [1]
作为社会性事业的毒品运动
1972 年，也就是大约 20 年前，尼克松（Nixon）总统发动了一场禁毒运动，这是美国政府自《哈里森法案》（Harrison Act）颁布以来第一次加大禁毒力度。为了准备今天的演讲，我重读了我曾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发表的批评他此举的专栏文章。对于今天要发表的演讲内容来说，那篇文章里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文字。当时的问题主要是海洛因，而海洛因的主要来源地是马赛。今天的问题则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可卡因。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现在差不多是 20 年后了。那时的预测在今天变成了显而易见的结果。当时，根据我们在禁毒方面的经验，我在专栏中做了某些预测，果不其然，禁毒并没有使吸毒者的人数显著减少，甚至根本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犯罪和腐败问题。
当对某政策的预测成为现实时，为什么我们唯一可以观察到的后果是政府给自己挖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洞，它自己越钻越深，把你我的钱也花得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损失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人生在世，最心灰意冷的事和最让人魂牵梦绕的智力谜题都莫过于此。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在开始做某件事后，发现结果不如人意，那么我们便不会继续做下去，更不会火上浇油做得越来越大。我们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终究会停下来并做出改变。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政府政策上呢？
在这个小组面前详细讨论毒品合法化的问题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对此轻车熟路。你们有很多研讨会，参与讨论的人比我更了解其中细节。我更想研究一下我提出的难题。在此过程中，我将引用一句可追溯到公元前 325 年的来自巴代特（Bardett）的谚语：“鞋匠，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吧。”（Cobbler, stick to your last.）[2]
经济学就是我的分内之事，我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处理它那有限的资源，以满足其各个成员不计其数的多样需求。从根本上说，对社会资源的处理只能是以下两种方式的任意一种，或者是两种方式的某种混合形式。
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市场是一种机制，指令则是某种权威机制 —— 军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将军下达命令，上校将命令传达给上尉，照此类推。在市场上，这种命令传递是反向的。消费者走进商店下单，订单就传达给了上一层。这两种机制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处理的是迥然相异的问题。
对于这两种机制的某些要素，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都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知道威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极端情况，也知道在那些极端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但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们拥有这两种机制的很多要素。
多年来，我一直在间接地参与讨论毒品问题 —— 我应该强调，我对这方面并不精通，我只是对此很感兴趣。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首先，我读过的大多数关于毒品的文献都想当然地认为，毒品问题是一个特例，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与药物（毒品实际上是一种药物）有关的具体问题，而不应该将其当作一个更普遍现象中的具体例子来讨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根据毒品问题本身的特点来讨论这个问题，并需要对其中的细节有广泛的了解。
而我认为，这种说法就好像一个人在讨论盗窃问题时是从被盗物品角度来讨论的一样。所以，汽车盗窃案是一个问题，手袋盗窃案却是另一个问题。同样地，人们认为禁毒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特殊问题。
其次，这种解决毒品问题的方法的一个后果是，许多反对禁毒运动的人提出了同样糟糕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所依据的基本机制，而在于政府没有正确地实现基本机制。这些大多数的替代方案都无异于抱薪救火（from the frying pan to the f ire）[3]。
这些改革者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制定法律，人们就能以他们制定的方式执行这项法律。这只是天方夜谭罢了。一般来说，法律的执行后果与制定者的意图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制定毒品法的人并不想在此实施过程中葬送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们不打算建立一个到处是监狱和其囚犯像托普西一样长大（grow like Topsy）[4] 的制度。一般来说，任何法律的实际效果常常与制定法律的人的意图南辕北辙（虽然并不总是如此）。国会议员理查德・安西（Richard Anncy，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在早些时候是个普通教授，他将这种现象称为 “政府那看不见的脚”（invisible foot of government）。
让我引用一些我收到的信件来进行举例说明。第一个例子是：“让我们的政府为每一个吸毒者免费提供毒品，而不是仅仅将毒品合法化。” 这显然会减少企业利润。这个观点是，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把毒品当作免费商品来对待。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也不是免费的，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必然会用向纳税人征税的方法来补贴吸毒的人！更重要的是，很明显，如果这些 “免费” 毒品真能唾手可得，那么这些毒品将被分发到欧洲和其他有付费市场的地方。
如何确定免费毒品的需求量呢？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制定严格的分配规则。这就会使某个权威机制应运而生，而它将决定谁得到毒品以及其得到的毒品是多少 —— 这个机制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制一样，容易滋生毒品滥用和腐败。
我向天发誓，我引用的第二个例子也确确实实出自我收到的信件，我并没有胡编乱造。第二个例子是：“让所有现在不能在州立商店买到的非法毒品合法化。” 在酒类领域，我们对州立商店问题的处理是相当游刃有余的。废除《禁酒令修正案》的《21 号修正案》只重申了联邦禁酒令，而各州可以任意实行任何管制酒精的措施。事实上，《21 号修正案》规定，将普通酒或烈性酒从干燥州（禁酒州）运输到湿润州（非禁酒州）应被视为联邦犯罪，联邦政府应予以阻止。至少有一段时间，一些州是一直禁酒的，一些州设立了州立售酒商店，还有一些州则仍然能销售酒类产品。
那些认为毒品只应该在州立商店销售的人认为，这将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酒类销售情况予以管制，可以确保毒品不被滥用，等等。这是州立售酒商店发挥的作用吗？它们基本上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我非常了解新罕布什尔州的情况，因为那里曾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一些新罕布什尔州的商店就坐落在马萨诸塞州的边界上，以吸引尽可能多的马萨诸塞州顾客。这表明，州立商店鼓励政府去刺激而不是阻止人们买酒。此外，直至今日，许多州发现自己的州立商店运营得不是很好，它们正在酝酿一场将这些商店出售并将其私有化的运动。这又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第三个例子是：“不再将使用毒品的行为视作犯罪；建立一个联邦垄断机构来销售毒品。” 也就是说，要让邮政署（Post Off ice）这样的公司来处理毒品分发事宜。
这些解决方案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都在建议用更多的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酗酒者的标准求助方式：既然我已经喝醉了，那我就再喝另一杯酒来缓解一下吧。
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与毒品的战争 —— 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这个问题最感兴趣。禁毒运动和它所造成的危害表现的只不过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各个领域，用政治机制取代市场机制。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超越禁毒运动本身这个问题。我们都意识到禁毒运动正在摧毁我们的内城区（inner cities）[5]。但是，如果我问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摧毁我们内城区的第二个最重要因素是什么，那么我想很多人会同意我的观点，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那有缺陷的教育系统 —— 我们内城区那些糟糕的学校。这些学校不是一个好好教学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不让孩子们每天花几个小时在街头闲逛的地方。
这两种失败都有相同的根源。禁毒运动是失败的，因为它是一项社会性事业。我们的学校教育正在恶化，因为它是一项社会性事业。除了军队，教育是美国最大的社会性事业。教育系统的一些漏洞是：如果父母有能力支付学费，那么他们可以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如果父母有一定的宗教信仰，那么他们也可以送孩子去教区学校。然而，90% 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学校。这个社会性制度和大多数其他社会性制度的表现是一样的。
社会性事业有它的一般特点，不管是邮政署、学校，还是禁毒运动。这些事业是低效且昂贵的，对一小部分人非常有利，但对很多人却是有害的。俄罗斯是这样的，波兰是这样的，美国也是这样的。
你们都知道亚当・斯密著名的 “看不见的手”—— 那些想要促进自身利益的人，在 “看不见的手” 的带领下促进了公共利益，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句格言反过来也是正确的：那些只打算追求公共利益的人，被一只 “看不见的手” 引导促进了私人利益，而这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的一部分。毒品的情况正是如此。
毒品运动符合谁的利益呢？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贩毒集团。禁毒的主要受益者是毒枭，他们维持着一个卡特尔组织。如果没有现行的政府政策，这个卡特尔组织就会土崩瓦解。
在教育方面，社会化教育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生活在富裕郊区的高收入人群，他们能够拥有杰出的公立学校。那些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了避税的场所。如果他们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那么他们支付的学费在计算联邦所得税时是不可扣除的，但是在计算地方税时是可以扣除的。另一群受益者是教育机构，包括教师工会的官员和雇员，以及能够将教育系统作为选票来源的政治家。
另外，许多人因为我们教育系统那持续恶化的低质量遭受损失。损失最大的是那些住在内城区的人。对此，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在关于给家长可自由选择的学券来私有化教育系统的民意调查中，黑人是最支持学券制度的群体，他们中有三分之二或更多的人对此表示欢迎。然而，除了威斯康星州的波莉・威廉姆斯（Polly Williams），没有一位重要的黑人政治领袖站出来支持学券制度！
这些例子其实数不胜数。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国家关注的主要问题。由禁毒导致的犯罪和违法行为，以及糟糕的教育表现肯定都被包含在内。另外，我们在医疗服务方面也面临重大问题。40 年来，医疗总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4% 上升到 13%。为什么呢？无独有偶，因为政府已经把医疗服务日益社会化，而且一场非常强烈的运动 —— 要求医疗服务完全社会化 —— 也正在酝酿之中。在剔除通货膨胀以后，每个病人在 1989 年每天的住院费用之所以达到了 1946 年的 26 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大力干预。
另一个例子是住房。为什么纽约的布朗克斯区看起来就像刚被轰炸过的战区呢？主要是因为租金管制。这也是政府把住房行业社会化的一次尝试。我们有全面且昂贵的公共住房计划。在这些公共住房项目中，被摧毁的住房数量比建造的住房数量还要多。
我想让你们试着挑战一下，请在美国找出不是因为政治制度的滥用而是市场机制造成的重大问题吧。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合理标准，当下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社会化国家。也就是说，在全国所有资源，即总投入中，有一半以上的资源是由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然而，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我们的国家既富强又繁荣。市场机制用了不到 50% 的资源就造就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和如此繁荣富强的社会，这是市场机制对生产力做出的非凡贡献。
你从 1 月 1 日工作到 6 月 30 日，或者工作到 6 月 30 日之后的某个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支付相关费用。你的幸福感有多少是来自那些由政府管制的支出呢？有 50% 吗？在你们之中，有很多人会回答 “是” 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私营企业成功而政府企业失败？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其不同之处在于激励，因为利润激励总是莫名其妙地强于公共服务的激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有合理之处，但在另一方面，这是错误的。
我们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和政府企业的经营者有着完全相同的动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想促进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些进入我们政府并管理我们政府的人和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是一样的。一般来说，他们的智力和品德别无二致，他们也有利他的无私精神。在这些方面，他们没有区别。但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家阿尔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说过的那样：“一个人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毋庸置疑，他最看重的一定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你的。” 这是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在内地的中国人和在香港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富裕程度是不同的。在西德和东德合并以前，这两个地方的人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相同的文化。他们是同样的人，但面对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问题不在于管理我们政府机构的人与管理我们私人机构的人之间有区别。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常说的那样，问题在于机制。这个机制是有问题的。
不同之处在于，在私人领域和政府领域，人们的私人利益对应的是不同的服务。想想他们各自是如何面对关键问题的吧！
首先，私人部门的人或政府领域的人会各自提出一个方案，而且这两个方案看起来都是同样的前途大好。然而，所有好的想法都是猜想，这些想法只是一个实验，大多数想法都将面临失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假设制定这个方案的是一个私人小组，这个方案在开始时就亏损了，而这些人能继续将这个方案执行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掏腰包。他们不得不承担这些费用。然而，这项事业并不会持续下去，人们会终止这个方案，转而去做别的事情。
假设政府制定了同样的方案，它最初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亏损。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政府官员可以终止这个方案，但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选择。怀着最好的愿望，他们相信，这个方案执行得不好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所做的还不够大。为了扩大规模，他们不需要通过自掏腰包来融资，他们可以把视线转向纳税人的腰包。
实际上，融资扩张将使他们保住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使纳税人或控制财政的立法者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完善的。通常，他们都能梦想成真，因为反过来，那些投票支持扩张的人并不需要自己掏钱，他们在花别人的钱。当一个人花的钱是别人的时，他当然不会小心翼翼。
最终的结果是，当私营企业失败时，它就倒闭了；当一个政府企业失败时，它就会扩张。毒品行业不正是这样吗？还有教育行业和医疗服务行业不也正是如此吗？
我们都意识到教育行业的恶化。但你是否意识到，在剔除通货膨胀后，我们今天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开支是 30 年前的 3 倍呢？政府和官僚企业中存在着一条颠扑不破的准则：你投入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少。
随着这些社会性事业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公众越来越难以控制它们。这是我们在毒品方面面临的基本问题。如何使政府的既得利益者改变他们的政策呢？
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项难如登天的任务。负责毒品项目的人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资源。他们可以控制媒体舆论，使改革或废除禁毒看起来既不道德又不合理。毕竟，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些呼吁毒品合法化的人只不过是愚昧无知、天真幼稚罢了，那些人根本就是一群一无所知的人。他们会说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知道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无效。
消除或减少不良政府项目的有效方法便是私人竞争。邮政署过去递送包裹和特快邮件的效率都是很低的，但由于邮政法规只让其在特快邮件上实行垄断，于是联合包裹（UPS）抢走了它们的业务。后来，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和相关的其他企业夺走了它们大部分的特快邮件业务，而且传真等这样的邮件替代品也出现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毒品问题上。然而，不幸的是，只要政府完全禁止某些毒品，私人竞争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 就像特快邮件仍然是由政府垄断的一样，因为私营企业提供类似的一般承运人服务是非法的。在这些领域，我们确实需要改变法律。
我要表达的观点主要有两个，说完这两点，我就结束了我的演讲。这两个观点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第一点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改变政治机制的运行方式，解决方案就会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奏效。无论在什么地方运行某种政治机制，其共同的缺陷都不会消失。
我要强调的是，我是一个支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意志论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者，尽管我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者（包括我的儿子，他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者）有很多共鸣。然而，我赋予政府的职责仅限于保卫国家、制定法律、维护秩序、帮助我们确定运作规则以及裁决纠纷 —— 它的责任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在政府扩大了活动范围后，政府连那些我相信只有它才能有效处理的事情也做不好了，这就是扩大政府活动范围的一个主要代价。当人们谈论禁毒运动的无辜受害者时，他们往往会忘记那些遭受抢劫、盗窃和谋杀的人 ——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身陷禁毒运动的战火之中，也不是因为他们是那些竭力对自己的习惯表示支持的瘾君子的受害者，只是因为大部分执法资源都被用于毒品管制事业，以至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制止社区中的偷窃、抢劫和其他行为。
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的第二点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废除禁毒法是缩小政府的范围和权力，以及恢复人民权力这一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就有可能在禁毒运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如果我们把禁毒作为一个单独的例子，那么我们废除禁毒政策的努力也许会取得进展，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在废除禁酒令方面付出努力而有所成效一样。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认识到禁毒运动的失败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即认识到结束禁毒运动的道理和结束医药社会化、学校社会化等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访谈
阿诺德：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灵感就来自这个会议，第二个问题则是我自己的理解。第一个问题是：每一种产品都应该进入自由市场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回顾一下亚当・斯密 —— 有一次，我确实满怀期待地读了他的书，那么正如你所说，我认为亚当・斯密接受了 “小政府” 这个理念，即便在司法管理（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上，它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是有限的，他的措辞是 “共同防御”（the common defense）。许多毒品斗士会声称，由于毒品的特殊性，它们完全符合司法管理和共同防御。
弗里德曼：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某些东西确实不能进入市场。如果原子弹也进入市场，那么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能判定的违禁物的数量和适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其唯一的正当理由总是存在无辜的受害者，而不是家长式的关心。
禁毒的主要影响是使无辜受害者的人数增加，而不是减少。因此，我认为有一些产品不适合所有的一般规则。你们可能已经看到，我们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一些产品，如原子弹、氢弹和一些类似的东西。但是，毒品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亚当・斯密今天还在这里，那么他不会同意你对他的批评所做的解释。为什么禁毒不是一个司法管理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不管吸毒者是聪明还是愚蠢，他所伤害的主要还是他自己。当吸毒者伤害他人时，我们有理由做点什么。酒精的例子很简单。那个酒后驾车的人显然应该为此受到起诉。他应该被起诉的是他酒后驾车的行为，而不是喝酒的行为。同样，如果人们在毒品的影响下做了类似的事情，那么他应该因为做了这种类似的事被起诉，而不是因为吸毒。
我一直有两个理由反对禁毒。一个是原则问题：人们应该对自己负责，而政府没有义务告诉我该吃什么东西。我相信这是你们从萨斯博士（Dr. Szasz）那里听到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
另一个是权宜之计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暂时放弃那个原则问题。你们所做的事的坏处大于好处吗？在我看来，你们所做的事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压倒性的证据，以至那些在原则问题上不愿赞同你们的人都被吸引了。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我对禁毒的基本态度最初源于原则问题。我的好朋友比尔・巴克利（Bill Buckley）最初是赞成禁毒的。事实上，我的儿子大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比尔・巴克利是传染源吗？》。比尔曾为禁毒辩护，其理由是吸毒者会把他的毒瘾传染给他人，从而影响他人。大卫在他的文章中说，比尔的想法会影响其他人。我再举个极端的例子，我认为大卫不会举这样的例子 —— 一些举世闻名的著作最终导致的死亡人数肯定超过了酒精、烟草和所谓非法毒品所导致的总死亡人数。但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原则是，人们应该有读这些书的自由。这也是大卫的文章《比尔・巴克利是传染源吗？》所要表达的意思。
实际情况是，比尔已经改变了立场，他现在是毒品合法化的坚定支持者，不是基于原则而是基于权宜之计，基于禁毒法的影响已经消失了，我们需要终止它。
我认为，不管怎样，都不会有什么理由让你觉得禁止毒品是在执行正义。对谁是正义的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由于不能执行自己的法律而使哥伦比亚人民被谋杀了，那么对于哥伦比亚人民来说，这是正义吗？这显然不是正义。
阿诺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亚当・斯密会不会这么认为。我知道你觉得……
弗里德曼：（与阿诺德同时）我知道。我认为亚当・斯密不会这么认为。亚当・斯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阿诺德：也就是说，你支持皮诺切特（Pinochet），你给过他一些建议。
弗里德曼：我从未给皮诺切特提过建议。我从来没有支持过皮诺切特。
阿诺德：嗯，那我们就不说这个话题了。
弗里德曼：稍等，那还是继续吧。好吧，我不想回避这个问题。
阿诺德：好。
弗里德曼：智利是一个例子，在皮诺切特的领导下，一个军事政权愿意将经济组织的运行方式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在这个过程中，一群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受过训练的人（后来被称为 “芝加哥小子”）在设计和实施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智利真正的奇迹不在于这些经济改革效果是如此之好，因为亚当・斯密说过人们会怎么做。智利无疑是当今拉丁美洲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真正的奇迹是军政府愿意让人们这么做。正如我开始所说的，军队原则是自上而下的，市场原则是自下而上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一个军事组织愿意被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接管。我的确去过智利，并在智利做过演讲。事实上，我确实见过皮诺切特先生，但我从来都不是他的顾问，我也从来没有从智利政府那里拿到过一分钱。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过程产生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你能够通过选举结束军政府。现在，智利有了一个民主政府。放眼望去，在纯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里，还没有类似的例子。
所以，我不是皮诺切特的顾问，不是智利政府的顾问，但我们的学生在那里所做的非凡工作是值得赞赏的，我对此非常高兴。
阿诺德：我相信你是罗纳德・里根的支持者。
弗里德曼：我一直是他的支持者，但这并不代表我支持他所做的每件事。
阿诺德：嗯，就像我说过的，我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讨论。真正的问题是：你对他的毒品运动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或者说我们知道答案。
弗里德曼：答案是很明显的。我认为毒品运动是个错误。我认为，里根政府在两个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一个是毒品运动，另一个是对外贸易。不幸的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他同意对日本汽车实行所谓的自愿进口配额，为一场保护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违反了他所宣称的所有原则。
正如我曾对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共和党学生俱乐部所说的那样，我既是一个用小写字母 “l” 表示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是一个用大写字母 “R” 表示的共和党人。成为一个由大写字母 “R” 表示的共和党人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基于原则。我相信，与加入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相比，我对共和党施加的影响能带来更多好处，尽管我与自由意志党有非常多的共鸣。我认为，它们做的那些好事是非常可取的。
罗纳德・里根是个有原则的人。他之所以当选总统，是因为人们在后来转而同意他的观点，而不是因为他关注民意调查，说人们想听的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他在 1980 年被提名时说的话，与他在 1964 年支持戈德华特（Goldwater）时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他说的话没有丝毫改变，发生改变的是公众开始相信他。他的基本原则（政府太大，政府是一个问题）是正确的。不幸的是，毒品运动不符合这一基本原则，他不应该因为支持毒品运动而背离这一原则。
我也可以对你们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对罗纳德・里根说这句话。你知道，人们对里根先生有很大的误解。他们认为他只听他想听的，但这并不是事实。
阿诺德：这方面有几个问题。由于美国的客观标准要低于欧共体（EEC）的任何标准，欧洲国家衡量的是生活质量，而且实际情况是，每个欧共体国家都是社会化的，你怎么能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你怎么能支持这些强盗一样的贵族呢？怎么能把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当作一条美国人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呢？
弗里德曼：我明白。我很高兴这个组织里有一些社会主义者。
阿诺德：是有一些。
弗里德曼：当我和你谈论毒品合法化时，我是在和转变信念的人交谈。但是，当我和你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和那些转变信念的人交谈，所以我体现的用处就变得更大了。
首先，我不同意那句话中陈述的所谓事实。我认为，欧共体国家的总体生活质量并没有比美国好。欧共体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典型区别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国家，而大多数欧共体国家的人是相对单一的。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它们所拥有的少数移民都是造成麻烦的一大原因。你在德国找不到土耳其人，在法国找不到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不会同意欧共体国家的生活水平比美国更高的观点。在美国，我们的文化要丰富得多，我们也更开明，对人们也更友好。
第二，当你说到社会性的程度时，这些国家和我们国家的社会性程度相差无几。主要的区别是，在这些国家中，其中一些有更多的国有企业。这是主要的区别。我们唯一的国有企业是邮政署。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和限制性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其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其产生的影响要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大得多。
在一个与毒品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我们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事的是比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同行更加严格的社会性事业，这一点可以从药物滞后中得到证明。一般来说，在美国获得批准使用一种药物的时间要比在英国、加拿大或德国长得多。事实上，这是 “本来要挽救人们的生命，结果害死的人却比获救的人要多得多” 的另一案例。也就是说，我赞成废除我们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所以，我认为这些国家并没有比我们更加具有社会性。我考虑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为此，我要引用亚当・斯密的一则逸事。
阿诺德：是这样的。
弗里德曼：在独立战争中，当康沃利斯（Cornwallis）在约克镇被打败时，一个年轻人来找亚当・斯密，说这将是英国的毁灭。亚当・斯密回答说：“小伙子，有很多原因会导致一个国家毁灭。”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
观众：少数人。
弗里德曼：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请再说一遍。总体来说，我们的收入分配比你们说的大多数国家都要公平。收入分配……（听众席中有人窃窃私语）抱歉，我听不清你说了些什么。
阿诺德：你好，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吗？拿上话筒，好好说一下。
弗里德曼：观众席中有人喊 “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确，有少部分人的收入非常高，高到不可思议。但事实是，当我谈到生活水平时，我指的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每个国家的收入都不平等。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不平等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得多。如果你比较一下社会顶层和底层的生活水平，你就会发现差别要更大。比如，在解体前的苏联，这种差别要比在美国的差别大得多。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探讨。我不否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所说的都是正确的。
证据很简单。人们最好的投票方式是什么？离开是最好的方式。那么，人们想要移民到哪里呢？有些人确实试图进入欧洲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就特别想进入西欧那些社会性程度较低的国家。但就美国而言，世界各地的人都想移民到这里。他们不是来这里受罪的，也不是来这里接受剥削的。你不能说他们都是傻瓜，他们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因此，我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是一个少数人踩在多数人背上的国家。嗯，我很高兴看到这里也有一些非社会主义者。
阿诺德：很明显，仅仅从掌声中就可以看出，毒品政策基金会广泛吸引了来自各个群体的意见。
弗里德曼：这也是你们应该做的。
阿诺德：谢谢你。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先生。展望下未来吧，在零售市场中，在毒品再次合法化的市场中，你如何看待那些关于建立改革示范的建议呢？例如，我们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 哈佛大学的莱斯特・格林斯彭（Lester Grinspoon）—— 建议根据毒品的相对危害性征收有害税；纽约州参议院的参议员加利伯（Galiber）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使所有的非法毒品合法化，但会像管制酒一样采取管制措施。这项法案仔细地参考了酒类案例，例如，成年人可以买到这种毒品，但不能在学校附近开零售店，等等。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呢？
弗里德曼：无论在不久的未来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都不可能得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 自由市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在对待毒品的问题上，目前是在对待非法毒品的问题上，我们要把它看成和烟酒一样的问题。不是因为这是最好的方法，也不是因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安排，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大家都知道的已经存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包含了一种最小的改变。所以，在我看来，你所说的由参议员加利伯提出的法案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实际的妥协，而不是最终的原则。
——
[1] 附录部分选自 Friedman ＆ Szasz on Liberty and Drugs , edited and with a Preface by Arnold S. Trebach and Kevin B. Zeese. Washington, D.C.: The Drug Policy Foundation。弗里德曼教授于 1991 年 11 月 16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第五届药物政策改革国际会议（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rug Policy Reform）上进行了相关的主题演讲，并接受了采访。—— 编者注
[2] 这句谚语被用来形容做好自己专业内的事就行，而不要对自己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事情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简要故事如下：有一天，一个鞋匠看到了一位画家的一幅画，就对画家说他画中的鞋画错了，画家回家便做出了修改。第二天，鞋匠又说画中的腿也不对，于是画家便说了这句话。—— 译者注
[3] “from the frying pan to the fire” 又写作 “out of the frying pan to the fire”，用来形容为了消除灾祸，结果却使灾祸扩大。最初这是一句希腊谚语，后来被诸多作家引用并以不同的故事诠释，最后收入《伊索寓言》。—— 译者注
[4] 最初用来被形容某人身世不明，即某人是在没有计划和没有明确意图的混乱环境中成长的，后来被用于形容政府臃肿的官僚体制、庞大的预算支出、不断膨胀的权力以及毫无效率的执政效果。这句话来自美国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Beecher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托普西是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 “衣衫褴褛” 的奴隶女孩。当被问到是谁造了她时，她既不认为是上帝，也不认为是她的母亲，“我觉得，我是自己长出来的，我不相信有谁造了我”。—— 译者注
[5] 内城区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商业区，而是指市中心或城区中的低收入住宅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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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供求改善 VS 市场供求失衡
60 多年前，西方政府界入楼市分配的直接原因，是楼市供应存在严重的真实不足。不过，在抽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供给不足是个相对概念，只要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就是发生了供求失衡下的供给不足 —— 不论真实世界中是否真的供给不足。显然，当前中国楼市中的供给不足，只是理论世界中的供求失衡。从市场交易的角度，楼市泡沫之所以产生、膨胀并持续，就是因为供给一直远远赶不上需求。
以 “永远涨” 之一的上海为例，上海常住人口自 2013 年突破 2400 万人（当年为 2415.15 万）后，连续 5 年处于平衡状态，2014-2019 年间的常住人口分布为 2415.27-2428.00 万人之间，2020 年才由于落户政策放宽等因素，而有了突然跃升，当年常住人口达 2487.09 万，比上年增长了 61 万。前面 5 年几乎未有增长，突然增长了 60 多万，楼市交易的均衡局面猛然被打破，从而导致了 2020 年年末上海房价的突然暴涨。
然而，就从市场真实供应而言，上海 2015-2019 年间新落成住宅 80.46 万套 / 14370.82 万平，新增人口人均近 1.5 套，这还不算 2020 年新增住房供应（因官方数据未公布）。可见，供求失衡带来的楼市暴涨，是一种纯市场现象，真实供求实际上在多方努力下，一直处于改善之中。从市场交易角度，楼市泡沫持续膨胀，表明供求持续失衡（供给不足程度持续甚至波动扩大）。当一个行业出现市场和基本面的长久背离时，通常是市场分层界限持续强化的结果（详见《资本专制、市场分层和楼市泡沫》）。
市场交易如何脱离基本面
无论是限购、限贷，还是限售、限价，本质都是价格管制措施，都是围绕着价格管制而拓展的配套非市场化楼市分配方式；包括后来深沪等多地推出的积分摇号 “认筹” 购买新房政策，其实质也是价格管制下 “一手房” 交易的非市场化执行手段。价格管制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学早已有定论。
表现为楼市泡沫过度膨胀的中国楼市失衡，是市场交易方面的供求失衡，并非真实世界里行业基本面方面的供给不足。真实世界供应是充足的，而市场交易又供应不足，这意味着必然有许多供应没有进入市场，未能形成市场有效供应。当楼市成为投资品时，住房只是一个投资品载体，楼房本身提供的居住功能被忽略。在投资人眼中，使用价值仅是为投资价值实现服务的。

• 在时下的现实世界中，社会大众不仅将楼市当作投资品，而且当作资产财富的价值储藏手段。由于楼市具有较为显著的分层市场特征，因而局部的波动和热点，尤其是购房 “恐慌”，在楼市充当民众财富储藏手段时，很容易扩散。分层市场不像普通商品和服务市场一样，存在全市场统一的价格；分层市场的特点是，不同市场间互通性差，不同子市场间价格差异性较大， 需求在不同子市场间的跃迁 —— 需求升级，通常比需求扩张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分层市场上，供给不足和过剩，通常是并存的。
• 当民众不仅把楼市当作投资场所，而且充作财富存储场所时，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需求上升，并不会释放出原先的占用住房 —— 凡力所能及，旧有住房会被转用作财富持有形式，当然其中部分会被用于出租，从而再形成居住供应，但总有一部分退出市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监管的完善，金融资产的司法透明度日趋提高；这种社会变化趋势，也使得楼市不可避免成为灰色收入的去向和财富聚拢平台，但这一类资产大都不会形成真实居住供给。
  综而言之，楼市天生的分层市场特征，及后天形成的投资品和财富储藏手段功能异化，使得一些本来会进入市场形成真实居住供应（出租或出售）的房产，会因为 “永远涨” 预期的持续强化，而退出市场，转而成为民众财富保有手段，越来越多的现有存量房产会被储藏 —— 既不用于出租、也不用于出售，成为类似 “老底子” 压箱底金条似的资产。
  找回消失的屋顶
  显然，中国楼市中的供求失衡在 “两个平行世界”（真实居住供求的世界 VS 纯粹资产交融交易的世界）里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真实世界中的供给是充分的，甚至整体略偏过剩，2020 年末克尔瑞监测数据显示 40 城楼市库存去化周期超过了 1 年（楼市正常去化周期为 6-12 月）；另一方面，在泡沫的世界，楼市泡沫又持续膨胀，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升，部分城市新房申购靠 “摇号” 买房如中奖。
  显然，楼市调控机制需要在两个平行世界里纠正失衡，这就导致了市场看到的以压供给来控房价的矛盾现象。比如限制开发商融资杠杆的 “三道红线”、减缓入市节奏的销售许可制度等。这也正是中国楼市复杂性之所在。在单一世界里，价格控制等行政管控交易的行为，都会带来效率下降并产生新的不公平。
  但是，当楼市分层发展异化为身份商品市场后，房地产市场已带有了较高的金融投资属性，而对资产投资市场的监管是市场平稳有序运行的必备条件。
  经济理论分析和中外政策实践都表明，对真实世界中的供给不足，价格管制是无效的。然而中国楼市供求失衡，并非真实世界中的供给不足，而是真实供给过多下市场供给不足，即部分住房成为了投资品并没有成为居住供给。
  你要有住房的屋顶，就要放弃房价的天花板；选择了房价天花板，就会让更多人得不到想要的住房，即消失了屋顶（英语里屋顶和天花板是同一个单词）。这是《消失的屋顶》小册子要表达的含义。
  然而，在当今中国，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他想要的 “屋顶”，仅有 “天花板” 还是不够的；“守夜人” 要做的，只是让更多 “屋顶” 进入市场，消除楼市的储藏现象。

04 铅笔的故事#

《铅笔的故事》（I, Pencil）是由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于 1958 年撰写的一篇经典文章。这篇文章通过铅笔的生产过程，生动地展示了市场经济中分工与合作的力量，强调了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重要性。

关于合作有一个铅笔的故事，60 年前的 1958 年，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Leonard E．Read）在一篇散文《我，铅笔》（I， Pencil）中提到，铅笔的生产过程涉及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合作，石墨、木材、工具、橡皮等等，每一项都少不了人力要素和物质要素的投入与合作。

市场力量造就铅笔神话

一支铅笔如此神奇，它到底有几个意思？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了制造一支铅笔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怎么样才能造一支铅笔，这些知识从来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大脑里面。没有单个人知道怎么做铅笔，但是这支铅笔却做出来了。这是它神奇的第一个地方。

每一个参与生产铅笔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导致一支铅笔的产生，每个人只是做他手头上的事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铅笔是什么，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铅笔，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使得铅笔能够自动自觉地生产出来了。

生产铅笔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他们互相不认识，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互相不理解，有时候互相看不起，有时候互相敌视，甚至可能互相打过仗。但这没关系，他们能够共同合作，把一支铅笔造出来。

更神奇的是，虽然一支铅笔凝聚着成千上万人的努力，积聚着一代一代人的知识，但是我们购买一支铅笔，所要支付的代价是微乎其微的。

1 不计其数的先辈#

就像你无法追溯你那些非常久远的祖先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叫出我所有祖先的名字，并将其逐一解释。但我非常乐意将我的祖先尽可能详细地讲给你听，这样你就能对我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出身留下深刻印象了。
实际上，我的家谱是从一棵树开始的，一棵生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直纹雪松。现在，想象一下：那些用来砍伐雪松原木的锯子，以及把雪松原木运送到铁路专线时要使用到的卡车、绳子和其他无数设备。再想象一下：那些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人力和不计其数的技能 —— 采矿、炼铁，以精炼出锯子、斧头、马达；培植麻类植物，以一步步加工出粗壮的绳子；要有床铺和食堂的伐木场，而伐木场还得有人做饭，因而需要各种食物。呀，还没有提到的是，即使是制作伐木工人所喝的咖啡，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啊！
这些原木被运往加利福尼亚州圣莱安德罗的一家工厂。你能想象那些制造火车厢、铁轨和铁路发动机，以及那些建造和安装与之配套的通信系统的人吗？他们都是我的祖先呢！
想想圣莱安德罗的木材加工吧。雪松原木被切成铅笔大小的板条，厚度不到 0.25 英寸 [1]。然后，它被放在烘干炉内烘干；紧接着就是着色，就像女人在脸上涂胭脂一样。人们喜欢漂漂亮亮样子的我，而不是面色惨白的我。然后，人们会给板条上蜡，再用窑烘干。谁知道制造颜料和烘干炉，提供热量、照明和电力，以及供应传动带、电机，还有一家木材加工厂所需要的其他所有东西，需要使用多少技能啊？工厂里的清洁工也是我的祖先吗？是的。我的祖先还包括那些为了给工厂供电而给太平洋电气公司（Pacific Gas ＆ Electric Company）的水电站大坝浇筑混凝土的工人！
还有，那些时时刻刻在全国各地运送 60 车板条的祖先，我也绝不能忘记！
一旦到达铅笔制造厂（要建造这种制造厂，人们需要拿出 400 万美元来投资机器和厂房，而这所有累积的资本都源于我祖辈的省吃俭用），板条就会被放在一台复杂的机器上，以凿出 8 个凹槽；然后，就有另一台机器在另一根板条上铺上铅芯，涂上胶水；紧接着，两根板条合在一起 —— 铅笔 “三明治” 就这么诞生了。我和我的 7 个铅笔兄弟就是这样脱胎于 “木钳”（wood-clinched）三明治的啊。
我的 “铅” 芯（其实一点儿铅也没有）是复杂的。制造它的石墨是在锡兰（斯里兰卡）开采的。而开采石墨这个过程涉及的矿工，制造各种开采工具的人，用来运送石墨纸袋的制造者，用来捆扎袋子的绳子的制作者，以及把石墨搬上船和那些造船的人，甚至航行沿途的灯塔守护人和港口的领航人，也都是促使我诞生的祖先。
人们会把石墨与来自密西西比的黏土混合，并在精炼过程中添加氢氧化铵。然后，他们会加入润湿剂，如磺化脂 —— 动物脂肪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后的产物。在经过无数台机器的加工后，这种混合物就源源不断地诞生了 —— 有点像从香肠磨粉机里挤出来的一样；接着，人们再按照尺寸切割、晾干，在 1 850 华氏度 [2] 下烘烤几个小时。为了增加强度和平滑度，他们还会用到某种热混合物来处理铅，这种热混合物包含了产自墨西哥的小烛树蜡以及石蜡和氢化天然脂肪。
我的雪松涂了 6 层漆。你知道漆的所有成分吗？谁会想到蓖麻子的种植者和蓖麻油的提炼者也是其中的参与者呢？是的，他们确实是参与者啊！即使是把漆调成闪亮亮的黄色，这个过程也包含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数得清的人的技能呢！
再看一下标签吧。这是一种通过加热炭黑和树脂混合而成的薄膜。请问，如何制造树脂呢？还有，炭黑又是什么呢？我那一小块金属 —— 套箍 —— 便是黄铜。想想所有那些开采锌和铜的人，想想那些有能力用这些天然产品制造光亮的薄铜板的人吧！我套箍上的那些黑环是黑镍做的。黑镍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为什么我的套箍中间又没有黑镍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需要好几页纸呢！
然后便是我那王者荣耀式的笔冠，可人们却粗鲁地把它称为 “塞子”。人们在写字出错的时候，就会拿它来擦除错误。这种起到擦除作用的成分被称作 “硫化油胶”。它是一种类似橡胶的产品，由产自荷兰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菜籽油与氯化硫经过化学反应而成。而橡胶与大家所理解的刚好相反，它只用于黏合。此外，也有许多硫化剂和催化剂，以及来自意大利的浮石。还有，给 “塞子” 着色的颜料是硫化镉。
——
[1] 1英寸 = 2.54厘米。—— 译者注
[2] 此处换算成摄氏度为 1010℃。—— 译者注

2 没有人无所不能#

有人想要挑战我之前的论断吗？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单独的人知道如何把我制作出来。
事实上，我的诞生是数百万人参与其中的劳动结晶。其中，每个人都会知道那么一点儿，但并不比其他人知道更多。现在，你可能会说，把远在巴西的咖啡浆果采摘者以及其他地方的食品种植者与你的诞生联系在一起，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太扯了！可是，我坚持我的立场。在这数百万人当中，包括铅笔公司的董事长在内，每个人对我的诞生都只奉献了微不足道的知识与技能。锡兰的石墨开采者与俄勒冈州的伐木工的唯一区别只是知识与技能的类型不同而已。另外，矿工和伐木工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你们千万不能认为，比起工厂里的化学家或把石蜡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油田工人，他们对我的贡献要少啊。
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是：不管是油田工人和化学家，还是石墨和黏土的开采工人，还是制造船、火车或卡车的工人，抑或通过操作某台机器在我那一小块金属上进行滚花制作的人，甚至是公司的董事长，不管是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需要我才做那份工作的。这些人对我的需求可能都不如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呢！的确，在这一大群人中，有些人从未见过铅笔，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铅笔。他们对我毫无兴趣。激励他们工作的，也许是这样的事实：在这数百万人中，每一个人都清楚，他可以用自己微薄的知识和技能来换取他所需要或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至于我，可能在他们的需求中，也可能不在他们的需求中。

3 没有主脑#

另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是：在我的诞生过程中，没有一个主脑，没有人在指挥或强行指导那些促使我诞生的数不清的行动。完全找不到这样一个人。相反，我们发现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神秘之处。
有人说：“树，只有上帝才可以创造。”[1] 我们为什么同意这一说法？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创造树吗？实际上，我们能描述好一棵树吗？不能，我们只能泛泛而谈。例如，我们可以说，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构成了树。但是，芸芸众生，谁的脑袋能把树的生命周期里出现的所有分子都记住呢？这些分子可是在不断地变化啊，更不用说对它们提供指导了。这样的才能简直不可想象！
我，铅笔，是树、锌、铜、石墨等复杂组合下的一个奇迹。但是，除了这些在自然界中表现出来的奇迹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体现了人类创造性力量的组合形态 —— 数以百万计的微不足道的知识与技能，在没有任何人做主脑的情况下，根据人类的需要和欲望，自然而然且自发地组合在了一起！我坚信：树，只有上帝才能创造；我，也只有上帝才能造就。人类无法通过指导这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与技能创造出我，就像他们也无法把分子组合成树一样。
以上，就是当我在前文写下 “如果你能意识到我所象征的奇迹，你就能帮助拯救人类正不幸失去的自由” 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如果一个人能意识到，这些知识和技能会根据人类的需求，即在没有政府或其他人充当强制性主脑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没错，自动地）安排自己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模式，那么这个人便会拥有自由的核心要素：对自由人的信念。若没有这种信念，那么自由便会烟消云散。
比如，一旦政府垄断了一项创造性活动 —— 投递邮件，大多数人就会认为，人们的自由行动并不能有效地投递邮件。原因是：每个人都承认，他自己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处理所有与邮件投递有关的事情，他也认识到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成一个国家的邮件投递，就像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制造铅笔一样。现在，由于缺乏自由人的信念 —— 不知道数以百万计微不足道的知识和技能会不由自主地组合在一起，并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共同满足某种需要，人们便情不自禁地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邮件只有通过政府的 “主导” 才能投递。
——
[1] 出自美国诗人乔伊斯・基默（Joyce Kilmer）的诗歌《树》（Trees）。—— 译者注

4 铁证如山#

当男男女女在享有自由探索的权利时，如果说，作为铅笔的我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他们创造性的例子，那么有些人缺乏自由人信念还是情有可原的。然而，铁证如山，这些例子不仅与我们息息相关，而且随处可见。例如，与制造汽车、计算机、谷物联合收割机、铣床或成千上万的其他东西相比，邮件投递实在是小菜一碟。既然说到投递，那就多说一点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这个人们可以自由探索的领域，他们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就把人类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当某些事情发生时，他们就通过图片或视频把这些事情传送到了千家万户；他们还在不到 4 个小时的时间里将 150 名乘客从西雅图送到了巴尔的摩；他们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将得克萨斯的天然气输送到了纽约的炉灶或熔炉；在从波斯湾每运送 4 磅石油到我们的东海岸（跨越了半个地球）时，他们所花的钱比政府在街对面投递一封 1 盎司 [1] 重的信件时收的钱还要少！
我要教给大家的就是：所有的创造力都应不受约束。让组织社会的行动与这一教义和谐共存；让社会的法律机构尽其所能地消除一切障碍；让这些创造性的知识与技能自由流动；要坚定自由人的信念，相信这些男男女女，相信他们会在看不见的手下各骋所长。这种信念会成为现实。起码，作为铅笔的我，虽然从外到内 —— 不管怎么看，都很简单，但我的诞生却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证明了：自由人信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信念，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就像太阳、雨水、雪松树和大地一样，真实不虚。
——
[1] 1 盎司 = 28.35 克。—— 译者注

伦纳德・里德令人赏心悦目的小说 ——《铅笔的故事》—— 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传世经典。我实在是不知道有哪部作品能与《铅笔的故事》相提并论，它以如此简洁明快的笔调雄辩有力地阐释了亚当・斯密那看不见的手的意蕴，即在没有强制情况下的合作可能性，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强调的分散的知识的重要性和价格体系在信息交流方面发挥的作用 ——“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在我们的电视节目《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中，我们使用了伦纳德写的这个故事；在与电视节目配套的同名书中，我们也同样引用了这个故事来阐释 “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力量” 也是电视节目的第一集和书的第一章的标题）。
我们概述了这个故事：“在成千上万个参与铅笔生产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想要铅笔而完成任务的；还有一些人则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的用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方式，比如，我们生产某种商品和服务，是为了得到我们想要的铅笔。每次去商店买铅笔的时候，我们都在用自己那微乎其微的服务来换取成千上万的人为生产铅笔所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服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铅笔被生产出来前，没有一个坐在中央办公室的人给这成千上万的人下达命令，也没有军事警察执行那没有下达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是势不两立的仇人。然而，这些差异并没有阻止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怎么发生的呢？200 年前，亚当・斯密就给了我们答案。”
《铅笔的故事》不愧出自伦纳德・里德，其典型的特点是：天马行空，简单异常却洞幽察微，弥漫着对自由的热爱之情 —— 这也流淌在伦纳德所写的和所做的万事万物里。就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他并没有在《铅笔的故事》中跃跃欲试地告诉人们该做的事或如何行事，只是试图使人们提高对自己和生活环境的理解能力。
这是他的基本信条，也是他在长期为公众服务（不是为政府服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信条。即使泰山压顶，他也能保持立场坚定，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这就是为什么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卓有成效地传播着人类自由所必需的关于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和严格限制政府的基本理念，并使自由一直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12 年 7 月 31 日 —2006 年 11 月 16 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二代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1][2] 弗里德曼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 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给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被誉为 20 世纪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核心观点

复杂的生产过程：

文章详细描述了一支铅笔的生产所需的各种材料和工序，包括木材、石墨、橡胶等。这些材料来自世界各地，涉及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生产者，他们并不直接认识彼此，但却通过市场机制相互合作，最终共同完成了铅笔的生产。

看不见的手：

里德借助铅笔的故事，阐述了亚当・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 理论，强调在自由市场中，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够无意中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每个参与者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但最终却创造了一个复杂而高效的经济体系。

自由与创造力：

文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里德认为，政府的干预往往会破坏这种自由，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经济的停滞。

教育与启发：

里德希望通过铅笔的故事，启发读者思考经济活动的本质，理解市场如何运作，以及个人在经济中的角色。他鼓励人们认识到，尽管每个人的工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在整体经济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影响与评价

经济学教育：

《铅笔的故事》被广泛用于经济学教育，尤其是在讲解市场机制、分工和合作的课程中。它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了复杂的经济原理。

政策讨论：

文章的观点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反对过度政府干预和倡导自由市场的论述中，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重要文献之一。

总结
《铅笔的故事》通过一个简单的物品，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美妙之处。它强调了个人自由、分工合作和自发秩序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理解自己在更大经济体系中的角色。这篇文章不仅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对人类合作精神。

财富的目的#

通往财富之路就像通往市场之路一样简单。它主要取决于两个词 —— 勤勉和节俭，也就是既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金钱，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两样东西。没有勤勉和节约，你将一事无成；有了勤勉和节约，你就能拥有全世界。

——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关于金钱财富，富兰克林的准则无疑是正确的。假设某人取得了某个成就，那么这是否让进取之人感到了充实呢？在我看来，如果财富使他提前退休 —— 放弃人生的最高使命，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这个成就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了人生的最大财富 —— 对自由哲学的认识、感知和觉悟，并知道如何更好地诠释它，简单地说就是他甚至可以因此成为别人的导师，那么答案便是肯定的。
我们中的许多公民认为，财富就是拥有一大堆美元。对他们来说，百万富翁就是富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会嫉妒我那个已经过世的亿万富翁朋友。的确，从物质意义上说，一个人拥有的金钱越多，他就越富有。然而，就财富那最值得津津乐道的意义而言，这绝对不是富有的表现。美国牧师亨利・沃德・比奇（Henry Ward Beecher）曾写道：“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并不像他账簿上所显示的那样显而易见。使一个人富有的，是他的心灵。我们根据‘他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拥有什么’来判断他是否富有。”
在这个意义上，心灵指的是勇气、无畏、决心和精神。金钱也许有助于实现这个无与伦比的目标，但至关重要的是，心灵正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质！

• 穆罕默德（Mahomet）是阿拉伯人的信仰之师，也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他给出的指引是：“当一个人死去时，人们会问‘他给世人留下了什么？’，但天使却在他们俯身坟前时反问‘在他生前，你们有什么善行？’。”
  什么是善行？请仔细斟酌以下思想：
  美国牧师乔治・D. 博德曼（George D. Boardman）说：“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命运之种，虽然我们只是把它们播撒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但它们却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回响。”
  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说：“我们的行为跟随我们，我们的过去造就了我们的今天。”
  英国剧作家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说：“是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寿命，决定了你是否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塞万提斯（Cervantes）说：“善行使我们高尚，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一生。”
  善行，确实是回答天使所提出的问题的好答案！
  从过去到现在，从赞颂财富到谴责财富，圣人们对财富的评价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如何解释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呢？一个可圈可点的理由是：财富对一些人产生了好的影响，而对另一些人产生了坏的影响。以下便是众多贬损财富说法中的一种：
  财富能带来幸福吗？
  环顾四周，你会看见 ——
  世人在痛苦中泥足深陷！
  他们过着难以言喻的悲惨生活！
  无论滚滚而来的财富有多少，
  人心总是对此来者不拒，并呼唤着
  多多益善。

—— 奥里弗・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吧。这个经历不会引起你的反感，反而会让你觉得心情愉悦。20 世纪 40 年代初，我在洛杉矶商会（Los Angeles Chamber of Commerce）担任总经理一职，那时，我的年薪是 1.8 万美元。一天，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让我负责他们在西部 7 个州的事务。他说：“伦纳德，我不知道你以后在这里能赚多少钱，但我保证你的年薪不会少于 10 万美元。” 我回答说：“谢谢你，但我并不需要这份工作。”
  后来，我又拒绝了另外两份工作：一份是担任全国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的主席，另一份是担任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执行副主席。这两份工作的薪水与前一份工作的薪水不相上下。
  为什么要拒绝呢？用英国人的话来说，这些工作 “非我所爱”。我所爱的工作是 “更好地理解和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10 亿美元和 10 美分毫无二致，它不能让我偏离我的目标。对于我个人而言，投入这项事业是其乐无穷的，它带给我的享受犹如奇异恩典般妙不可言！

• 还有一次机会也被我拒绝了。三年前，FEE 董事会投票决定把我的工资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2 万美元。我拒绝了这个慷慨的提议。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很富有了！我享受着数不胜数的恩典，却只能以微薄之力回报这一切，我只能笔耕不辍地与那些对我们哲学感兴趣的人分享自由的思想和理念。
  在过去的 35 年里，FEE 有着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他们让我能在我们国家的 48 个州和 22 个其他国家就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演讲和讨论，让我能以低廉的价格为 FEE 买下这座建于 1889 年的豪宅 —— 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完美的工作室。我对我的员工和 40 名受托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拥有的自由哲学比我所知道的任何董事会所拥有的都要纯粹。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的资产超过了 100 万美元。而且，美国还有千万富翁，也可能有一些亿万富翁。有一些富人是白手起家的，但正是通货膨胀造就了其他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例如，在德国，当通货膨胀达到 3 000 万马克且人们连一片面包都买不到时，亿万富翁已多如牛毛。
  这些观察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把美元资产加起来不一定是决定谁富谁穷的最佳方法。实际上，这是旧世界评估财富的方式：土地的面积、城堡的大小和珠宝的数量，以及地窖里有多少农奴、奴隶、仆人或钱币。在这个基础上，传奇人物米达斯（Midas）[2]、克洛伊索斯（Croesus）[3]、英格兰国王和德国亿万富翁都会比我更富有。但我认为，他们并不富有！
  那么，在我看来，谁是最富有的人呢？那些坚信自由并为崇高的自由理想而奋斗的人。
  [1] 附录部分选自伦纳德・里德的《责任之路》（The Path of Duty）。—— 编者注
  [2] 米达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因具有点石成金的能力而为人所知。—— 译者注
  [3] 克洛伊索斯，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的最后一位国王，被认为是第一位发行纯金和纯银货币的人。直到今天，西方还有 “富如克洛伊索斯”（richas Croesus）等说法。—— 译者注

通往百万富翁之路
在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中，你可以有数不胜数的通往百万富翁之路。这是一个让你终生寻求思想与理念，以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使你的生活变成一场冒险。
—— 威尔福德・A. 彼得森（Wilferd A. Peterson )

多年来，彼得森先生每个月都会在《心理科学》（Science of Mind）杂志上发表一篇精彩文章。
我对他在 1982 年 2 月那期杂志上发表的题为《通往百万富翁之路》的文章很感兴趣，于是向他征求使用许可，他对此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我还附上了自己的一些评论。
我和这位朋友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创造性的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愿望，那就是竭尽所能地接近神启般的意志！他列举了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的思想、理念和其他目标。它们以数以百万计的形式存在着，实际上，其存在形式还要多得多！
他认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追求这些目标将使我们的生活变成一场冒险，也就是说，追求卓越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崇高目标！我们要锲而不舍地为不断获取这种认识、感知和觉悟奋斗。在我们的尘世生活中，觉悟的增长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状态。这正如英国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所写的：“人的觉悟是上帝的圣谕。”
你可以通过思考一百万个伟大的想法而成为百万富翁。在我的《自由主宰一切》（Let Freedom Reign）一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 “一个富人的自白”，其中，我将自己的一些财产来源坦诚相告：
在过去六七代人的心中，我可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要记住，我并没有把钱藏着掖着。首先，想想我所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 归根结底，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没有一件事情能让我活下来。我只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才阅读、写作和演讲的，我算是一个理论家。现在，看看我在市场中所提供的那一丁点儿不足挂齿的东西吧，我因此获得了各种商品和服务。虽然我要用很厚的一本书才能列出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但举几个例子也足够了。人们制造了我的钢笔和铅笔，还有打字机、飞机和能在七分之一秒就把我的声音传遍地球的电话。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人知道如何制造像铅笔这样简单的东西，也从未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制造一架波音 747 飞机里 500 万个零部件中的任何一个零部件。
如果我只依靠我现在所生产的那点儿微乎其微的东西，那么我根本活不下去。与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他们那不计其数的职业相比，我和我所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值一提。然而，“我已福杯满溢”，我 “善有善报”，我所做的微薄之事让我一次次地成了百万富翁。
我们两个人记录成长经历的另一种方式是写日记。我这个习惯坚持了将近 30 年，从来没有中断过一天。我的每篇日记都以一早的祈祷开始：“上帝，愿我对你的爱能指引我今天的行动和思想。” 我每天的日记都是完完整整的。
我的日记是手写的，然后我的秘书会把它们打出来，每年年底都把它们装订成册。现在有 50 卷，大约 250 万字。我是怎么开始的呢？那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晚上，当时，我写了一篇演讲稿，因为我答应两个月后要在洛杉矶的一个教堂演讲。当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次不同寻常而又有益的经历，于是便决定写日记。头两个月非常难熬，我一度想就此作罢。但是，既然下定了决心，我就应该坚持下去，怎能轻言放弃呢？最终，苦尽甘来，这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因此，仅仅强调彼得森和里德是百万富翁未免也太轻描淡写了。
享受这种乐趣并不是写日记的唯一理由。思想、洞见、远见和直觉总是灵光一现的，如果没有把它们记录下来，它们就会像梦一般转瞬即逝。这个世界上有数不胜数的人远比我们这些写日记的人聪明。他们会采用这种方法吗？超人也许不会，因为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但要让所有人拥有自由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让我们祈祷起码有几个人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吧！不然就是，人们只要感受到了自己脑海里的灵光一现，就能立即把它们铭记于心。
我的百万富翁同伴建议人们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满爱情、欢乐、勇气、信仰、宽恕、和平与幸福。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了一些伟大思想家对这些美德的看法。
歌德（Goethe）：“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塑造了我们。”

莎士比亚（Shakespeare）：“爱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心去体会的。”

05 老虎的尾巴#

《老虎的尾巴》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著的一本书
《老虎的尾巴》首次出版于 1972 年。这本书收录了哈耶克 40 余年（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里创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学作品的选段，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CH（德语：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 年 5 月 8 日 —1992 年 3 月 23 日）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从 1929 年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经济分析到 30 年代与凯恩斯的数次笔战以及之后 20 余年的资本理论和对工会政策的评述，尽管其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它却以无与伦比的紧凑结构和清晰条理天衣无缝地整合了哈耶克关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著作的重要主题。
• 这本书的出版重新将哈耶克推向了英国和欧洲大众，很多媒体和学术刊物纷纷发表书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在两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这本书主要使用的是哈耶克自己的言辞，但在苏达・R. 谢诺伊的编撰和组织下，这本书变得通俗易懂，既能让门外汉和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又能使专业的经济学家和教师，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定者获益匪浅。

总量的误用#

当通胀主义那更为原始的形式在今天被充分证明是一种胡言乱语，且对不久的将来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时，当代的经济思想却深受一种更微妙的通胀主义影响，以至我们不得不担心，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不得不承受对通货和信贷进行干预的大量危险后果。我相信，人们在这一领域所普遍接受的一些学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依据，这些学说只不过是他们把一般的个人经验（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货币）不加批判地用于社会问题的产物而已。

《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第一版前言

2. 宏观总量与微观决策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我不仅控诉改头换面的（数量）理论不恰当地篡夺了货币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控诉它所衍生的观点大大阻碍了货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货币理论从一般经济理论的主体中被孤立出来并不是这一特定理论最有害的影响，因为只要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将价值解释成不受货币影响的理所应当的东西，以及解释货币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有别的理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货币总量、所有价格的总体水平，或许还有生产总量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度量值本身不会对个人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非货币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却是建立在对个人决策知识的假设之上的。无论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是怎样的，我们都要归功于这种 “个人主义” 方法。现代 “主观” 理论在其一贯的应用上已经超越了古典学派，这可能就是它运用在教学上的主要优势。

因此，如果货币理论仍然试图在总量和一般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那么这便意味着货币理论在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总量和平均数都不是相互作用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建立必要的因果关系，就像我们不可能在个别现象和个别价格等之间建立必要的因果关系一样。我甚至会断言，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来看，平均数永远不能成为其推理中的一环。

《物价与生产》，3~5 页

3.“某种” 价格水平的谬论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家货币体系的论点不能建立在国家货币的任何特性上，它必须建立在一种假设上，即国内的各种价格（尤其是各种工资）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国外的各种价格一起上下波动。为了避免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不得不提高或降低各种价格这样的必要性，这种假设经常被认为是应该调整该国的货币数量，以保持国内的 “一般价格水平” 稳定的充分理由。我还不想讨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错觉，而这种错觉建立在价格变动的统计方法通常是为这些国家制定的偶然事件上。在各种价格（特别是工资）普遍向下调整确实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提出的补救措施将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第 7 页

4. 经济体系跨越国界

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初变化所导致的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某一特定要素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需求发生的特定变化，而不是取决于它是在同一 “通货区域” 的内部还是外部。如果我们把货币收入的一系列连续变化描绘成一个个单链（这些变化将随需求的最初变化而变化），并暂时忽略每一个环节将出现的连续后果，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样的链条可能很快就会指向另一个国家，也可能会先在国内经过许多环节的酝酿。但是，国内的每个个体是否会受到影响则取决于他是否是特定链中的一环，也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为那些收入首先受到影响的个人或公司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他是否与那些个人或公司在同一个国家。事实上，这幅链条图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在同一个国家经过的环节最终会比他们最初所在的国家少，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彼此的行程（这不仅发生在相同的国家里，而且发生在相同的个人或公司身上），从而最终相抵。这意味着，由于在 B 国，从 A 国到 B 国的货币转移数量实际上比在 A 国国内的更大，因而有必要对个人收入和价格（而不是其总额）进行削减。

关于价格和收入的误导性概念

毫无疑问，这幅链条图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考虑连锁效应将产生的无限后果。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它也应该清楚地表明，就国家的价格和收入而言，这种论点是多么肤浅和具有误导性，就好像它们必然会步调一致，甚至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一样。受到影响的将是特定的个人或公司、特定产业的价格与收入，而且其影响与随着不同产业或地区之间需求变化而产生的影响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当然，这个问题与我讨论的货币体系所构成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一个国家的价格和收入之间，尤其是工资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特别紧密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往往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在整体上相对地向外部的价格结构靠拢。正如我当时所指出的，我无法在之后更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两点已经很清楚了，这对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同质国际通货与我不久后将要开始研究的混合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首先，“通货膨胀” 和 “通货紧缩” 这两个术语是否能在某种意义上恰如其分地与这些区域或国家的货币转移情况吻合呢？这一点已经很值得怀疑。当然，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定义为在一个特定地区内货币数量或价格水平的变化，那么这两个术语自然便与该区域的货币转移情况吻合。但是，如果封闭系统中货币数量的变化也与地区之间的货币重新分配吻合，那么我们所能揭示的后果是否会随之发生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要强调的是，认为一个地区内货币数量的变化只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暂时变化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现实的通货膨胀中，其内在机制最终会逆转这些相对价格的暂时变化，而这种变化会导致生产走向歧路。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21~24 页

5.“国家” 稳定价格的危险

事实上，如果我们采取某种更现实的观点，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什么。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的变化，一些价格将趋于下降，价格水平将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受益于同样的需求变化的国家则肯定会允许价格上升。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有在其价格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往往下跌到最低的地区，价格才会稳定，而所有进一步的调整都是由所有其他国家价格的相应上涨带来的。如果世界被分割成相当多的非常小的相互独立的通货区，那么毫无疑问，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会非常大。而且，如果这一原则被采纳，那么它为什么还被局限于特定国家地区的平均价格呢？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不应该下跌，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货币数量应该受到严格的管制（以使这种商品的价格保持稳定，因为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相比，它的价格会下降到最低），认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将按比例向上调整，难道这些观点不是同样合乎情理吗？我们只需记住几年前橡胶价格的变化，就能明白这样的政策将如何逾越哪怕是最狂热的通胀论者的意愿。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一旦采纳了这一原则，就很难看出它是如何被限制在 “合理” 限度之内的，也很难说清楚 “合理” 限度是什么。

但是，让我们忽略这样一种实际的不可能性：在实行稳定政策的国家，其结果将是汇率稳定，物价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将下降。让我们假设，在那些受益于需求增加的国家，其他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下降的（以保持国家价格水平的稳定）；而在那些需求减少的国家，情况则相反。那么，这种国家稳定政策的理由和意义是什么呢？

没有予以讨论过的理论案例

如今，不管在哪里，关于国家稳定价格，人们都很难找到经过明确阐述的理论依据。人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一种可取的政策如果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就一定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因此，在继续研究这种分析的正当性之前，我们最好先找出使这一观点引人注目的历史原因。毫无疑问，它的异军突起与 1925 年至 1931 年英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困难密切相关。在战后实行金本位的相对较短的 6 年时间里，英国遭受了被称为 “英镑高估” 的痛苦。早在 100 年前，由于反对所有正统经济学的教导，李嘉图就明确表示自己 “永远不建议政府恢复某种通货，因为其票面价值贬值了 30%”。1925 年，英国的通货已恢复到以前的黄金价值。因此，为了恢复均衡，我们必须按英镑升值的比例降低所有价格和成本。众所周知，尤其因为降低货币工资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段令人痛彻心扉的漫漫长路，它使英国与经济繁荣失之交臂（那次经济繁荣导致了 1929 年的经济危机）。最终，它的结果被证明不足以确保维持恢复的平价。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需求条件的最初变化，也不取决于在稳定汇率下可能影响一国情况的任何因素，而是英镑外部价值变化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在给定汇率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价格或成本结构与世界其他地区失去了平衡；而是说，汇率的变化突然打乱了国内外所有价格的关系。

相对价格和成本结构

然而，这段经历使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对国家价格与成本，尤其是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先入之见。他们似乎顺理成章地认为：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和成本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价格和成本结构应该有必要做出改变。这种倾向得到了流行的关于平均数的伪数量经济学的有力支持，其论据包括国家的 “价格水平”“购买力平价”“贸易条件”“乘数” 等。

一个纯粹歪打正着的事实是，这些平均值通常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价格而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价格可以随着其他国家的价格一起变动的证据。因此，这样一种信念便根深蒂固了，即要使一个国家的 “某种” 价格水平必须随着其给定的成本水平发生改变，是存在一些特别的困难的，因此，国家最好通过操纵汇率来避免这种调整。

现在，我可以立即补充 —— 我当然不想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其他条件的变化可能会使某一特定地区的货币工资大幅下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工资削减不过是一段令人悲痛万分的漫漫长路。无论如何，对于主要出口一种或几种原材料的国家来说，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然而，我想说的是，我的许多英国同事，由于他们的国家在近代遭遇的特殊经历，就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特殊案例的实际意义。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改变平价，自己可以克服工资刚性引起的许多主要难题，特别是如果坚信某一特定地区的 “价格水平” 和 “成本水平” 之间的关系，自己往往就可以忽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引起的更为严重的后果。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42~46 页

6. 集体谈判的货币风险

尽管在我看来，货币政策旨在调整一切以适应 “给定” 工资水平的整个理念纯粹是理论上的误解，但是如果把它应用于当今世界，那么我又觉得其后果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理应给定的工资水平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主题。这意味着集体工资谈判的整个机制将在未来专门用于提高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不管工资削减行为发生在哪里 —— 即使只在一个特定的行业有必要这么做，它都必须通过货币手段来实现。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一个劳动力长期具有抗跌性的时期和国家，那么这样的提议能被人们当回事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了抵消工资上涨对本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面临的任何不利影响，如果工资谈判成为金融管理局的公认职责，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工资谈判要如何进行。但有一件事我们是很确定的，即劳动阶层很快就会认识到，经过策划的物价上涨与蓄意削减货币工资一样，都是对工资的削减。因此，那种认为通过迂回的方法降低国家所有工人的工资比直接降低受既定变化影响的工人的工资更容易的想法，很快将被证明是虚幻的。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52~53 页

二章忽略与货币方面相关的实际情况_老虎的尾巴_哈耶克_在线阅读_中华典藏 7. 凯恩斯对稀缺的忽视当我们谈到投资的增加时，对于这里所表达的东西的确切含义，我们需要深思熟虑。

7. 凯恩斯对稀缺的忽视

当我们谈到投资的增加时，对于这里所表达的东西的确切含义，我们需要深思熟虑。严格地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初始的均衡位置开始，这个位置不包含未使用的资源，那么投资的增加应该总是意味着将投入从较近日期的消费品生产转移到较远日期的消费品生产，投资的减少则相反。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从一种生产向另一种生产的投入转移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货币总开支的变化引起的，我们就不能同时假定物价将保持不变。然而，为了我们当下的目的，坚持这样一种严格的均衡假设，既没有必要性，又没有可取性。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影响效应，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做出假设，即这些额外投入是以前没有的，因此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各种资源使用率的相应提高，而物价并不会上升，消费品的生产也不会降低。这一假设仅仅意味着已经有一定有限数量的各种资源被利用了，但不是以当前的价格购买的。然而，在现有的价格下，一旦需求上升，这些资源就会被利用。由于这类资源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所以做出这一假设的后果将是，我们必须区分投资和收入的增加在各种未使用的资源都可以被利用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各种资源相继变得稀少而其价格开始上涨时所产生的影响。

投资需求与收入

我们在上一章开始讨论的最初变化（某项发明导致了对资本的新需求）意味着在给定的价格下，相对于现有的利润率，新工艺的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将会更大，比如原产量的边际利润率将会上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先的结果是投资会增加，边际利润率会下降，而且在通过投资而获得的更高利润把持有减少的现金余额的边际单位的愿望再次消除之前，现金余额将减少。如果投资没有增加，那么新的利润率将介于旧的利润率和更高的利润率之间。但是，由于这些额外的投资是由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的资金提供的，所以收入将会增加。因此，尽管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不大可能达到最大程度（因为一些额外的收入可能会被存起来），但其需求仍会增加。

如果我们假设，在所有生产阶段，未使用的可获得资源不仅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而且以消费品的形式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在一段时间内只会导致销售数量的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的上涨。这种以一定价格出售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将进一步提高投资需求，或者更确切地说，会使我们的回报曲线在不改变形状的情况下向右平移。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下，那些看起来有利可图的借款和投资金额将相应增加。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虽然更多的货币将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但利率和利润率将进一步提高。由于这一过程将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这种增加的过程将会重复。也就是说，每一次消费品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和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但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部分额外收入被储蓄起来。随着利率的上升，需求的任何增长都会导致相应的投资减少（或者，什么是真正相同的现象，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导致越来越少的资金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因此，这个过程将逐渐放缓，最终则会停止。

收益率的最终位置

在这个最终均衡中，利率会固定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假设货币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很明显，利率将高于最初变化发生前的利率，甚至高于那稍高的受到了影响的利率 —— 其在变化发生后立即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我们所考虑的每一次变化过程都会让利率提高一点。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假设，如果可投资资金的供应完全没有弹性，利率上升到它在开始时应该上升的位置就是违背常理的（即使在这一过程结束时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考虑过的条件下，把货币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当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会使利润率和利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与利润率和利率在没有这样的货币变化情况时会上升的水平相比）。

然而，我们需要非常清晰地阐明，我们的哪些假设导致了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我们已经假定，不仅纯投入的供应是无限弹性的，而且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以及各种工具的供应都是无限弹性的。因此，每一种需求的增加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不涉及任何价格的上涨。换句话说，增加投资（或者我们应该说增加产出）是可能的，但无须以整个社会甚至任何个人减少消费为代价，从而为现在就业的新增人口提供收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考虑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包括永久资源，而且包括各种非永久资源，即各种形式的资本都不是稀缺的。如果有这么多未使用的可用资本储备，资本的价格就没有理由上涨。如果资本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它根本就没有价格可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利息的存在确实只是由于货币的稀缺，虽然货币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稀缺 —— 只有在与人们假定要坚持的给定价格相比时，它才会稀缺。通过对货币数量的适当调整，在这种制度下，利率实际上可以降低到任何水平。

凯恩斯先生的富足经济学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所有中间产品在内的各种资源都有充足的未使用储备，这种情况有时可能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但这肯定不是一个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所依据的正常立场。然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近年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学家乃至更广泛的公众中引起了大量的骚动和迷惑。尽管技术官僚和其他相信我们的经济体系拥有无限生产能力的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凯恩斯带给我们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的富足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凯恩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假设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稀缺存在的经济学体系，而且我们需要关注的唯一稀缺是人们决定不以某种任意确定的价格出售其服务和产品而造成的人为稀缺。这些价格是不能被解释的，我们只能简单地假定其保持在历史水平，除非在罕见的时刻 —— 资源接近被 “完全使用”，或者不同的商品开始接二连三地变得稀缺且其价格开始上涨。

如果说经济生活中有一个公认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是，大多数重要原材料和几乎所有食品的批发价格都在不断变化，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但凯恩斯先生的拥趸对其理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价格波动完全是没有动机的、无关紧要的，除非在繁荣接近尾声时，稀缺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外而被重新纳入 “瓶颈” 分析的范畴。不仅决定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要素被系统性地忽视了，而且有人明确指出，除了纯粹的货币要素被认为是利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不起决定作用。虽然这只在凯恩斯先生使用的特殊狭义的固定资产（耐用品和证券）中被明文规定，但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所有生产要素。就一般的 “资产” 而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整个论据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商品的产量仅由实际要素决定（由给定的产品价格决定），而且它们的价格只能通过在一个完全由货币要素决定的给定利率下的资本收益来确定。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它将扩展到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不是由垄断者任意确定的，因为它们的价格必须等于它们对产品的贡献价值减去它们被投入的时间间隔的利息。也就是说，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将不是资本需求的来源，资本需求是由完全依赖货币影响的利率单方面决定的。

稀缺的基本重要性#

我们不需要对这一论点做进一步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它会导致相互矛盾的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前也考虑过由于发明而增加的投资需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价格的独立决定要素，即它们的稀缺，那么要恢复利润和利息相等的这样的机制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如果这些要素的价格直接取决于给定的利率，利润的增长就不会出现，投资的扩大也不会出现，因为价格会自动形成，以使利润率等于给定的利率。或者，如果最初的价格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我们假定在这些价格下可以获得无限的要素供应，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增加的利润率降低到利率不变的水平。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了解决定成本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机制，进而了解利润率，我们就必须注意各种资本财货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因为正是这种稀缺决定了它们的价格。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可能会引起供应增加，而价格却不会上涨，但是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而假设大多数商品都是稀缺的，从整体上来说是行之有效且贴合实际的，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需求的增长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我们必须把与未使用的资源问题相关的思考，留给那些专门研究动态问题的研究者。

不幸的是，自凯恩斯先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困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考察。

《资本的纯粹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370~376 页

8. 实际要素的重要性

在结束目前的讨论前，我们将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货币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实际要素本来要引起的趋势延迟，使其无法自行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暂时扭转这些趋势，但最终将是实际资源相对于需求的稀缺决定哪种投资以及多少投资是有利可图的。指导生产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稀缺，所表现出来的是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关系，而这又取决于收入中用于消费品的比例与所赚收入来自当前生产的消费品的比例的关系。这些比例不能随货币流通的调整而随意改变，因为它们一方面取决于现存各种商品的实际数量，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人们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收入的方式。这些要素都不能被货币政策刻意改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货币手段上的延误都是由实际变化引起的必要调整造成的，它只能进一步强化这些实际变化。而且，首先使利率向某个方向偏转的任何纯粹的货币变化必然会产生某种最终使利率向相反方向变化的力量。

储蓄率的意义

因此，最终是储蓄率决定了能够成功进行的投资上限。但是，储蓄率的影响并不直接作用于利率或可投资资金的供应，而后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货币要素的影响。它的主要影响是对可投资资金需求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它的运作与整个消费不足理论所假定的相反。储蓄率的变化将通过投资需求来影响投资量。同样，通过投资需求，如果货币的影响导致投资与储蓄不同步，均衡就会被重建。

如果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明确提及储蓄率，那么这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储蓄率是多少，我们所考虑的影响都会发生（只要储蓄率是一个给定的量，以及为了重建那打乱了的均衡，储蓄率不会自发地改变）。当收入因投资增加时，如果要使分析具有适用性，那么在任何一段时间用于购买消费品的额外收入的份额应该大于在同一时期新增投资与消费品产出的比例。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对新收入的一小部分会被存起来而抱有过高期望（而且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新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从新投资中获得的收入都要被存起来。

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以及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率，总是由对各种商品的货币需求和这些商品的供应决定的。除非我们研究了这些限制不同类型商品供应的要素，特别是我们假设，正如凯恩斯先生所做的一样，它们实际上被无穷无尽地自由复制，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时间间隔，否则我们一定会对这些指导生产的要素一无所知。在长期均衡中，利润率和利率将取决于人们希望使用多少资源来满足当前需求，以及他们愿意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但在较短的时间内，现有的消费品和资本财货的数量和种类必须被认为是固定的，而且在消费品的收入比例与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资源比例之间的关系方面，利润率将既不那么依赖于实际资本的绝对数量（不管如何衡量），也不那么依赖于储蓄率的绝对大小。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高储蓄率后，如果企业家试图筹集一定量的资本，但储蓄率不够大，或者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高于供给，那么利润率和利率很可能比以前高。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有大量资本和高储蓄率的富裕之地，其利率和利润率可能要高于在其他方面相似却只有少量资本和低储蓄率的地方。

《资本的纯粹理论》，393~396 页

9. 短期危险

实际要素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讨论中被人们不断忽视。但是，即使不进一步讨论货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当然有权根据我们已经阐明的情况得出结论，即与今天人们普遍所认为的相比，我们希望通过控制货币来随意塑造事件的程度要有限得多，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要严格得多。正如一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能通过玩弄货币工具随心所欲地对待经济体系。在任何情况下，实际上总会有一种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不会产生失衡效应，因而最终会扭转其短期影响。要确切地了解这种政策的含义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除非我们不仅了解货币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了解起作用的真正要素，否则我们绝对不能指望采取这种理想的政策。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拥有现代复杂信贷结构的体系，如果没有对货币机制的某种刻意控制，将会永远顺利运转。因为货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价格机制的自我平衡架构中是一种松散联结（loose joint），而这种松散联结必然会阻碍货币的运行 —— 松散联结的阻碍越大，货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但是，这样一种松散联结的存在并不能成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松散联结而忽略价格机制其他部分的理由，更不必说要竭尽所能地利用松散联结所允许的作为经济必要条件的短暂自由。相反，任何成功的货币政策的目标都必须是尽可能地减少那具有自我修正力的价格机制中的松散，从而使修正能更迅速地发生，以减弱以后那种必然会发生的更加激烈的反应。然而，对于这一点，理解潜在的实际力量甚至比理解货币的表面更为重要，因为这个表面不仅只是潜藏于冰山之下，而且经常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潜在的机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要真的否认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非常广泛。但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在短期内应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十分有害的学说，我们给出的解释只能是，这种学说完全忽视了或完全不了解真正起作用的力量。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以货币政策的极佳短期效果为目标的政策已被大肆宣扬，这完全是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来看，那种短期内尽善尽美的政策可能是极为有害的，因为近在眼前的短期政策的间接和缓慢影响形成了远在未来的短期政策的条件，并限制了这种政策的自由。

经济学家职责的背叛#

我不禁想到，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短期效应上 —— 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纯粹的货币要素上，这不仅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智识错误，而且是对经济学家主要职责的背叛，是对我们文明的严重威胁。在理解决定业务日常变化的力量方面，经济学家对于实干家不怎么理解的东西也许给不了什么建议。然而，人们过去常常认为，经济学家的特别职责是研究和强调那些容易被未受过训练的人忽视的长期影响，并把对更直接影响的关注留给那些实干家，因为实干家无论如何只能看到直接影响，而看不到其他。两百多年来，经济思想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影响在本质上是要引导我们远离并 “落后” 于那越来越肤浅的货币机制，并发掘出指导长期发展的真正力量。我不愿否认，把 “实际” 与货币方面的问题区别开来可能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当人们还不了解价格机制的整个运作过程，并且只对不同的资金流在给定的价格下对商品和服务供应所产生的影响感兴趣时，这并不能成为当下形势已把我们带回经济学的前科学阶段的理由。凯恩斯发现重商主义的诠释者和天赋异禀的业余爱好者都预见了他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表面现象的关注一直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方法的第一阶段。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对那些长期决定价格和生产的力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人们如今却要求我们废除它，取而代之的是一门上升到了科学高度的属于商人的短视哲学。难道我们不是因为被告知 “既然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而使政策应该完全以短期考虑为导向吗？让我担心的是，这些信奉 “哪怕洪水滔天” 原则的人可能会在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就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洪水。

《资本的纯粹理论》，407~410 页
三章 国际政策与国家政策_老虎的尾巴_哈耶克_在线阅读_中华典藏 10. 商品储备通货 毫无疑问，我们所了解的金本位有一些严重的缺陷。

10. 商品储备通货

毫无疑问，我们所了解的金本位有一些严重的缺陷。但是，现在所流行的对它的全面谴责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也有一些其他选择所缺乏的重要优点。一个为全世界建立的受到控制的明智而公正的管制性通货体系，可能确实在所有方面都比金本位优越，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都还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货币管理办法相比，金本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它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国际通货，没有让国家货币政策服从国际权威机构的决定；它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动性，因此是可预测的；从总体上说，其机制所确保的基本货币供应的变化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这些优点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审慎协调国家政策的困难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目前的知识只在少数情况下给我们明确的指导，而且那些几乎总是要牺牲某些利益的决定将不得不依靠主观判断。然而，完全由个别国家的切身利益所指导的不符合实际的国家政策对每一个国家的综合影响很可能比最不完善的国际本位还要糟糕。同样，尽管金本位的自动运行远非完美，但仅仅是由众所周知的规则引导的金本位政策这一事实（而且这样的话，则代表当局的行动是可以预见的），就很难使这种不完善的金本位比某种更理性但更难以理解的政策带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黄金生产在其价值开始上升时受到刺激，在其价值下降时受到抑制，这一普遍原理即使在方式上不正确，至少在实际操作的方向上也是正确的。

非理性但真实的声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金本位的观点与黄金固有的任何属性没有直接联系。任何国际上公认的以商品（其价值由生产成本决定）为基础的本位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优点。在过去，使黄金在实践中成为唯一一种可以建立国际本位的物质的主要因素是非理性和同样真实的声誉 —— 或者，如果你愿意，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某种普遍存在的迷信黄金的偏见，这种偏见使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容易被接受。只要这种信念占上风，我们就有可能维持一种以黄金为本位的国际通货，而无须那种精心设计或特别审慎的组织来对其提供支持。但如果是偏见造就了国际金本位，那么这种偏见的存在至少还造就了国际货币。因为在当时，任何基于明确协议和系统合作的国际体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所有可以提出的支持金本位的理性论据都更有力地适用于这一建议，而这一建议同时又不具备国际体系的大多数缺陷。无论如何，在判断该计划的可行性时，它都不能仅仅被视为一项通货改革计划。必须铭记的是，积累商品储备肯定仍将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对于现在能够计划的任何未来的原材料市场而言，基于政治考量，我们不太可能让其完全放任自流。但是，所有旨在直接控制特定商品价格的计划都可能遭到最严重的反对，并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灾难。除了货币方面的考虑之外，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这些管制手段是由不同的机构进行的，这些机构只能以一种几近随心所欲和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并使这些管制方式反而服从一种机械的和可预测的规则。如果这能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相结合，那么国际通货关系将会更加稳定，原材料贸易将会更加自由，而且也等于是朝着一个更加繁荣和稳定的世界经济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商品储备通货》(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176~177 页

11. 凯恩斯评哈耶克

通常情况下，人们反对把僵化的金本位作为确保价格稳定的工具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它没有提供适当数量的货币。这是数量论的拥护者们自然会提出的似曾相识的老旧批评。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制订一个适当改变黄金数量或使黄金等价的计划，比如，马歇尔（Marshall）在 60 年前提出的法定指数本位，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 40 年前提出的补偿美元，或者哈耶克教授所阐述的商品本位。

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作为解决长期缺乏国际货币的一种手段，其独特的优点在于，它是通过货币流通的速度而不是数量来运作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只需要满足储藏需要，提供应急储备，并弥补购买和支出之间不可避免的时间差。如果不鼓励储藏，如果针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金是通过临时汇票提供的，那么实际上，一小部分未偿信贷可能就足以在组织良好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清算。如果清算联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那么当所有重要的数量变得毫无用处时，它将解决国际货币的数量问题。当然，通过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储藏行为的抑制，这个体系可能会得到改善。

国家物价稳定的条件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个国家的物价水平主要是由国家工资水平与国家效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 或者，更一般地说，是通过货币成本与效率的关系决定的（以国家通货单位表示）。而且，如果价格水平是由货币成本决定的，适当的货币数量就是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只有首先稳定货币工资（和其他成本）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才能稳定物价。

因此，反对金本位的第二个（也是更现代的）理由是，它试图限制工资的自然趋势，使之超出货币数量所设定的限度，但只能通过故意制造失业这个武器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经过一番努力后，已经决定放弃这个武器。对于一个旨在提供与稳定价格相适应的货币数量的新本位而言，这个反对理由可能同样有效，就像它对老旧的金本位也有效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国际通货项目在价格稳定领域只有一个有限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并不是稳定价格。对于以尤尼塔斯（unitas）或班柯（bancor）为单位的稳定的国际价格而言，除非采用影响国内货币成本水平的老旧的金本位方法，否则它们无法转化为稳定的国家价格水平。而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国际价格水平上提供稳定的国际单位 —— 它没有相应地反映在成员国实际价格水平的稳定性中 —— 就没有多大意义。

需要不同的国家政策

因此，国际通货制度的主要目标应该不仅是防止由于黄金流入债权国而造成的国际通货的长期短缺，还要着眼于那些紧随其后的国家。这些国家未能保持国内效率 - 成本的稳定，既在国家工资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也没有任何有序调整的手段。如果有序调整能发生，那么这便是另一回事，即该制度（与金本位不同）可能允许各国执行不同的工资政策（只要它们选择的话），并执行不同的价格政策。

因此，国际通货制度更困难的任务是处理成员国在其国内工资和信贷政策上步调不一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依靠经验才能得到解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要求那些步调混乱的国家（无论是太快还是太慢）在第一时间重新考虑它们的政策。但是，如果有必要（如果效率工资率以极其不同的速度变动，这将是必要的），汇率就必须被改变，从而使特定的国家政策与汇率的平均速度相一致。如果正确地确定了最初的汇率，那么这可能是唯一一种重要的失衡现象。对这种失衡而言，汇率变化是一种适当的补救措施。

由此可见，国际通货制度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的领域内完美运作，但价格可能会大幅波动。如果各地的工资和物价都翻倍，国际汇率均衡就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一个特定国家的效率工资率比正常水平高出 10%，这个国家就有需要关注的问题了。

因此，限制国际通货制度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从外部强加的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至少是不可取的）。金本位的错误在于，使国家的工资政策听命于外部。更明智的做法是，将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国内政策和政治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一标准的商品本位将会像僵化的金本位一样失败。

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效率工资方面，一些国家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成功，但对国际组织来说，这种卓有成效的不公平抵消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 共产主义国家大获全胜，稳坐成功之位。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定要失败，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要阻止工资的逐步提高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一观点，严重的衰退和周期性的失业是迄今为止使效率工资保持在合理稳定范围内的唯一有效手段。

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有待观察。我们越能较好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越有可能克服它。

《国际物价稳定的目标》（The Obj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Stability），185~187 页

12. 格雷厄姆评凯恩斯

在最近一期《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凯恩斯爵士在回应哈耶克教授那篇关于商品储备通货的文章时所提出的问题，似乎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如果我们说，哈耶克教授通过充分利用自己的威望，对产业和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可储存的标准原材料的仓单给出的自由铸币的提议，表达了近乎无条件的支持，那么这绝不可能是在曲解哈耶克教授的观点。

哈耶克教授认为，金本位的缺陷不在于它的内涵，而在于它是否可以相当好地完成使命。金本位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运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速度。不管公众在什么时候对流动性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偏好 —— 价格水平随之下降，开采黄金都是为了补偿当时在其他产业中正遭受的失业之苦。但是，开采黄金对于劳动力的雇主来说是没那么重要的，或者它在许多经济体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便使得这种补偿在除南非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变得微不足道。最后，金本位还通过黄金供应速度的增加来控制价格水平的长期趋势，而黄金供应速度则随着黄金的实际价值的增加而上升。当黄金的实际价值下降时，黄金供应速度就会减慢。但是，如果可以把 19 世纪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其伴随的 “周期” 大约需要四分之一个世纪才能结束。

虽然金本位因此而倾向于维持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但这两种情况的趋势都如游丝般微弱，实在是不足挂齿。哈耶克教授和其他拥护商品储备本位的人认为，即使商品储备本位不能完全解决黄金储备本位的充足性问题，但至少也能使问题得到大大改善。

工资的自然趋势

我认为，虽然凯恩斯爵士并不否认商品储备本位的这些优点，但是他也接受对商品储备本位（和金本位一样）提出的另一个更现代和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即商品储备本位试图 “限制工资上涨的自然趋势，使其不能超出由货币数量设置的范围”，而且它只能通过故意制造失业来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凯恩斯爵士所说的超出由货币数量设置的范围的工资上涨的 “自然” 趋势是什么意思，除非他的意思是工资收入者总是希望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获得比目前更高的货币工资，否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得到这些工资。毫无疑问，卡尔・马克思（Karl Max）对此闻所未闻。如果马克思和凯恩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正确者，那么无产阶级肯定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它是以马克思从未设想过的方式得到的。每单位产出的货币工资存在 “自然” 上涨趋势的实际情况当然取决于时间、地点、环境以及要如何做。在任何情况下，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于商品储备本位是否是一个有利于经济的货币本位，而仅仅在于它是否被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接受。

事实证明，凯恩斯爵士对那类绥靖集团的危险并不抱有幻想。在最后一段，他说道：“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定要失败，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要阻止工资的逐步提高是不可能的（超出了价格水平不持续上升所能维持的限度）。” 如果不考虑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被称为 “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考虑其处于一个不太开明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或许会立刻承认，凯恩斯的论点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对自己的货币安排拥有主权。他反对由外部强加给所有参与国的国际稳定价格，这当然也适用于实行固定汇率的国际大宗商品储备本位（它更适用于不稳定的国际价格体系，其汇率关系是固定的或黏性的，因为国际价格水平可能会下降而不是上升，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绝对无法与几个国家各自确定的效率工资率的变化相对应）。凯恩斯爵士有理由相信，如果使这种政策看起来是某项国际公约的结果，而不是纯粹为了国家利益，那么确保工薪阶层拥护稳定的国家物价水平政策的难度将大大提高。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所认为的通过国际行动将所有参与国的价格水平稳定下来的建议。

金本位 “命令”

然而，我认为凯恩斯爵士说的 “金本位的错误在于，使国家的工资政策听命于外部” 是不对的。原来的金本位并没有使工资政策听命于任何地方当局，而是使其成为一种非个人力量的结果，这种非个人力量激发每个人的倾向和潜力，使他们各自追求那些自认为是自己的利益。正如哈耶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制度有许多优点，我们如果把它的优点和缺点一同抛弃，就会得到糟糕的建议。金本位的自动性本身就是优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类似的自动系统，它将摆脱传统金本位的弊端。我们不应忘记，曾经对金本位近乎普遍的坚持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加的；我们也不应忘记，只是在金本位受到不同国家的管理之后，各个国家才试图克服那些对它的最初反对意见；我们还不应忘记，它是被那些无法有效管理其理念的国家抛弃的，也就是说，（不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从外部强加的。

凯恩斯爵士断言，从外部强加的商品储备本位（如他认为哈耶克教授所赞同的）将与僵硬的金本位一样必然崩溃。虽然他的错误是如此显而易见，但我并不认为对此质疑有多重要。哈耶克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否假设了将所有国家通货的固定汇率与国际商品本位挂钩，并因此而相互挂钩。但是，如果按照哈耶克教授的建议，一些国际组织（比如新 “基金” 或国际清算银行）在这两方面都应该提供自由兑换国际通货单位（它与涵盖了指定原材料组合的仓单挂钩）的服务，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因此而受到货币政策的约束。只要这些国家选择保持本国通货相对于国际货币单位和与之挂钩的其他货币的兑换价值不变，这些国家就会自动拥有相当稳定的价格水平。然而，到目前为止，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所有国家都倾向于不稳定的价格水平。由于商品的套利性，其通货的兑换价值 —— 与之匹配的是国际货币单位和与该单位对应的汇率稳定的各国通货 —— 所自动发生的变化将完全与国内购买力的变化相符。因此，在我看来，凯恩斯爵士关于国际商品储备通货会从外部对某个国家实施价格水平政策或会崩溃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似乎没有理由不让这种国际货币单位成为清算联盟（按照凯恩斯爵士的思路）或某个国际基金会运作的核心国际通货。通过同时以固定的国际通货价格自由买卖黄金，国际单位的黄金价值也可以是固定的，或者说，黄金的商品价值也可以是稳定的。这样，那些使黄金的现代或古典功能丧失的提议所涉及的所有争议，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本位比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任何本位都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仅在国际投资方面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为任何希望价格稳定的国家和其他希望实行固定汇率的志同道合的国家（这些国家能按照固定价格进行购买和销售，从而将本国通货与国际货币挂钩，使价格、汇率及时得到修复）都能提供一个参考点。

没有锚定的交换媒介

在我看来，一旦人们对那种与任何一种资产或一组资产的联系视而不见，转而求助于一种纯粹的债务通货，他们根本就不会拥有任何本位，而仅仅拥有一种完全不受约束的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在现有的工业技术情况下，尽管我十分希望工薪阶层获得尽可能高的（实际）工资，但在我看来，任何不限制（货币）工资这一上涨趋势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使工资上涨到超出其可能保持物价稳定的限度，从而产生一种非常邪恶的 “本位”。在我看来，如果凯恩斯爵士持相反的观点，那么他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在时间和数量上完全是确定的渐进式通货膨胀。我反对与这种通货相关的任何观点，价格水平的变动是没有函数意义的，如果有，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以价格为调节机制的令人满意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快采取某种有一定限度的负责任的极权主义手段，对所有相关方面就越有利。如果我们不能拥有分配上的中性货币，那么任何能够控制货币体系的群体都将对其同伴的生活和财富实行没有任何明确责任意识的极权主义手段。

在一个完全自由的货币体系中，当然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工资率本身会引起失业，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商品价格上涨（在新发行货币的刺激下）到弥补生产中的劳动力要素不断上升的货币成本所需要的水平。另外，我们大家都对长期以来折磨我们的愚蠢的失业问题感到心烦意乱。但更糟的是，如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拒绝接受失业的威胁，那么我们的工资便会在货币工资的所有 “自然” 趋势下以高于效率工资的速度增长，不管劳动者要求多少工资，我们都被迫支付，并无休止地提高物价水平以应对这种情况。这样，这种无限通货膨胀的知识就似乎能代表这种通货膨胀方法从而阻止失业的发生。

商品储备货币的作用是通过对储备商品的无限需求提供无限的就业机会，其前提是工人们不寻求那种将货币工资提高到高于实际生产力所保证的稳定价格水平的办法。他们有权得到不多不少的工资，但如果他们把工资要求提高到这个程度以上，我们还不敢说 “不”，那么我们将不再拥有经济体系，而仅仅拥有骗局。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他要求这样提高工资，那么我们说 “不” 便是故意让他们失业。但答案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不可能要求提高（实际）工资，他们如果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会有就业机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更高的工资，那么这对工人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因为这种工资必须由更高的价格水平来弥补，而且这样做即使可以避免一些轻微的失业，也会使社会自由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失业的真正问题

我们面临的有关于失业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人们被剥夺了以他们想要的任何高薪而工作的机会，而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在正常的流动资金偏好条件下随时可以赚到工资的机会。商品储备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通过不干预生产的方式自由地提供流动性，以防止流动性偏好上升，或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正如凯恩斯爵士所言，“只有首先稳定货币工资（和其他成本）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才能稳定物价”。这正是商品储备货币的作用啊！我没有理由不为之奋斗。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货币工资也会相应地得到恰如其分的提高，同时还会有一种稳定的充分就业的趋势，而不会有通货膨胀的迹象。

“以尤尼塔斯或班柯表示的稳定的国际价格无法转化为稳定的国家价格水平，除非…… 影响国内的货币成本水平”——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在国家通货的固定汇率与国际商品单位挂钩的情况下，国内货币成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质疑这种结果。不论有还是没有反对理由，在任何情况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与国际通货的固定价格相比，如果让与国际商品单位挂钩的国内汇率随着当地商品组合的通货价格的变动而自由变动，国内货币成本就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有人坚持在国内维持一种不稳定的价格水平，那么在一种稳定的国际单位中便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它那稳定的价格水平，或者如果其他国家希望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因此，在拥有稳定价值的国际货币单位面前，所有国家都不会比在没有锚定的国际单位面前受到更大的约束，而且，一个有着稳定价值的国际单位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凯恩斯爵士在其清算联盟中提出的任何建议。

哈耶克教授的 “不妥协”

我认为，正是哈耶克教授在这里采取的不妥协态度，让凯恩斯爵士感到不安。在凯恩斯看来，把接受或挑起失业看作一种强制坚守金钱纯洁的手段是冷酷无情的。凯恩斯问道，你本来可以让很多人不失业的，你愿意为这个目标努力吗？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凯恩斯爵士那人道主义的关切之心，也反映了他对政治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果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找到其他不那么具有惩罚性的手段。如果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说服力，那么这是我蛮横无理且愚不可及的表现。我认为，答案在于采用最低工资政策，即每年正常增加的最低工资要等于在总效率水平上提高了的过高计算期望。经验表明，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至少要对最低工资群体的所有增长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且如果总效率改善的期望不管在什么时候被证明是被高估了的（由在商品生产行业出现的失业事实或这个直接威胁造成），那么我们都应根据立法的有关规定，暂停提高最低工资的规定。诸如此类的一些措施将改善在收入分配方面众说纷纭的形势，并能以有序而非混乱的方式促进调整。

在决定谁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得到这些东西的问题上，只要我们的经济体系在某些方面与理想的自由竞争渐渐地背道而驰，就必然会出现多方各执一词的现象。而且，只要我们还保有自由契约精神，企业家就必须像工人拒绝企业家所提出的条件一样，自由地拒绝工人的要求。由此导致的所有失业现象都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如果坚持认为，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失业，企业家必须支付有组织的工人可能要求的任何货币工资，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调整其货币政策，就像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坚持要求工人必须接受法西斯雇主集团可能施加的任何货币工资一样，那么自由将岌岌可危。

《凯恩斯与哈耶克论商品储备通货》（Keynes vs. Hayek on 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422~428 页

13. 凯恩斯回复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教授针对我观点的陈述非常公正，但是其评论在涉及我所表达的观点时，那些引用比实际话题所要求的要简单得多。因此，为了减少误解，我想重申和强调几点。

我不反对法定指数本位，因为它本质上比黄金更灵敏。我自己也一直是这样想的，我希望世界有一天会变成这样，但我所表达的观点建立在当代的实际政策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这件事迫在眉睫，并且我们也不该为了这件事而冒险采取或推迟采取其他措施的时间。以下是我的一些理由：

1. 不管是哪种国际货币，当前的任务是要找到一种既井然有序又灵活多变的方法，以将各国通货与国际通货联系起来。只要各国通货彼此之间的价值变化是混乱的，我就对用法定指数本位代替金本位能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容易表示怀疑。事实上，采用弹性程序可能会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法定指数本位可能会使刚性看起来更加合理。难道哈耶克教授是在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来满足人们对刚性体系的偏爱吗？我不应该这么想。

2.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任何井然有序的体系中，虽然给国家本位及工资水平施加外部压力看起来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吗？我表示怀疑。我不希望看到货币工资一直飙升到实际工资无法达到的水平。找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是我们在发挥政治才能时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必须以我们自己国内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人，我们可能足智多谋，但也有可能愚蠢至极。让理智战胜一切所涉及的心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是难以被解决的，而外部压力的建议则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3. 在我看来，现在不是打击黄金持有者和黄金生产商既得利益的恰当时机。为什么要浪费口舌谈论美国、俄罗斯、西欧和英联邦政府必然会拒之千里的东西呢？4. 接受法定指数本位的正确方法是要发展一种技术，并通过国际缓冲储备使人们接受这一观念。在彻底掌握了这种技术后（但要使包含了法定指数本位本身以及对其反对意见和偏见这样的复杂体消失却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在缓冲储备方面，我十分乐意与弗兰克・格雷厄姆教授和本杰明・格雷厄姆先生合作。这里，尽管我甚至在一开始有些犹豫不决，但物资匮乏的当下是不是行动的好时机呢？因为这很容易变成生产者的难题，如果他们以这种方式开始，那么其辉煌的光明大道将会受到损害。我觉得，这些讨论是非常低级的。对此，我深表歉意。但事实上，我最初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针对哈耶克教授的高屋建瓴发表意见的。

《凯恩斯的说明》（Note by Lord Keynes），429~430 页
四章 工资刚性和通货膨胀_老虎的尾巴_哈耶克_在线阅读_中华典藏 14. 充分就业、计划和通货膨胀 自战争结束以来，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体现了主导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政策的三大特征。

14. 充分就业、计划和通货膨胀

自战争结束以来，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体现了主导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政策的三大特征。其中，只有充分就业本身才是令人向往的。不管我们把中央计划称为中央指令，还是政府控制，它充其量是一种必须根据结果来判断的手段。通货膨胀，甚至是 “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都是一种罪恶，尽管有些人会说，如果要实现其他宏图大志，那么这是一种必要的罪恶。通货膨胀是我们承诺实行充分就业和中央计划经济政策付出的一种代价。

造成这一局势的新事实并不是人们比战前更希望避免失业。这是一种新的信念，即与没有货币压力相比，更高水平的就业可以通过货币压力永久保持。对基于这些信念的政策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地表明，通货膨胀和政府控制是避免失业必要的伴生物 ——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意外，但主张这些政策的大多数人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

充分就业是首要任务

因此，目前所理解的充分就业政策是主导要素，当代经济政策的其他特征主要是其后果。在我们能够进一步研究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相互作用的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目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充分就业这个理论性概念的原意可能不是指在短期内由货币压力带来的最大就业，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实践中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一旦人们承认暂时的就业状况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指南，那么毫无疑问，任何可能被货币压力消除的失业都会被视为施加这种货币压力的充分理由。人们早就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货币扩张可以暂时增加就业。如果没有一如既往地实行货币扩张，那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运用这种措施不仅制造了其他危险，还可能危及就业本身的长期稳定。当下观点的全新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货币扩张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它就不会带来害处，或者至少是利大于弊的。

尽管在实践中，充分就业政策只是意味着就业率在短期内会一直略高于正常水平，但至少应该要提出的疑问是，在较长时期内，其相关政策实际上是否会降低就业水平（就业水平是可以在非渐进式货币扩张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的）。然而，这些政策一直反映实际问题并非如此，而是要在这样定义的充分就业和 20 世纪 30 年代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之间做出选择。

在 “充分就业” 和一种存在各种各样失业要素的态势之间进行选择的思维习惯，或许是我们从已故凯恩斯爵士的巨大影响中得到的最危险的遗产。就各种存在的未使用资源而言，只要一种普遍失业的状态存在，货币扩张就只能是有益的，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这种普遍失业的状态是相当罕见的，在这种状态下，有利的政策是否也会始终而且必然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这是难以察觉的。而当严重的失业仅限于某些产业、职业或地区时，这种中间位置是一个经济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处的位置。

失业与需求不足

在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就业将随着货币收入的比例波动，这大致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增加了货币收入，那么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就业。但认为所有的失业都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且可以通过增加需求来持续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却是错误的看法。收入和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这种单向关系是，通过增加一定比例的收入，我们便能一直以相同比例增加就业。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按现在的工资水平工作，总收入就会达到某个数字。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收入增加到这个数字，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充分就业，这种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在失业率不是平均分布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确定额外支出会流向哪里，也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管怎样，在增加对失业者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之前（这类服务可能会在就业大幅增加之前就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效应），我们就必须使这样的额外支出产生。

如果支出在产业和职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那么仅仅靠增加支出是不一定能增加就业的。显然，失业可能是劳动力分配与需求分配不同这一事实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总货币收入较低将被视为失业的结果，而不是失业的原因。虽然在增加收入的过程中，足够的支出可能会 “溢出” 到萧条的行业，从而暂时解决失业问题，但一旦经济扩张结束，需求分配和供应分配之间的差异就会再次显现出来。面对这种失业和低总收入的原因如此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只有通过在自由经济中重新分配劳动力才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

随之出现的是整个领域中尤其关键和困难的一个问题：在相当稳健或扩张的货币条件下，我们更有可能纠正不当的劳动力分配问题吗？这实际上涉及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扩张过程中，如果调整的劳动力分配与当时的需求分配一致，那么这是否会产生就业，而就业又是否会在扩张停止后继续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稳健或扩张的货币条件下，劳动力的分配是否更有可能迅速适应任何既定的需求分配？或者换句话说，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否会更强？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清楚。在扩张过程中，需求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不同于扩张停止后的需求方向。劳动力会被吸引到那些最初会产生额外支出的特定行业中。只要扩张还在持续，那里的需求增长就会一直领先于其他行业相应发生的需求增长。只要这种对特定行业需求的暂时刺激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一旦扩张结束，它很可能会成为失业的原因。

经常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在现在的作者看来，这似乎是失业浪潮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在每一个繁荣时期，更多的生产要素被吸引到资本财货行业中，而不是在这个行业被永久利用，其结果是，我们在平时专门用于生产资本财货的资源所占的比例高于相应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些收入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在他看来，这似乎导致了经济繁荣后随之而来的崩溃。只要信贷扩张 “生生不息”，任何通过吸引劳动力进入某些行业（在那里，他们会被一直雇用）来创造充分就业的企图，都一定会导致这样一种窘境：要么信贷扩张必须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意味着通货膨胀；要么当信贷扩张停止的时候，失业率将比没有出现暂时性就业增长的情况更高。

如果失业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力的分配与需求的分配不一致，那么创造不依赖于持续通货膨胀（或有形控制）的稳定的高就业情况的唯一方法便是，使劳动力分配与有稳定货币收入的消费方式相适应。当然，这不仅取决于在适应过程中需求的分配是否大致保持不变，还取决于整体情况是否有利于劳动力的简单和快速流动。

这就引出了我们问题的第二部分，也是难度更大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可以明确地指向一个方向，但我们却找不到确定的答案。这个问题是：是当总需求上升时，工人们更愿意转移到新的行业或新的地方，还是当总需求趋于稳定时，流动性会更大？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转移动机是在别处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起到推动作用的是工人们没有能力赚到通常的工资或在以前的行业中找不到任何工作。当然，前一种方法更令人愉快，通常也会更有效。

我会质疑后一种观点。从长远来看，同样的工资差异虽然会吸引更多的新员工进入一个行业，但不足以吸引已经在某一个行业站稳脚跟的员工跳槽进入这个行业，这本身就不足为奇。通常，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会涉及金钱损失和其他牺牲，而单凭工资的增加是不能让人这么做的。只要人们能在目前的工作中依靠他的通常工资生活，他就不会愿意换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扩张主义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提高一些工资而不让其他工资下降来实现全面的调整，虽然稳定的货币工资意味着较低的实际工资，但是用货币工资来思考的习惯将使实际工资的下降失去大部分效用，这在扩张主义政策下是不可避免之事。奇怪的是，凯恩斯爵士的信徒们在其他方面经常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却看不到它在这种情况下的重要性。

要想保证那些为了社会利益而应该到别处去工作的人继续保有他们以前的工资，我们最终就只能推迟跳槽必须发生的时间。我们也不应忘记，为了使所有以前就业的人继续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行业中就业，该行业的一般工资水平将不得不大幅下降。而如果一些工人离开了这个行业，那么其一般工资水平本不会下降这么多。

这里，外行人很难理解的是，让个人不失去工作可能并不是减少失业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可能是减少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可被雇用人数的方法。如果一项长期实行的政策推迟或延迟了劳动力转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那本应逐渐变化的过程却在最后变成一个必须在短期内发生巨变的问题。持续的货币压力帮助人们在本应离职的工作中赚取不变的货币工资，这将造成那些必要变化的累积拖欠，而一旦货币压力停止，这些累积拖欠将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弥补，从而导致本可以避免的严重的大规模失业。

扩张可能会阻碍调整

所有这些不仅适用于在普通产业波动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分配不当，而且更重要的是，也适用于那些大规模重新分配劳动力的任务，比如在一场大战之后或者由于国际贸易渠道的重大变化而产生的任务。大多数国家自战争以来所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帮助而不是阻碍了为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贸易状况而必须进行的调整吗？这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英国的例子尤其引人注目，它在近年来的低失业率更可能是一种必要变革的延迟，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平衡。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在多年实行这样的政策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将其取消。不久之前，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比较高的失业率；而现在，当大量的就业依赖于这些持续不断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上无法忍受的实验。

目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试图以一种立竿见影的简单方式使人们在其刚好所在的地方就业，而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力分配是否能使不需要人为刺激的高就业率持续下去。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这种分配的全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不受阻碍的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运行，从而使需求和供给达到稳定的平衡。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正是充分就业政策使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干预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而且在这种扩张性政策中占统治地位以及供给本身要适应的价格也不会代表一种持续不变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使这些困难产生的事实是，失业从来没有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相反，这个事实呈现的情况是：当某些部门可能仍然存在大量失业的时候，其他部门则可能存在严重的就业不足。然而，当前充分就业政策所依赖的纯粹财政和货币措施本身对经济体系的不同部分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样的货币压力在经济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只会减少失业，而在另一些部分则会产生明确的通货膨胀效应。如果不通过其他措施加以遏制，这种货币压力很可能早在失业消失之前就形成了物价和工资的膨胀螺旋。而且，从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工资谈判来看，工资的上涨甚至在其实现之前就会威胁到充分就业政策的效果。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各国政府将发现它们会被迫采取措施来抵消其政策的影响。由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必须通过直接管制价格以及生产和销售的数量来予以控制或 “抑制”：必须通过实行最高价格来防止价格上涨，而由此造成的短缺必须通过一种包含配给、优先权和分配的制度来解决。

现在，通货膨胀使政府深陷于全面控制和中央计划体系的来龙去脉已经变得尽人皆知，无须赘述。通货膨胀通常是一种贻害无穷的计划，因为当通货膨胀那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出现时，这种计划都还没有被计划者深思熟虑过。计划者没有未雨绸缪，而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但又希望这种工具只产生预期的效果，那么它很快便会去干预经济中欣欣向荣的部分。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270~276 页

15. 由工资下降缺乏灵活性引起的通货膨胀

人们普遍认为，“凯恩斯革命” 的重要结果是，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个事实假设；但与之相反，更重要的是，一个假设因为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事实。凯恩斯理论是在过去 20 年中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一种正式的工具。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它可能比古典货币理论方便，也可能不那么方便 —— 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凯恩斯最初的论点所依据的决定性假设（并在此后成为主流政策的决定性假设）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不造成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降低大量工人的货币工资。凯恩斯爵士从中得出的结论以及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所要证明的结论是：由于货币工资实际上不可能降低，所以当工资过高而无法实现 “充分就业” 时，我们就必须通过曲折的货币贬值过程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我们的社会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必然会经历一个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

相对工资的重要性

这种结果在凯恩斯体系中并不明显，因为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争论的是总体工资水平，而其中的主要问题只有在我们考虑不同（部门或地区）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时才会出现。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要群体的货币工资出现下降情况，那么相对地位的调整只能专门通过提高所有其他群体的货币工资来实现。其结果必然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大于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只需要考虑不同群体工资变化的正常年度分布情况。

实际上，战争结束后的 12 年或多或少算得上是整个西方世界存在持续通货膨胀的时期。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完全看作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还是政府财政紧急状况的产物，这一点无足轻重。毋庸置疑，它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政策，因为伴随它而来的也许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长久繁荣期。最大的问题是：同样的方法是否能无限期地保持繁荣呢？或者，这种政策是否迟早会产生其他最终定将变得无法忍受的结果呢？

在当前的讨论中，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对企业的刺激作用只有在它不可预见或超出预期的情况下才有效。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价格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是繁荣的保证。价格必须高于预期才能产生比正常情况更高的利润。一旦确定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我们便可以预见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将会推高成本。如果价格上涨不超过预期，我们就不会有额外的利润。如果价格上涨较慢，那么其效果将与预计本来应该稳定却下跌了的价格的情况相同。

总体来说，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始料未及的，或者说其持续的时间要比预期的长。但是，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有可能继续下去。而且，人们越是指望物价继续上涨，物价就必须上涨得越厉害，以使那些能够和不能够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赚取足够利润的人都能获得足够的利润。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使普遍的繁荣得到保证，只是因为那些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就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向其他活动的人能继续他们目前的活动。以累进率累积的通货膨胀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繁荣得到保证，但具有恒定的通胀率的通货膨胀则不能。我们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渐进式通货膨胀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早在它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无法对不断扩张的货币进行任何合理的计算，以及它被其他交换媒介取代之前，所有由迅速下降的固定支出的价值带来的不方便和不公平，都会创造不可抗拒的停止支付的需求 —— 至少当人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意识到政府总能阻止通货膨胀时，这种需求是不可抗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人们被误导了，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而是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我们一定会面临这样一种境地，即目前由通货膨胀构成的繁荣之源将不复存在。没有人能预测这一情况会在何时到来，但它终究会到来。我们密切关注的只可能是我们的生产资源必须得到妥善安排，我们希望在通货膨胀的刺激停止发挥作用时，将这些资源用在合理的活动和就业中。

通货膨胀 —— 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为了使长久的繁荣得到保证，我们越依赖扩张的通货膨胀，这项任务就会越艰巨。我们将不仅面临一堆积压的延迟，即所有那些靠持续的通货膨胀才惨淡经营的企业，还面临新生产被 “误导” 的主因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只要通货膨胀持续，它就会带来新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就会一直赢利。特别是当这些额外货币第一次用于投资活动时，这些货币将增加到一定的数额。而一旦只有当前的储蓄可用于投资时，这些数额便无法维持。

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保证最终需求的快速增长总是在成本上升之前发生，因而就能使繁荣持续下去的观点迟早会被证明是一种幻觉，因为成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量，而是由最终需求的预期决定的。即使 “充分就业” 是由 “总需求” 超过 “总成本” 保证的，它也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就业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规模，而且超过一定规模后，过度的最终需求可能对投资起到威慑作用，而不是刺激作用。

让我局促不安的是，那些相信我们已经解决了永久充分就业问题的人将会大失所望（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大萧条）。虽然通过逐渐减缓通货膨胀过渡到更稳定的货币环境也许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就业人数不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减少，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难题是，在目前的舆论下，任何明显增加的失业都会立即被重新出现的通货膨胀抵消。这种通过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尝试可能会获得暂时的成功，甚至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成功好几次。但这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同时加剧局势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一篇关于 20 年展望的简短论文中，我没法考虑如何在不造成大萧条的情况下摆脱特定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严重但实质上是短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阻止这种长期性的和周期性的加速通货膨胀趋势，这也是需要反复强调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就业问题是工资问题，在工资过高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凯恩斯这种通过降低货币价值来降低实际工资的方法，只有在工人自己被这种方法欺骗的情况下才能奏效。这种绕过所谓的工资 “刚性” 的企图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它只会让稳定的货币体系面临比以往更大的障碍。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那种与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的责任再次明确地放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即工会。工会目前承担的责任是，只关心获得最高的货币工资率，却不考虑其对就业的影响。而且，为了确保在最终工资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不管增加多少货币收入，货币当局都能提供的这种愿望则必然导致持续的渐进式通货膨胀。我们发现，拒绝面对工资问题并通过货币欺骗暂时逃避后果，只会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长期性的问题仍然是恢复劳动力市场，使其产生与稳定货币相适应的工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货币当局应对通货膨胀全权负责。尽管事实是，只要人们认为它们有责任提供足够的货币来保证在任何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它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作用就会变得完全被动 —— 正是这个观念使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发生。稳定的货币条件要求货币支出流是物价和工资必须适应的固定基准，而不是相反。

公众舆论的状态

为了防止渐进式通货膨胀及它必然产生的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危机，在政策上做出改变是很有必要的，而改变政策的前提就是要改变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状态。尽管通货膨胀政策的发源地的 7% 的银行利率（这个国家也在一直实践着这个政策）已宣扬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但是对于在其全盛时期长大的人们来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凯恩斯理论对他们毫无影响。但是，它们除了仍在发挥知识力量之外，还在为加强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势力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不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那么它们是不可能被抛弃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政客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再次求助于通货膨胀提供的阻力极小的临时出路来推迟这种必要性。只有当这条道路的危险性变得比现在更加显而易见时，我们才会真正面临工会权力的根本问题。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295~299 页

16. 工会与就业

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工会相关的公共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去，如果工会不被完全禁止，那么它们所能做的几乎都是不合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工会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机构，而一般的法律规则并不适用于这种机构。它们已成为政府明显未能履行其主要职能 —— 防止强制和暴力 —— 的唯一重要实例。

最初，工会能够宣扬自由的一般原则；接着，在对它们的一切歧视已经停止以及它们获得例外特权很久之后，工会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支持 —— 这一事实大大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其他少数地区，进步人士并不怎么考虑任何具体措施的合理性，而只是笼统地问 “是支持还是反对工会”，或者像通常所说的 “是支持还是反对劳工”。然而，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工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工会的合理位置必须位于标志着其演变历程的两个极端之间。

问题性质的改变

当 “结社自由” 这一术语实际上失去了意义，真正的问题变成了个人自由加入还是不加入工会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已经知之甚少，但他们仍然支持工会的雄心壮志，认为工会正在为 “结社自由” 而奋斗。这种混乱存在的部分原因是，问题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在许多国家，自愿的工人社团恰恰是在其开始使用强制手段强迫不愿意加入社团的工人成为会员，并使得非会员失业后，才变得合法化的。大多数人可能仍然认为，“劳动争议” 通常意味着对薪酬和就业条件的不同意见，但其唯一的原因往往是工会试图强迫那些不愿加入工会的工人入会。

英国工会获得特权尤其引人注目，1906 年的《贸易争端法》（Trade Disputes Act）赋予工会

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工会或其雇员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错误。简而言之，给每个工会提供特权和保护，这种特权和保护是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 —— 无论是不是法人 —— 都不具有的。

类似的友好立法帮助了美国的工会。首先，1914 年的《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使其免受《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反垄断规定的约束；其次，1932 年的《诺里斯 - 拉瓜迪亚法案》（Norris-La Guardia Act）“在建立劳工组织对侵权行为完全具有豁免权方面让人瞠目结舌”；最后，最高法院在一项关键裁决中支持 “工会有权拒绝雇主，从而不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张”。到 20 世纪 20 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多少少逐渐出现了类似情况，“其中很少通过明确的立法许可，更多的是通过当局和法院的默许”。在所有地方，工会的合法化都被解释为工会重要目标的合法化，并承认工会有权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即工会具有垄断权。工会越来越不被视为一个追求正当的自私目的的团体（这个目的和其他利益一样，必须受到拥有平等权利的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制约），而是被视为一个为了公众利益，其详细而又全面地囊括了所有劳动力的组织目标必须得到支持的团体。

尽管近年来工会因为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而常常触怒公众舆论，而且公众那不加批判地支持工会的感情也正逐渐消失，但公众当然还没有意识到的是：现有的法律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已经受到工会所行使权力的严重威胁。在此，我们不会讨论最近在美国引起广泛注意的那些滥用工会权力的犯罪行为，尽管这些犯罪行为与工会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并非完全无关。我们只关心工会今天通常拥有的那些权力 —— 这些权力要么得到法律的明确许可，要么至少得到执法当局的默许。我们的论述既不会针对工会本身，也不会局限于那些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滥用权力的做法。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它们的一些权力 —— 这些权力即使不是它们的 “神圣权利”，现在也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工会在行使这些权力时经常表现出很大的克制，这一事实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反对这些权力的理由。这正是因为，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工会将会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它们已经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也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情况归功于许多工会领导人的温和与明智。总之，我们不能让目前的事态继续下去。

工会对其工人同伴的强制

工会被允许违反法律规定的所有自由原则，并因而得以运用的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其工人同伴的，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无论工会能够真正对雇主施加什么样的强制权力，这都是工会对其他工人运用强制这种主要权力的结果。如果工会的这种权力 —— 强迫其他不情愿表示支持的工人支持自己 —— 被剥夺了，那么工会对雇主的强制将不会再有其令人反感的主要特征。工人之间自愿达成协议的权利，甚至他们一致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都不是问题。然而，应该指出，后一种权利，即罢工的权利，虽然是一种正常的权利，但却很难被视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某些雇佣关系中，劳动者应放弃这一权利，这应成为雇佣条款的一部分。在美国，这样的雇佣关系应该涉及工人的长期义务，任何联合破坏这样的合同的企图都应该是非法的。

的确，任何有效地控制着公司或行业所有潜在工人的工会都会对雇主施加几乎无穷无尽的压力，特别是在专业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本的地方，这样的工会实际上可以没收业主的财产并掌握其企业全部的收益。然而，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这永远不可能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 —— 除非不管工人是否被雇用，这种行动的总收益在他们之间是被平等分享的，但这种情况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工会只有通过强迫一些工人不顾自己的利益来支持这种一致的行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通过限制供应，也就是扣留一部分劳动力，工人们才能将实际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的普遍水平之上。因此，那些将以较高工资获得就业的人的利益，将始终会与那些最终只能在报酬较低的工作中找到就业机会或根本不会就业的人的利益对立。

通常，工会首先将使雇主同意某一工资，然后确保没有人会以更低的工资被雇用，这个事实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对于那些只能以较低工资受雇却不能被雇用的人来说，工资规定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其他手段是一样的。关键的一点是，雇主只有在知道工会有权使其他人不被雇用的情况下才会同意这一工资。一般来说，工资规定政策（无论是出自工会还是出自当局）只有在其规定的工资也高于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的工资时才会使这一工资高于正常水平。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提高工资

尽管工会可能仍然经常采取与其信念相反的行动，但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工会无法为所有希望工作的人带来高于在自由市场中形成的实际工资 —— 尽管工会很可能会抬高工资水平，但其产生的苦果将在以后影响我们。虽然工会成功地使实际工资超过某一水平（如果这不是暂时的该多好），但是这只会让特定群体受益，并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工会即使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也只是服务于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意味着，严格的自愿工会由于其工资政策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因而不能长期地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只要工会没有权力强迫外人加入它，它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工人的工资超过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水平将建立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

但是，尽管所有被雇用者的实际工资只有在以失业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工会的行动得到提高，但某些特定行业的工会很可能通过迫使其他人留在工资较低的职位上来提高其成员的工资。这样的话，由此造成的工资结构扭曲程度实际上有多大呢？这很难说清楚。然而，如果你还记得一些工会认为使用暴力来阻止任何非工会成员进入它们的行业是一种合适的方式，也记得另一些工会能够收取高昂的会费（甚至为现有工会成员的子女保留在此行业的工作岗位），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扭曲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方法对热门职业和高薪职业至关重要，也正是如此，它们将导致相对贫穷的人被较富裕的人剥削。虽然在所有工会中，这些行为可能会缩小薪酬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就主要行业的相对工资而言，今天的工会对不平等负有主要责任，而这种不平等没有任何作用，它完全是特权的结果。这意味着，它们的活动必然会降低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会降低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因为如果工会的行动成功地减少了从事高薪工作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不得不留在薪酬较低工作的工人数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结果是，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会更低。事实上，在工会非常强大的国家，其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极有可能低于那些不存在强大工会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确实就是这样，在这些国家，工会政策因普遍采用 “创造工作” 的限制性做法而得到强化。

如果许多人仍然接受一个明显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即由于工会的努力，总体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与过去一样快，那么，尽管其理论分析得出了这些毫不含糊的结论，以及存在与之相反的经验证据，他们还是会这么认为的。当工会势力较弱时，实际工资的增长往往比工会势力较强时快得多。而且，即便是在一些劳动力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特定行业，其工资增长速度也往往比那些组织严密但同样繁荣的行业快得多。人们之所以对此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部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的工资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获得的，这也导致人们认为工资增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现在马上就会看到的，工会活动实际上会带来货币工资的持续增长 —— 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货币工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不会造成普遍失业的增长，只是因为通货膨胀经常使货币工资无效 —— 实际上，如果要保持充分就业，我们就必然要靠通货膨胀。

有害且危险的活动

如果工会通过工资政策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工会在这一领域的活动是非常有害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则是极其危险的。工会通过那种往往使市场制度无效的方式运用权力，也通过那种使自己控制经济活动方向的方式运用权力，这种控制权力在政府手中是危险的，但由某一特定集团行使，又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通过影响不同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通过运用货币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压力及其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后果，工会达到了它的目的。

通常，在每一个被工会控制的群体中，相对工资受到的影响是工资的一致性和刚性会更大，在不同群体之间则是工资的非功能性差异更大。这还伴随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在这其中，前者要么是结果，要么是原因。我们无须赘言的一个事实是，这虽然可能会对某些群体有利，却一定会降低生产率，从而降低工人的总体收入。我们也不必在这里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会所保障的特定群体的工资越稳定，就业就越不稳定。重要的是，不同行业工会力量的偶然差异不仅会造成工人之间薪酬的严重不平等，而且会在不同行业的发展中产生非经济上的差异，而这种不平等在经济上是没有道理的。社会上重要的产业，如建筑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而且显然不能满足人们迫切的需要，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某些特点为工会提供了施行强制性垄断行为的特殊机会。由于工会在资本投资最密集的地方最有影响力，所以工会往往会成为投资的障碍 —— 目前可能只有税收造成的障碍超过了它。最后，往往正是这种与企业勾结在一起的工会垄断成了对相关行业进行垄断控制的主要基础。

工会主义（unionism）目前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危险是，通过在各种劳动力供应方面建立有效的垄断，工会将使竞争不能成为对所有资源进行分配的有效调节机制。但是，如果竞争失去了这样一种作为调控手段的效用，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取代它。然而，替代市场的唯一选择是当局的指导。这种方向显然既不能由具有地方利益的特定工会掌握，也不能由包含了所有劳动力的统一组织很好地执行。这样一来，工会不仅会成为国家最强大的力量，还会成为完全控制国家的力量。然而，现在的工会主义倾向于制造一种很少有工会想要的社会主义总体规划体系，而且实际上，拒绝这种体系才是最符合工会利益的。

违反成员利益的行动

工会如果不能完全控制它自己关心的那类劳动力的供应情况，就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而且，既然服从这种控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工会就必须诱使其中一些人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仅仅是通过心理和道德上的压力来实现的，这种压力会助长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工会会使所有工人受益。如果工会成功地让公众普遍认为，每个工人都应该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支持工会的行动，那么胁迫便会被逐渐认为是一种合法手段，从而迫使一个顽固的工人履行他的职责。在这个方面，工会依靠的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工具，即一种正是因为工会的努力，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才上升得像以往一样如此迅速的神话。而且，只有通过工会持续不断地努力，工人的工资才能继续尽可能快地增长。在这种经过精心编织的神话中，工会通常得到了对手的积极帮助。只有进一步洞察事实的真相，我们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成败与否则取决于经济学家如何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来启发公众舆论。

但是，尽管工会施加的这种道德压力可能非常强大，但它几乎不能使工会具有造成真正损害的权力。显然，工会领导人同意那些研究工会主义的学者的观点，即工会如果要实现其目标，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强制手段。工会发展了强制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工人成为工会成员。工会称这种手段为 “组织活动”（或者，在美国，工会称之为 “工会安全”—— 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委婉说法），并赋予其成员真正的权力。由于真正自愿的工会的权力将局限于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工会已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迫使其反对者服从它们的意志。

如果工会没有得到那些受到误导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和政府的积极援助，那么工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幸的是，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让公众相信，完全的工会化不仅合法，而且对公共政策也很重要。然而，说工人有权成立工会，并不是说工会有权独立于工人个人的意志而存在。如果工人觉得没有必要成立工会，那么这绝对不是一场公共灾难，而是一种非常可取的事态。然而，工会本来的目标是诱使所有工人加入工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这一事实已被解释成，工会应该有权采取一切看起来必要的行动。同样，工会争取提高工资是合法的。为了取得成功，这一事实已被解释为，工会也必须被允许做任何看起来必要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罢工已被认为是工会的合法武器，人们已经开始相信，为了让罢工取得成功，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看起来必要的事情。总体来说，工会的合法化已经意味着，为了让工会达成目标，工会所认为的所有不可或缺的方法都应该被视为具有合法性。

因此，目前工会的强制权力主要在于，其使用方法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容忍的，并且是反对保护个人私人领域的。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工会依赖于用警戒线作为威胁工具。即使所谓的 “和平” 示威，也涉及严重的强制。对工会的宽恕构成了一种特权，因为工会假定的合法目的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工会可以被那些本身不是工人的人用来强迫他人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组织，并且它也可以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或对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发泄仇恨。广受人们支持的工会目标使工会拥有了合法性的光环，但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它代表了一种针对个人的有组织的压力；而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私人机构都不该被允许施加这种压力。

除了对警戒的宽容之外，工会能胁迫个别工人的主要因素是，由立法和司法批准的封闭型企业或工会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可以制裁个别工人。这些制裁构成了限制交易的协议，而且只有这些工人在获得一般法律规则的豁免时才能成为工会 “组织活动” 的合法对象。当要求不仅涉及让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的大多数工人的代表们所订立的合同对任何想要利用它的工人有效，还要适用于所有员工（即使他们个人希望并能够达成不同的优势合同）时，立法往往就形同虚设了。我们还必须把所有二次罢工和抵制视为不可接受的强制方式，这些方式不是工资谈判的工具，只是迫使其他工人接受工会政策的手段。

此外，只有在法律免除了工人群体共同行动的一般责任的情况下（要么允许他们无须正式成立公司，要么明确使其组织不再适用于企业的一般规则），工会的这些强制手段才能实行。没有必要单独考虑当代工会政策的其他各个方面，例如，工会在所有行业或全国范围内的谈判。工会能否实行强制手段取决于上述已经提到的做法。而且，如果工会的基本强制权力被取缔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十有八九会销声匿迹。

非强制的作用

不可否认，通过强制手段提高工资几乎正是当今工会的主要目标。但是，即使这是它们的唯一目的，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从法律上禁止工会。如果不通过歧视性立法就无法阻止工会，那么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许多不受欢迎的事情就必须得到容忍。但即使是现在，控制工资也不是工会的唯一职能。毫无疑问，工会能够提供一些不仅毫无异议而且确实意义非凡的服务。如果工会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强制行动来提高工资，那么一旦被剥夺了强制权力，它们可能就会销声匿迹。但是，工会还要履行其他有用的职能，而且尽管那种可能完全禁止工会的考虑会违反我们所有的原则，但我们应当明确表明，为什么采取这种行动没有经济基础，以及为什么作为真正自愿和非强制性的组织，它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事实上，只有在我们有效地制止工会使用强制手段，使其远离当前的反社会目标之后，工会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工会在决定工资的过程中，即使没有强制权力，也有可能发挥有益的重要作用。首先，人们常常要在增加工资和增加其他福利（雇主可以以同样的成本提供这种福利，但只有在所有或大部分工人在增加额外工资与接受福利之间更愿意接受福利时，雇主才能提供）之间做出选择。还有一个事实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在工资水平上的相对地位往往和他的绝对地位一样重要。非常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分级组织里，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不同工作的报酬和晋升规则之间的差别是公正的。确保意见统一的极其有效的办法可能是在代表所有不同利益的集体谈判中商定总体方案。即使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要想出什么其他方法来调和在一个巨大组织中的所有不同想法，以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工资结构，也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订立特殊条款，但一套商定的对所有希望采用这些条款的人都适用的标准条款似乎是大型组织所需要的。

同样，在涉及工作条件而非个人报酬的所有一般性问题的更大范围内（这些问题真正关系到所有雇员，涉及的是工人和雇主的共同利益），我们在管理时应该尽可能多地顾及各种愿望。一个大型组织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以规则为基础，而且，这些规则如果在工人的参与下制定，那么可能会更加行之有效。因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合同不仅规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不同雇员群体之间的关系。赋予合同多边协定的特点，并在某些方面，如投诉程序中，为雇员提供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往往大有裨益。

最后，工会还有一项历史悠久的好处极大的活动，那就是作为 “友好协会”，它们承诺帮助其成员防范特殊的行业风险。不管怎么说，这一职能都必须被视为一种非常可取的自助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正逐渐由国家接管。然而，至于上述任何一个论点是否可以证明，与一家工厂或公司的工会相比，规模更大的工会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我们不予以讨论。

我们只能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工会要求参与商业活动。在 “工业民主” 的名义下，或者更近则是在 “共同决定” 的名义下，工会参与商业活动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尤其是在德国，英国的程度稍低）。它代表了 19 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下的分支 —— 工团主义思想的奇怪复兴（工团主义是该学说中最不成熟和最不切实际的一种形式）。虽然这些观点在表面上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当我们对其进行审视时，它们便显示出其内在的矛盾。如果某个工厂或某个行业正在为消费者利益服务，它就不能为某些特定工人群体的永久性利益提供服务。此外，有效地参与企业发展方向是一项全职工作，任何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很快就会失去雇员的视野和兴趣。因此，不仅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应该被拒绝，而且在美国，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工会领导人已经坚决地拒绝了在商业活动中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为了更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请读者查阅现有的与其所有影响相关的详细研究报告。

法律上的小变化

只要公众舆论认为工会强制是合法的，就不大可能保证个人不受任何工会强制。但是，持有这个观点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也许正如他们在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微小变动，将足以对现有局势产生深远和可能是决定性的变化。只要取消那些明确授予工会的或在法庭的宽容下由工会行使的特权，我们就似乎足以剥夺工会现在所行使的更严重的强制权力，并可以引导工会的合理私利走上对社会有益的道路。

因此，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无论是为组织服务还是反对组织，我们的基本要求是确保真正的结社自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强制都将被一视同仁地看作是违法的。我们应严格执行这样一项原则，即目的不应成为手段的理由，工会的目标不应成为它们不受一般法律规则约束的理由。今天，这首先意味着应该禁止所有大规模的示威，因为它们不仅是使暴力发生的主要且常见的诱因，而且就算在运用它们时所采取的是一种最和平的形式，它们还是一种强制手段。其次，不应该允许工会将那些不是工会成员的人排除在任何就业岗位之外。这意味着，封闭式和工会式的合同（包括 “工会成员资格保留” 和 “优先雇用” 等条款）必须被视为限制交易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些合同与 “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黄狗合同” 禁止员工加入工会且通常被法律禁止）都没有区别。

取消所有这些合同将消除第二次罢工和抵制的主要目标，从而使这些形式和类似形式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效。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废除所有对一切雇员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授权让某个工厂或某个行业的大多数工人代表订立合同；同时，我们也要剥夺所有有组织的团体订立合同的一切权利，这些合同对那些没有自愿将这种权力授予它们的人具有约束力。最后，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有组织的行动，在与合同义务或一般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与具有组织性的协调性行动有关的责任必须毫无疑问地落在做出决定的人身上。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那些使某些类型的合同无效的一切立法将违反合同自由原则，他的反对意见就是无效的。我们在前面（第 15 章 [1]）已经看到，这一原则绝不表示所有合同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它只是意味着所有的合同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规则来判断，任何当局都不应被赋予允许或不允许特定合同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应当判定的无效合同包括限制交易的合同、封闭式合同和工会式合同。如果立法、司法和对行政机构的容忍没有为工会创造特权，那么那些习惯法国家也许便没有必要针对工会进行特别的立法。如果必须要这么做，那么这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信奉自由的人将对这方面的所有立法产生疑虑。但是，特权一旦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就只有通过专门的立法才能被取消。虽然应该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工作权利法》，但我们很难否认，在美国，由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的决定造成的情况可能使专门的立法成为恢复自由原则的唯一可行办法。

在任何一个国家，为了恢复劳工领域内自由结社的原则，我们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将取决于该领域本身的发展所造成的情况。美国的情况备受瞩目，因为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的决定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会的强制权力合法化，并给使自由裁量权和本质上不负责任的权力被授予了行政当局。但要了解更多的细节，我们必须让读者参考佩特罗（Petro）教授在《自由社会劳动政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中的重要研究，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为了约束工会的有害权力，尽管需要做出的所有改变只不过是使工会遵守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的一般法律原则，但毫无疑问，现有的工会将竭尽全力予以抵制。工会知道，要实现自己目前的愿望，就必须依靠这种强制权力；而如果要维持一个自由社会，这种强制权力就必须加以限制。然而，当下的情况并非毫无希望。目前的一些发展势态迟早会向工会证明，现有局势不可能持续下去。工会会发现，从长远来看，在它们可以选择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中，服从制止一切强制手段的一般原则比继续它们目前的政策要好得多，因为后者必然导致两种不幸后果中的一种。

失业的责任

虽然从长远来看，工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工人都能达到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实际上，工会更有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但货币工资水平并非如此。在这方面，工会行动的效果将取决于各项决定货币政策的原则。鉴于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以及货币当局将会出台的相应政策，毫无疑问，当前的工会政策必然会导致持久且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是，占主导地位的 “充分就业” 原则明确地免除了工会对任何失业的责任，并将保持充分就业的责任推给了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然而，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能使工会政策不会产生失业的唯一方法是，通过通货膨胀来对抗由工会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任何过度上涨趋势。

为了了解我们所处的形势，我们有必要简要地看一下 “凯恩斯” 式充分就业政策的理论来源。凯恩斯爵士理论的发展始于一个正确的认识，即大规模失业通常是因为实际工资过高。接下来，他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只有通过一场痛苦而漫长的斗争才能直接降低货币工资，而这场斗争是无法设想的。因此，他得出结论：实际工资必须在降低货币价值的过程中降低。这正是 “充分就业” 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现在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如果劳动者坚持把工资水平定得太高而导致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货币供应就必须增加，从而使物价上升到当前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不再大于寻求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的水平。在实践中，这必然意味着每一个独立的工会在试着超越货币价值时，将永远不会停止要求进一步提高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会的共同努力将导致渐进式通货膨胀。

即使各独立工会所做之事只不过是阻止某个特定群体的工资减少，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工会不可能削减工资，而工资通常已经变成 “刚性下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所有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的变化都必须通过提高除相对实际工资必须下降的群体之外的所有其他群体的货币工资来实现。此外，货币工资的普遍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通常会导致各群体提高货币工资（甚至在后一种实际工资必须下降的群体中也是如此）。而且，在相对工资得到调整之前还需要连续发生几轮工资增长。由于调整相对工资的需要一直存在，仅这一过程就产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充分就业政策被普遍接受以来）普遍存在的工资 - 价格螺旋。

这个过程有时被描述为工资的增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这是不对的。如果货币和信贷的供应没有扩大，那么工资的增加将迅速导致失业。但在货币当局有责任在任何给定的工资水平上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实现充分就业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每一轮工资上涨都会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当价格的上涨变成了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持续性事件，并引起了严重的公众恐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时，当局便会紧接着尽力对货币政策踩下刹车。但是，因为到那时，经济已经适应了进一步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且现有的就业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货币扩张。因此，阻止货币扩张的努力将迅速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这将带来新一轮不可抗拒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由于工资压力而导致的失业。对一般公众来说，渐进式通货膨胀似乎是工会工资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不是试图消除其后果的直接后果。

尽管工资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制止它，它就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必须通过停止运用那种会造成大规模的长期失业的货币政策来打破工会的强制权力，因为它对政治和社会都具有致命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成功地从根本上限制工会的权力，那么工会很快便会被要求采取相关措施，而这些措施将比工会服从法治更令工人自己（如果不是工会领导人）感到反感。不久，要求政府制定工资或彻底废除工会的呼声将会应运而生。

走向中央控制

如同在任何其他领域一样，在劳动力领域，市场作为一种指导机制的消失必然会使行政指导制度取而代之。为了接近甚至只是最低程度地接近市场秩序功能，这种取而代之的制度将不得不协调整个经济。因此，到最后，这种制度将不得不来自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虽然这样一个权力机构最初可能只关心劳动的分配和报酬，但它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转而建立在一个集中的计划和管理制度上，并产生各种经济和政治后果。

在那些通货膨胀趋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 “全面工资政策” 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通货趋势最为明显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领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信条，即工资一般应由 “统一政策” 决定，这归根结底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做出决定。如果市场因此被无可挽回地剥夺了其功能，那么除了由当局决定工资之外，市场就没有有效的办法在产业、区域和贸易中分配劳动力。通过设立具有强制权力的官方调解和仲裁机制，以及设立工资委员会，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这样一种局面，即工资基本上将必须由当局的独断决策来决定。

这一切不过是当前工会政策的必然结果罢了，工会希望看到工资由某种 “正义” 概念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但是，任何可行的制度都不可能允许任何一群人通过暴力威胁强制执行他们认为应该执行的政策。而且，当不仅仅是少数特权群体，而是大多数重要的劳动阶层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强制其采取行动时，允许每个人独立行动不仅会产生与正义相反的结果，还会导致经济混乱。当我们的工资不再取决于市场的客观决定时，我们能够保持有效经济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由政府权威来决定工资。政府的决定一定是武断的，因为没有什么客观的正义标准可以被其使用。与所有其他价格或服务一样，与所有人的开放就业机会相适应的工资率不符合任何可评估的价值或任何独立的正义标准，而必须取决于一些没有人能控制的条件。

一旦政府着手设定整个工资结构，并因此被迫控制就业和生产，那么与服从平等的法律规则相比，工会目前的权力将遭到更大的打击。在这种制度下，工会只有两种选择：一方面，工会要么成为政府政策的自愿工具，要么被纳入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工会被完全废除。前一种选择更有可能被选中，因为它将使现有的工会科层机构保留其成员的职位和部分个人权力。但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完全服从联合国家的控制。大多数国家的局势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或者重整旗鼓。工会目前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它们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却是它们竭尽全力要摧毁的。

“不容置疑” 的工会力量

工会的问题既是对我们原则的良好考验，也是对侵犯这些原则的后果的有益例证。由于没有履行私人不受强制的职责，为了纠正这种失败的结果，各地政府现在都被迫超越其适当的职能，并因此只能像工会那样通过武断行事来执行任务。只要人们认为工会被允许获得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没有办法修复工会所造成的损害，而只能使国家更任意地行使强制权力。在劳动领域，我们确实正经历着法治的明显衰落。然而，纠正这一局势真正需要的是恢复法治的原则，并由立法和行政当局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原则。

然而，阻止人们通向这条光明大道的仍然是那所有流行观点中最愚蠢至极的观点 ——“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人们不禁会想，那些习惯于使用这一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它表达的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即我们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且最可悲的是，我们承认，自己无法运用自己的智慧。如果大多数人充分了解目前的局势，那么任何有着长远目光的人会不相信还有另一种可供他们审慎选择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吗？我表示怀疑。有一些迹象表明，有远见的工会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想坐视自由慢慢地销声匿迹，我们就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必须下定决心恢复法治。而且，为了在工会运动中保存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必须放弃那种长期以来指引它们的幻想。

只有重新遵循已经放弃的原则，我们才不会面临失去自由的威胁。我们所需要的是改变经济政策，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战术性决策似乎是为了满足政府在接二连三的紧急情况中的短期需要，这只会使我们进一步陷入政府武断控制各种局面的困境。这些追求相互矛盾目标的决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其累积性效果一定会证明这些决策在战略上是致命的。正如所有经济政策问题一样，工会问题不能通过对具体问题进行专门决策，而只能通过在所有领域自始至终运用一种能得到一致遵守的原则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结果。能使自由社会长盛不衰的，只有这样一种原则：除了那种对所有人同等适用的一般抽象规则可以被强制执行之外，绝不允许有任何其他强制存在。

《自由宪章》，节选自第 18 章

[1] 此处是指《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第 15 章。—— 编者注

17. 通货膨胀 —— 短期的权宜之计

虽然有少数人故意主张物价持续上涨，但目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偏见的主要根源是，人们普遍认为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的反面）是如此可怕。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认为最好一直坚持通货膨胀这个错误方向。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如何保持物价完全稳定，而且也只能通过纠正物价向任何一个方向的微小变动来实现稳定，所以这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通货紧缩的决心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累积。此外，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往往是局域或局部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经济资源重新分配机制的部分体现，这意味着，竭力使所有通货紧缩不影响经济中的主要领域必然会导致全面通货膨胀。

吸毒般的通货膨胀

然而，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真的比通货膨胀更有害吗？这一点值得怀疑。的确，人们有一种感觉，即通货膨胀的危险要大得多，我们需要更小心地防范。在这两个错误中，我们更容易犯通货膨胀这个错误。其原因在于，温和的通货膨胀在其持续过程中通常是令人愉悦的，而通货紧缩对人们来说则是立竿见影的剧痛。几乎没有必要对通货紧缩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为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强烈感受到其危害。但是，在采取那些能马上令人愉快或能临时缓解困难的行动时，我们则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我们只有在以后才会感觉到其中涉及的更大伤害。的确，人们经常把通货膨胀和吸毒相比，但这两者并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相似。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通过引起意料之外的价格变化而产生其特有的影响，而且这两种情况注定会使人们的预期落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价格高于或低于预期时，第二次则迟早会发生，因为这些价格变化是意料之中的，并且不再具有不可预见的影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区别在于，前者先有惊喜后有反应，而后者对商业的最初影响就是萧条。然而，这两者的影响都是自我逆转的。在一段时间内，这两种力量都倾向于自我强化，因此其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预期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但除非价格走势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加速，否则人们的预期必定会跟上它们。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其影响的特征就会改变。

通货膨胀最初仅仅产生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获得利润，而且利润通常比平时要大。每件事几乎都能获得成功，几乎没有失败。事实一再证明，利润比预期的要高，而且不计其数的投机活动都获得了成功，这就在整体上营造了一种适合冒险的氛围。即使那些没有因价格突然上涨而获得暴利就必须被迫破产的人，也能坚持下来，并使他们的雇员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共享这全面的繁荣。然而，只有直到人们开始预期价格将继续以同样的速度上涨时，这种情况才会持续下去。一旦他们开始希望价格在这么多个月的时间里上涨这么多个百分点，他们就会哄抬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成本），使其达到与他们预期的未来价格相对应的水平。如果价格涨幅不超过预期，那么利润将恢复正常，盈利的比例也将下降。而且，由于在利润异常丰厚的时期，许多本来要被迫改变投资方向的人都在继续营业，所以亏损的比例将高于通常的水平。

因此，只有在没有预见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刺激才会发挥作用；一旦预见通货膨胀，那么只有使通货膨胀率持续增加才能保持相同程度的繁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涨幅低于预期，那么其效果将与未预见的通货紧缩相同。即使物价只是以普遍预期的幅度上升，也不会再产生额外的刺激，而是会使所有在临时刺激持续期间被推迟调整的积压问题显露出来。为了保持最初的刺激效果，通货膨胀必须以始终快于预期的速度继续下去。

加速通货膨胀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虑所有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永远不能完美地对价格变化做出什么预期，特别是不能使我们的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得到同等程度的调整。我们也不能讨论这些因素对当前生产和投资的不同影响，这在全面考察产业波动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知道以下两点就足够了：除非通货膨胀率逐步加速，否则它的刺激作用就必然会停止；随着通货膨胀率的继续加速，我们所面临的事实是，我们的预期绝不可能和价格变化匹配，而且由此产生的某些不利后果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商业决策所依据的会计方法只有在货币价值相当稳定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随着价格的加速上涨，为所有商业计划提供基础的资本和成本核算方法将很快失去所有意义。实际成本、利润或收入将很快不再由任何传统或被普遍接受的方法来确定。而且，按照税收原则，越来越多的税收将被视为利润；而实际上，仅仅是为了维持资本，这些利润也本该用于再投资。

因此，通货膨胀从来就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刺激，即使这种有益的效果也只能在某些人继续被欺骗和某些人的预期不必要地落空的情况下才能持续。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源于它所产生的错误。通货膨胀的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即使小剂量通货膨胀的有害后遗症，也只能通过大剂量通货膨胀清除。一旦通货膨胀持续了一段时间，即使采取不让其进一步加速的措施，也会难以避免地造成通货紧缩的局面。一旦某些已经扩大的活动只能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来维持，那么这些活动的同步终止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恶性的令人惶恐不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收入的下降会导致其他收入的下降，等等。据我们所知，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预防经常发生的通货膨胀来阻止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一旦通货膨胀开始，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治愈它了。不幸的是，当我们为萧条忧心忡忡时，它早被大多数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自由宪章》，330~333 页

18. 通货膨胀 —— 短暂的欺骗

对于那种迫使当局做正确事情的机制，我当然不会去诋毁。随着货币政策受公共财政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建立这种机制的理由也越来越充分；但是，如果我们夸大了它所能实现的目标，那么它将削弱而非强化上述论点。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我们永远无法消除它。因此，在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可以做什么不仅非常重要，而且甚至很可能在实践中决定该机制能否被允许运行。

中央银行的有限影响力

所有中央银行都面临一个基本的两难境地，这就一定会使它们的政策必须涉及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中央银行只能对所有流通媒介进行间接的有限控制，它的权力主要基于在必要时不提供现金这种威胁。但与此同时，这种权力也被认为是一种责任，即在必要时绝不拒绝提供一定数额的现金。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政策对价格或货币价值的总体影响，必然成为中央银行行长日常行动的重点。这一任务要求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预先阻止或抵制信贷领域的发展，因为简单的规则是不能提供足够的指导的。

旨在影响物价和就业的措施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些措施必须更多地用于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变化发生之后才用于纠正。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总是等到规则或机制迫使它采取行动时才采取行动，那么由此产生的波动将远远大于其需要产生的波动。如果在它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它所采取措施的方向与机制或规则随后会强加于它的方向相反，那么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即该机制不久将被允许运作。因此，最后即使货币当局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结果也可能取决于货币当局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所做的工作。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通过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而不是具体行动来限制货币政策。当前的具体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保持稳定的就业水平还是稳定的物价水平。在经过合理的解释和适当考虑某一水平附近不可避免的小波动后，这两个目标不一定是冲突的。其前提是货币稳定的要求被放在首位，而且经济政策的其余部分也要适应这些要求。但是，如果把 “充分就业” 作为主要目标，并把它解释为（有时是这样）可以通过货币手段在短期内创造的最大就业，冲突就会出现。这就是渐进式通货膨胀。

我们是可以达成高水平的稳定就业的合理目标的，我们同样也知道要如何追求某种稳定的综合物价水平。从实际目的出发，对这一价格水平做出精确的定义可能并不十分重要，除非它应该涉及的不仅仅是最终产品（因为如果它涉及的仅仅是最终产品，那么在技术迅速进步的时代，它可能仍会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趋势），而且它应该尽可能地以国际价格而不是当地价格为基础。如果两三个主要国家同时采取这种政策，那么这种政策也应与稳定的汇率相协调。重要的一点是，货币当局不会允许价格波动超过一定的已知限度，甚至不允许价格接近使政策必须发生重大逆转的位置。

通货膨胀的微弱反对力量

虽然有些人明确主张持续的通货膨胀，但这肯定不是因为大多数人想要通货膨胀，所以我们才有可能会得到通货膨胀。当有人指出 “即使是每年 3% 这样看似温和的价格增长也意味着物价水平在每 23 年半就会翻一番，而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在一个人正常的工作年限内，物价水平几乎会翻两番” 时，很少有人会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种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的危险与其说是由于那些故意鼓吹通货膨胀的人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反对者软弱。为了阻止通货膨胀发生，我们有必要让公众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不做这些事情的后果。大多数有能力的学者都认为，阻止通货膨胀发生时所遭遇的困难仅仅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然而，几乎没有人相信货币当局有权力而且也有能力阻止通货膨胀。有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货币政策将在短期内创造奇迹，也有人悲观沮丧地对其长期效果频频摇头。

有两点，不管我们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第一，除非我们制止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我们将无法阻止那种越来越朝着国家控制方向发展的形势；第二，任何持续上涨的物价都是危险的，因为一旦我们开始依赖于它的刺激作用，我们就会毫无选择地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一方面是更多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为我们的错误付出经济衰退或萧条的代价。即使是非常温和的通货膨胀，它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那些负责政策的人束手束脚，以致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每当出现问题时，稍微提高通货膨胀便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讨论个人为保护自己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如浮动合同。这些措施不仅经常使通货膨胀的过程自我加速，而且还增加了维持其刺激作用所必需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就让我们简单地指出以下问题吧。通货膨胀使中等收入的人越来越不可能依靠自己养老；它不鼓励储蓄，鼓励人们负债；通过摧毁中产阶级，它在赤贫者和富人之间制造了危险的鸿沟。这些特点是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社会的典型表现，也是这些社会如此紧张的根源。更糟糕的也许是那更广泛的心理影响，即在广大人民中蔓延的那种无视长期观点和只关心眼前利益的精神现象，已经在公共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通货膨胀政策通常是由那些希望政府加强控制的人倡导的，这并非偶然 —— 尽管不幸的是，并非只有他们这么希望。通货膨胀使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从而也使人们要求政府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这对社会主义者可能是有利的论据。然而，那些希望继续享有自由的人应该认识到，在那种恶性循环中，通货膨胀可能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基于这个原因，所有那些希望停止政府控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货币政策上。没有什么比以下这个事实更令人沮丧的了，即那么多才华横溢和见多识广的人士在其他方面捍卫自由，然而他们却被扩张主义政策的眼前利益诱惑，去支持从长远来看必然会摧毁自由社会基础的东西。

《自由宪章》，336~339 页

五章 重申主题_老虎的尾巴_哈耶克_在线阅读_中华典藏 19. 对凯恩斯的个人回忆 即使对那些了解凯恩斯，但无法接受他的货币理论，以及认为他的言论时不时就有些不负责任的人来说，凯恩斯的个人魅力仍然让人刻骨铭心。

19. 对凯恩斯的个人回忆

即使对那些了解凯恩斯，但无法接受他的货币理论，以及认为他的言论时不时就有些不负责任的人来说，凯恩斯的个人魅力仍然让人刻骨铭心。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他比我年长 16 岁）来说，早在他成为真正的经济理论家之前，他就是一位英雄。那个毫不畏惧对 1919 年和平条约中的经济条款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不正是他吗？我们欣赏他那些文采四溢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直言不讳，思想独立，尽管一些年长而敏锐的思想家立刻指出了他论点中的某些理论缺陷。我们这些有幸与他交往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能言善辩深深吸引。他既博学多才，又有迷人的嗓音。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那是在 1928 年于商业周期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虽然我们第一次就利息理论的某些方面争论不止，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是朋友。尽管我们很少在经济学上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依然有很多共同兴趣。他的言谈举止有些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他会盛气凌人地不顾年轻人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他毫不低头，那么即使这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以后也会永远尊重这个人。1931 年，在我从维也纳搬到伦敦后，我们便经常通信，并时不时面对面地交流。

凯恩斯改变思想

我曾答应《经济学杂志》，对他刚出版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予以评论。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两篇长文。对于第一篇，他的回应是对我的《物价与生产》的反击。我认为，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驳倒了他的理论体系（基本上体现在第一卷中），尽管我对这部著作第二卷中包含的许多深刻但不系统的见解非常钦佩。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白费了，这让我非常失望，因为在我的第二篇文章发布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相信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当他那本现今已经闻名全球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我不予置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 我后来为此自责不已。我担心，在我还没完成我的论证之前，他就会再次改变想法。尽管他称它为 “通用” 理论，但在我看来，它显然是一部体现时代的著作，并受到他所认为的在政策上的货币需要的制约。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我当时只是模糊地注意到这个原因，但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时，这个原因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对那本书的不同意见与其说是来自其分析中的任何细节，不如说是来自整个著作所遵循的一般方法。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分析的有效性。我现在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意义将会显现出来 —— 在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暂时衰落方面，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多才

事实上，尽管凯恩斯喜欢摆出一副能未卜先知但没有什么人听得进去的预言家模样，但他对自己的说服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像演奏乐器的演奏家一样影响公众舆论。就天赋和气质而言，与其说他是专家或学者，不如说他是艺术家和政治家。他虽然天赋异禀，但他的思想既受纯粹理性因素的影响，又受审美和直觉的影响。对他来说，学习知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但是，他的直觉使他在证明结论之前就确信这些结论，并使他以截然不同的理论论据来为同样的政策辩护，这使他对通常用来促进知识发展的缓慢而艰苦的智力工作失去了耐心。

凯恩斯是如此多才多艺，以至别人在评价他时，认为他那既错误又危险的经济学似乎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你考虑一下他在经济学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多么少，那么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他作为经济学家被人铭记的事实，既是奇迹，又是悲剧。即使他从未写过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他也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作一位伟人铭记着。

我无法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表明：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那时，他已经身体抱恙），在他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公共服务。然而，正是在那些年里，我比较全方位地认识了他，对他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当 1940 年我必须在剑桥久居时，他在他的学院为我找到了住处。周末，他竭尽所能地在剑桥寻找安静的地方。我经常见到他，对他的了解也不仅仅限于工作。也许是因为他想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抑或是因为他所有的公务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他所有的其他兴趣都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在战前减少了与商界的联系，放弃了学院工资，但他在公务之外仍积极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活动，而这些是会耗尽其他大多数人的全部精力的。他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关注与平时一样多，而且他那强烈的个人喜好和反感总是显露无遗。

我特别记得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件事尤其具有代表性。战争结束了，凯恩斯刚刚完成一项政府使命，又要去华盛顿处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人们会认为这件事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然而，那天晚上，他向我们一行人详细介绍了美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藏书情况，似乎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研究这些藏书。他本人就是这一领域的杰出收藏家，他收藏了这个时代的大量手稿和绘画。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的智识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审美偏好决定的。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文学和历史。他觉得 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魅力无穷的，至少在他感兴趣的知识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但他非常不喜欢 19 世纪，偶尔会表现出对 19 世纪经济史的无知，甚至都不了解那让经济学家都感到惊讶的经济史。

在这篇短文中，我甚至无法勾勒出指导凯恩斯思想的一般哲学和生活大纲。这是一项尚未开始的任务，因为在这一点上，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爵士那本既聪明过人又极为坦率的传记是远远不够的 —— 或许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认同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主导凯恩斯那代人的独特的理性主义。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知识的人，我强烈建议你们读一读凯恩斯自己的文章《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这是在一本名为《回忆录》（Two Memoirs）的小书中发表的。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谈凯恩斯理论的未来。也许从我已经说过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我相信，凯恩斯理论的未来不取决于将来人们如何讨论他的特殊定理，而是取决于将来人们如何发展社会科学的正确方法。凯恩斯理论只会作为一种普遍方法的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例子出现，而这种方法的哲学论证似乎是漏洞百出的。尽管它依赖于明显可测量的量度，乍一看比旧的微观理论更科学；但在我看来，它获得的这种伪精确性是以忽视真正支配经济体系的各种关系为代价的。即使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不能实现宏观经济学所追求的定量预测，但我相信，通过学着让自己对微观经济学那更温和的目标感到满意，我们起码会对复杂经济生活秩序的运作原理更加了然于心，而宏观理论那必须对问题做出的武断简化却几乎会掩盖全部的重要真相。我大胆预测，一旦我们解决了这个方法问题，“凯恩斯革命” 就将作为一个插曲出现。在这个插曲中，正确科学方法中的错误观念导致许多重要见解暂时消失，这些重要见解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且我们终将痛苦地重新获得它们。

节选自《关于凯恩斯和 “凯恩斯革命” 的个人回忆》（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eynes &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20. 加拉加斯会议评议

20 年前，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感到非常失望，这使我对货币问题失去了兴趣。我原以为这种制度很快就会被弃如敝屣，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是，将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责任强加给债权国。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货紧缩时期是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繁荣是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它的延续取决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如果物价上涨低于预期，经济就会走向萧条。我原以为 10 年的时间就足以让我们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然而，25 年后，我们才进入由减缓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衰退阶段。当下，我们就是在抓着老虎的尾巴：这种通货膨胀还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我们不再抓住（通货膨胀的）老虎的尾巴，老虎就会把我们吃掉。然而，如果老虎跑得越来越快，我们誓死要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还是会被它拖死！在这里，我庆幸自己不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哈耶克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的论文评议）

第三版引言#

第一章 总量的误用#

1. 通货膨胀
当通胀主义那更为原始的形式在今天被充分证明是一种胡言乱语，且对不久的将来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时，当代的经济思想却深受一种更微妙的通胀主义影响，以至我们不得不担心，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不得不承受对通货和信贷进行干预的大量危险后果。我相信，人们在这一领域所普遍接受的一些学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依据，这些学说只不过是他们把一般的个人经验（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货币）不加批判地用于社会问题的产物而已。
《物价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第一版前言

2. 宏观总量与微观决策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我不仅控诉改头换面的（数量）理论不恰当地篡夺了货币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控诉它所衍生的观点大大阻碍了货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货币理论从一般经济理论的主体中被孤立出来并不是这一特定理论最有害的影响，因为只要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将价值解释成不受货币影响的理所应当的东西，以及解释货币对价格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有别的理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货币总量、所有价格的总体水平，或许还有生产总量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度量值本身不会对个人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非货币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却是建立在对个人决策知识的假设之上的。无论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是怎样的，我们都要归功于这种 “个人主义” 方法。现代 “主观” 理论在其一贯的应用上已经超越了古典学派，这可能就是它运用在教学上的主要优势。
因此，如果货币理论仍然试图在总量和一般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那么这便意味着货币理论在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的发展。事实上，总量和平均数都不是相互作用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建立必要的因果关系，就像我们不可能在个别现象和个别价格等之间建立必要的因果关系一样。我甚至会断言，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来看，平均数永远不能成为其推理中的一环。
《物价与生产》，3~5 页

3.“某种” 价格水平的谬论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家货币体系的论点不能建立在国家货币的任何特性上，它必须建立在一种假设上，即国内的各种价格（尤其是各种工资）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国外的各种价格一起上下波动。

为了避免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不得不提高或降低各种价格这样的必要性，这种假设经常被认为是应该调整该国的货币数量，以保持国内的 “一般价格水平” 稳定的充分理由。我还不想讨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错觉，而这种错觉建立在价格变动的统计方法通常是为这些国家制定的偶然事件上。在各种价格（特别是工资）普遍向下调整确实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提出的补救措施将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第 7 页

4. 经济体系跨越国界#

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初变化所导致的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某一特定要素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需求发生的特定变化，而不是取决于它是在同一 “通货区域” 的内部还是外部。如果我们把货币收入的一系列连续变化描绘成一个个单链（这些变化将随需求的最初变化而变化），并暂时忽略每一个环节将出现的连续后果，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样的链条可能很快就会指向另一个国家，也可能会先在国内经过许多环节的酝酿。但是，国内的每个个体是否会受到影响则取决于他是否是特定链中的一环，也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直接为那些收入首先受到影响的个人或公司服务的，而不仅仅是他是否与那些个人或公司在同一个国家。事实上，这幅链条图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在同一个国家经过的环节最终会比他们最初所在的国家少，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才会结束彼此的行程（这不仅发生在相同的国家里，而且发生在相同的个人或公司身上），从而最终相抵。这意味着，由于在 B 国，从 A 国到 B 国的货币转移数量实际上比在 A 国国内的更大，因而有必要对个人收入和价格（而不是其总额）进行削减。
关于价格和收入的误导性概念
毫无疑问，这幅链条图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考虑连锁效应将产生的无限后果。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它也应该清楚地表明，就国家的价格和收入而言，这种论点是多么肤浅和具有误导性，就好像它们必然会步调一致，甚至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一样。受到影响的将是特定的个人或公司、特定产业的价格与收入，而且其影响与随着不同产业或地区之间需求变化而产生的影响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当然，这个问题与我讨论的货币体系所构成的问题是一样的，即一个国家的价格和收入之间，尤其是工资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特别紧密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往往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在整体上相对地向外部的价格结构靠拢。正如我当时所指出的，我无法在之后更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现在有两点已经很清楚了，这对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同质国际通货与我不久后将要开始研究的混合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首先，“通货膨胀” 和 “通货紧缩” 这两个术语是否能在某种意义上恰如其分地与这些区域或国家的货币转移情况吻合呢？这一点已经很值得怀疑。当然，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定义为在一个特定地区内货币数量或价格水平的变化，那么这两个术语自然便与该区域的货币转移情况吻合。但是，如果封闭系统中货币数量的变化也与地区之间的货币重新分配吻合，那么我们所能揭示的后果是否会随之发生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要强调的是，认为一个地区内货币数量的变化只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暂时变化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现实的通货膨胀中，其内在机制最终会逆转这些相对价格的暂时变化，而这种变化会导致生产走向歧路。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21~24 页

5.“国家” 稳定价格的危险#

事实上，如果我们采取某种更现实的观点，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什么。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的变化，一些价格将趋于下降，价格水平将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受益于同样的需求变化的国家则肯定会允许价格上升。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有在其价格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往往下跌到最低的地区，价格才会稳定，而所有进一步的调整都是由所有其他国家价格的相应上涨带来的。如果世界被分割成相当多的非常小的相互独立的通货区，那么毫无疑问，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会非常大。而且，如果这一原则被采纳，那么它为什么还被局限于特定国家地区的平均价格呢？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不应该下跌，认为这个世界上的货币数量应该受到严格的管制（以使这种商品的价格保持稳定，因为与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相比，它的价格会下降到最低），认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将按比例向上调整，难道这些观点不是同样合乎情理吗？我们只需记住几年前橡胶价格的变化，就能明白这样的政策将如何逾越哪怕是最狂热的通胀论者的意愿。也许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一旦采纳了这一原则，就很难看出它是如何被限制在 “合理” 限度之内的，也很难说清楚 “合理” 限度是什么。
但是，让我们忽略这样一种实际的不可能性：在实行稳定政策的国家，其结果将是汇率稳定，物价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将下降。让我们假设，在那些受益于需求增加的国家，其他商品的价格实际上是下降的（以保持国家价格水平的稳定）；而在那些需求减少的国家，情况则相反。那么，这种国家稳定政策的理由和意义是什么呢？

没有予以讨论过的理论案例#

如今，不管在哪里，关于国家稳定价格，人们都很难找到经过明确阐述的理论依据。人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一种可取的政策如果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就一定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因此，在继续研究这种分析的正当性之前，我们最好先找出使这一观点引人注目的历史原因。毫无疑问，它的异军突起与 1925 年至 1931 年英国货币政策的特殊困难密切相关。在战后实行金本位的相对较短的 6 年时间里，英国遭受了被称为 “英镑高估” 的痛苦。早在 100 年前，由于反对所有正统经济学的教导，李嘉图就明确表示自己 “永远不建议政府恢复某种通货，因为其票面价值贬值了 30%”。1925 年，英国的通货已恢复到以前的黄金价值。因此，为了恢复均衡，我们必须按英镑升值的比例降低所有价格和成本。众所周知，尤其因为降低货币工资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段令人痛彻心扉的漫漫长路，它使英国与经济繁荣失之交臂（那次经济繁荣导致了 1929 年的经济危机）。最终，它的结果被证明不足以确保维持恢复的平价。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需求条件的最初变化，也不取决于在稳定汇率下可能影响一国情况的任何因素，而是英镑外部价值变化的结果。这并不是说，在给定汇率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价格或成本结构与世界其他地区失去了平衡；而是说，汇率的变化突然打乱了国内外所有价格的关系。

相对价格和成本结构#

然而，这段经历使许多英国经济学家对国家价格与成本，尤其是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先入之见。他们似乎顺理成章地认为：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和成本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价格和成本结构应该有必要做出改变。这种倾向得到了流行的关于平均数的伪数量经济学的有力支持，其论据包括国家的 “价格水平”“购买力平价”“贸易条件”“乘数” 等。
一个纯粹歪打正着的事实是，这些平均值通常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价格而计算的。在某种意义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价格可以随着其他国家的价格一起变动的证据。因此，这样一种信念便根深蒂固了，即要使一个国家的 “某种” 价格水平必须随着其给定的成本水平发生改变，是存在一些特别的困难的，因此，国家最好通过操纵汇率来避免这种调整。
现在，我可以立即补充 —— 我当然不想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汇率保持稳定，那么其他条件的变化可能会使某一特定地区的货币工资大幅下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工资削减不过是一段令人悲痛万分的漫漫长路。无论如何，对于主要出口一种或几种原材料的国家来说，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然而，我想说的是，我的许多英国同事，由于他们的国家在近代遭遇的特殊经历，就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特殊案例的实际意义。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改变平价，自己可以克服工资刚性引起的许多主要难题，特别是如果坚信某一特定地区的 “价格水平” 和 “成本水平” 之间的关系，自己往往就可以忽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引起的更为严重的后果。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42~46 页

6. 集体谈判的货币风险#

尽管在我看来，货币政策旨在调整一切以适应 “给定” 工资水平的整个理念纯粹是理论上的误解，但是如果把它应用于当今世界，那么我又觉得其后果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理应给定的工资水平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主题。这意味着集体工资谈判的整个机制将在未来专门用于提高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不管工资削减行为发生在哪里 —— 即使只在一个特定的行业有必要这么做，它都必须通过货币手段来实现。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一个劳动力长期具有抗跌性的时期和国家，那么这样的提议能被人们当回事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了抵消工资上涨对本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面临的任何不利影响，如果工资谈判成为金融管理局的公认职责，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工资谈判要如何进行。但有一件事我们是很确定的，即劳动阶层很快就会认识到，经过策划的物价上涨与蓄意削减货币工资一样，都是对工资的削减。因此，那种认为通过迂回的方法降低国家所有工人的工资比直接降低受既定变化影响的工人的工资更容易的想法，很快将被证明是虚幻的。
《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52~53 页

第二章 忽略与货币方面相关的实际情况#

7. 凯恩斯对稀缺的忽视
当我们谈到投资的增加时，对于这里所表达的东西的确切含义，我们需要深思熟虑。严格地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初始的均衡位置开始，这个位置不包含未使用的资源，那么投资的增加应该总是意味着将投入从较近日期的消费品生产转移到较远日期的消费品生产，投资的减少则相反。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从一种生产向另一种生产的投入转移是相伴而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货币总开支的变化引起的，我们就不能同时假定物价将保持不变。然而，为了我们当下的目的，坚持这样一种严格的均衡假设，既没有必要性，又没有可取性。无论如何，既然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影响效应，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做出假设，即这些额外投入是以前没有的，因此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各种资源使用率的相应提高，而物价并不会上升，消费品的生产也不会降低。这一假设仅仅意味着已经有一定有限数量的各种资源被利用了，但不是以当前的价格购买的。然而，在现有的价格下，一旦需求上升，这些资源就会被利用。由于这类资源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所以做出这一假设的后果将是，我们必须区分投资和收入的增加在各种未使用的资源都可以被利用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各种资源相继变得稀少而其价格开始上涨时所产生的影响。

投资需求与收入#

• 开始讨论的最初变化（某项发明导致了对资本的新需求）意味着在给定的价格下，相对于现有的利润率，新工艺的生产成本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将会更大，比如原产量的边际利润率将会上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先的结果是投资会增加，边际利润率会下降，而且在通过投资而获得的更高利润把持有减少的现金余额的边际单位的愿望再次消除之前，现金余额将减少。如果投资没有增加，那么新的利润率将介于旧的利润率和更高的利润率之间。但是，由于这些额外的投资是由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的资金提供的，所以收入将会增加。因此，尽管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不大可能达到最大程度（因为一些额外的收入可能会被存起来），但其需求仍会增加。

• 如果我们假设，在所有生产阶段，未使用的可获得资源不仅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而且以消费品的形式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在一段时间内只会导致销售数量的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的上涨。这种以一定价格出售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将进一步提高投资需求，或者更确切地说，会使我们的回报曲线在不改变形状的情况下向右平移。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下，那些看起来有利可图的借款和投资金额将相应增加。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虽然更多的货币将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但利率和利润率将进一步提高。由于这一过程将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这种增加的过程将会重复。也就是说，每一次消费品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和利润率的进一步提高。但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部分额外收入被储蓄起来。随着利率的上升，需求的任何增长都会导致相应的投资减少（或者，什么是真正相同的现象，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将导致越来越少的资金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因此，这个过程将逐渐放缓，最终则会停止。
  收益率的最终位置

• 在这个最终均衡中，利率会固定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假设货币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很明显，利率将高于最初变化发生前的利率，甚至高于那稍高的受到了影响的利率 —— 其在变化发生后立即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我们所考虑的每一次变化过程都会让利率提高一点。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假设，如果可投资资金的供应完全没有弹性，利率上升到它在开始时应该上升的位置就是违背常理的（即使在这一过程结束时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考虑过的条件下，把货币从闲置余额中释放出来（当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会使利润率和利率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与利润率和利率在没有这样的货币变化情况时会上升的水平相比）。
  然而，我们需要非常清晰地阐明，我们的哪些假设导致了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我们已经假定，不仅纯投入的供应是无限弹性的，而且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以及各种工具的供应都是无限弹性的。

• 因此，每一种需求的增加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不涉及任何价格的上涨。换句话说，增加投资（或者我们应该说增加产出）是可能的，但无须以整个社会甚至任何个人减少消费为代价，从而为现在就业的新增人口提供收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考虑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包括永久资源，而且包括各种非永久资源，即各种形式的资本都不是稀缺的。如果有这么多未使用的可用资本储备，资本的价格就没有理由上涨。如果资本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它根本就没有价格可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利息的存在确实只是由于货币的稀缺，虽然货币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稀缺 —— 只有在与人们假定要坚持的给定价格相比时，它才会稀缺。通过对货币数量的适当调整，在这种制度下，利率实际上可以降低到任何水平。

凯恩斯先生的富足经济学#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所有中间产品在内的各种资源都有充足的未使用储备，这种情况有时可能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出现。但这肯定不是一个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所依据的正常立场。然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近年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学家乃至更广泛的公众中引起了大量的骚动和迷惑。尽管技术官僚和其他相信我们的经济体系拥有无限生产能力的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凯恩斯带给我们的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的富足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凯恩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假设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稀缺存在的经济学体系，而且我们需要关注的唯一稀缺是人们决定不以某种任意确定的价格出售其服务和产品而造成的人为稀缺。这些价格是不能被解释的，我们只能简单地假定其保持在历史水平，除非在罕见的时刻 —— 资源接近被 “完全使用”，或者不同的商品开始接二连三地变得稀缺且其价格开始上涨。
如果说经济生活中有一个公认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就是，大多数重要原材料和几乎所有食品的批发价格都在不断变化，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但凯恩斯先生的拥趸对其理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价格波动完全是没有动机的、无关紧要的，除非在繁荣接近尾声时，稀缺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外而被重新纳入 “瓶颈” 分析的范畴。不仅决定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要素被系统性地忽视了，而且有人明确指出，除了纯粹的货币要素被认为是利率的唯一决定因素外，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不起决定作用。

虽然这只在凯恩斯先生使用的特殊狭义的固定资产（耐用品和证券）中被明文规定，但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所有生产要素。就一般的 “资产” 而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整个论据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商品的产量仅由实际要素决定（由给定的产品价格决定），而且它们的价格只能通过在一个完全由货币要素决定的给定利率下的资本收益来确定。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它将扩展到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而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并不是由垄断者任意确定的，因为它们的价格必须等于它们对产品的贡献价值减去它们被投入的时间间隔的利息。也就是说，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将不是资本需求的来源，资本需求是由完全依赖货币影响的利率单方面决定的。

稀缺的基本重要性#

我们不需要对这一论点做进一步的研究，就可以看出它会导致相互矛盾的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前也考虑过由于发明而增加的投资需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价格的独立决定要素，即它们的稀缺，那么要恢复利润和利息相等的这样的机制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如果这些要素的价格直接取决于给定的利率，利润的增长就不会出现，投资的扩大也不会出现，因为价格会自动形成，以使利润率等于给定的利率。或者，如果最初的价格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并且我们假定在这些价格下可以获得无限的要素供应，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增加的利润率降低到利率不变的水平。因此，很明显，如果我们想了解决定成本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机制，进而了解利润率，我们就必须注意各种资本财货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因为正是这种稀缺决定了它们的价格。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可能会引起供应增加，而价格却不会上涨，但是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而假设大多数商品都是稀缺的，从整体上来说是行之有效且贴合实际的，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需求的增长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我们必须把与未使用的资源问题相关的思考，留给那些专门研究动态问题的研究者。
不幸的是，自凯恩斯先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感到困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考察。
《资本的纯粹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370~376 页

8. 实际要素的重要性#

在结束目前的讨论前，我们将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货币的影响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实际要素本来要引起的趋势延迟，使其无法自行发挥作用，甚至可能暂时扭转这些趋势，但最终将是实际资源相对于需求的稀缺决定哪种投资以及多少投资是有利可图的。指导生产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稀缺，所表现出来的是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关系，而这又取决于收入中用于消费品的比例与所赚收入来自当前生产的消费品的比例的关系。这些比例不能随货币流通的调整而随意改变，因为它们一方面取决于现存各种商品的实际数量，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人们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收入的方式。这些要素都不能被货币政策刻意改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任何货币手段上的延误都是由实际变化引起的必要调整造成的，它只能进一步强化这些实际变化。而且，首先使利率向某个方向偏转的任何纯粹的货币变化必然会产生某种最终使利率向相反方向变化的力量。
储蓄率的意义

• 因此，最终是储蓄率决定了能够成功进行的投资上限。但是，储蓄率的影响并不直接作用于利率或可投资资金的供应，而后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货币要素的影响。它的主要影响是对可投资资金需求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它的运作与整个消费不足理论所假定的相反。储蓄率的变化将通过投资需求来影响投资量。同样，通过投资需求，如果货币的影响导致投资与储蓄不同步，均衡就会被重建。
  如果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明确提及储蓄率，那么这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不管储蓄率是多少，我们所考虑的影响都会发生（只要储蓄率是一个给定的量，以及为了重建那打乱了的均衡，储蓄率不会自发地改变）。当收入因投资增加时，如果要使分析具有适用性，那么在任何一段时间用于购买消费品的额外收入的份额应该大于在同一时期新增投资与消费品产出的比例。当然，我们没有理由对新收入的一小部分会被存起来而抱有过高期望（而且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新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从新投资中获得的收入都要被存起来。
• 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以及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率，总是由对各种商品的货币需求和这些商品的供应决定的。除非我们研究了这些限制不同类型商品供应的要素，特别是我们假设，正如凯恩斯先生所做的一样，它们实际上被无穷无尽地自由复制，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时间间隔，否则我们一定会对这些指导生产的要素一无所知。在长期均衡中，利润率和利率将取决于人们希望使用多少资源来满足当前需求，以及他们愿意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但在较短的时间内，现有的消费品和资本财货的数量和种类必须被认为是固定的，而且在消费品的收入比例与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资源比例之间的关系方面，利润率将既不那么依赖于实际资本的绝对数量（不管如何衡量），也不那么依赖于储蓄率的绝对大小。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高储蓄率后，如果企业家试图筹集一定量的资本，但储蓄率不够大，或者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高于供给，那么利润率和利率很可能比以前高。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有大量资本和高储蓄率的富裕之地，其利率和利润率可能要高于在其他方面相似却只有少量资本和低储蓄率的地方。
  《资本的纯粹理论》，393~396 页

9. 短期危险#

实际要素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讨论中被人们不断忽视。但是，即使不进一步讨论货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当然有权根据我们已经阐明的情况得出结论，即与今天人们普遍所认为的相比，我们希望通过控制货币来随意塑造事件的程度要有限得多，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要严格得多。正如一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不能通过玩弄货币工具随心所欲地对待经济体系。在任何情况下，实际上总会有一种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不会产生失衡效应，因而最终会扭转其短期影响。要确切地了解这种政策的含义是极其困难的（即使不是不可能），但这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除非我们不仅了解货币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了解起作用的真正要素，否则我们绝对不能指望采取这种理想的政策。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

• 一个拥有现代复杂信贷结构的体系，如果没有对货币机制的某种刻意控制，将会永远顺利运转。
• 因为货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价格机制的自我平衡架构中是一种松散联结（loose joint），而这种松散联结必然会阻碍货币的运行 —— 松散联结的阻碍越大，货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
• 但是，这样一种松散联结的存在并不能成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松散联结而忽略价格机制其他部分的理由，更不必说要竭尽所能地利用松散联结所允许的作为经济必要条件的短暂自由。相反，任何成功的货币政策的目标都必须是尽可能地减少那具有自我修正力的价格机制中的松散，从而使修正能更迅速地发生，以减弱以后那种必然会发生的更加激烈的反应。然而，对于这一点，理解潜在的实际力量甚至比理解货币的表面更为重要，因为这个表面不仅只是潜藏于冰山之下，而且经常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潜在的机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要真的否认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在非常短的时期内非常广泛。但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在短期内应该做什么。在这一点上，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十分有害的学说，我们给出的解释只能是，这种学说完全忽视了或完全不了解真正起作用的力量。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以货币政策的极佳短期效果为目标的政策已被大肆宣扬，这完全是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来看，那种短期内尽善尽美的政策可能是极为有害的，因为近在眼前的短期政策的间接和缓慢影响形成了远在未来的短期政策的条件，并限制了这种政策的自由。

经济学家职责的背叛#

我不禁想到，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短期效应上 —— 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纯粹的货币要素上，这不仅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智识错误，而且是对经济学家主要职责的背叛，是对我们文明的严重威胁。在理解决定业务日常变化的力量方面，经济学家对于实干家不怎么理解的东西也许给不了什么建议。

然而，人们过去常常认为，经济学家的特别职责是研究和强调那些容易被未受过训练的人忽视的长期影响，并把对更直接影响的关注留给那些实干家，因为实干家无论如何只能看到直接影响，而看不到其他。两百多年来，经济思想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影响在本质上是要引导我们远离并 “落后” 于那越来越肤浅的货币机制，并发掘出指导长期发展的真正力量。
我不愿否认，把 “实际” 与货币方面的问题区别开来可能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当人们还不了解价格机制的整个运作过程，并且只对不同的资金流在给定的价格下对商品和服务供应所产生的影响感兴趣时，这并不能成为当下形势已把我们带回经济学的前科学阶段的理由。凯恩斯发现重商主义的诠释者和天赋异禀的业余爱好者都预见了他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表面现象的关注一直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方法的第一阶段。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对那些长期决定价格和生产的力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人们如今却要求我们废除它，取而代之的是一门上升到了科学高度的属于商人的短视哲学。难道我们不是因为被告知 “既然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而使政策应该完全以短期考虑为导向吗？让我担心的是，这些信奉 “哪怕洪水滔天” 原则的人可能会在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就看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洪水。
《资本的纯粹理论》，407~410 页

第三章 国际政策与国家政策#

10. 商品储备通货
    毫无疑问，我们所了解的金本位有一些严重的缺陷。但是，现在所流行的对它的全面谴责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也有一些其他选择所缺乏的重要优点。一个为全世界建立的受到控制的明智而公正的管制性通货体系，可能确实在所有方面都比金本位优越，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都还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货币管理办法相比，金本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它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国际通货，没有让国家货币政策服从国际权威机构的决定；它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动性，因此是可预测的；

从总体上说，其机制所确保的基本货币供应的变化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这些优点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审慎协调国家政策的困难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目前的知识只在少数情况下给我们明确的指导，而且那些几乎总是要牺牲某些利益的决定将不得不依靠主观判断。
然而，完全由个别国家的切身利益所指导的不符合实际的国家政策对每一个国家的综合影响很可能比最不完善的国际本位还要糟糕。同样，尽管金本位的自动运行远非完美，但仅仅是由众所周知的规则引导的金本位政策这一事实（而且这样的话，则代表当局的行动是可以预见的），就很难使这种不完善的金本位比某种更理性但更难以理解的政策带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黄金生产在其价值开始上升时受到刺激，在其价值下降时受到抑制，这一普遍原理即使在方式上不正确，至少在实际操作的方向上也是正确的。

非理性但真实的声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金本位的观点与黄金固有的任何属性没有直接联系。任何国际上公认的以商品（其价值由生产成本决定）为基础的本位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优点。在过去，使黄金在实践中成为唯一一种可以建立国际本位的物质的主要因素是非理性和同样真实的声誉 —— 或者，如果你愿意，那么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某种普遍存在的迷信黄金的偏见，这种偏见使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容易被接受。只要这种信念占上风，我们就有可能维持一种以黄金为本位的国际通货，而无须那种精心设计或特别审慎的组织来对其提供支持。但如果是偏见造就了国际金本位，那么这种偏见的存在至少还造就了国际货币。因为在当时，任何基于明确协议和系统合作的国际体系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所有可以提出的支持金本位的理性论据都更有力地适用于这一建议，而这一建议同时又不具备国际体系的大多数缺陷。无论如何，在判断该计划的可行性时，它都不能仅仅被视为一项通货改革计划。必须铭记的是，积累商品储备肯定仍将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对于现在能够计划的任何未来的原材料市场而言，基于政治考量，我们不太可能让其完全放任自流。但是，所有旨在直接控制特定商品价格的计划都可能遭到最严重的反对，并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灾难。除了货币方面的考虑之外，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这些管制手段是由不同的机构进行的，这些机构只能以一种几近随心所欲和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并使这些管制方式反而服从一种机械的和可预测的规则。如果这能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相结合，那么国际通货关系将会更加稳定，原材料贸易将会更加自由，而且也等于是朝着一个更加繁荣和稳定的世界经济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商品储备通货》(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176~177 页

11. 凯恩斯评哈耶克

通常情况下，人们反对把僵化的金本位作为确保价格稳定的工具的理由有两个。

• 第一个理由是，它没有提供适当数量的货币。这是数量论的拥护者们自然会提出的似曾相识的老旧批评。很明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制订一个适当改变黄金数量或使黄金等价的计划，比如，马歇尔（Marshall）在 60 年前提出的法定指数本位，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 40 年前提出的补偿美元，或者哈耶克教授所阐述的商品本位。
  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作为解决长期缺乏国际货币的一种手段，其独特的优点在于，它是通过货币流通的速度而不是数量来运作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只需要满足储藏需要，提供应急储备，并弥补购买和支出之间不可避免的时间差。如果不鼓励储藏，如果针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金是通过临时汇票提供的，那么实际上，一小部分未偿信贷可能就足以在组织良好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清算。如果清算联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那么当所有重要的数量变得毫无用处时，它将解决国际货币的数量问题。当然，通过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储藏行为的抑制，这个体系可能会得到改善。

国家物价稳定的条件#

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每个国家的物价水平主要是由国家工资水平与国家效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 或者，更一般地说，是通过货币成本与效率的关系决定的（以国家通货单位表示）。而且，如果价格水平是由货币成本决定的，适当的货币数量就是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只有首先稳定货币工资（和其他成本）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才能稳定物价。

• 因此，反对金本位的第二个（也是更现代的）理由是，它试图限制工资的自然趋势，使之超出货币数量所设定的限度，但只能通过故意制造失业这个武器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经过一番努力后，已经决定放弃这个武器。对于一个旨在提供与稳定价格相适应的货币数量的新本位而言，这个反对理由可能同样有效，就像它对老旧的金本位也有效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国际通货项目在价格稳定领域只有一个有限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并不是稳定价格。

对于以尤尼塔斯（unitas）或班柯（bancor）为单位的稳定的国际价格而言，除非采用影响国内货币成本水平的老旧的金本位方法，否则它们无法转化为稳定的国家价格水平。而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国际价格水平上提供稳定的国际单位 —— 它没有相应地反映在成员国实际价格水平的稳定性中 —— 就没有多大意义。
需要不同的国家政策

因此，国际通货制度的主要目标应该不仅是防止由于黄金流入债权国而造成的国际通货的长期短缺，还要着眼于那些紧随其后的国家。这些国家未能保持国内效率 - 成本的稳定，既在国家工资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也没有任何有序调整的手段。如果有序调整能发生，那么这便是另一回事，即该制度（与金本位不同）可能允许各国执行不同的工资政策（只要它们选择的话），并执行不同的价格政策。
因此，国际通货制度更困难的任务是处理成员国在其国内工资和信贷政策上步调不一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依靠经验才能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要求那些步调混乱的国家（无论是太快还是太慢）在第一时间重新考虑它们的政策。但是，如果有必要（如果效率工资率以极其不同的速度变动，这将是必要的），汇率就必须被改变，从而使特定的国家政策与汇率的平均速度相一致。如果正确地确定了最初的汇率，那么这可能是唯一一种重要的失衡现象。对这种失衡而言，汇率变化是一种适当的补救措施。
由此可见，国际通货制度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的领域内完美运作，但价格可能会大幅波动。如果各地的工资和物价都翻倍，国际汇率均衡就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一个特定国家的效率工资率比正常水平高出 10%，这个国家就有需要关注的问题了。
因此，限制国际通货制度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从外部强加的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至少是不可取的）。金本位的错误在于，使国家的工资政策听命于外部。更明智的做法是，将国内价格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国内政策和政治问题。试图从外部强加这一标准的商品本位将会像僵化的金本位一样失败。
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效率工资方面，一些国家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成功，但对国际组织来说，这种卓有成效的不公平抵消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 共产主义国家大获全胜，稳坐成功之位。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定要失败，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要阻止工资的逐步提高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一观点，严重的衰退和周期性的失业是迄今为止使效率工资保持在合理稳定范围内的唯一有效手段。
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有待观察。我们越能较好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越有可能克服它。
《国际物价稳定的目标》（The Obj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Stability），185~187 页

12. 格雷厄姆评凯恩斯
在最近一期《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凯恩斯爵士在回应哈耶克教授那篇关于商品储备通货的文章时所提出的问题，似乎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如果我们说，哈耶克教授通过充分利用自己的威望，对产业和贸易中具有代表性的可储存的标准原材料的仓单给出的自由铸币的提议，表达了近乎无条件的支持，那么这绝不可能是在曲解哈耶克教授的观点。
哈耶克教授认为，金本位的缺陷不在于它的内涵，而在于它是否可以相当好地完成使命。金本位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运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速度。不管公众在什么时候对流动性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偏好 —— 价格水平随之下降，开采黄金都是为了补偿当时在其他产业中正遭受的失业之苦。但是，开采黄金对于劳动力的雇主来说是没那么重要的，或者它在许多经济体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便使得这种补偿在除南非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变得微不足道。最后，金本位还通过黄金供应速度的增加来控制价格水平的长期趋势，而黄金供应速度则随着黄金的实际价值的增加而上升。当黄金的实际价值下降时，黄金供应速度就会减慢。但是，如果可以把 19 世纪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其伴随的 “周期” 大约需要四分之一个世纪才能结束。
虽然金本位因此而倾向于维持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但这两种情况的趋势都如游丝般微弱，实在是不足挂齿。哈耶克教授和其他拥护商品储备本位的人认为，即使商品储备本位不能完全解决黄金储备本位的充足性问题，但至少也能使问题得到大大改善。
工资的自然趋势
我认为，虽然凯恩斯爵士并不否认商品储备本位的这些优点，但是他也接受对商品储备本位（和金本位一样）提出的另一个更现代和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即商品储备本位试图 “限制工资上涨的自然趋势，使其不能超出由货币数量设置的范围”，而且它只能通过故意制造失业来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凯恩斯爵士所说的超出由货币数量设置的范围的工资上涨的 “自然” 趋势是什么意思，除非他的意思是工资收入者总是希望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获得比目前更高的货币工资，否则就没有人能阻止他得到这些工资。毫无疑问，卡尔・马克思（Karl Max）对此闻所未闻。如果马克思和凯恩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正确者，那么无产阶级肯定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它是以马克思从未设想过的方式得到的。每单位产出的货币工资存在 “自然” 上涨趋势的实际情况当然取决于时间、地点、环境以及要如何做。在任何情况下，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于商品储备本位是否是一个有利于经济的货币本位，而仅仅在于它是否被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接受。

事实证明，凯恩斯爵士对那类绥靖集团的危险并不抱有幻想。在最后一段，他说道：“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定要失败，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要阻止工资的逐步提高是不可能的（超出了价格水平不持续上升所能维持的限度）。” 如果不考虑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被称为 “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考虑其处于一个不太开明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那么我们或许会立刻承认，凯恩斯的论点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对自己的货币安排拥有主权。他反对由外部强加给所有参与国的国际稳定价格，这当然也适用于实行固定汇率的国际大宗商品储备本位（它更适用于不稳定的国际价格体系，其汇率关系是固定的或黏性的，因为国际价格水平可能会下降而不是上升，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绝对无法与几个国家各自确定的效率工资率的变化相对应）。凯恩斯爵士有理由相信，如果使这种政策看起来是某项国际公约的结果，而不是纯粹为了国家利益，那么确保工薪阶层拥护稳定的国家物价水平政策的难度将大大提高。他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所认为的通过国际行动将所有参与国的价格水平稳定下来的建议。

金本位 “命令”#

然而，我认为凯恩斯爵士说的 “金本位的错误在于，使国家的工资政策听命于外部” 是不对的。原来的金本位并没有使工资政策听命于任何地方当局，而是使其成为一种非个人力量的结果，这种非个人力量激发每个人的倾向和潜力，使他们各自追求那些自认为是自己的利益。

正如哈耶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制度有许多优点，我们如果把它的优点和缺点一同抛弃，就会得到糟糕的建议。金本位的自动性本身就是优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类似的自动系统，它将摆脱传统金本位的弊端。我们不应忘记，曾经对金本位近乎普遍的坚持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加的；我们也不应忘记，只是在金本位受到不同国家的管理之后，各个国家才试图克服那些对它的最初反对意见；我们还不应忘记，它是被那些无法有效管理其理念的国家抛弃的，也就是说，（不稳定的）价格水平是从外部强加的。
凯恩斯爵士断言，从外部强加的商品储备本位（如他认为哈耶克教授所赞同的）将与僵硬的金本位一样必然崩溃。虽然他的错误是如此显而易见，但我并不认为对此质疑有多重要。

哈耶克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否假设了将所有国家通货的固定汇率与国际商品本位挂钩，并因此而相互挂钩。但是，如果按照哈耶克教授的建议，一些国际组织（比如新 “基金” 或国际清算银行）在这两方面都应该提供自由兑换国际通货单位（它与涵盖了指定原材料组合的仓单挂钩）的服务，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因此而受到货币政策的约束。只要这些国家选择保持本国通货相对于国际货币单位和与之挂钩的其他货币的兑换价值不变，这些国家就会自动拥有相当稳定的价格水平。然而，到目前为止，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所有国家都倾向于不稳定的价格水平。由于商品的套利性，其通货的兑换价值 —— 与之匹配的是国际货币单位和与该单位对应的汇率稳定的各国通货 —— 所自动发生的变化将完全与国内购买力的变化相符。因此，在我看来，凯恩斯爵士关于国际商品储备通货会从外部对某个国家实施价格水平政策或会崩溃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似乎没有理由不让这种国际货币单位成为清算联盟（按照凯恩斯爵士的思路）或某个国际基金会运作的核心国际通货。通过同时以固定的国际通货价格自由买卖黄金，国际单位的黄金价值也可以是固定的，或者说，黄金的商品价值也可以是稳定的。这样，那些使黄金的现代或古典功能丧失的提议所涉及的所有争议，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 这样的本位比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任何本位都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仅在国际投资方面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为任何希望价格稳定的国家和其他希望实行固定汇率的志同道合的国家（这些国家能按照固定价格进行购买和销售，从而将本国通货与国际货币挂钩，使价格、汇率及时得到修复）都能提供一个参考点。

没有锚定的交换媒介#

在我看来，一旦人们对那种与任何一种资产或一组资产的联系视而不见，转而求助于一种纯粹的债务通货，他们根本就不会拥有任何本位，而仅仅拥有一种完全不受约束的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在现有的工业技术情况下，尽管我十分希望工薪阶层获得尽可能高的（实际）工资，但在我看来，任何不限制（货币）工资这一上涨趋势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使工资上涨到超出其可能保持物价稳定的限度，从而产生一种非常邪恶的 “本位”。在我看来，如果凯恩斯爵士持相反的观点，那么他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在时间和数量上完全是确定的渐进式通货膨胀。我反对与这种通货相关的任何观点，价格水平的变动是没有函数意义的，如果有，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以价格为调节机制的令人满意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快采取某种有一定限度的负责任的极权主义手段，对所有相关方面就越有利。如果我们不能拥有分配上的中性货币，那么任何能够控制货币体系的群体都将对其同伴的生活和财富实行没有任何明确责任意识的极权主义手段。
在一个完全自由的货币体系中，当然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工资率本身会引起失业，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商品价格上涨（在新发行货币的刺激下）到弥补生产中的劳动力要素不断上升的货币成本所需要的水平。另外，我们大家都对长期以来折磨我们的愚蠢的失业问题感到心烦意乱。但更糟的是，如果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拒绝接受失业的威胁，那么我们的工资便会在货币工资的所有 “自然” 趋势下以高于效率工资的速度增长，不管劳动者要求多少工资，我们都被迫支付，并无休止地提高物价水平以应对这种情况。这样，这种无限通货膨胀的知识就似乎能代表这种通货膨胀方法从而阻止失业的发生。

商品储备货币的作用是通过对储备商品的无限需求提供无限的就业机会，其前提是工人们不寻求那种将货币工资提高到高于实际生产力所保证的稳定价格水平的办法。他们有权得到不多不少的工资，但如果他们把工资要求提高到这个程度以上，我们还不敢说 “不”，那么我们将不再拥有经济体系，而仅仅拥有骗局。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他要求这样提高工资，那么我们说 “不” 便是故意让他们失业。但答案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不可能要求提高（实际）工资，他们如果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会有就业机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更高的工资，那么这对工人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因为这种工资必须由更高的价格水平来弥补，而且这样做即使可以避免一些轻微的失业，也会使社会自由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失业的真正问题#

我们面临的有关于失业的真正问题不在于人们被剥夺了以他们想要的任何高薪而工作的机会，而在于他们被剥夺了在正常的流动资金偏好条件下随时可以赚到工资的机会。商品储备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通过不干预生产的方式自由地提供流动性，以防止流动性偏好上升，或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正如凯恩斯爵士所言，“只有首先稳定货币工资（和其他成本）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才能稳定物价”。这正是商品储备货币的作用啊！我没有理由不为之奋斗。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货币工资也会相应地得到恰如其分的提高，同时还会有一种稳定的充分就业的趋势，而不会有通货膨胀的迹象。
“以尤尼塔斯或班柯表示的稳定的国际价格无法转化为稳定的国家价格水平，除非…… 影响国内的货币成本水平”——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在国家通货的固定汇率与国际商品单位挂钩的情况下，国内货币成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质疑这种结果。不论有还是没有反对理由，在任何情况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与国际通货的固定价格相比，如果让与国际商品单位挂钩的国内汇率随着当地商品组合的通货价格的变动而自由变动，国内货币成本就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有人坚持在国内维持一种不稳定的价格水平，那么在一种稳定的国际单位中便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它那稳定的价格水平，或者如果其他国家希望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因此，在拥有稳定价值的国际货币单位面前，所有国家都不会比在没有锚定的国际单位面前受到更大的约束，而且，一个有着稳定价值的国际单位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凯恩斯爵士在其清算联盟中提出的任何建议。

哈耶克教授的 “不妥协”#

我认为，正是哈耶克教授在这里采取的不妥协态度，让凯恩斯爵士感到不安。在凯恩斯看来，把接受或挑起失业看作一种强制坚守金钱纯洁的手段是冷酷无情的。凯恩斯问道，你本来可以让很多人不失业的，你愿意为这个目标努力吗？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凯恩斯爵士那人道主义的关切之心，也反映了他对政治可能性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果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找到其他不那么具有惩罚性的手段。如果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说服力，那么这是我蛮横无理且愚不可及的表现。我认为，答案在于采用最低工资政策，即每年正常增加的最低工资要等于在总效率水平上提高了的过高计算期望。经验表明，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至少要对最低工资群体的所有增长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且如果总效率改善的期望不管在什么时候被证明是被高估了的（由在商品生产行业出现的失业事实或这个直接威胁造成），那么我们都应根据立法的有关规定，暂停提高最低工资的规定。诸如此类的一些措施将改善在收入分配方面众说纷纭的形势，并能以有序而非混乱的方式促进调整。

在决定谁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得到这些东西的问题上，只要我们的经济体系在某些方面与理想的自由竞争渐渐地背道而驰，就必然会出现多方各执一词的现象。而且，只要我们还保有自由契约精神，企业家就必须像工人拒绝企业家所提出的条件一样，自由地拒绝工人的要求。由此导致的所有失业现象都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如果坚持认为，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失业，企业家必须支付有组织的工人可能要求的任何货币工资，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调整其货币政策，就像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坚持要求工人必须接受法西斯雇主集团可能施加的任何货币工资一样，那么自由将岌岌可危。
《凯恩斯与哈耶克论商品储备通货》（Keynes vs. Hayek on a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422~428 页

13. 凯恩斯回复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教授针对我观点的陈述非常公正，但是其评论在涉及我所表达的观点时，那些引用比实际话题所要求的要简单得多。因此，为了减少误解，我想重申和强调几点。
    我不反对法定指数本位，因为它本质上比黄金更灵敏。我自己也一直是这样想的，我希望世界有一天会变成这样，但我所表达的观点建立在当代的实际政策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这件事迫在眉睫，并且我们也不该为了这件事而冒险采取或推迟采取其他措施的时间。以下是我的一些理由：

• 1. 不管是哪种国际货币，当前的任务是要找到一种既井然有序又灵活多变的方法，以将各国通货与国际通货联系起来。只要各国通货彼此之间的价值变化是混乱的，我就对用法定指数本位代替金本位能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容易表示怀疑。事实上，采用弹性程序可能会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法定指数本位可能会使刚性看起来更加合理。难道哈耶克教授是在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来满足人们对刚性体系的偏爱吗？我不应该这么想。

• 2.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任何井然有序的体系中，虽然给国家本位及工资水平施加外部压力看起来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吗？我表示怀疑。我不希望看到货币工资一直飙升到实际工资无法达到的水平。找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是我们在发挥政治才能时所要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必须以我们自己国内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自己是自由人，我们可能足智多谋，但也有可能愚蠢至极。让理智战胜一切所涉及的心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是难以被解决的，而外部压力的建议则使这些问题雪上加霜。

  3. 在我看来，现在不是打击黄金持有者和黄金生产商既得利益的恰当时机。为什么要浪费口舌谈论美国、俄罗斯、西欧和英联邦政府必然会拒之千里的东西呢？

  4. 接受法定指数本位的正确方法是要发展一种技术，并通过国际缓冲储备使人们接受这一观念。在彻底掌握了这种技术后（但要使包含了法定指数本位本身以及对其反对意见和偏见这样的复杂体消失却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在缓冲储备方面，我十分乐意与弗兰克・格雷厄姆教授和本杰明・格雷厄姆先生合作。这里，尽管我甚至在一开始有些犹豫不决，但物资匮乏的当下是不是行动的好时机呢？因为这很容易变成生产者的难题，如果他们以这种方式开始，那么其辉煌的光明大道将会受到损害。我觉得，这些讨论是非常低级的。对此，我深表歉意。但事实上，我最初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针对哈耶克教授的高屋建瓴发表意见的。
     《凯恩斯的说明》（Note by Lord Keynes），429~430 页

第四章 工资刚性和通货膨胀#

14. 充分就业、计划和通货膨胀

自战争结束以来，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体现了主导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政策的三大特征。

• 其中，只有充分就业本身才是令人向往的。不管我们把中央计划称为中央指令，还是政府控制，它充其量是一种必须根据结果来判断的手段。通货膨胀，甚至是 “被抑制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都是一种罪恶，尽管有些人会说，如果要实现其他宏图大志，那么这是一种必要的罪恶。通货膨胀是我们承诺实行充分就业和中央计划经济政策付出的一种代价。

造成这一局势的新事实并不是人们比战前更希望避免失业。这是一种新的信念，即与没有货币压力相比，更高水平的就业可以通过货币压力永久保持。对基于这些信念的政策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出人意料地表明，通货膨胀和政府控制是避免失业必要的伴生物 ——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意外，但主张这些政策的大多数人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
充分就业是首要任务

• 因此，目前所理解的充分就业政策是主导要素，当代经济政策的其他特征主要是其后果。在我们能够进一步研究中央计划、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相互作用的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目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充分就业这个理论性概念的原意可能不是指在短期内由货币压力带来的最大就业，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实践中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一旦人们承认暂时的就业状况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指南，那么毫无疑问，任何可能被货币压力消除的失业都会被视为施加这种货币压力的充分理由。人们早就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货币扩张可以暂时增加就业。如果没有一如既往地实行货币扩张，那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运用这种措施不仅制造了其他危险，还可能危及就业本身的长期稳定。当下观点的全新之处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货币扩张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它就不会带来害处，或者至少是利大于弊的。

尽管在实践中，充分就业政策只是意味着就业率在短期内会一直略高于正常水平，但至少应该要提出的疑问是，在较长时期内，其相关政策实际上是否会降低就业水平（就业水平是可以在非渐进式货币扩张的情况下长期维持的）。然而，这些政策一直反映实际问题并非如此，而是要在这样定义的充分就业和 20 世纪 30 年代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之间做出选择。

在 “充分就业” 和一种存在各种各样失业要素的态势之间进行选择的思维习惯，或许是我们从已故凯恩斯爵士的巨大影响中得到的最危险的遗产。就各种存在的未使用资源而言，只要一种普遍失业的状态存在，货币扩张就只能是有益的，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这种普遍失业的状态是相当罕见的，在这种状态下，有利的政策是否也会始终而且必然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这是难以察觉的。而当严重的失业仅限于某些产业、职业或地区时，这种中间位置是一个经济体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处的位置。

失业与需求不足#

在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就业将随着货币收入的比例波动，这大致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们成功地增加了货币收入，那么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就业。但认为所有的失业都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且可以通过增加需求来持续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却是错误的看法。

收入和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这种单向关系是，通过增加一定比例的收入，我们便能一直以相同比例增加就业。如果所有的工人都按现在的工资水平工作，总收入就会达到某个数字。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收入增加到这个数字，我们就一定能实现充分就业，这种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在失业率不是平均分布的地方，我们就不能确定额外支出会流向哪里，也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管怎样，在增加对失业者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之前（这类服务可能会在就业大幅增加之前就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效应），我们就必须使这样的额外支出产生。

如果支出在产业和职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那么仅仅靠增加支出是不一定能增加就业的。显然，失业可能是劳动力分配与需求分配不同这一事实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总货币收入较低将被视为失业的结果，而不是失业的原因。虽然在增加收入的过程中，足够的支出可能会 “溢出” 到萧条的行业，从而暂时解决失业问题，但一旦经济扩张结束，需求分配和供应分配之间的差异就会再次显现出来。面对这种失业和低总收入的原因如此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只有通过在自由经济中重新分配劳动力才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

随之出现的是整个领域中尤其关键和困难的一个问题：在相当稳健或扩张的货币条件下，我们更有可能纠正不当的劳动力分配问题吗？这实际上涉及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扩张过程中，如果调整的劳动力分配与当时的需求分配一致，那么这是否会产生就业，而就业又是否会在扩张停止后继续存在？第二个问题是：在稳健或扩张的货币条件下，劳动力的分配是否更有可能迅速适应任何既定的需求分配？或者换句话说，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否会更强？

•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清楚。在扩张过程中，需求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不同于扩张停止后的需求方向。劳动力会被吸引到那些最初会产生额外支出的特定行业中。只要扩张还在持续，那里的需求增长就会一直领先于其他行业相应发生的需求增长。只要这种对特定行业需求的暂时刺激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一旦扩张结束，它很可能会成为失业的原因。

经常性失业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在现在的作者看来，这似乎是失业浪潮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

• 在每一个繁荣时期，更多的生产要素被吸引到资本财货行业中，而不是在这个行业被永久利用，其结果是，我们在平时专门用于生产资本财货的资源所占的比例高于相应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些收入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在他看来，这似乎导致了经济繁荣后随之而来的崩溃。只要信贷扩张 “生生不息”，任何通过吸引劳动力进入某些行业（在那里，他们会被一直雇用）来创造充分就业的企图，都一定会导致这样一种窘境：要么信贷扩张必须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意味着通货膨胀；要么当信贷扩张停止的时候，失业率将比没有出现暂时性就业增长的情况更高。

• 如果失业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力的分配与需求的分配不一致，那么创造不依赖于持续通货膨胀（或有形控制）的稳定的高就业情况的唯一方法便是，使劳动力分配与有稳定货币收入的消费方式相适应。当然，这不仅取决于在适应过程中需求的分配是否大致保持不变，还取决于整体情况是否有利于劳动力的简单和快速流动。

这就引出了我们问题的第二部分，也是难度更大的一部分。尽管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可以明确地指向一个方向，但我们却找不到确定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是当总需求上升时，工人们更愿意转移到新的行业或新的地方，还是当总需求趋于稳定时，流动性会更大？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转移动机是在别处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起到推动作用的是工人们没有能力赚到通常的工资或在以前的行业中找不到任何工作。当然，前一种方法更令人愉快，通常也会更有效。

我会质疑后一种观点。从长远来看，同样的工资差异虽然会吸引更多的新员工进入一个行业，但不足以吸引已经在某一个行业站稳脚跟的员工跳槽进入这个行业，这本身就不足为奇。

• 通常，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会涉及金钱损失和其他牺牲，而单凭工资的增加是不能让人这么做的。只要人们能在目前的工作中依靠他的通常工资生活，他就不会愿意换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扩张主义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提高一些工资而不让其他工资下降来实现全面的调整，虽然稳定的货币工资意味着较低的实际工资，但是用货币工资来思考的习惯将使实际工资的下降失去大部分效用，这在扩张主义政策下是不可避免之事。奇怪的是，凯恩斯爵士的信徒们在其他方面经常使用这种思维方式，却看不到它在这种情况下的重要性。

• 要想保证那些为了社会利益而应该到别处去工作的人继续保有他们以前的工资，我们最终就只能推迟跳槽必须发生的时间。我们也不应忘记，为了使所有以前就业的人继续在一个相对衰落的行业中就业，该行业的一般工资水平将不得不大幅下降。而如果一些工人离开了这个行业，那么其一般工资水平本不会下降这么多。

这里，外行人很难理解的是，让个人不失去工作可能并不是减少失业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反而可能是减少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可被雇用人数的方法。如果一项长期实行的政策推迟或延迟了劳动力转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那本应逐渐变化的过程却在最后变成一个必须在短期内发生巨变的问题。持续的货币压力帮助人们在本应离职的工作中赚取不变的货币工资，这将造成那些必要变化的累积拖欠，而一旦货币压力停止，这些累积拖欠将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弥补，从而导致本可以避免的严重的大规模失业。
扩张可能会阻碍调整

• 所有这些不仅适用于在普通产业波动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分配不当，而且更重要的是，也适用于那些大规模重新分配劳动力的任务，比如在一场大战之后或者由于国际贸易渠道的重大变化而产生的任务。大多数国家自战争以来所奉行的扩张主义政策是帮助而不是阻碍了为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贸易状况而必须进行的调整吗？这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英国的例子尤其引人注目，它在近年来的低失业率更可能是一种必要变革的延迟，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平衡。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在多年实行这样的政策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将其取消。不久之前，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比较高的失业率；而现在，当大量的就业依赖于这些持续不断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政治上无法忍受的实验。
目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试图以一种立竿见影的简单方式使人们在其刚好所在的地方就业，而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力分配是否能使不需要人为刺激的高就业率持续下去。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这种分配的全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不受阻碍的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运行，从而使需求和供给达到稳定的平衡。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正是充分就业政策使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干预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而且在这种扩张性政策中占统治地位以及供给本身要适应的价格也不会代表一种持续不变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使这些困难产生的事实是，失业从来没有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相反，这个事实呈现的情况是：当某些部门可能仍然存在大量失业的时候，其他部门则可能存在严重的就业不足。然而，当前充分就业政策所依赖的纯粹财政和货币措施本身对经济体系的不同部分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同样的货币压力在经济体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只会减少失业，而在另一些部分则会产生明确的通货膨胀效应。如果不通过其他措施加以遏制，这种货币压力很可能早在失业消失之前就形成了物价和工资的膨胀螺旋。而且，从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工资谈判来看，工资的上涨甚至在其实现之前就会威胁到充分就业政策的效果。

•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各国政府将发现它们会被迫采取措施来抵消其政策的影响。由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必须通过直接管制价格以及生产和销售的数量来予以控制或 “抑制”：必须通过实行最高价格来防止价格上涨，而由此造成的短缺必须通过一种包含配给、优先权和分配的制度来解决。

• 现在，通货膨胀使政府深陷于全面控制和中央计划体系的来龙去脉已经变得尽人皆知，无须赘述。通货膨胀通常是一种贻害无穷的计划，因为当通货膨胀那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出现时，这种计划都还没有被计划者深思熟虑过。计划者没有未雨绸缪，而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但又希望这种工具只产生预期的效果，那么它很快便会去干预经济中欣欣向荣的部分。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270~276 页

15. 由工资下降缺乏灵活性引起的通货膨胀
    人们普遍认为，“凯恩斯革命” 的重要结果是，人们普遍接受了一个事实假设；但与之相反，更重要的是，一个假设因为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事实。凯恩斯理论是在过去 20 年中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一种正式的工具。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它可能比古典货币理论方便，也可能不那么方便 —— 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凯恩斯最初的论点所依据的决定性假设（并在此后成为主流政策的决定性假设）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不造成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降低大量工人的货币工资。凯恩斯爵士从中得出的结论以及他的整个理论体系所要证明的结论是：由于货币工资实际上不可能降低，所以当工资过高而无法实现 “充分就业” 时，我们就必须通过曲折的货币贬值过程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我们的社会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必然会经历一个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过程。

相对工资的重要性#

这种结果在凯恩斯体系中并不明显，因为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争论的是总体工资水平，而其中的主要问题只有在我们考虑不同（部门或地区）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时才会出现。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必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要群体的货币工资出现下降情况，那么相对地位的调整只能专门通过提高所有其他群体的货币工资来实现。其结果必然是货币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大于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为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只需要考虑不同群体工资变化的正常年度分布情况。

• 实际上，战争结束后的 12 年或多或少算得上是整个西方世界存在持续通货膨胀的时期。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完全看作是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还是政府财政紧急状况的产物，这一点无足轻重。毋庸置疑，它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政策，因为伴随它而来的也许是一段前所未有的长久繁荣期。最大的问题是：同样的方法是否能无限期地保持繁荣呢？或者，这种政策是否迟早会产生其他最终定将变得无法忍受的结果呢？

在当前的讨论中，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对企业的刺激作用只有在它不可预见或超出预期的情况下才有效。正如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价格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是繁荣的保证。价格必须高于预期才能产生比正常情况更高的利润。一旦确定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我们便可以预见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将会推高成本。如果价格上涨不超过预期，我们就不会有额外的利润。如果价格上涨较慢，那么其效果将与预计本来应该稳定却下跌了的价格的情况相同。

• 总体来说，战后的通货膨胀是始料未及的，或者说其持续的时间要比预期的长。但是，一般来说，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有可能继续下去。而且，人们越是指望物价继续上涨，物价就必须上涨得越厉害，以使那些能够和不能够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赚取足够利润的人都能获得足够的利润。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使普遍的繁荣得到保证，只是因为那些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就无利可图因而被迫转向其他活动的人能继续他们目前的活动。以累进率累积的通货膨胀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繁荣得到保证，但具有恒定的通胀率的通货膨胀则不能。我们几乎不需要问为什么渐进式通货膨胀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早在它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无法对不断扩张的货币进行任何合理的计算，以及它被其他交换媒介取代之前，所有由迅速下降的固定支出的价值带来的不方便和不公平，都会创造不可抗拒的停止支付的需求 —— 至少当人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意识到政府总能阻止通货膨胀时，这种需求是不可抗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为人们被误导了，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不是价格上涨的原因，而是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
• 因此，我们不能指望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繁荣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我们一定会面临这样一种境地，即目前由通货膨胀构成的繁荣之源将不复存在。没有人能预测这一情况会在何时到来，但它终究会到来。我们密切关注的只可能是我们的生产资源必须得到妥善安排，我们希望在通货膨胀的刺激停止发挥作用时，将这些资源用在合理的活动和就业中。

通货膨胀 —— 一种恶性循环#

然而，为了使长久的繁荣得到保证，我们越依赖扩张的通货膨胀，这项任务就会越艰巨。我们将不仅面临一堆积压的延迟，即所有那些靠持续的通货膨胀才惨淡经营的企业，还面临新生产被 “误导” 的主因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只要通货膨胀持续，它就会带来新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就会一直赢利。特别是当这些额外货币第一次用于投资活动时，这些货币将增加到一定的数额。而一旦只有当前的储蓄可用于投资时，这些数额便无法维持。

• 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保证最终需求的快速增长总是在成本上升之前发生，因而就能使繁荣持续下去的观点迟早会被证明是一种幻觉，因为成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量，而是由最终需求的预期决定的。即使 “充分就业” 是由 “总需求” 超过 “总成本” 保证的，它也不可能持续太久，因为就业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规模，而且超过一定规模后，过度的最终需求可能对投资起到威慑作用，而不是刺激作用。

• 让我局促不安的是，那些相信我们已经解决了永久充分就业问题的人将会大失所望（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大萧条）。虽然通过逐渐减缓通货膨胀过渡到更稳定的货币环境也许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就业人数不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减少，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难题是，在目前的舆论下，任何明显增加的失业都会立即被重新出现的通货膨胀抵消。这种通过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尝试可能会获得暂时的成功，甚至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足够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成功好几次。但这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同时加剧局势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一篇关于 20 年展望的简短论文中，我没法考虑如何在不造成大萧条的情况下摆脱特定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个严重但实质上是短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阻止这种长期性的和周期性的加速通货膨胀趋势，这也是需要反复强调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就业问题是工资问题，在工资过高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凯恩斯这种通过降低货币价值来降低实际工资的方法，只有在工人自己被这种方法欺骗的情况下才能奏效。这种绕过所谓的工资 “刚性” 的企图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从长远来看，它只会让稳定的货币体系面临比以往更大的障碍。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那种与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的责任再次明确地放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即工会。工会目前承担的责任是，只关心获得最高的货币工资率，却不考虑其对就业的影响。而且，为了确保在最终工资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不管增加多少货币收入，货币当局都能提供的这种愿望则必然导致持续的渐进式通货膨胀。我们发现，拒绝面对工资问题并通过货币欺骗暂时逃避后果，只会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长期性的问题仍然是恢复劳动力市场，使其产生与稳定货币相适应的工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货币当局应对通货膨胀全权负责。尽管事实是，只要人们认为它们有责任提供足够的货币来保证在任何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它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作用就会变得完全被动 —— 正是这个观念使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会发生。稳定的货币条件要求货币支出流是物价和工资必须适应的固定基准，而不是相反。

公众舆论的状态#

为了防止渐进式通货膨胀及它必然产生的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危机，在政策上做出改变是很有必要的，而改变政策的前提就是要改变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状态。尽管通货膨胀政策的发源地的 7% 的银行利率（这个国家也在一直实践着这个政策）已宣扬了凯恩斯理论的破产，但是对于在其全盛时期长大的人们来说，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凯恩斯理论对他们毫无影响。但是，它们除了仍在发挥知识力量之外，还在为加强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大势力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不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那么它们是不可能被抛弃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政客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再次求助于通货膨胀提供的阻力极小的临时出路来推迟这种必要性。只有当这条道路的危险性变得比现在更加显而易见时，我们才会真正面临工会权力的根本问题。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295~299 页

16. 工会与就业
    一个多世纪以来，与工会相关的公共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去，如果工会不被完全禁止，那么它们所能做的几乎都是不合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工会是这样一种状态：

• 工会已经成为一种特权机构，而一般的法律规则并不适用于这种机构。它们已成为政府明显未能履行其主要职能 —— 防止强制和暴力 —— 的唯一重要实例。
  最初，工会能够宣扬自由的一般原则；接着，在对它们的一切歧视已经停止以及它们获得例外特权很久之后，工会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支持 —— 这一事实大大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其他少数地区，进步人士并不怎么考虑任何具体措施的合理性，而只是笼统地问 “是支持还是反对工会”，或者像通常所说的 “是支持还是反对劳工”。然而，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工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工会的合理位置必须位于标志着其演变历程的两个极端之间。

问题性质的改变#

当 “结社自由” 这一术语实际上失去了意义，真正的问题变成了个人自由加入还是不加入工会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已经知之甚少，但他们仍然支持工会的雄心壮志，认为工会正在为 “结社自由” 而奋斗。这种混乱存在的部分原因是，问题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在许多国家，自愿的工人社团恰恰是在其开始使用强制手段强迫不愿意加入社团的工人成为会员，并使得非会员失业后，才变得合法化的。大多数人可能仍然认为，“劳动争议” 通常意味着对薪酬和就业条件的不同意见，但其唯一的原因往往是工会试图强迫那些不愿加入工会的工人入会。
英国工会获得特权尤其引人注目，1906 年的《贸易争端法》（Trade Disputes Act）赋予工会
免于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工会或其雇员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错误。简而言之，给每个工会提供特权和保护，这种特权和保护是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 —— 无论是不是法人 —— 都不具有的。
类似的友好立法帮助了美国的工会。首先，1914 年的《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使其免受《谢尔曼法案》（Sherman Act）反垄断规定的约束；其次，1932 年的《诺里斯 - 拉瓜迪亚法案》（Norris-La Guardia Act）“在建立劳工组织对侵权行为完全具有豁免权方面让人瞠目结舌”；最后，最高法院在一项关键裁决中支持 “工会有权拒绝雇主，从而不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张”。到 20 世纪 20 年代，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多少少逐渐出现了类似情况，“其中很少通过明确的立法许可，更多的是通过当局和法院的默许”。在所有地方，工会的合法化都被解释为工会重要目标的合法化，并承认工会有权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即工会具有垄断权。工会越来越不被视为一个追求正当的自私目的的团体（这个目的和其他利益一样，必须受到拥有平等权利的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制约），而是被视为一个为了公众利益，其详细而又全面地囊括了所有劳动力的组织目标必须得到支持的团体。

• 尽管近年来工会因为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而常常触怒公众舆论，而且公众那不加批判地支持工会的感情也正逐渐消失，但公众当然还没有意识到的是：现有的法律状况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已经受到工会所行使权力的严重威胁。在此，我们不会讨论最近在美国引起广泛注意的那些滥用工会权力的犯罪行为，尽管这些犯罪行为与工会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并非完全无关。我们只关心工会今天通常拥有的那些权力 —— 这些权力要么得到法律的明确许可，要么至少得到执法当局的默许。我们的论述既不会针对工会本身，也不会局限于那些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滥用权力的做法。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它们的一些权力 —— 这些权力即使不是它们的 “神圣权利”，现在也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工会在行使这些权力时经常表现出很大的克制，这一事实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反对这些权力的理由。这正是因为，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工会将会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它们已经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也是因为，我们把这种情况归功于许多工会领导人的温和与明智。总之，我们不能让目前的事态继续下去。

工会对其工人同伴的强制#

工会被允许违反法律规定的所有自由原则，并因而得以运用的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其工人同伴的，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无论工会能够真正对雇主施加什么样的强制权力，这都是工会对其他工人运用强制这种主要权力的结果。如果工会的这种权力 —— 强迫其他不情愿表示支持的工人支持自己 —— 被剥夺了，那么工会对雇主的强制将不会再有其令人反感的主要特征。工人之间自愿达成协议的权利，甚至他们一致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都不是问题。然而，应该指出，后一种权利，即罢工的权利，虽然是一种正常的权利，但却很难被视为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在某些雇佣关系中，劳动者应放弃这一权利，这应成为雇佣条款的一部分。

• 在美国，这样的雇佣关系应该涉及工人的长期义务，任何联合破坏这样的合同的企图都应该是非法的。的确，任何有效地控制着公司或行业所有潜在工人的工会都会对雇主施加几乎无穷无尽的压力，特别是在专业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本的地方，这样的工会实际上可以没收业主的财产并掌握其企业全部的收益。然而，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这永远不可能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 —— 除非不管工人是否被雇用，这种行动的总收益在他们之间是被平等分享的，但这种情况只能是天方夜谭。因此，工会只有通过强迫一些工人不顾自己的利益来支持这种一致的行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 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通过限制供应，也就是扣留一部分劳动力，工人们才能将实际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的普遍水平之上。因此，那些将以较高工资获得就业的人的利益，将始终会与那些最终只能在报酬较低的工作中找到就业机会或根本不会就业的人的利益对立。

• 通常，工会首先将使雇主同意某一工资，然后确保没有人会以更低的工资被雇用，这个事实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对于那些只能以较低工资受雇却不能被雇用的人来说，工资规定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其他手段是一样的。关键的一点是，雇主只有在知道工会有权使其他人不被雇用的情况下才会同意这一工资。一般来说，工资规定政策（无论是出自工会还是出自当局）只有在其规定的工资也高于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的工资时才会使这一工资高于正常水平。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提高工资#

尽管工会可能仍然经常采取与其信念相反的行动，但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工会无法为所有希望工作的人带来高于在自由市场中形成的实际工资 —— 尽管工会很可能会抬高工资水平，但其产生的苦果将在以后影响我们。虽然工会成功地使实际工资超过某一水平（如果这不是暂时的该多好），但是这只会让特定群体受益，并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工会即使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也只是服务于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意味着，严格的自愿工会由于其工资政策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因而不能长期地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只要工会没有权力强迫外人加入它，它就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工人的工资超过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水平将建立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
但是，尽管所有被雇用者的实际工资只有在以失业为代价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工会的行动得到提高，但某些特定行业的工会很可能通过迫使其他人留在工资较低的职位上来提高其成员的工资。这样的话，由此造成的工资结构扭曲程度实际上有多大呢？这很难说清楚。然而，如果你还记得一些工会认为使用暴力来阻止任何非工会成员进入它们的行业是一种合适的方式，也记得另一些工会能够收取高昂的会费（甚至为现有工会成员的子女保留在此行业的工作岗位），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扭曲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方法对热门职业和高薪职业至关重要，也正是如此，它们将导致相对贫穷的人被较富裕的人剥削。虽然在所有工会中，这些行为可能会缩小薪酬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就主要行业的相对工资而言，今天的工会对不平等负有主要责任，而这种不平等没有任何作用，它完全是特权的结果。这意味着，它们的活动必然会降低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会降低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因为如果工会的行动成功地减少了从事高薪工作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不得不留在薪酬较低工作的工人数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结果是，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会更低。事实上，在工会非常强大的国家，其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极有可能低于那些不存在强大工会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确实就是这样，在这些国家，工会政策因普遍采用 “创造工作” 的限制性做法而得到强化。

• 如果许多人仍然接受一个明显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即由于工会的努力，总体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与过去一样快，那么，尽管其理论分析得出了这些毫不含糊的结论，以及存在与之相反的经验证据，他们还是会这么认为的。当工会势力较弱时，实际工资的增长往往比工会势力较强时快得多。而且，即便是在一些劳动力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特定行业，其工资增长速度也往往比那些组织严密但同样繁荣的行业快得多。人们之所以对此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部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的工资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会谈判获得的，这也导致人们认为工资增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现在马上就会看到的，工会活动实际上会带来货币工资的持续增长 —— 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货币工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不会造成普遍失业的增长，只是因为通货膨胀经常使货币工资无效 —— 实际上，如果要保持充分就业，我们就必然要靠通货膨胀。

有害且危险的活动#

如果工会通过工资政策取得的成就实际上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工会在这一领域的活动是非常有害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则是极其危险的。工会通过那种往往使市场制度无效的方式运用权力，也通过那种使自己控制经济活动方向的方式运用权力，这种控制权力在政府手中是危险的，但由某一特定集团行使，又是让人难以忍受的。通过影响不同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通过运用货币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压力及其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后果，工会达到了它的目的。
通常，在每一个被工会控制的群体中，相对工资受到的影响是工资的一致性和刚性会更大，在不同群体之间则是工资的非功能性差异更大。这还伴随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在这其中，前者要么是结果，要么是原因。我们无须赘言的一个事实是，这虽然可能会对某些群体有利，却一定会降低生产率，从而降低工人的总体收入。我们也不必在这里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会所保障的特定群体的工资越稳定，就业就越不稳定。重要的是，不同行业工会力量的偶然差异不仅会造成工人之间薪酬的严重不平等，而且会在不同行业的发展中产生非经济上的差异，而这种不平等在经济上是没有道理的。社会上重要的产业，如建筑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而且显然不能满足人们迫切的需要，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某些特点为工会提供了施行强制性垄断行为的特殊机会。由于工会在资本投资最密集的地方最有影响力，所以工会往往会成为投资的障碍 —— 目前可能只有税收造成的障碍超过了它。最后，往往正是这种与企业勾结在一起的工会垄断成了对相关行业进行垄断控制的主要基础。

*工会主义（unionism）目前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危险是，通过在各种劳动力供应方面建立有效的垄断，工会将使竞争不能成为对所有资源进行分配的有效调节机制。但是，如果竞争失去了这样一种作为调控手段的效用，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取代它。然而，替代市场的唯一选择是当局的指导。这种方向显然既不能由具有地方利益的特定工会掌握，也不能由包含了所有劳动力的统一组织很好地执行。这样一来，工会不仅会成为国家最强大的力量，还会成为完全控制国家的力量。然而，现在的工会主义倾向于制造一种很少有工会想要的社会主义总体规划体系，而且实际上，拒绝这种体系才是最符合工会利益的 *

违反成员利益的行动#

工会如果不能完全控制它自己关心的那类劳动力的供应情况，就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而且，既然服从这种控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工会就必须诱使其中一些人违背自己的利益行事。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仅仅是通过心理和道德上的压力来实现的，这种压力会助长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工会会使所有工人受益。如果工会成功地让公众普遍认为，每个工人都应该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支持工会的行动，那么胁迫便会被逐渐认为是一种合法手段，从而迫使一个顽固的工人履行他的职责。在这个方面，工会依靠的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工具，即一种正是因为工会的努力，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才上升得像以往一样如此迅速的神话。而且，只有通过工会持续不断地努力，工人的工资才能继续尽可能快地增长。在这种经过精心编织的神话中，工会通常得到了对手的积极帮助。只有进一步洞察事实的真相，我们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成败与否则取决于经济学家如何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来启发公众舆论。
但是，尽管工会施加的这种道德压力可能非常强大，但它几乎不能使工会具有造成真正损害的权力。显然，工会领导人同意那些研究工会主义的学者的观点，即工会如果要实现其目标，就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强制手段。工会发展了强制手段，其目的是强迫工人成为工会成员。工会称这种手段为 “组织活动”（或者，在美国，工会称之为 “工会安全”—— 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委婉说法），并赋予其成员真正的权力。由于真正自愿的工会的权力将局限于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工会已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迫使其反对者服从它们的意志。

• 如果工会没有得到那些受到误导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和政府的积极援助，那么工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幸的是，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让公众相信，完全的工会化不仅合法，而且对公共政策也很重要。然而，说工人有权成立工会，并不是说工会有权独立于工人个人的意志而存在。如果工人觉得没有必要成立工会，那么这绝对不是一场公共灾难，而是一种非常可取的事态。然而，工会本来的目标是诱使所有工人加入工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这一事实已被解释成，工会应该有权采取一切看起来必要的行动。同样，工会争取提高工资是合法的。为了取得成功，这一事实已被解释为，工会也必须被允许做任何看起来必要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罢工已被认为是工会的合法武器，人们已经开始相信，为了让罢工取得成功，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看起来必要的事情。总体来说，工会的合法化已经意味着，为了让工会达成目标，工会所认为的所有不可或缺的方法都应该被视为具有合法性。

• 因此，目前工会的强制权力主要在于，其使用方法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容忍的，并且是反对保护个人私人领域的。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工会依赖于用警戒线作为威胁工具。即使所谓的 “和平” 示威，也涉及严重的强制。对工会的宽恕构成了一种特权，因为工会假定的合法目的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工会可以被那些本身不是工人的人用来强迫他人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组织，并且它也可以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或对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发泄仇恨。广受人们支持的工会目标使工会拥有了合法性的光环，但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它代表了一种针对个人的有组织的压力；而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私人机构都不该被允许施加这种压力。
  除了对警戒的宽容之外，工会能胁迫个别工人的主要因素是，由立法和司法批准的封闭型企业或工会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可以制裁个别工人。这些制裁构成了限制交易的协议，而且只有这些工人在获得一般法律规则的豁免时才能成为工会 “组织活动” 的合法对象。当要求不仅涉及让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的大多数工人的代表们所订立的合同对任何想要利用它的工人有效，还要适用于所有员工（即使他们个人希望并能够达成不同的优势合同）时，立法往往就形同虚设了。我们还必须把所有二次罢工和抵制视为不可接受的强制方式，这些方式不是工资谈判的工具，只是迫使其他工人接受工会政策的手段。

此外，只有在法律免除了工人群体共同行动的一般责任的情况下（要么允许他们无须正式成立公司，要么明确使其组织不再适用于企业的一般规则），工会的这些强制手段才能实行。没有必要单独考虑当代工会政策的其他各个方面，例如，工会在所有行业或全国范围内的谈判。工会能否实行强制手段取决于上述已经提到的做法。而且，如果工会的基本强制权力被取缔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十有八九会销声匿迹。

非强制的作用#

• 不可否认，通过强制手段提高工资几乎正是当今工会的主要目标。但是，即使这是它们的唯一目的，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从法律上禁止工会。如果不通过歧视性立法就无法阻止工会，那么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许多不受欢迎的事情就必须得到容忍。但即使是现在，控制工资也不是工会的唯一职能。毫无疑问，工会能够提供一些不仅毫无异议而且确实意义非凡的服务。如果工会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强制行动来提高工资，那么一旦被剥夺了强制权力，它们可能就会销声匿迹。但是，工会还要履行其他有用的职能，而且尽管那种可能完全禁止工会的考虑会违反我们所有的原则，但我们应当明确表明，为什么采取这种行动没有经济基础，以及为什么作为真正自愿和非强制性的组织，它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事实上，只有在我们有效地制止工会使用强制手段，使其远离当前的反社会目标之后，工会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作用。
  工会在决定工资的过程中，即使没有强制权力，也有可能发挥有益的重要作用。首先，人们常常要在增加工资和增加其他福利（雇主可以以同样的成本提供这种福利，但只有在所有或大部分工人在增加额外工资与接受福利之间更愿意接受福利时，雇主才能提供）之间做出选择。还有一个事实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在工资水平上的相对地位往往和他的绝对地位一样重要。非常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分级组织里，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不同工作的报酬和晋升规则之间的差别是公正的。确保意见统一的极其有效的办法可能是在代表所有不同利益的集体谈判中商定总体方案。即使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要想出什么其他方法来调和在一个巨大组织中的所有不同想法，以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工资结构，也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订立特殊条款，但一套商定的对所有希望采用这些条款的人都适用的标准条款似乎是大型组织所需要的。
  同样，在涉及工作条件而非个人报酬的所有一般性问题的更大范围内（这些问题真正关系到所有雇员，涉及的是工人和雇主的共同利益），我们在管理时应该尽可能多地顾及各种愿望。一个大型组织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以规则为基础，而且，这些规则如果在工人的参与下制定，那么可能会更加行之有效。因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合同不仅规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不同雇员群体之间的关系。赋予合同多边协定的特点，并在某些方面，如投诉程序中，为雇员提供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往往大有裨益。
  最后，工会还有一项历史悠久的好处极大的活动，那就是作为 “友好协会”，它们承诺帮助其成员防范特殊的行业风险。不管怎么说，这一职能都必须被视为一种非常可取的自助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正逐渐由国家接管。然而，至于上述任何一个论点是否可以证明，与一家工厂或公司的工会相比，规模更大的工会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我们不予以讨论。
  我们只能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工会要求参与商业活动。在 “工业民主” 的名义下，或者更近则是在 “共同决定” 的名义下，工会参与商业活动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尤其是在德国，英国的程度稍低）。它代表了 19 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下的分支 —— 工团主义思想的奇怪复兴（工团主义是该学说中最不成熟和最不切实际的一种形式）。虽然这些观点在表面上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当我们对其进行审视时，它们便显示出其内在的矛盾。如果某个工厂或某个行业正在为消费者利益服务，它就不能为某些特定工人群体的永久性利益提供服务。此外，有效地参与企业发展方向是一项全职工作，任何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很快就会失去雇员的视野和兴趣。因此，不仅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这种计划应该被拒绝，而且在美国，也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工会领导人已经坚决地拒绝了在商业活动中承担任何责任。但是，为了更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请读者查阅现有的与其所有影响相关的详细研究报告。

法律上的小变化#

只要公众舆论认为工会强制是合法的，就不大可能保证个人不受任何工会强制。但是，持有这个观点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也许正如他们在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微小变动，将足以对现有局势产生深远和可能是决定性的变化。只要取消那些明确授予工会的或在法庭的宽容下由工会行使的特权，我们就似乎足以剥夺工会现在所行使的更严重的强制权力，并可以引导工会的合理私利走上对社会有益的道路。

• 因此，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无论是为组织服务还是反对组织，我们的基本要求是确保真正的结社自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强制都将被一视同仁地看作是违法的。我们应严格执行这样一项原则，即目的不应成为手段的理由，工会的目标不应成为它们不受一般法律规则约束的理由。今天，这首先意味着应该禁止所有大规模的示威，因为它们不仅是使暴力发生的主要且常见的诱因，而且就算在运用它们时所采取的是一种最和平的形式，它们还是一种强制手段。其次，不应该允许工会将那些不是工会成员的人排除在任何就业岗位之外。这意味着，封闭式和工会式的合同（包括 “工会成员资格保留” 和 “优先雇用” 等条款）必须被视为限制交易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些合同与 “黄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黄狗合同” 禁止员工加入工会且通常被法律禁止）都没有区别。
  取消所有这些合同将消除第二次罢工和抵制的主要目标，从而使这些形式和类似形式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效。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废除所有对一切雇员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授权让某个工厂或某个行业的大多数工人代表订立合同；同时，我们也要剥夺所有有组织的团体订立合同的一切权利，这些合同对那些没有自愿将这种权力授予它们的人具有约束力。最后，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有组织的行动，在与合同义务或一般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与具有组织性的协调性行动有关的责任必须毫无疑问地落在做出决定的人身上。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那些使某些类型的合同无效的一切立法将违反合同自由原则，他的反对意见就是无效的。我们在前面（第 15 章 [1]）已经看到，这一原则绝不表示所有合同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它只是意味着所有的合同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规则来判断，任何当局都不应被赋予允许或不允许特定合同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应当判定的无效合同包括限制交易的合同、封闭式合同和工会式合同。如果立法、司法和对行政机构的容忍没有为工会创造特权，那么那些习惯法国家也许便没有必要针对工会进行特别的立法。如果必须要这么做，那么这会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信奉自由的人将对这方面的所有立法产生疑虑。但是，特权一旦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就只有通过专门的立法才能被取消。虽然应该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工作权利法》，但我们很难否认，在美国，由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的决定造成的情况可能使专门的立法成为恢复自由原则的唯一可行办法。
  在任何一个国家，为了恢复劳工领域内自由结社的原则，我们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将取决于该领域本身的发展所造成的情况。美国的情况备受瞩目，因为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的决定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会的强制权力合法化，并给使自由裁量权和本质上不负责任的权力被授予了行政当局。但要了解更多的细节，我们必须让读者参考佩特罗（Petro）教授在《自由社会劳动政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中的重要研究，这本书详细地阐述了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为了约束工会的有害权力，尽管需要做出的所有改变只不过是使工会遵守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的一般法律原则，但毫无疑问，现有的工会将竭尽全力予以抵制。工会知道，要实现自己目前的愿望，就必须依靠这种强制权力；而如果要维持一个自由社会，这种强制权力就必须加以限制。然而，当下的情况并非毫无希望。目前的一些发展势态迟早会向工会证明，现有局势不可能持续下去。工会会发现，从长远来看，在它们可以选择的进一步发展道路中，服从制止一切强制手段的一般原则比继续它们目前的政策要好得多，因为后者必然导致两种不幸后果中的一种。
  失业的责任

虽然从长远来看，工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工人都能达到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实际上，工会更有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但货币工资水平并非如此。在这方面，工会行动的效果将取决于各项决定货币政策的原则。鉴于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以及货币当局将会出台的相应政策，毫无疑问，当前的工会政策必然会导致持久且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是，占主导地位的 “充分就业” 原则明确地免除了工会对任何失业的责任，并将保持充分就业的责任推给了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然而，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能使工会政策不会产生失业的唯一方法是，通过通货膨胀来对抗由工会引起的实际工资的任何过度上涨趋势。

为了了解我们所处的形势，我们有必要简要地看一下 “凯恩斯” 式充分就业政策的理论来源。凯恩斯爵士理论的发展始于一个正确的认识，即大规模失业通常是因为实际工资过高。接下来，他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只有通过一场痛苦而漫长的斗争才能直接降低货币工资，而这场斗争是无法设想的。因此，他得出结论：实际工资必须在降低货币价值的过程中降低。这正是 “充分就业” 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现在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如果劳动者坚持把工资水平定得太高而导致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货币供应就必须增加，从而使物价上升到当前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不再大于寻求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的水平。在实践中，这必然意味着每一个独立的工会在试着超越货币价值时，将永远不会停止要求进一步提高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会的共同努力将导致渐进式通货膨胀。
即使各独立工会所做之事只不过是阻止某个特定群体的工资减少，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工会不可能削减工资，而工资通常已经变成 “刚性下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所有不同群体的相对工资的变化都必须通过提高除相对实际工资必须下降的群体之外的所有其他群体的货币工资来实现。此外，货币工资的普遍上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通常会导致各群体提高货币工资（甚至在后一种实际工资必须下降的群体中也是如此）。而且，在相对工资得到调整之前还需要连续发生几轮工资增长。由于调整相对工资的需要一直存在，仅这一过程就产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充分就业政策被普遍接受以来）普遍存在的工资 - 价格螺旋。
这个过程有时被描述为工资的增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这是不对的。如果货币和信贷的供应没有扩大，那么工资的增加将迅速导致失业。但在货币当局有责任在任何给定的工资水平上提供足够的资金以实现充分就业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每一轮工资上涨都会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当价格的上涨变成了一件非常显而易见的持续性事件，并引起了严重的公众恐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时，当局便会紧接着尽力对货币政策踩下刹车。但是，因为到那时，经济已经适应了进一步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且现有的就业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货币扩张。因此，阻止货币扩张的努力将迅速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这将带来新一轮不可抗拒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由于工资压力而导致的失业。对一般公众来说，渐进式通货膨胀似乎是工会工资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不是试图消除其后果的直接后果。
尽管工资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制止它，它就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们必须通过停止运用那种会造成大规模的长期失业的货币政策来打破工会的强制权力，因为它对政治和社会都具有致命的危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成功地从根本上限制工会的权力，那么工会很快便会被要求采取相关措施，而这些措施将比工会服从法治更令工人自己（如果不是工会领导人）感到反感。不久，要求政府制定工资或彻底废除工会的呼声将会应运而生。
走向中央控制
如同在任何其他领域一样，在劳动力领域，市场作为一种指导机制的消失必然会使行政指导制度取而代之。为了接近甚至只是最低程度地接近市场秩序功能，这种取而代之的制度将不得不协调整个经济。因此，到最后，这种制度将不得不来自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虽然这样一个权力机构最初可能只关心劳动的分配和报酬，但它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转而建立在一个集中的计划和管理制度上，并产生各种经济和政治后果。
在那些通货膨胀趋势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 “全面工资政策” 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通货趋势最为明显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领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信条，即工资一般应由 “统一政策” 决定，这归根结底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做出决定。如果市场因此被无可挽回地剥夺了其功能，那么除了由当局决定工资之外，市场就没有有效的办法在产业、区域和贸易中分配劳动力。通过设立具有强制权力的官方调解和仲裁机制，以及设立工资委员会，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这样一种局面，即工资基本上将必须由当局的独断决策来决定。
这一切不过是当前工会政策的必然结果罢了，工会希望看到工资由某种 “正义” 概念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但是，任何可行的制度都不可能允许任何一群人通过暴力威胁强制执行他们认为应该执行的政策。而且，当不仅仅是少数特权群体，而是大多数重要的劳动阶层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强制其采取行动时，允许每个人独立行动不仅会产生与正义相反的结果，还会导致经济混乱。当我们的工资不再取决于市场的客观决定时，我们能够保持有效经济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由政府权威来决定工资。政府的决定一定是武断的，因为没有什么客观的正义标准可以被其使用。与所有其他价格或服务一样，与所有人的开放就业机会相适应的工资率不符合任何可评估的价值或任何独立的正义标准，而必须取决于一些没有人能控制的条件。
一旦政府着手设定整个工资结构，并因此被迫控制就业和生产，那么与服从平等的法律规则相比，工会目前的权力将遭到更大的打击。在这种制度下，工会只有两种选择：一方面，工会要么成为政府政策的自愿工具，要么被纳入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工会被完全废除。前一种选择更有可能被选中，因为它将使现有的工会科层机构保留其成员的职位和部分个人权力。但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完全服从联合国家的控制。大多数国家的局势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或者重整旗鼓。工会目前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它们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而市场经济却是它们竭尽全力要摧毁的。

“不容置疑” 的工会力量#

工会的问题既是对我们原则的良好考验，也是对侵犯这些原则的后果的有益例证。由于没有履行私人不受强制的职责，为了纠正这种失败的结果，各地政府现在都被迫超越其适当的职能，并因此只能像工会那样通过武断行事来执行任务。只要人们认为工会被允许获得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没有办法修复工会所造成的损害，而只能使国家更任意地行使强制权力。在劳动领域，我们确实正经历着法治的明显衰落。然而，纠正这一局势真正需要的是恢复法治的原则，并由立法和行政当局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原则。
然而，阻止人们通向这条光明大道的仍然是那所有流行观点中最愚蠢至极的观点 ——“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人们不禁会想，那些习惯于使用这一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它表达的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即我们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且最可悲的是，我们承认，自己无法运用自己的智慧。如果大多数人充分了解目前的局势，那么任何有着长远目光的人会不相信还有另一种可供他们审慎选择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吗？我表示怀疑。有一些迹象表明，有远见的工会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如果我们不想坐视自由慢慢地销声匿迹，我们就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必须下定决心恢复法治。而且，为了在工会运动中保存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必须放弃那种长期以来指引它们的幻想。
只有重新遵循已经放弃的原则，我们才不会面临失去自由的威胁。我们所需要的是改变经济政策，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战术性决策似乎是为了满足政府在接二连三的紧急情况中的短期需要，这只会使我们进一步陷入政府武断控制各种局面的困境。这些追求相互矛盾目标的决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其累积性效果一定会证明这些决策在战略上是致命的。正如所有经济政策问题一样，工会问题不能通过对具体问题进行专门决策，而只能通过在所有领域自始至终运用一种能得到一致遵守的原则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结果。能使自由社会长盛不衰的，只有这样一种原则：除了那种对所有人同等适用的一般抽象规则可以被强制执行之外，绝不允许有任何其他强制存在。
《自由宪章》，节选自第 18 章
[1] 此处是指《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第 15 章。—— 编者注

17. 通货膨胀 —— 短期的权宜之计#

虽然有少数人故意主张物价持续上涨，但目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偏见的主要根源是，人们普遍认为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的反面）是如此可怕。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认为最好一直坚持通货膨胀这个错误方向。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如何保持物价完全稳定，而且也只能通过纠正物价向任何一个方向的微小变动来实现稳定，所以这种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通货紧缩的决心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累积。此外，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往往是局域或局部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经济资源重新分配机制的部分体现，这意味着，竭力使所有通货紧缩不影响经济中的主要领域必然会导致全面通货膨胀。

吸毒般的通货膨胀#

然而，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真的比通货膨胀更有害吗？这一点值得怀疑。的确，人们有一种感觉，即通货膨胀的危险要大得多，我们需要更小心地防范。在这两个错误中，我们更容易犯通货膨胀这个错误。其原因在于，温和的通货膨胀在其持续过程中通常是令人愉悦的，而通货紧缩对人们来说则是立竿见影的剧痛。几乎没有必要对通货紧缩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为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强烈感受到其危害。但是，在采取那些能马上令人愉快或能临时缓解困难的行动时，我们则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因为我们只有在以后才会感觉到其中涉及的更大伤害。的确，人们经常把通货膨胀和吸毒相比，但这两者并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相似。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通过引起意料之外的价格变化而产生其特有的影响，而且这两种情况注定会使人们的预期落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价格高于或低于预期时，第二次则迟早会发生，因为这些价格变化是意料之中的，并且不再具有不可预见的影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区别在于，前者先有惊喜后有反应，而后者对商业的最初影响就是萧条。然而，这两者的影响都是自我逆转的。在一段时间内，这两种力量都倾向于自我强化，因此其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预期的时间可能会延长。但除非价格走势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加速，否则人们的预期必定会跟上它们。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其影响的特征就会改变。
通货膨胀最初仅仅产生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获得利润，而且利润通常比平时要大。每件事几乎都能获得成功，几乎没有失败。事实一再证明，利润比预期的要高，而且不计其数的投机活动都获得了成功，这就在整体上营造了一种适合冒险的氛围。即使那些没有因价格突然上涨而获得暴利就必须被迫破产的人，也能坚持下来，并使他们的雇员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共享这全面的繁荣。然而，只有直到人们开始预期价格将继续以同样的速度上涨时，这种情况才会持续下去。一旦他们开始希望价格在这么多个月的时间里上涨这么多个百分点，他们就会哄抬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成本），使其达到与他们预期的未来价格相对应的水平。如果价格涨幅不超过预期，那么利润将恢复正常，盈利的比例也将下降。而且，由于在利润异常丰厚的时期，许多本来要被迫改变投资方向的人都在继续营业，所以亏损的比例将高于通常的水平。
因此，只有在没有预见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刺激才会发挥作用；一旦预见通货膨胀，那么只有使通货膨胀率持续增加才能保持相同程度的繁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涨幅低于预期，那么其效果将与未预见的通货紧缩相同。即使物价只是以普遍预期的幅度上升，也不会再产生额外的刺激，而是会使所有在临时刺激持续期间被推迟调整的积压问题显露出来。为了保持最初的刺激效果，通货膨胀必须以始终快于预期的速度继续下去。

加速通货膨胀#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虑所有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永远不能完美地对价格变化做出什么预期，特别是不能使我们的长期预期和短期预期得到同等程度的调整。我们也不能讨论这些因素对当前生产和投资的不同影响，这在全面考察产业波动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要知道以下两点就足够了：除非通货膨胀率逐步加速，否则它的刺激作用就必然会停止；随着通货膨胀率的继续加速，我们所面临的事实是，我们的预期绝不可能和价格变化匹配，而且由此产生的某些不利后果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商业决策所依据的会计方法只有在货币价值相当稳定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随着价格的加速上涨，为所有商业计划提供基础的资本和成本核算方法将很快失去所有意义。实际成本、利润或收入将很快不再由任何传统或被普遍接受的方法来确定。而且，按照税收原则，越来越多的税收将被视为利润；而实际上，仅仅是为了维持资本，这些利润也本该用于再投资。
因此，通货膨胀从来就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刺激，即使这种有益的效果也只能在某些人继续被欺骗和某些人的预期不必要地落空的情况下才能持续。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源于它所产生的错误。通货膨胀的特别危险之处在于，即使小剂量通货膨胀的有害后遗症，也只能通过大剂量通货膨胀清除。一旦通货膨胀持续了一段时间，即使采取不让其进一步加速的措施，也会难以避免地造成通货紧缩的局面。一旦某些已经扩大的活动只能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来维持，那么这些活动的同步终止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恶性的令人惶恐不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收入的下降会导致其他收入的下降，等等。据我们所知，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预防经常发生的通货膨胀来阻止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一旦通货膨胀开始，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治愈它了。不幸的是，当我们为萧条忧心忡忡时，它早被大多数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自由宪章》，330~333 页

通货膨胀 —— 短暂的欺骗#

对于那种迫使当局做正确事情的机制，我当然不会去诋毁。随着货币政策受公共财政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建立这种机制的理由也越来越充分；但是，如果我们夸大了它所能实现的目标，那么它将削弱而非强化上述论点。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我们永远无法消除它。因此，在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可以做什么不仅非常重要，而且甚至很可能在实践中决定该机制能否被允许运行。
中央银行的有限影响力
所有中央银行都面临一个基本的两难境地，这就一定会使它们的政策必须涉及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中央银行只能对所有流通媒介进行间接的有限控制，它的权力主要基于在必要时不提供现金这种威胁。但与此同时，这种权力也被认为是一种责任，即在必要时绝不拒绝提供一定数额的现金。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政策对价格或货币价值的总体影响，必然成为中央银行行长日常行动的重点。这一任务要求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预先阻止或抵制信贷领域的发展，因为简单的规则是不能提供足够的指导的。
旨在影响物价和就业的措施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些措施必须更多地用于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变化发生之后才用于纠正。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总是等到规则或机制迫使它采取行动时才采取行动，那么由此产生的波动将远远大于其需要产生的波动。如果在它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它所采取措施的方向与机制或规则随后会强加于它的方向相反，那么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即该机制不久将被允许运作。因此，最后即使货币当局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结果也可能取决于货币当局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所做的工作。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通过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而不是具体行动来限制货币政策。当前的具体问题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保持稳定的就业水平还是稳定的物价水平。在经过合理的解释和适当考虑某一水平附近不可避免的小波动后，这两个目标不一定是冲突的。其前提是货币稳定的要求被放在首位，而且经济政策的其余部分也要适应这些要求。但是，如果把 “充分就业” 作为主要目标，并把它解释为（有时是这样）可以通过货币手段在短期内创造的最大就业，冲突就会出现。这就是渐进式通货膨胀。
我们是可以达成高水平的稳定就业的合理目标的，我们同样也知道要如何追求某种稳定的综合物价水平。从实际目的出发，对这一价格水平做出精确的定义可能并不十分重要，除非它应该涉及的不仅仅是最终产品（因为如果它涉及的仅仅是最终产品，那么在技术迅速进步的时代，它可能仍会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趋势），而且它应该尽可能地以国际价格而不是当地价格为基础。如果两三个主要国家同时采取这种政策，那么这种政策也应与稳定的汇率相协调。重要的一点是，货币当局不会允许价格波动超过一定的已知限度，甚至不允许价格接近使政策必须发生重大逆转的位置。

通货膨胀的微弱反对力量#

虽然有些人明确主张持续的通货膨胀，但这肯定不是因为大多数人想要通货膨胀，所以我们才有可能会得到通货膨胀。当有人指出 “即使是每年 3% 这样看似温和的价格增长也意味着物价水平在每 23 年半就会翻一番，而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在一个人正常的工作年限内，物价水平几乎会翻两番” 时，很少有人会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种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的危险与其说是由于那些故意鼓吹通货膨胀的人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反对者软弱。为了阻止通货膨胀发生，我们有必要让公众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不做这些事情的后果。大多数有能力的学者都认为，阻止通货膨胀发生时所遭遇的困难仅仅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然而，几乎没有人相信货币当局有权力而且也有能力阻止通货膨胀。有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货币政策将在短期内创造奇迹，也有人悲观沮丧地对其长期效果频频摇头。
有两点，不管我们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第一，除非我们制止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我们将无法阻止那种越来越朝着国家控制方向发展的形势；第二，任何持续上涨的物价都是危险的，因为一旦我们开始依赖于它的刺激作用，我们就会毫无选择地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一方面是更多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为我们的错误付出经济衰退或萧条的代价。即使是非常温和的通货膨胀，它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那些负责政策的人束手束脚，以致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每当出现问题时，稍微提高通货膨胀便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讨论个人为保护自己不受通货膨胀影响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如浮动合同。这些措施不仅经常使通货膨胀的过程自我加速，而且还增加了维持其刺激作用所必需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就让我们简单地指出以下问题吧。通货膨胀使中等收入的人越来越不可能依靠自己养老；它不鼓励储蓄，鼓励人们负债；通过摧毁中产阶级，它在赤贫者和富人之间制造了危险的鸿沟。这些特点是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社会的典型表现，也是这些社会如此紧张的根源。更糟糕的也许是那更广泛的心理影响，即在广大人民中蔓延的那种无视长期观点和只关心眼前利益的精神现象，已经在公共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通货膨胀政策通常是由那些希望政府加强控制的人倡导的，这并非偶然 —— 尽管不幸的是，并非只有他们这么希望。通货膨胀使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从而也使人们要求政府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这对社会主义者可能是有利的论据。然而，那些希望继续享有自由的人应该认识到，在那种恶性循环中，通货膨胀可能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基于这个原因，所有那些希望停止政府控制的人应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货币政策上。没有什么比以下这个事实更令人沮丧的了，即那么多才华横溢和见多识广的人士在其他方面捍卫自由，然而他们却被扩张主义政策的眼前利益诱惑，去支持从长远来看必然会摧毁自由社会基础的东西。
《自由宪章》，336~339 页

重申主题 19. 对凯恩斯的个人回忆#

即使对那些了解凯恩斯，但无法接受他的货币理论，以及认为他的言论时不时就有些不负责任的人来说，凯恩斯的个人魅力仍然让人刻骨铭心。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他比我年长 16 岁）来说，早在他成为真正的经济理论家之前，他就是一位英雄。那个毫不畏惧对 1919 年和平条约中的经济条款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不正是他吗？我们欣赏他那些文采四溢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直言不讳，思想独立，尽管一些年长而敏锐的思想家立刻指出了他论点中的某些理论缺陷。我们这些有幸与他交往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能言善辩深深吸引。他既博学多才，又有迷人的嗓音。

•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那是在 1928 年于商业周期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虽然我们第一次就利息理论的某些方面争论不止，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是朋友。尽管我们很少在经济学上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依然有很多共同兴趣。他的言谈举止有些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他会盛气凌人地不顾年轻人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他毫不低头，那么即使这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以后也会永远尊重这个人。1931 年，在我从维也纳搬到伦敦后，我们便经常通信，并时不时面对面地交流。
  凯恩斯改变思想

我曾答应《经济学杂志》，对他刚出版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予以评论。为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两篇长文。对于第一篇，他的回应是对我的《物价与生产》的反击。我认为，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驳倒了他的理论体系（基本上体现在第一卷中），尽管我对这部著作第二卷中包含的许多深刻但不系统的见解非常钦佩。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白费了，这让我非常失望，因为在我的第二篇文章发布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改变了想法，不再相信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当他那本现今已经闻名全球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我不予置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 我后来为此自责不已。我担心，在我还没完成我的论证之前，他就会再次改变想法。尽管他称它为 “通用” 理论，但在我看来，它显然是一部体现时代的著作，并受到他所认为的在政策上的货币需要的制约。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我当时只是模糊地注意到这个原因，但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时，这个原因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对那本书的不同意见与其说是来自其分析中的任何细节，不如说是来自整个著作所遵循的一般方法。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分析的有效性。我现在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主要意义将会显现出来 —— 在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暂时衰落方面，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其他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多才
事实上，尽管凯恩斯喜欢摆出一副能未卜先知但没有什么人听得进去的预言家模样，但他对自己的说服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像演奏乐器的演奏家一样影响公众舆论。就天赋和气质而言，与其说他是专家或学者，不如说他是艺术家和政治家。他虽然天赋异禀，但他的思想既受纯粹理性因素的影响，又受审美和直觉的影响。对他来说，学习知识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他有着无与伦比的记忆力。但是，他的直觉使他在证明结论之前就确信这些结论，并使他以截然不同的理论论据来为同样的政策辩护，这使他对通常用来促进知识发展的缓慢而艰苦的智力工作失去了耐心。

• 凯恩斯是如此多才多艺，以至别人在评价他时，认为他那既错误又危险的经济学似乎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你考虑一下他在经济学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多么少，那么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他作为经济学家被人铭记的事实，既是奇迹，又是悲剧。即使他从未写过经济学方面的东西，他也被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作一位伟人铭记着。
  我无法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表明：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五六年里（那时，他已经身体抱恙），在他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公共服务。然而，正是在那些年里，我比较全方位地认识了他，对他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战争爆发时，伦敦经济学院搬到了剑桥，
• 当 1940 年我必须在剑桥久居时，他在他的学院为我找到了住处。周末，他竭尽所能地在剑桥寻找安静的地方。我经常见到他，对他的了解也不仅仅限于工作。也许是因为他想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抑或是因为他所有的公务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他所有的其他兴趣都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在战前减少了与商界的联系，放弃了学院工资，但他在公务之外仍积极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活动，而这些是会耗尽其他大多数人的全部精力的。他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关注与平时一样多，而且他那强烈的个人喜好和反感总是显露无遗。
  我特别记得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件事尤其具有代表性。战争结束了，凯恩斯刚刚完成一项政府使命，又要去华盛顿处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人们会认为这件事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然而，那天晚上，他向我们一行人详细介绍了美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藏书情况，似乎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研究这些藏书。他本人就是这一领域的杰出收藏家，他收藏了这个时代的大量手稿和绘画。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的智识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审美偏好决定的。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文学和历史。他觉得 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魅力无穷的，至少在他感兴趣的知识方面，他是一个专家。但他非常不喜欢 19 世纪，偶尔会表现出对 19 世纪经济史的无知，甚至都不了解那让经济学家都感到惊讶的经济史。
• 在这篇短文中，我甚至无法勾勒出指导凯恩斯思想的一般哲学和生活大纲。这是一项尚未开始的任务，因为在这一点上，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爵士那本既聪明过人又极为坦率的传记是远远不够的 —— 或许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认同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主导凯恩斯那代人的独特的理性主义。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知识的人，我强烈建议你们读一读凯恩斯自己的文章《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这是在一本名为《回忆录》（Two Memoirs）的小书中发表的。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谈凯恩斯理论的未来。也许从我已经说过的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我相信，凯恩斯理论的未来不取决于将来人们如何讨论他的特殊定理，而是取决于将来人们如何发展社会科学的正确方法。凯恩斯理论只会作为一种普遍方法的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例子出现，而这种方法的哲学论证似乎是漏洞百出的。尽管它依赖于明显可测量的量度，乍一看比旧的微观理论更科学；但在我看来，它获得的这种伪精确性是以忽视真正支配经济体系的各种关系为代价的。即使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不能实现宏观经济学所追求的定量预测，但我相信，通过学着让自己对微观经济学那更温和的目标感到满意，我们起码会对复杂经济生活秩序的运作原理更加了然于心，而宏观理论那必须对问题做出的武断简化却几乎会掩盖全部的重要真相。我大胆预测，一旦我们解决了这个方法问题，“凯恩斯革命” 就将作为一个插曲出现。在这个插曲中，正确科学方法中的错误观念导致许多重要见解暂时消失，这些重要见解是我们已经拥有的，而且我们终将痛苦地重新获得它们。
  节选自《关于凯恩斯和 “凯恩斯革命” 的个人回忆》（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eynes &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20. 加拉加斯会议评议
20 年前，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感到非常失望，这使我对货币问题失去了兴趣。我原以为这种制度很快就会被弃如敝屣，但我错了。它的主要创新之处是，将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责任强加给债权国。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货紧缩时期是合理的，但在通货膨胀时期就不合理了。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繁荣是由通货膨胀带来的，它的延续取决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如果物价上涨低于预期，经济就会走向萧条。我原以为 10 年的时间就足以让我们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然而，25 年后，我们才进入由减缓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衰退阶段。当下，我们就是在抓着老虎的尾巴：这种通货膨胀还能持续多久呢？如果我们不再抓住（通货膨胀的）老虎的尾巴，老虎就会把我们吃掉。然而，如果老虎跑得越来越快，我们誓死要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还是会被它拖死！在这里，我庆幸自己不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哈耶克在加拉加斯举行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的论文评议）